适应城市居民生活的市井文学产生和发展

一、适应城市居民生活的市井文学产生和发展

（一）市井微微新风吹：城市文明转型的先声

作为人类生产与生活社区的城市，虽然以其人口、物质、财富、知识和信息等的集中性与流动性，居民成分的异质性和价值追求的多样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组织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人际关系的业缘化，同农村社区鲜明区别开来；但是，存在于不同生产方式下的城市，其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则是大有差异或有本质差异的。由于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也汇集着巨大的反文明的力量），又具有对人类文明变化（特别是文明转型的时代特征）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与适应性的特点，并且可以从民风（民间风俗、习惯的形成、表现与发展变化）这个文明的浅显层次上迅速地反映和表现出来，大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味。因此，对明清时代城市的民风变化进行研究，即从资本主义萌芽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反映及由此形成的市井文化特征着手研究，就可以深入地触摸到资本主义萌芽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和政治意识文明形态中的震颤。

在封建生产方式制约下的城市（特别是国都及其他大中城市），鉴于官营工（手工）商业处于主导乃至垄断地位，加上对居民实施“坊里制度”的管制，把整个城市生活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就汉唐时代的城市来说，不论是“文景之治”、“汉武鼎兴”，还是“贞观之治”、“开元全盛”，城市虽然商贸繁华，但构成这繁华景象、享受消费的主体，无一不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地主豪绅和富商大贾之类人物，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农村进城服役的工匠、驻城的守军等），如果不是各种消费品的生产者、加工者，就会是城市消费（特别是奢侈性消费）的旁观者。当时的宵禁制度使城市居民不敢有夜生活；即使白天，在公共场所也很少有大众性的娱乐活动。这种状态使得那些帝王后妃、王公贵族们，在厌恶了宫廷娱乐和府邸生活之余，不得不亲自动手在宫廷之内，在宛署辖区里学作商贾。例如，两晋南北朝时期，晋愍怀太子在宫中作“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酤贾于水侧，与亲朋好友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后宋废帝昱，喜入市里，晨夕驰逐，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炼金银，裁衣做帽，莫不精绝。……帝王之尊者尚且如此，臣属们就加倍效尤。两宋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时势改造了城管制度，冲破“坊墙”的藩篱，居民“侵街”，促使“坊里制度”以及与之相连的“街鼓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郊外游乐场所的兴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城市的辐射力向周围村镇发散，城市生活的封闭性开始被突破。越往后走，城市的开放图景越来越显现出新的特征：

其一，城市内部的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日益增强的城市经济功能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南宋时期出版的《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以都市民情风俗为重点，反映了北宋末年的东京（开封）城市生活。举凡衣食住行、京瓦伎艺、岁时节日、市井杂俗，无不纳入书中。如卷五“民俗”条云：“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盒器皿，车担使动，奇巧可爱，食味如羹，不敢草略。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有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出是何色目。”商铺当街，既悬有招牌广告，还有买卖的叫唤声。孟元老在这里十分简要地描述了街市人等的职业分工、身份地位和穿着打扮，往下便一一地详加介绍。例如，讲到相国寺的定期市场（每月开放5次，万姓交易），大三门为飞禽猫犬，珍禽异兽；二三门有各种露屋散棚，陈售日用杂品、时果腊脯，孟家道院卖笔墨、花朵、珠翠、帽冠；殿后售书籍、古玩、土物、香药，等等。两宋时期的东京和临安（杭州），既是国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了。沿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功能增强这条线走下去，明代中期以后的城市（且不说那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就是那些以各级国家机关治所——政治统治为主要职能的城市），同以往（特别是宋代之前的）城市的差别是越来越明显了。

其二，城市的文化功能倾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市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及其表达方式，在文学艺术中开始得到反映。在阶级社会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总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反映和表现；因为在同一历史时空中，经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治利益的多样性，所以文化是多元化的，有的甚至在性质上是对立的，在发展方式上是对抗的、斗争的。因此，辨别文化性质的选项标准虽然不可强求其唯一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则更强调区别文化性质的标准（最根本的是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用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来观照，明清时代城市文明的转型，其文化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普通市民特别是那些底层劳苦大众的生产与生活状况，开始在文艺（主要是话本、戏剧一类）中得到反映，城市中的工匠商贾（有买卖珠宝的、贩运布匹的和海外经商的各种商人，有小手工业者、机户、碾玉工匠和线铺主管，有表褙铺主的女儿、贩香商人的姑娘，还有挑担卖油和提篮售姜的小贩，等等），他们不再是任意被侮辱、被践踏的猥琐形象，而是大量地作为正面人物在作品中出现，反映了人们藐视封建等级观念，对职业与人性、市场与官场、人格与权力开始了新的认识，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向社会根基回归性的变化。

其三，城市的人际业缘化关系明显增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在提高。同农村相比，城市是异质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美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有一段极好的描述：“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当然，这里说的是在高度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城市，各色人等、各类职业既高度分工（化）又高度联系的强组织化状态。在城市里生产与生活的人们，谁也离不开谁，城市就是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整体。然而，它是怎样地由半自给自足的封建城市演变而来的呢？从根本上说，是市场关系的作用在城市组织上战胜了政治强制作用的结果。明清时代的城市处于从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的交接点上，它对封建政治在组织上强制性的突破，第一步就是城市生产中业缘组织的出现。唐宋时代的城市早就出现了工商业者的组织——“行会”，其职能在往后越来越成为协助官府对工商业者实施压榨的工具。后来又出现了介于买卖双方之间的“牙行”（其主事人称为“牙人”或“行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也日益由提供行情、便利交易转向垄断市场、阻碍自由贸易，很不利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明朝中期之后，城市商人组织发生了变化：一是行会的职能从封建官府的“帮办”向保护同业者的利益转变，是一切具有特定经济关系的商人，借助于封建迷信手段（如供奉某位先贤或某个神仙）组织起来的会所，所以能摆脱官府的控制，其作用是将具有共同利益的陌生人团结在一起。二是出现新的商人组织——“行帮”和“商人会馆”。城市是来自各省、各地的万商云集之地；同省、同地的商人在同一个异地城市居住久了，也会由原先的陌生人变成老熟人。他们为了在异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便按照乡土关系组成了不同的“帮口”，如山西帮、徽州帮、江西帮等（明末清初中国的十大商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帮口不仅意味着是同乡商人，而且还是同行的商人，所以它的出现便成为商人增强自己力量的一个标志。同乡人在外埠组织帮口需要寄居场所，于是便共同筹资兴建，名之曰“会馆”。此后其功能变成了类似现代的“公司”，开展商品收购、销售、仓储、运输一条龙的服务，使商人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当地“牙人”的垄断和控制，反映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官府对商人束缚的松弛。与此同时兴起的还有下层手工业者之间联系（业缘关系）的加强，它在反对老板（业主）和行会斗争中开始发挥重大作用。《明世宗实录·卷24～25》记载了先后爆发的陶工为增加工资而反失业和反业主斗争的事实。《江西视臬纪事·卷4》描述清初手工业工人的斗争情况：景德镇打短工的人每天不下数万，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敢于“不纠于法，锱铢必较”，“少有龃龉，动即知会同行罢工罢市，以资挟制”。

（二）直抒胸臆，抗争自由：市井文学的价值追求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是城市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酷统治下，官府与官学所控制的城市文化，其主流当然充斥着封建文化的糟粕，主要特征有：（1）深深地打下了皇权专制主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遵循三纲五常、歌颂王权皇恩，这是发展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掩饰官宦恶绩、愚弄大众百姓，这是几千年的文学艺术创作的不变主题。（2）封建文化中贯穿着强烈的宗法意识和家族意识，从来就不肯定甚至不承认个人的权利及其存在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没有类似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宗教对人的思想实行赤裸裸的钳制，但是，通过儒家学说（国外普遍地称它为儒教）在“礼治”的旗帜下，向人们灌输的宗法意识和家族意识，把人们的思想文化同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视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家族与宗族——光宗耀祖，为了传宗接代。由于皇权统治是所谓“真命天子”的“家国天下”，因此，一个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在国要忠于君王，要做所谓“忠孝两全”的人；万一“忠”与“孝”发生矛盾而忠孝不能两全，那该怎么办呢？儒家的原则是首先“尽忠”。所以，千古以来的封建糟粕文化（尤其是那些十分浅显、具有大众教化功能的蒙学读物之类），无不是向社会提倡和宣扬那些对统治者逆来顺受、俯首贴耳的忠臣孝子、烈女义夫，等等。鲁迅先生把封建文化说成是一种“吃人的文化”，真是一针见血！毛泽东则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他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8]

植根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封建文化，是免不了要产生这些糟粕的。但是，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人们对利益得失的感觉与体会也是实实在在的。封建文化的遮羞布终究挡不住广大人民（首先是直接生产者）的眼睛，他们自古以来就用民歌、谣谚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直抒胸臆，抗争自由，只是在万般重压之下，其声音微弱罢了。一旦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封建政治上层建筑开始动摇，不仅封建性的糟粕文化要去掉，就是那些有民主性成分的封建文化也将受到改造。明清时期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掀翻封建文化的滥觞之源。这是因为：作为商品货币经济参与者和推动者的城市下层民众，在从事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换中，亲自经历了个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变、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变的全过程，极其感性地体验到了个人存在的意义。因此，他们在物质生产与人生感悟中的酸甜苦辣，积极地要求在文化艺术上得到反映；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需要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和思想理论加以表达。他们不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方式“悠闲散漫”的农民，其市场之竞争和生活节奏之快速，都是农民无可企及的。因此，商人也好，工人也罢，他们在紧张工作之暇，都急切地需要某种精神文化特别是游艺娱乐来填充。这种现实的广泛的要求，就为城市文化中非主流甚至是反主流意识的具体内容和物质载体，提供了基础及其开展活动的动力，两宋时期的城市戏剧与话本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鉴于这些娱乐项目的内容并不全是忠孝节义、神魔鬼怪的故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当时广大城市下层民众所思所想的内容；市民们观赏了这些大众娱乐节目之后，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共鸣。诸如《莺莺六么》杂剧中，女主人公对自由爱情与婚姻的追求，就带有强烈反封建的色彩；又如《张协状元》杂剧中，对财富和商品货币价值观念的认识，以及它给予男女情爱和婚姻影响的揭示等，都十分打动人心，感动社会。古人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两宋城市文化中，对人生自由价值的追求与货币、财富意识的增长，可以看做是城市文明转型的“山雨欲来”的先兆；待到明朝嘉靖之后的城市文化，就“满楼”已见“风”拂了。

明朝的文学艺术种类繁多，其发展之速、成就之大者，当数小说与戏剧。就地域性来着，以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城市为甚。广大市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印刷术的繁荣，城市私塾的发展，以及市民知识分子——有文化而又不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产生，依靠自己的才学和爱好投入小说、戏剧的创作，等等，都大大促进了明嘉靖之后小说、戏剧的迅速发展。其盛况正如明人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所记：“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文妇，尤所酷好。”通俗文学流行过程中的商业化现象，又进一步地推动了不少文人创作小说、戏剧的热情。“万历年间，有才子张某，自命风流，酷爱编选小说，刊行发卖，自谓借人泡影，作纸上机锋，事属子虚，无伤阴德耳。”（《劝诫类钞》）在这个背景下，文人加工整理民间话本，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戏剧。就小说而言，当时的《三国演义》树起了历史小说的高峰，《水浒传》成了反叛朝廷的英雄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则是敢于藐视“玉皇大帝”权威的神魔小说的楷模，《金瓶梅》在世情小说中取得了揭露封建社会黑暗面的前无古人的成就，等等。至于戏曲方面，不仅有《牡丹亭》借写妇女为了“情”可以由生到死、由死再复生的故事，对反封建精神作了强烈的表达；而且还有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中重大政治事件的戏剧创作。这些戏剧或者直接描写、痛快淋漓地对黑暗政治加以揭露；或者以借古讽今的手法针砭时弊。例如戏剧《呜凤记》，描写了嘉靖时代震动朝野的严嵩集团和反严嵩集团的政治斗争，鞭挞了严嵩结党营私、误国害民的丑恶行径，歌颂了爱国的正派官员杨继盛等人悲壮牺牲的感人故事。戏剧《金环记》歌颂了为民请命的清官；戏剧《磨忠记》抨击了权宦魏忠贤；戏剧《郁轮袍》借骗子王推能得到岐王和九公主赏识的滑稽情节，嘲讽了明代官场特别是科举的肮脏和腐败，等等。明朝中期之后的小说、戏剧（特别是几部思想性艺术性成就很高的现实主义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代都影响深远。

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皇帝独裁、集权专制。突出的表现就是宋明理学宣扬的在思想上“存天理，灭人欲”，根本否定人性；在制度上就是用官僚等级结构的行政网络笼罩社会，用人治和特务手段管理国家，国民完全没有民权、民主；在社会生活中搞“家长制”、“一言堂”，实施“奴才政治”，完全不给人民以任何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广大臣民深受封建统治之苦，而其中以妇女所受之苦更盛。因此，在市井大众所喜爱的小说、戏剧中，其反封建的内容就不能不聚焦于描写爱情的作品上，通过对男女情爱和人性的描写与表达，特别是以浓墨重彩对那些明目张胆地反封建伦理的鲜明个性的描写（例如对充盈于有情人之间的偷情、外遇等现象，许多作品都摒弃了理学式的批判说教，而是本着同情、欣赏和肯定的态度），通过倾注万般同情心对人性美好与人格尊严追求的诉说，从而揭开了中国文学直抒胸臆，抗争自由的市井文学价值追求的序幕。还值得一提的是，由宋朝城市艺人们启开的在市井中流行的傀儡戏、皮影戏乃至旅途小店的粉墙题诗作文，直抒胸臆的表达等形式，明清两代人都全面地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表达了商品交换中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对专制制度的痛恨与反抗，对自由幸福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