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反叛”与政治哲学对民主的微弱呼声

时间：2023-09-0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当时进步思想家李贽等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了“贵生论”的主张，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了“人”对生活的要求和对性情的欲望，所以在其创作中贯穿了一个“情”字。袁宏道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公安派”的领军人物。

二、文学理论的“反叛”与政治哲学对民主的微弱呼声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文学理论对封建礼教发起的进攻

任何社会生活无不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有机构成的复杂整体。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19]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其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官僚和民间各种大大小小占有土地的地主，等等）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直接生产者——农民（农奴）。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利用超经济手段和各种形式的地租，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作为这种经济集中表现的封建政治，就是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按照封建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及其物质附属物——各级以国家名义建立的暴力机构（军队、法庭、监狱等），就是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服务的工具。广大人民对封建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抵制和反抗时，无不受到封建官府毫不犹豫的残暴镇压。反映这种经济、政治的封建意识形态，就是经过不断改造、吸纳了各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意识，主要是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之类，封建的意识形态被其御用文人们说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其实，这种实施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统治的价值体系，就是儒家中最具糟粕的部分，在其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宗教观及其政治制度，才是阻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症结所在。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封建意识形态就有对其抵制、批判和反抗的思想意识，它们构成了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文化，起着教育人民、消解封建统治制度的作用。这种非主流文化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文艺性的形式，即用描写具体生活图景、形成形象或形象体系的方法来反映社会生活，寄托作者思想情感和价值追求，这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表现方式；二是理论性的形式，即用概念、判断、推理从而形成理论观点或理论体系的逻辑思维方法，用以揭示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直述作者对社会本质及其发展的认识，这是一种抽象思维的表现方式。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对两者的区分是这样说的：“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一个是证明，一个是显示，可以说它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20]

用文艺方式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既要有创作的各式各样作品作为载体，又要有指导这种创作的理念或学说体系，这就是作者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理性修养的程度和社会（尤其是文艺理论专家）对其作品的评价。上述情况不论在主流文化（艺）还是在非主流文化（艺）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文艺创作实践与文艺理论指导是文艺发展过程中有机结合的整体。在明清时代，由于不少知识分子加入到城市通俗文学创作队伍的行列，这就不仅使高质量反映和表现市民生活的小说、戏剧作品空前地增加，而且对进一步地反抗封建礼教与政治制度的束缚，对指导市井文学正确发展的理论建树，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就明朝万历年间来说，徐渭、李贽、汤显祖和袁宏道等人，虽然都不是直接的体力劳动者出身，而且也曾经在宦海中沉浮，思想上也打下了地主阶级的烙印，夹杂了不少封建的落后意识；但是，他们既对儒家礼教（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反人性与官场政治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和体验，又对商品货币经济大潮带来的时代变革有巨大敏感性，所以都是当时反封建礼教的勇猛斗士。他们不仅在思想上敢于旗帜鲜明地针对当时所谓“前七子”、“后七子”的文化主张，即为挽救封建文化崩溃而提出的文化复古主义开展批判，在批评中表明自己对文学艺术基本问题的看法，要求绝假纯真、抒发直感，即文学要表现鲜活的现实；而且还以自己大量的诗文与戏剧等创作成果，实践了自己的社会主张。例如：徐渭提出“本色论”，认为文艺应该表现人性的本色和人格的力量，不要落在封建礼教、达官显宦和世俗文士的槽厩之中，更不要复古，文贵创新。他的诗文奇纵恣肆，杂剧《四声猿》更是以喜剧、闹剧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封建礼教的悲愤和批判，由此扭转了明代前期宫廷杂剧歌功颂德的风气。他擅长的行草书法与水墨花竹及山水人物画，亦能借以表达其思想和性格，为明书画家所宗。李贽提出“童心论”，认为“童心”即人生本来固有的“真心”、“良知”。人有童心，因此生来就能明辨是非，分清真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在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所以，人应该保持童心，不使丧失。虽然这个认识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反对虚诈伪善的传统理学，倡导文学绝假纯真、抒发直感，干预现实生活方面，其意义十分重大。汤显祖，临川（今属江西省）人，别号清远道人，明代著名的剧作家。今知其剧作有《紫箫记》及《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五种，（后四种又称“临川四梦”）。汤显祖21岁中举，一身正气，不肯交结权贵。为官时关心民众疾苦，压抑地方豪强；上书弹劾贪官污吏，诗文抨击时弊黑暗。在当时进步思想家李贽等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了“贵生论”的主张，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了“人”对生活的要求和对性情的欲望，所以在其创作中贯穿了一个“情”字。他的“临川四梦”，就是当时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抨击朝政腐败的代表作。汤显祖的创作思想被称许为“至情论”。袁宏道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公安派”的领军人物。在文学创作中，他提出“性灵说”，强调文必贵质，主张诗文应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抒写自己的真实情感，要“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尽管这种主张有所偏颇，但在当时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把“人”不当人的社会现实中，从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角度看，其文学意义所表达的政治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上面列举的文艺理论思想，仅仅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起始阶段日益兴起的市民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不仅对往后文艺创作实践的指导，特别是对晚明小品的出现与清代长篇小说的制作，诸如代表中国文言短篇小说最高峰的《聊斋志异》，代表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经典作品的《儒林外史》，代表伟大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小说《红楼梦》的诞生产生了伟大影响，而且对清代文学理论批判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多样性等方面的成就，也起到了指导作用。从更深刻的角度看，明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推动社会转型、催生民主、自由的政治启蒙思潮，也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由此可见，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不仅是整个政治革命的一部分，而且还在其中充当了革命政治冲击的先行部队。

（二）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中国政治哲学响起了微弱的民主呼声

明清两代在政治思想上的严酷统治为历代所罕见，而满清王朝尤甚。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人入关之后，“于政治则取高压之策，凡臣工可以互相诋诘，而绝不容有指斥乘舆之语；又不喜人民议政或干预政治。鉴于明代党争之祸，故大臣稍涉党嫌即获重罪。故当时政治只能毛举细故。汉大臣只从顺求容免无过咎；而满洲王公大臣，其贪污黩货，相习成风”。^[21]因此在政治教化上规定了许多严厉措施，诸如：人民不得议政，有之则以妄肆诋斥论，处斩；官员不得见好民众，凡发现或认为有讨好或偏袒民众者，轻则获罪，重则处死；下官对上司不敬或稍有指斥者，一经发现，不是去职，就是问斩；特别不容官员之间有党嫌，被发现或被怀疑者往往重罚至死，还株连其族，等等。对汉人知识分子的言行，只要是认为有“反清”嫌疑者，即施之以“文字狱”。一案下来，往往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被害。在这种政治高压和思想桎梏之下，一般人只得顺求容免无过咎，小心翼翼地谨守礼法，匍匐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之下。那些有远见、有胆略的思想家们在当时环境下，能从思想理论和政治上直接地喊出反封建、求民主、争自由的呼号，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又多么的难能可贵啊！然而，时至晚清，汉人虽然还不能十分深入地参与大政，但清廷倚仗汉臣之心亦渐盛，“教化又渐趋于自由，中国本身学风亦变。欧洲学风破关而入”。^[22]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到西洋民主、自由新风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近代政治意识也开始加强，清廷妄想依靠中国传统之学术来同时代潮流大力相抗，企图阻挡历史前进的企图也不易得逞了。于是，政治思想上“专制与民主”的斗争，便进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时期。

农业文明时代，沉睡在小农经济根基上而敢于从政治上直接对皇权专制的思想及其制度发动正面冲击、发出反叛呐喊的，在中国就只有历史上那些农民起义的英雄豪杰和他们的领袖。诸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红巾军）；“等贵贱，均贫富”（李顺、王小波）；“均田免粮”（李自成），等等。这种呐喊的鲜明政治目的，就是强烈地表示出对“三纲五常”所谓天道的反抗，就是要用农民革命的暴力推翻当时王朝的反动统治（黄巢作诗曰：“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其意为让穷苦人过上像富人那样的日子）。但是，由于小生产方式的落后性与历史的局限性，农民们的政治——经济要求缺乏社会演进的新鲜内容，也不可能提出新的社会革命理想及其相应的思想理论体系（只是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后，封建社会最末一次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的后期，总理朝政事务的干王——洪仁玕，才在其《资政新篇》中明确地提出了学习资本主义科学文化，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和主张），因而一个一个地接着失败；即使是胜利地夺取了国家政权，建国后仍旧是“路径依赖”，即循着封建王朝的路径往下走而以失败告终，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所以，如果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催生出某种新的政治意识文明，仅靠农民政治意识的指导，农民革命是打不过“老佛爷”（封建皇权专制）手掌心的，是不能实现自身解放的。

新的资本主义政治意识文明的萌生，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萌芽并有了与之相应的市民阶层作为载体的条件下才产生的。明中期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干的市民阶层的初步形成及其同封建官府斗争的展开，城市生活方式与市民文化在形成中的良好势头，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敏感，尤其是一批批反映市民价值倾向从而发动对封建礼教犀利批判的文艺作品的诞生，等等，这就为中国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意识上萌生新的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从明正德年间至鸦片战争前夕300多年间，一批学者诸如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通过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与戏剧）和文学批评理论，对市民意识进行了启蒙教育，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有力地揭露、批判了当时封建政治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以及皇权专制和各种禁锢人性的封建礼俗，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后人称他们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和比他们出生稍晚的唐甄等明清“实学”派人士（除上述四人之外，还是诸如颜元、傅山、王源、刘献廷、顾祖禹，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从政治思想理论方面同封建主义直接交锋，提供了形象的教科书。这些具有某些初步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尖锐地批判封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的勇敢斗士们，其建树的政治思想理论和国家学说，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考察国家（君主）的起源，否定了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根据。黄宗羲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因而最初的人类是各管各，公利公害都无人过问。为了管理公共事务，就出现了勤劳、大公无私和热心为社会谋利益的人，这就是最初的“君主”（显然，在黄宗羲的思想上并没有将君主与国家作严格的划分）。他说：“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其此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明夷待访录·原君》）后来的君主失去了最古君主“大公无私”的品德，他们把天下国家当作“私产”来追求，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灾害。唐甄进一步地指出：“君者，利之源也，奸之的也。人皆的之，人皆中之，以一深宫不尝事之人，而环而伺之者百千辈，虽有智者亦有所不及也。”（《潜书·任相》）这就是说，为了争夺家国天下这份私产，往往闹得人相争斗、血流成河；再聪明的人当上皇帝而“居深宫不尝事”，只会被小人包围而偏听偏信，所以明君是不可能有的。顾炎武对君主之“国”与人民之“天下”作了区分：“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由此，他把人民与统治阶级区别开来，并界定了人民的崇高职责：“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这就是几百年来那句鼓舞中华各族人民宣誓捍卫祖国独立、民族尊严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宗羲从人生价值观的角度说明了臣子的职守：“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主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君》）由此，他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断。

其二，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潜书·上相》），否定了封建帝王是天生圣人的神话。唐甄解释说：“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之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颖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潜书·室语》）把天子捧成圣人这是一帮皇权的“吹鼓手”们通过“造神运动”制造出来的。唐甄说：其实，“天子之尊，非天下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黄宗羲也说：“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物”（《明夷待访录·原臣》），所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则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帝害：“夫大损于民而大伤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削于民，二者皆以训盗也；盗国而民受其伤，盗民而国为之乏矣。”（《读通鉴论·卷二十七》）以往，为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立论的依据是所谓“五德终始说”，认为一个朝代的兴起是由于那个开国皇帝正好符合“五德循环”中的某一环节，所以由他建立的“正统”是人们所不能改变的；人民再苦再难也得忍受。王夫之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此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指出：“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离而合之，合者不继离也；乱而治之，治者不继乱也。明于治乱合离各有时，则奚有于五德之相禅，而取必于一统之相承哉！”（《读通鉴论·卷十六》）这种理论上的论证进一步地粉碎了“帝王等于圣人、帝王正统是不可更改”的鬼话。

其三，论证了土地乃天下所固有，抨击了君主擅将“天下之土”据为己有而“割地以封功臣”的盗贼行径和杀人行径。王夫之说：“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土，则天地固有之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原湿不改其旧；其百谷卉木金石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尽管君王自认为有管理天下土地的权力，但“天子受土于天而宰制之于已，亦非私”。《读通鉴论·卷十四》）唐甄认为天子这种私天下之“土”的行为，就是为百官群僚与豪强士绅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做出榜样。天子之所以要笼络这些人并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其目的全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皇帝就是杀人的总头子。他说：人民反抗暴政，“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人，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即使平常年景，人民也无时无刻不受贪官污吏的勒索，“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为了取得上至皇亲国戚下到百官走卒鱼肉人民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历朝历代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黄宗羲认为这些法律都是“非法之法”。“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其四，对社会的治理特别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建构，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性的卓越思想。首先，在民生之本即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所有制上，一些实学思想家突破了往日“均田”、“限田”的说法，提出了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例如，王源说：“谓民之不得其养者以无立锥之地，所以无立锥之地者以豪强兼并。今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官无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惟农为有田耳。”（《平书·卷七》）这种土地思想，与近代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十分相似。其次，在政体上反对皇权专制，主张庶人议政。顾炎武认为再聪明的君主也无法独揽、包办天下之事：“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机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操持也。”（《日知录·卷九》）王夫之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了必须限制皇权的要求。他以宋太祖借杯酒释兵权，将天下军权集于一人之手为例，指出在皇权独揽的情况下，将帅因循苟且，军心不固，军力不强，在外族军事入侵的面前一筹莫展，不得不“城下受盟，金缯岁益”，终于导致“中原趋靡，一折而入于女真，再折而入于鞑靼”的严重后果。（《黄书·古仪》）但是，限制皇权并不是否定中央集权，而是要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这个集权与分权的统一，乃是“古今之通义”。依据隋、唐之制的历史经验，王夫之认为只有把法与理，把循名责实与融汇互济，把分与合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顾炎武还进一步认为要解决庶人议政的问题。他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日知录·卷十九》）黄宗羲、唐甄都具体地设计了庶人议政的方案，那就是允许“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大有把为封建政府培养人才的各级学校变成咨询性的“议政机关”的来头。再次，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上，一是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政策主张，二是在承认人有差别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矩”之治的均平思想。黄宗羲一反儒家的“强本抑末”的传统思想，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这是对市民阶层利益的直接反映。王夫之的均平思想不主张搞绝对平均主义，他认为那不合自然之法，也是不现实的。如果天子真能从“大公于天下”之心出发，那他制定和实行任何一项政策时，都要于“上下、前后、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尚书引义·泰誓中》）。这就是说，政策、法规与制度的制定，都要充分尊重客观实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搞“一刀切”，等等。

【注释】

[1]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2]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7页。

[3]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4]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8页。

[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7页。

[7]《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8]启良：《东方文明畅想录》，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9]启良：《东方文明畅想录》，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10]参阅《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332页。

[11]于素云等编著：《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