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主义“政治文明”的苦果

二、西方殖民主义“政治文明”的苦果

（一）野蛮的黄金抢劫与残暴的奴隶贸易

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从其发达的工业生产、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反对残暴宗教与封建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等来看，给人们的印象应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应该是令人向往的、一片欢乐的天堂美景。从那个天堂里走出来的西方人，也应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可是这种善良的认识是十分幼稚的。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作了深刻的揭露：“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极端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1]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文明不等于温柔与善良，不但在阶级社会里文明没有总是伴随鲜花与歌声的先例，就是在原始文明时代，不是具有血亲关系的人类之间也无所谓爱（而且争斗与战争的流血场景是经常地发生的）。因此，研究社会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问题，绝对地排斥暴力，排斥人类道德所谓的“恶”，是不科学的（这同那种对日常生活中人们行为举止的规范性要求，完全为两码事）。

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政治离不开暴力的支撑；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也不是道德家想象的温良恭俭让。在国家文明（从相对于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原始文明而言）的发展过程中，衡量善恶的标准除了其社会的公共道德标准之外，主要是阶级利益标准：对一些人是善的、美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就可能是恶的丑的东西；反之亦然。但是，这两种标准并不十分科学，它对“恶”在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说，即它是进步还是退步、是先进还是反动，都没有说清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就是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即凡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政治上的“恶”也并非是绝对的坏事，革命的暴力一般来说，它就是新型文明降生的助产士。恩格斯曾经嘲讽地批判不懂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杜林，说他是个竭力“憎恨暴力”的理论狂人。恩格斯指出：“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有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能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12]这是真理。它告诉我们：作为社会进步状态的文明，为了挣扎出“社会进步状态”，特别是在其开始的时候，往往要违背可怜的道德家的说教，使用那些极不文明甚至是违反人性和人道的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特别是其中代表新型利益主体要求的政治文明，承载着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披荆斩棘、鸣锣开道的神圣使命。所以，它在维护、发展一种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破坏乃至损毁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文明是在对抗中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文明就是体现文明这个方面的鲜活典型：一方面，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也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原始积累状况，西欧发达国家“还用武力征服殖民地，杀戮土著居民，抢劫金银财宝，贩卖奴隶和鸦片，进行商业战争，以及发行国家公债，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手段，为资本主义聚敛大量货币资本”^[13]。“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4]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人为自己的文明生活那样地沾沾自喜、不可一世！其实，翻开历史来看，假如用他们的人性观点和道德理论作评判，大家倒是应该记住马克思的话才好，要有一点“为祖先赎罪”的感觉才活得更新鲜！同时，对目前正处于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者，对他们以无情的暴力手段打杀那些吃人恶魔的行为，不要动不动就以什么“恐怖”、“野蛮”、“不人道”、“不文明”等“罪名”横加指责。须知，他们以这种手段进行有限的斗争，也是在为世界争和平，为万代子孙开太平；这些针对喝劳苦大众血汗的剥削者、压迫者的打击手段，同开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祖先们比较，其手段实属小巫见大巫，给人以大有“不入流”的感觉。

公元14～15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其缓慢地在封建社会内部发生。海外贸易特别是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寻找从大西洋到印度新航路的开通和16世纪初环球航行的成功（西班牙人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伽马绕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葡萄牙人麦哲伦一行于1519～1522年第一次完成环球航行），极大地促进了西欧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即加速了15～16世纪西欧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当时，那些从事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工场手工业资本积累（亚当·斯密称此为“预先积累”）的资本家，与封建国家政权相结合，在国内用剥夺农民土地的方式造成了“羊吃人”的悲惨景象，用掠夺教会地产、盗窃公有地等方式强占了大量土地，用金钱向新贵族行贿并促使国家权力机关颁布各种法律，用鞭挞、火烙、监禁及死刑等来惩治流浪的破产农民，把它赶进资本家企业，强迫接受雇佣劳动纪律，等等，四五百年以前的西欧劳动者，就已饱尝了资本主义文明到来的痛苦。但是，如果仅仅只有当代发达国家历史上穷苦祖先们尽情地付出，西方资本主义是断难迅速发展的，这一点我们在此姑且不论。据大量的史料记载，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绝大部分都埋藏在马克思所揭露的那些肮脏的方式——以国家为后盾、把政治权力同资本权力纽结成强大的暴力之中，最突出的是抢劫黄金白银、贩卖黑奴和鸦片，等等。

掠夺殖民地的金银和各种贵重金属，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发家致富之道。西班牙是16世纪的海上霸主，它每年从美洲殖民地攫取的黄金多达5 500公斤，白银24.6万公斤。曾经参加征服拉美海地岛（当时称作“小西班牙岛”）的西班牙人拉斯·卡萨斯在一本《关于小西班牙岛》的书中，记载了殖民主义者虐杀印第安人的残暴罪行：冒险者“进入村里，连小孩、老人、妇女、产妇也不放过，把所有的人全杀光，对村庄加以彻底地破坏和摧毁，就像被放开锁链的狗一样。……他们打赌和争论能不能一刀把人切成两段，或是用战斧能不能一下子把头砍下来或把脏腑切开。……另外，所以被留活命的人都被砍下双手，然后把砍下的手绑到身上予以释放，向他们说：‘带信去——把新闻带给避开我们而逃入山里的人’。”^[15]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杀戮，使其人口锐减。有的资料统计，西班牙人在殖民地历年屠杀的人总计有1 200万～1 500万人之多。海地在西班牙入侵时，岛上原有的土著居民约有6万，到1548年只剩下500多人。^[16]古巴的土著印第安人在15世纪有30万人口，16世纪初（1537年）只幸存1 500人。波多黎各和牙买加两岛原有土著60万人，到1542年只剩下400人。墨西哥是阿兹蒂克文化的发祥地，是美洲大陆具有较高文明的地区。经过殖民主义者的杀戮和抢劫，把墨西哥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和杀人的屠场，在3年（1518～1521年）间全国减少人口1000多万。^[17]紧随西班牙之后到海外大殖民的有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等等。特别是作为17世纪海外掠夺和殖民的主角之一的荷兰（另外还有英、法两国），不但行为极其残暴，而且“智力”也很高超，充分地发展了一套十分“文明”的殖民制度，即由资本家出资组成若干商业公司和殖民公司（例如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享有本国政府授予的特权，在殖民地拥有广泛的权力：勘察、开发资源，行政，税收，拥有军队和舰队，以至必要时与海外有关当局签订条约，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评论荷兰的殖民掠夺行径时指出它“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这就是温和的商业。”为了满足殖民地种植业与采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殖民者猖狂地从事绝灭人性的“奴隶贸易”，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一本万利的事业。欧洲殖民主义者从16世纪把非洲的黑人作为奴隶贩运到南美洲种植园（种植烟草、大米、蓝靛和棉花等），始于葡萄牙，每年的输出量约10000人。英国人急起直追，成为17世纪“奴隶贸易”的主角。1588年，英国成立经营奴隶贸易的“皇家非洲开发者贸易公司”，先后战胜了荷兰和法国，一举夺取了世界“贩奴冠军”；1750年，英国商人组成“非洲贸易公司”，与皇家公司开展竞争。仅后者在1680～1786年106年间，就从非洲向北美殖民地贩运“黑奴”200万。17～18世纪是奴隶贸易的鼎盛时期，欧洲较为发达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不从事奴隶贸易的。他们将欧洲的商品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然后把奴隶输送到北美卖掉，购进殖民地产品（主要是农副产品）运回欧洲，把这些产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再到非洲去换取奴隶。欧洲人究竟从非洲运走了多少奴隶？没有确切的统计。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估计，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数目，16世纪约90万，17世纪约275万，18世纪约700万，19世纪约400万，总计约达1 500万人之多（在当时资料统计工作很粗糙的条件下，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就是说比实际情况只会少而不会多）。而且，每运1个奴隶到美洲，至少有4～5个奴隶死在非洲的运奴船上。再加上向东方的奴隶贩卖100万～500万人，所以，非洲在15～19世纪中损失的人口至少有2亿1千万人。^[18]正是这种“三角贸易”的蓬勃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英国18世纪的产业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对北美殖民地的奴隶制度评论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19]我们一方面对于西欧大工业的产生使人类文明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怀着欣羡；同时又对这种建立在白骨堆上的近现代文明，对这个在人类进化史上犯下滔天大罪的资本主义文明，不能不从道德良心上予以痛恨和谴责！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困扰当代人类的最大难题啊！

文明是人类进步和利益发展的要求与反映，在国家文明的发展阶段上，其进程又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有时甚至是大部分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如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极高水平、如果物质生产的产品没有极大丰富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在此之前的任何政治文明所承担的责任就是为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鸣锣开道、铲除障碍的作用。由于人们利益的分化及其不同利益集团的构成，根据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追求而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质是有差别的（有的可能在性质上是对立的）。对社会而言，有的政治是文明的表现，有的则可能是反人类文明的；有的政治的文明性表现出来的力度比较强，有的则比较弱。总之，文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即使是政治文明的表现，其手段的温情程度与人性化水平也不能整齐划一，还要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二）鸦片战争给中国送来的“西方文明”

鸦片战争之前一二百年，当中国还沉睡在狂妄自大、如痴如醉的君主专制封建王朝的酣梦之中，有些西方国家已跨进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门槛，其资本的原始积累已到了相当程度，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当他们在美洲和非洲大肆残暴地抢劫金银财宝、贩卖奴隶的时候，也开始了以贩卖鸦片谋取暴利、祸害殖民地人民罪恶勾当。西方的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政治罪恶与道德沦丧，使中国人民特受其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其初期也是全方位的。1514年，葡萄牙人的海盗商船就开到了中国，在广东沿海州县大肆抢劫财物，贩卖人口。1517年，他们占据了广东的东莞县屯门之后，又到福建、浙江沿海劫掠，并同“倭寇”勾结起来骚扰我国东南海疆长达20多年。1553年，葡萄牙人采用欺诈和贿赂手段，窃取了我国澳门并将它变成殖民地。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等。荷兰人1624年占领我国宝岛——台湾，在那里为非作恶、祸害台湾人民达38年之久，1661年被明末爱国将领郑成功收回。1637年，英国人的武装商船来到澳门，驶向广州，曾炮轰我国虎门海防要塞，妄图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由于英国1600年在印度设立了东印度公司，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又赋予该公司以贸易专利权，这就使英国殖民主义者有了侵略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据点。于是，1699年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便在广州设立了商馆，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机构。17、18世纪的明、清两代王朝在对外贸易方面，实施了海禁与闭关自守的政策，即使对外有所来往，其贸易物品的一进出口限制也十分严格。西方列强为了改变中国闭关自守的政策，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为打开中国的大门进行了种种威胁、利诱及其他的阴谋活动，其中充当急先锋兼狗头军师的就是英国人。英国人为了改变中英贸易状况（1781～1793年，英国向中国输入的毛织品、棉纱、棉布、金属品等，总值为1 687万元，仅及中国向英国输出的茶叶总值的1/6），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外交和武力威胁，企图打破清朝的闭关政策；另一方面发现了一种“特殊商品”即以所谓药品的“鸦片”，在走私与贸易中既能在中国找到市场，又能获取暴利。于是，他们就丧心病狂地以鸦片为手段来敲打中国的大门。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度公司每年就要向中国输出鸦片1 000多箱；到嘉庆年间（19世纪初期），每年的输入量增加到4 000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竟然多到40 000箱左右（每箱100斤或120斤，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每一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格按质量优劣分为400～800银元）^[20]。鸦片的输入对中国危害极大，诚如道光年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表所奏：“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林则徐更是痛心疾首地指出鸦片在全国的流毒之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许多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无不主张禁烟，黄爵滋甚至提出禁烟的重点是“禁吸”，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过期犯禁的则处以死刑。但是，腐朽的满清官员中许多人不但吸食鸦片，而且同西洋的鸦片贩子相勾结，只是在“禁烟风头”上，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禁烟而已，却千方百计地影响朝廷政策的走向，继续同鸦片贩子或明或暗地“生意”往来（例如，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等人主张在鸦片贸易上“变通办理”，并上奏折要求道光皇帝“准令夷商将鸦片按照药材纳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极其猖獗。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从1800～1839年的39年间，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运到中国的鸦片竟达35.3万多箱，按每箱均价600银元计，其消费量价值约2.4亿（银元）。^[21]道光皇帝鉴于封建统治整体利益的需要，开始也倾向于禁烟，但是并不主张类似黄爵滋提倡的所谓“过激”政策。他任命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禁烟工作。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他在将广东地区一批勾结外国鸦片商人从事走私、贩卖鸦片的汉奸捉拿归案之后，立即通知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他还指名道姓地捉拿多年来从事鸦片走私、恶名昭著的英国商人（以后改为把他们驱逐出境，不准再到中国）。在林则徐的坚持下，受到英国政府公开支持的200多名英国商人，也不得不在当年三、四月间被迫交出20 283箱鸦片。美国商人也交出了1 540箱鸦片。林则徐在虎门炮台当众销毁了缴获的全部鸦片之后，当即向各国外商声明：欢迎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但不许贩卖鸦片；他严令外商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22]可是，中国政府这一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要求，却遭到了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义律的断然拒绝。义律在4月12日率领英商退出广州并向英国政府报告，要求增派军队来华，准备武装解决问题。1840年年初，在英国议会的支持下，英国政府以“商务监督及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与虐待要求赔偿”为由，决定派遣一支所谓“东方远征军”开往中国，悍然发动了一场国家纵容、支持的海盗抢劫式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者口口声声地说他们的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是为了给中国人带来“文明”；其实，他们的真实目的即“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是“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23]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鸦片就是西方文明注射针头上的第一滴“药剂”，它注射到中国人的体内之后，按照以毒攻毒的原理，其有效作用就是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的大门，把一个老大的封建帝国在政治上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且使中国内部要求改革的先进分子可以比较方便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政治上促进封建制度的灭亡。但是，由“鸦片文明（鸦片是绝对的“毒药”，没有任何文明可言；但是，它被西方资本主义用作开辟世界市场的一种工具，成为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手段，从讽刺性意义上讲，它也真实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性质）所带来的毒副作用，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尤其是经济上，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百年深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