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扰乱了“天朝”

一、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扰乱了“天朝”

（一）闭关锁国、愚不可及的统治者与敌沆瀣一气

因为向中国输入鸦片而引发的中英战争，从1840～1860年20年间共进行了两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两国联合对付中国），均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往后，在“门户开放”的口号下，法、美、日、德、俄、意、奥、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列强，或联合或单独地以武装侵略及其他方式，像狼群一样地撕裂中国，把一个老大的封建帝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其受害程度越来越深。从当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静态国情比较来看，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以19世纪40年代中英的比较来说，大清帝国人口已达4亿多、国土面积超过1千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相当于现代所谓的GDP）尚居世界前列；而英国的人口不过2千多万（相当于中国的1/20）、国土（本土）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国土面积1/50）、其经济总量排位在中国之后，等等。正是凭着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不久，生活在闭关锁国中的大清皇帝，还夜郎自大地做着“中国乃世界中心”之梦。1793年，中国皇帝（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写道（仅录两段）：“天朝抚有四海……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洋商号’）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24]从这信中两段内容的关键字眼来看，例如：对资本主义工业（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划时代的进步以及物质文明产品的精美性、奇巧性，一点也看不上眼，高称天朝“从不贵奇巧”，一味地沉浸在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自我陶醉之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将全世界裹胁到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25]的事实完全无知，把国际贸易的互通有无看做是天朝“原不假外夷货物”，“并无更需尔（英）国制办物件”，自给自足的日子过得十分惬意、无须对外“以通有无”；只是天朝“特”考虑到“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才“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与尔等国家通商贸易，使尔等“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乾隆皇帝在我国历史上是很有作为的少数君主之一，他都是这样地封闭、保守、愚不可及，他的那些或平庸或昏聩的后代子孙们便可想而知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打响之前两三年，清廷决策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看到了鸦片贸易对国家长远发展的危害，坚决地主张禁烟，同时也不怕英国的战争恫吓。这些人的情绪和决心影响了道光皇帝，这就有了他于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1785～1850年）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办禁烟之事。林则徐到广州之后，由于采取了雷厉风行的有效措施，禁烟效果十分明显，深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官员的拥戴，禁烟形势一派大好，中外之间的正常贸易也有望很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可是，在这个大好的关键时刻，皇权专制下的那些手握重权的腐败官僚，一心只想到既得利益和鸦片贸易带给他们的丰厚收入，对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百般诋毁，在皇帝面前制造谗言，力图使禁烟运动中途而废。这班权贵完全适应了国际列强开辟“天朝抚有四海”如此广大海外商品市场的需要，实现这个需要的急先锋就是以英国鸦片商人为首的那批鸦片贩子。刚开始，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成绩传到道光皇帝那里，难以置信的效果使这个昏君头脑愈来愈发热，在天朝体制威严不可犯的思想指导下，他坚决地否定了林则徐严格区别“禁烟与正常贸易”正确的外交主张，把政局弄得一塌糊涂。胡绳先生对此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道光“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时已经亲自批示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对于林则徐等‘接仗六次，俱系全胜’的奏报中所说的对英国商人的政策，皇帝认为是错误的。林则徐等说：‘英国商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皇帝批示说：‘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林则徐等说，对于愿意具结的英国船，许其进口，皇帝批示道：‘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皇帝下令说：‘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26]道光皇帝对禁烟形势的愚蠢估计及其错误的对外政策，既是对国内政治精英挽救国难的才智及人身的摧毁，也为英国政府寻衅挑起鸦片战争提供了新的口实和机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事一开，广州及东南沿海各省广大军民奋起抗敌，致使敌军攻城难以得手，只好沿海北上。后来，只是因为道光皇帝畏惧英军的“坚船利炮”，决心倒向投降派一边，撤换并迫害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爱国将士，宁愿割地赔款、卖国投降以求苟延残喘，这才使战局发生利敌的变化，中国人在战争中才接连失利。针对这种情形，1857年5月（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二年），马克思写作《波斯和中国》的时事评论，把“英波（斯）战争”（1856～1857年）同“中英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抗战作了对比，指出：“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27]马克思在这里使用“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的字眼，就是在谴责以道光皇帝为首的卖国集团，是他们破坏了中国军民联手抗敌本来可以取胜的方法；同时，也是在实际上提醒和警告中国人：必重新取用中国军民联手抗敌的克敌制胜方法，才有保家卫国胜利的希望。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英国于1842年8月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主要内容有：中向英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五口”（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通商，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共同协定并不得随意更改，等等。第二年，又签订《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英国据此又夺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等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俄也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与其四国签了更加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58年5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沿途恣意抢劫，并放火烧了圆明园。10月下旬，咸丰之弟恭亲王奕出面与英、法代表先后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才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人统计，从1842年8月中英签订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后，到1919年的70多年间，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总共达到709个（其中英国163个，日本153个，沙俄104个，法国73个，德国47个，美国41个，等等）。^[28]清廷统治集团对外卖国投降，中国丢失国家主权，门户洞开，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是这样地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二）马克思的评论与先进中国人士睁开眼睛看世界

1853年6月，马克思高屋建瓴地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角度，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这篇文章中，对英国入侵者的功过作了极其科学的分析。他指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29]马克思在这个时评中告诉我们一条真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先期产生的新型文明同即将过时的旧文明通过接触、碰撞甚至冲突等方式，把它的种子撒播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让其在那些地方同原先各具特色的文明相互交融，以生长出内容大体一致但形式表现各异的新型文明。文明的普世性趋势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与交融的。具体到欧亚两大洲的情况来说，先期进入新型工业文明的欧洲，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继17世纪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又通过18世纪的工业革命（用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即改变社会状况的根本革命（社会革命），才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制度化过程，从而使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成为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潮流，使人类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方面向前大大地跨越了一步。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观察亚洲特别是印度与中国的问题，在古代尤其是农业文明辉煌发展的时候，农业文明落后的欧洲曾经被先进的亚洲以不同的方式打败甚至征服，历史促使印记最深的就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游牧“野蛮人”帖木儿所蹂躏（帖木儿的后代在中国建立元朝，蒙古草原文化与华夏农业文化交融同化）。诗人歌德确实看到了这种“痛苦是快乐的源泉”的历史辩证法。近代的命运之神按照古代的逻辑巡视到亚洲（印度和中国），那个采取极其愚钝的谋取利益方式的英国人，十分“幸运”地执行了历史交给它们蹂躏的任务，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诚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0]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英国人对印度的征服，是征服者使被征服者适应了英国比较高的“经济情况”。恩格斯逝世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后，它们推行又“联合”（共同对付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又“争夺”（殖民地与市场）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较高“经济情况”的资本帝国主义是不那么情愿、也根本不允许它的被征服者发达起来和它同起同坐而在利益上平分秋色的。当代世界的两极分化，即使第三世界那些原来被帝国主义征服的国家深刻地认识到，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固然对摧毁它们原来的落后生产方式与生存方式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终究只是一种外部因素，它取代不了国内各种因素（尤其是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变革；又使这些国家的先进的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在它的出身地固然很好，但是怎样同异地文明嫁接、移植？先入为主的“模式依赖”的思维方式，会在相当长久和相当程度上阻碍民族的思想解放，也会形成人们向自己历史的优秀传统（尤其是民族自立的精神支柱）找寻发展动力的坚固阻力，改造新型条件下自身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波动性。苦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自身的祸害，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但得到的全是一些比较零星的资本主义的新学知识，根本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一说。现有资料表明，中国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关内容，可能始于1902年。一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广东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所载《大同学》（李提摩太节译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著作《社会演化》），其中提到“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还提到《资本论》和恩格斯，等等。二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其中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31]。所以，马克思对英国人利用鸦片及其武力侵略中国野蛮行径的评说，是毫无所知的。那时候先进的中国人睁大眼睛看世界，其视野怎么也看不到那个在《共产党宣言》（1847年）中出现词汇——徘徊在欧洲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的，^[32]是没有科学的方法来解读西方的近代政治文明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

当时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渠道只有两种：一是通过外国传教士传授的零星西学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与技术操作），以及懂“洋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外某些著作的中文翻译本；二是出国留洋，亲身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提到国外某些著作的中文翻译本，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的神宗时代。1578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得到皇帝的特许：赐地在北京建立教堂传教。他主张将孔孟之道的宗法敬祖同天主教教义相融合，并向有关的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他携入《万国舆图》，传世界五大洲之说；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介绍欧基米德平面几何学；还著有《天学实义》、《耶稣会的进入中国》等著作。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写的《四洲志》，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洋洋100卷的大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被张之洞称为“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的著作），徐继畲编纂的《瀛环志略》等图书，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他们是中国人当中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批人。往后，洋务派人士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就国内的许多国计民生问题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不但著有《大同书》、《孔子改制考》、《辨革命书》、《法国革命史论》、《变法通议》、《仁学》等时文，他们兴办报纸，出版期刊，鼓吹变法图强；而且还举行“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发动“百日维新”运动。至于到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时期，其成员中相当多的人有出洋考察、留学国外的背景，又切身地体验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经历，所以思想新潮，志向高远，理论修养深厚，行动果敢坚决。他们在若干大中城市里兴办报纸，出版书籍，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和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革命的道理，对开启民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