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复杂政治关系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复杂政治关系

（一）政治关系是政治文明研究的基本课题

马克思在科学评价不列颠对印度影响的同时，也直接地评价了英国人、美国人以罪恶的鸦片为主要品种的贸易，对中国“破坏性因素”的意义。他指出：“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面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14]旧民主主义革命80年，因为革命的政治主体——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基于我们前面所述的种种原因，他们既不能深刻而科学地认识国际“破坏性因素”的意义，运用正确的方针政策去利用外部力量的有利影响和作用，也就是说他们缺乏认识和处理中国与外国政治关系的本领；也不能深刻而科学地认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难以运用正确的方针政策去整合和利用国内的各种政治资源，以达到促进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进而振兴中华的目的。苦难的同胞盼望着实现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对内的人民民主，盼望着以平等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盼望着古老的祖国焕发出人民民主的青春。可是，这种期盼哪一天才能实现呢？历史给出的答案就是：一旦新型的革命政治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登上政治舞台以后，这两大历史性的也是时代性的伟大任务，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型民主革命，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就实现了。原因何在？毛泽东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我们党）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5]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生一切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劳动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其内容指向与表现形式尽管有所联系，但界限与区别是明显的、重大的，由此显示出不同的特征或特色来。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中生活，都要依据他们所处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与外界环境，同别人（个人或集团）发生一定的联系或关系，以便倾诉他们的价值理想，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由于“政治从来就是人类所从事的生存活动必然产生的利益关系的集中点”，^[16]所以，由政治利益引起的政治关系，在人类各种利益及其关系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之所以能处在“集中点”这个位置上，是因为它同社会公共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或者说它们两者往往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既可以利用政治权力来整合各种利益要求，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也可以利用它来打乱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开创新的利益分配形式。因此，政治权力对人们实现利益特别重要，起着关键性作用。从理论的视野来观察，研究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关系，即政治关系及其由这种关系而决定的政治权力的性质与运行机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达到揭示人类社会的政治及其发展规律；而且也是政治文明研究的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什么是政治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它不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力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17]。从这种界定可以看出，政治关系具有两个十分明确的特点：第一，它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并且在政治领域里强烈地诉求其政治主体经济利益要求的表现。可以借用一个说法，那就是政治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或者说它是社会上各种利益关系的聚焦点。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产生政治关系的基础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关系，人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它看做是人为的关系，即人们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所谓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第二，政治关系表示着政治参与的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每一方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依靠单个人的奋斗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其原因就在于政治利益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原则和机制，具有几乎完全不同于人们物质利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原则和机制。单纯的以自然人或法人为市场主体的等价交换原则和公平交易机制，在这里的作用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人本理论认为，除了原始社会成员的政治利益，是在没有政治强制力量的氏族——部落内部，在自然形成的民主的公共管理制度中，通过“母爱——血亲精神”加平等协商来实现之外；人们在阶级社会里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从来就没有不凭借“政治的强制力量”，即从社会中产生而又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来达到目的的。所谓达到目的，就是说政治关系的某一方或与之有某种联系的方面，能够按照他们获得物质利益的基本要求，取得了在政治上规定参与政治利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资格，并首先有权确立政治利益分配的大格局。由此可见，处于同一政治关系中的不同阶级或人群，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组织起来，结成特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例如，古代的农民以啸聚山林的团伙或起义大军所表现出来的力量；现代的形形色色政党、社团组织等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并且凭借这种力量去同敌对的力量较量，或者去同友好的力量结盟，以此来形成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态。这两个特点是内在地结合着的：前者（社会经济关系）是基础，决定后者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后者反映着前者的要求，按照前者规定的价值轨道而运行。前者是政治关系的内容，一般地说，是可以具体地感知的真情实景（财富的占有，贫富的差异，生活水平的高低，健康状况与死亡率，等等），造成这种景象的原因虽然多重，其中有一些甚至可以从生产条件的经济方面，能用物质的、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指明它所发生的某些变化；而后者则只是人们对前者内容变化的反映形式，或者说是人们对前者的现状及其变化借以意识到的、并力求把它巩固、发展或克服、消灭的政治形式。

政治关系为什么会成为政治文明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呢？

首先，政治文明的研究对象包含在政治关系之中，不拆开政治关系的内幕，就难以从一般的政治文化中过滤出政治文明的因素。在政治文明的内涵上，我们既是“政治成果的总和论者”，又是“社会政治的进步论者”，即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及其发展中的进步状态。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目标，大体包括政治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公开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等等；除了政治制度的文明、进步之外，其他非制度性的政治现象都必须文明、进步。但是，在政治关系之中，除了文明、进步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政治现象。因此，对政治关系必须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只有那些表现和谐（包括为了和谐而进行的暴力抗争乃至正义战争）、美好（包括为了美好而发生的阵痛、血染的风采乃至牺牲）与进步状态的政治主体，才能归纳到政治文明之中。由于政治文明内在结构的规定性，即构成政治文明的因素——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不在一个等级上，我们还不能将它们在政治文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量齐观，一概而论；要分清主次和轻重。一般来说，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是以政治意识为核心的三个同心圆，即内圈（政治意识）、中圈（政治制度）、外圈（政治行为），它们在大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从外向内的加强趋势。既然政治意识即该政治文明萌生、成长和发展的价值理念和目标定位，在整个政治文明体系中起着导向作用，所以，政治也好，政治关系也好，它们是否文明的决定性标准，首先就表现在政治意识（马克思的用语称之为“政治哲学”）上，而不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念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明确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18]

其次，政治文明研究的相对性，决定了政治关系进步状态的研究离不开对其对立面的关注和了解。从静态来说，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进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成果的总和；从动态来说，它是政治发展连续不断的一个个具体过程。这两者都离不开政治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如果没有政治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就不会有政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政治文明的“动态说”就是子虚乌有的；如果政治关系不是复杂而是单一的，则其中就没有差别了，也就失去了由政治文明来体现的进步政治主体及其政治关系，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政治文明的相对性特点。所以，政治文明是政治关系中进步关系与非进步关系乃至反动关系对立统一的一种表现形式。理解这个问题切忌一般化、抽象化。比如说，“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进步状态”的判断，就是一个极其抽象的共性的判断，只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在几乎无任何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说“政治的进步状态”，只能使人们的头脑一片空虚，收获不到任何一种真实的知识。你说：“流血的政治——战争”是进步，还是退步？“集中制”是进步，还是退步？阶级或阶层的分化是进步还是退步？如果不比较、不分析，谁也说不清楚。因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9]要比较、要分析，就要讲条件。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治关系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生长起来或者消失下去的；它们之所以发展或者衰落也是受一定条件约束的。所以，条件就是相对性，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政治文明也是这样。当我们要肯定政治关系中某种或某些关系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其中那些必须否定的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衡量政治是不是进步、够不够文明的标准，归根结底就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把这个根本标准放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和特定的条件之下，战争也好，集中制也好，它们的功过是非就好论断了：凡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政治，就是进步的、文明的政治；反之，就是倒退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

（二）从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探求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

现代政治关系不同于古代政治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处于政治关系的各个当事方（大到阶级、阶层，小到人数不多的群体，而个体则是内含于它们——或大或小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基本单元），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一般都要组织政党。政党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用来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工具。现代政党通常是由本阶级中那些最有觉悟、最能联系、组织和领导本阶级群众的一部分人组成。因此，政党同带有政治性质的一般社会团体，是有严格区别的。由政党导演的现代阶级斗争，也可以说就是政党之间的斗争。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党章，将党的性质表述为：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就投身中国革命并自觉地担当起对革命的领导责任。由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不同性质而又前后相继的全部革命运动，所以在革命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同政治关系各个当事方不相同的、复杂而多变的利益关系，就不能不成为谋求中华民族政治解放的一个关键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抗日战争时期，部分国土还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中，又添加了一个剥削和压迫中华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它和土生土长的封建主义一起，在中国的近现代政治关系中成为一个“反动极”，即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这是中国人民都认同的。那么，在政治关系另一极——“革命极”中，中共如何认识并正确处理同其中多个政治主体的关系，这是保证革命成功的关键。在西方（如德国），政治解放虽然面临两个敌人——封建主义和宗教；但是，不消灭宗教而仅仅改变其活动的范围与方式，政治解放也是可以实现的。而在中国，人民要获得政治解放，则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个也不能少；少了其中哪一个，民族都不能独立，人民都不能解放。在这种比西方强大得多、凶恶得多且阴谋得多的敌人面前，“革命极”内的不同党派及其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势必会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出现不同的反映乃至于分化，这就增加了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同朋友之间，即同有政治联盟关系的其他成员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党如何来认识同政治联盟关系中其他成员之间关系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最科学的办法就是从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及其利益出发，把他们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中的政治态度联系起来，以认识和考察他们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立场，然后再依据形势任务的变化，考察它们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以确定党对它们正确的工作方针与政策。

1939年冬季，毛泽东和在延安工作的另几位同志共同编写了一个干部教育读本，书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在“中国革命”这一章中，对抗日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发展前途以及党的领导等问题，作了极其完整而科学的分析，为我们分析研究现代中国复杂的政治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关于“革命的动力”即抗日的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政治关系，毛泽东列出了6大政治主体：

（1）地主阶级：从本质上说，它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无疑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在国家危难、民族大敌当前的时刻，虽然有一部分大地主当了汉奸，另一部分大地主处于动摇状态的形势下，那些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是有抗日积极性的，还需要团结他们一同抗日。因此，在抗日敌后根据地的革命政权建设中，一些进步的开明士绅就当上了边区政府的参议员。

（2）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般来说，前者为帝国主义所豢养，又同农村里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是革命对象。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政治环境中，它们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随着利益及其争夺形势的变化，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同其他的帝国主义之间是必然要发生矛盾的。“在革命主要的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20]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能完全断绝联系，所以政治上表现得比较软弱。因为其生存与发展都受到帝、封的压迫，具有一定的革命积极性。在众多盟友中它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所以对它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富农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能保持中立，对抗日也有积极性，可以作为团结对象。

（3）农民以外的各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4）农民阶级，主要是指贫农和中农。

（5）无产阶级，包括城市现代产业工人和城市小工业与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商店店员；还有农村的雇农和其他城乡无产者。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21]

（6）游民，即城乡广大的失业人群。

在上述各个政治主体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同广大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是比较单纯而易于处理的，最复杂、最困难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1921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就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22]又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23]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奠定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以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农民战争为基本形式，加上同资产阶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就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政治解放的康庄大道。这个基本经验被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伟大创新与发展，是他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宾倾吐心声：他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国的复杂政治关系，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革命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