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用农村革命为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开路

一、毛泽东用农村革命为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开路

（一）城市工人运动打造不出中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城市的正常发展，使它不能像西欧城市那样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城市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正常转变。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不仅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城市的畸形发展，而且加深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向大中城市（尤其是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的大中城市和由封建旧城更新而来的大中城市）集中。近代以来，虽然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及其性质的转换，使城市的社会关系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城市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近代文明的因素，但城市里总的政治斗争局势仍只能说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当时，在城市里，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断地激化（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虽然也开始形成一种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但劳资矛盾处于次级地位），所以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也就首先在外资等企业里自发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时期，全国的产业工人大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五四运动时已经达到200万人左右。在这七八年间，为了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城市工人开始了有组织的罢工斗争（这个斗争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如1915年日资工厂的工人举行反对袁世凯卖国、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的斗争，等等）。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爱国学生热情的激励下，特别是6月3日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开始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人群众走上了这个斗争的前列。当时，在上海，日资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于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资的其他工厂，英资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布罢工。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的铁路工人，京汉路的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这些工人斗争虽然尚处于列宁所说的那种“自觉性萌芽状态”，但也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政治作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其各种名称不一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有意识地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1921年7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政治文明便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成为政治意识文明转化为政治制度文明的关键环节。但是，能否顺利地从意识层面向制度层面过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党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是否恰当？在政策与策略是否正确？其作用更为重要。中共诞生之后，为了在工人阶级中打下深厚的基础，便集中力量领导了城市工人运动。在当时来说，作为工作方针与政治发展策略的选择，原本是非常必要的，十分及时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恩格斯就及时地指出了城市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说：“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起来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特有的、也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有的那种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23]不仅如此，在现代生产方式占优势的城市中，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即工人的政党，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由于党“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比一般工人群众对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列宁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以城市为中心来展开这个光辉论点时进一步地指出：城市在颇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无产阶级如果掌握了首都或一般大工商业中心地区，也就等于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地说，也就等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神经中枢、心脏和枢纽。这些论点和原则后来被人们概括为“城市中心论”，成为实现无产阶级政治文明意识向社会制度转变的一项基本策略。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使“城市中心论”成为现实，诞生了史无前例地以国家政权制度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列宁的用语中，使用的是“政治文化”这个词）的实体。但是，“城市中心论”的策略思想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经验证明，这条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党的“一大”之前，各种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组织开展“工运”工作，其主要内容是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工人们认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及伟大的历史使命；“一大”之后，党的任务则侧重到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使工人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操纵的各类反动“工会”及封建行帮的影响，促进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军阀及其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工运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通过教育，工人觉悟提高得很快，按照铁路、矿山、纺织、五金等产业系统组织的产业工会，陆续地组织起来了，并在1922年1月～1923年2月，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在这13个月当中，全国各地爆发罢工斗争100多起，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多万人，其中著名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1月），17000多人参加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9月），5万多人参加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10月），京汉铁路全路工人大罢工，等等。这些罢工斗争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胜利，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威望。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中共的主张，号召全国工人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阵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劳动界的总通讯机关。这就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中共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的同时，党内一些深谙国情、在政治上远见卓识的同志（诸如彭湃、毛泽东等），很注重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有力地支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开展的北伐战争。面对这种万象更新、纷纭复杂的形势，正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系统而深刻的了解，革命热情虽然不断高涨，但政治经验十分不足。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既为已经取得的城市工人运动的成绩所鼓舞，又为西方国家“城市革命速胜”现象所迷惑（不但俄国的十月革命走了城市起义的道路，就是早在两三百年前的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基本上走的是城市革命道路）。所以，“城市中心论”在中共早期党员尤其是领导人中是很有市场的。许多人希望并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进行1917年10月25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的模式；但是，中国工人运动终究没有为他们打造一艘“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所以，在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共领导的一次次城市武装起义在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下，遭到了结局相同的失败。

（二）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革命道路的选择

通过阶级分析方法解决敌、我、友问题，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贡献；通过对工农武装割据的经济基础与政治状况的科学分析，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方针，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革命理论的独创性贡献。

在中国，阻碍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封建经济制度（尤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反映封建经济、政治要求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25]这就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即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突破口，并在夺得的国家权力即新型政治文明的支持下，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建设资本主义文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正由于封建社会晚期“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而这种新物质技术的、民主政治的和思想道德的文明成果，又是以城市为基地而逐步地积累起来的。所以，资产阶级反对并最后摧毁封建制度（首先是其国家政权）的民主革命，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城市革命。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现代中国城市，其革命势力十分微弱。它不但不具有“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的强大功能，而且还在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的前提下，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盟镇压民族革命、绞杀民主势力、扑灭人民革命烈火的前沿阵地。中共党内早期深信“城市中心论”的领导人，如果说在1927年以前，由于受到城市工人运动高涨而加强了这种盲目意识的话；那么，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革命之后，无视敌强我弱、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仍然坚持实践“城市中心论”的主张（比方说，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和心脏”，强迫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先占据一两个中心城市，以使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等），这就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路线错误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第三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5），以极其惨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危害。他们不但指导思想极其错误，而且在组织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毛泽东等同志对工农武装及其政权的正确领导，使其错误路线及其工作方针得以在苏区全面贯彻，给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造成了惨重损失：白区党组织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红军人数在被迫实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30万人，锐减到到达陕北时的3万人；党员人数也从30万锐减到4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在中国，既然城市“剑刃”的功能重在扼杀民主、镇压革命，企图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办法，一夜之间一举摧毁反动国家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幻觉与空想；那么，依据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可否找到一种诚如列宁所说的“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从而实现民主制度的革命道路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向全世界宣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不但找到了这条道路，而且还运用得十分成功！它就是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模式，成功地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进而实现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初级阶段的过渡。有人非常形象地称此道路为一块一块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块一块地建设新的国家政权。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把经济上落后的乡村变成政治上先进的民主样板呢？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即他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将其理由归纳为五个大的方面，具体地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成因的经济条件、政治特征、民主传统、全国形势、工农武装和党的领导等。以下从政治文明生成与发展的角度，着重地说明三个问题。

其一，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从社会经济形态来说，“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广大农村、集镇和小城市的经济结构，基本上还是封建生产关系统治着，小农生产方式像大海一样地包围着城市。这种经济形态相应地决定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在人口、经济、环境和社会关系方面，城市离不开广大农村；二是农村基于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倒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离城而独立。怎样才能促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并且在将来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呢？毛泽东对此作了极其科学的分析。他说：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耕者有其田”，即“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可能性。”对于这个主张，“农民的绝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也是有利的。……”^[26]因此，共产党领导农民向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就是一条最好的也是最宽广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特殊的，但是唯有它才符合中国的国情。事实证明，有了这条道路，就能为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开辟道路。

其二，从社会政治形态来说，多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其不同的地方军阀势力必然要寻求各自相依的帝国主义为靠山。这种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决定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它们之间既有掠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共同利益，在镇压中国革命问题上具有联合行动的基础；但是，它们在既得利益的分配与扩张方面，又会随着各自实力的消长而引起矛盾，爆发斗争，呈现出大狗与小狗、胖狗咬瘦狗的争斗局面。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的格局及其变动，必然要影响作为它的忠实走狗和谋利工具的中国地方军阀，引导并决定它们之间“战”与“和”的关系。二是在地方军阀统治区域的接壤处（称之为“边界”或“边区”），往往是反动势力统治的薄弱之区，有可能也有利于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说：“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之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27]

其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条件。正式红军是党领导下为实现党的宗旨而组建的正规的人民武装力量，其任务是“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8]否则，“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29]1939年，毛泽东回顾建党18年来基本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建立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30]因此，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