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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化与政治文明建设是同一历史进程

时间:2024-09-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此,科学而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仍然是革命根据地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二、利益制度化与政治文明建设是同一历史进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人们利益制度化的宝贵启示

巴黎公社之所以只能创造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文明雏形,归根结底在于当时法国的国内与国际条件不允许它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化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即没有在多种生产关系中居于主要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与之适应的上层建筑。革命暴力只能为新社会的诞生当助产士,而不能完成人们利益制度化的任务。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红色根据地不但有了以工农武装为后盾的人民政权及其革命的主流文化,而且创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过渡形式的社会经济结构,有效地实现了人们利益的制度化任务,给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利益制度化的实现,提供了宝贵经验。

其一,在“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的要求下,面对凶恶的敌人,一定要放手发展群众,用革命战争粉碎反革命战争,敢于并善于开创一个新社会。农业文明与初级工业文明最大的共同之点,就在于其生产力的发展均是以力的硬性对抗为基础的,尤其是表现在为先进生产力发展鸣锣开道的政治斗争上。它反映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十分有限的物质资源的分配中,人们崇尚有形的“物质力”(人体的强力、群体的暴力、国家的武力,等等)的作用。在私有制和物质力主导财富分配的条件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便是权力主义者信奉的“真理”。狐狸般的“巧取”(玩弄阴谋诡计),与狮虎般的“豪夺”(抢劫与战争),也就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历史上的什么“大同理想”、和谐社会、世外桃源乌托邦等等,统统都不过是备受压迫、饱尝乱离之苦的人民大众所追求的梦想。我国唐朝诗人、大书法家张旭,对早他300多年的陶渊明追求的“桃花源”梦想,就作出了辛辣的讽刺:“远远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西方殖民主义者19世纪40年代侵入中国,其所凭者,机械力也!他们用坚船利炮的近代物质文明清朝反动封建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相结合、同清亡之后中国新旧军阀的武力和土豪劣绅、警匪流氓的暴力相结合,便在中国筑成了一座人间的社会监狱与屠宰(杀人)场。中国人民连生存的基本权利(人权)都没有,又哪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其他利益?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它的理论表现就是实现“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10]用22年的革命战争暴力,外争国权,赶走了一切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内争民主,推翻了地主阶级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使广大的劳动人民获得了解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在旧社会母体内产生的,只有依靠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革命暴力)的培育和支撑,才能成长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做的就是这件工作,为尔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圆满地写就了“上篇文章”。在毛泽东的总体政治设计中,即20世纪上半叶搞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下半叶搞建设,到21世纪50年代或更长一点时间内,用100多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

其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仅仅是特指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种社会形式;但是,这种社会形式要支撑起来,依然得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乃至和谐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依然得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尽管政治力量(特别是包括广大民兵在内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当时十分显赫,对革命根据地的存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必须有坚固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因此,科学而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仍然是革命根据地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区别于旧式民主革命,也区别于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度上,既不允许社会生产资料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为某个阶级所占有或所垄断,也不消灭一般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资本主义,更不消灭私有制。它的经济基础,是由各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经济制度混合构成。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其经济基础时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社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要建立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形式相依共进的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制度,所以在根据地的各个爱国抗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其利益均照顾到了,所以大家才众志成城,从政治上、军事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力量。竖立在这个现实基础(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2]与这个经济和政治相适应的各种意识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3]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大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党依然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并收到了巨大的成效。1949年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成分的规定,是“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存,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共同纲领》未提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刘少奇曾经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为50年。[14]这种情况说明,一个社会(不论是固定型的还是过渡性的)经济基础的确立,决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出选择。同样的道理,某种上层建筑的树立,也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生产力通过生产关系对其选择的结果;只有适应于生产关系要求的上层建筑,才能起到巩固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其三,在经济建设服从并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重视经济发展。毛泽东说:“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15]为了组织并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就一定要保证供给,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以抗战时期来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百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产来解决的。但是,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16]这里讲“经济无基础”的基础性在哪里?在民(最现实的生产力)。为达到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生产的目的,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其次是要在此基础上充实财政,保障供给。毛泽东曾严厉地批评过那种“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17]改善人民的生活,从政治上看好像是在实施“仁政”,而其实质是在发展生产,这就是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列宁曾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拯救的办法就是尽一切力量增加产品的数量。“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18]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控制的地区,虽然只是一个新的过渡性社会形态,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是,只要有条件就必须抓紧发展社会生产。即使夺取了全国政权,生产力的发展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9]为了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支援战争的方针落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文明建设留下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自觉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一切公务人员的行为严格地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其四,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起始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它是由一块块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块块地建立新型革命政权而来的,因此也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也受到“量变——质变——量变”反复交替、逐步进化规律的支配。当时,我们党并没有因为这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性质,就模糊其内部新旧因素的斗争和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军队和边区政府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是共产党人追求的人生价值目标。与此同时,依据群众的觉悟水平,从来也没有放弃对封建主义精神文化及陈规陋习的批判斗争。就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开创了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区(革命根据地、边区、解放区)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宝贵经验。面对战争环境中经济极其落后的农村,面对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和科学素养的低下,我们党领导边区政府把社会基层组织的直接形式的民主,同边区议会的间接形式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人民依法获得自己应有权利与义务的保证,使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性内容。就经济制度来说,在坚持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努力扩大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积极发展各种合作社经济,积极引导个体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等。我们党在处理新旧社会因素并存的宝贵经验,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讲的一条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0]

对社会形态取何种态度,是革命还是建设?是从事动态的大革命还是在相对静态中搞建设和改良,都是有条件的,都要依据客观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唯有这样的郑重,革命党或执政党才能正确地代表人民大众表达其利益要求,指引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胜利地前进;唯有这样的郑重,革命党或执政党才能科学地总结经验,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的实践中运用固定化、定型化、模式化等方法,不断地把符合生产力要求的基本经验及其定型化的成果固定下来,发展开去,使之变成促进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制度化的动力。人类永不停息的社会生活,使构成社会形态的各种要素处于恒久的变动之中,它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组合、排列,既使社会生活的内容无限地丰富多彩;又使丰富多彩的各种因素得到制约,所以规范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也是千姿百态的。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破坏

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时,曾说过:它“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21]很显然,恩格斯提出的这些条件,从20世纪上半叶来看,不论是前苏联、前欧洲那些人民民主国家,还是中国和亚洲后来出现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内条件都缺乏“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那些条件,然而还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种通过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用革命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并不违背历史的常理。列宁在回答一些人责难“社会主义搞早了”的错误言论时,尖锐地指出:“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个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去向社会主义?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22]同守成和建设相比,革命与创业可能还不是最困难的事情;最困难的是创业领袖集团要真正地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办法,后来的守成者就有了一个圭臬,就会运用规律性的科学知识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可是这个问题在开始(特别是一种开天辟地的新事业面前),又往往是办不到的,因为它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实践对认识的检验。因为只有这种检验,才能证明“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所以这种检验比起从实践向认识的“飞跃”来说,意义更加伟大。[23]

依据辩论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人的知、行是否正确予以检验的原理,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制度和体制建设进行检查,我们既看到了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功不可没、成绩伟大的一面;也看到了一段时间内,以“左”为特征的路线、方针导致的错误,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右斗争扩大化、极大地挫伤了党内外群众的积极性。而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所谓“阶级斗争”的战场又从党外转入党内。从而把党内一批实事求是、坚持正确治国方略的同志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制造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冤案。接下来就是搞农村的“四清”运动,然后推进到城市,把运动的重点确定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发展到开展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1955年,中国GDP占世界总份额的4.7%,1980年下降为2.5%;1960年GDP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日本的1/4,1985年更下降为1/5;1960年美国GDP超过中国4 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36 800亿美元。这是仅从经济实力来说的,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由于20世纪60、70年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千上万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当代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错过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使我们同日、美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又更弱化了我国的国力:“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文革”10年的损失约5000亿元。我们将这两项共6200亿元的数字,用具体的事项作个对比,就可以看出其严重性: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我国全部基建投资为6 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4 000亿~5 000亿元。至于无形的损失(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的激增,等等),更是没法统计了。[24]“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不但毁坏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而且就其性质来说,也是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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