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用人艺术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用人艺术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代一代帝王将相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利益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其丰富的用人艺术。归纳起来，中国传统的用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千百年来被视为用人要则，几乎是用人之道的金科玉律，成了一个千古不变的信条。这既是一种封建观念的沉淀，也是中国人治文化的体现。这种观念的产生，源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管理手段不力等多种原因。

封建时代，明智的帝王都懂得在专制王朝里，“为君不易，为臣极难”。在人主专刑杀大权的情况下，“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因此对君王而言，要调动所用人才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才助其治国，重要的就是“用人不疑”，信任贤才。并在此基础上，做到“用人以专”，即看准贤能之士后，就要大胆使用，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疑人不用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君王为了其自身利益，处处提防他人，是以所谓“忠诚”来度量用人，从而巩固自身统治的又一托词。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特别是用人不疑，之所以作为一种古代用人准则今天还在谈论，甚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芒，是因为确实有很多成功的用人事例流传下来。如唐太宗认为，“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将人君的“推心待士”作为驱驾英才的重要条件。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对待臣下的态度，能够做到“事臣如礼”。对臣下提出的良谋高策，尽量做到言听计从。对于那些敢于进谏的官员，唐太宗也多加鼓励，从谏如流。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不少官吏敢于犯颜直谏，指陈朝政得失，对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唐太宗本人也成为开明皇帝而名垂千古。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作为古代的用人准则之一，是缺乏辩证态度的，是与实际、与当代相脱节的用人观。它表现了封建君王的专制、偏狭，以己之腹，度人之胸。“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人的品性、观念、知识也是不断变化的。这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人才，不能盲目一信到底。要做到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敢用疑人，用好疑人。这里的“疑”并不等于不信任，正确的、相对的“怀疑”，恰恰是最现实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里的“疑”还含有考核的意思。就是用人要考核，考核好的人要用，敢用考核好的人，用好考核优的人。

二、知人善任，唯才是举

要想真正选好人、用好人就必须做到知人与识人。知人之明，方能用人之才。用人之才，方能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方能事业兴旺。

三国时期的刘邵根据古代的圣王贤君的用人之道，明确地提出了“人才不同，能各有异”，必须“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的用人准则。这里的“审”就是审视人才特长所宜，审度人才能力大小，然后根据人才的不同专长委以不同的事任，做到人尽其才。若用人不审专长就会造成才非所宜的人才浪费。刘邵还提出，在用人的时候，不仅要位人以才，使才宜其位，而且还应注意授官以能，使能当其职。三国时期的刘备，在未得诸葛亮之前，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却是屡战屡败，而自请诸葛亮出山后，却是捷报频传，令当时强大无比的曹操都刮目相看。以致刘备感慨：“备得军师，如鱼得水！”就是知人善任的明显证例。

知人善任的前提是必须有人可识，有人可任，否则这一用人举措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为了招才寻才供选择，古人提出并实践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在他所颁发的《求贤令》中明确提出“名扬仄陋，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通过征辟、投效、推荐、纳降、强征等手段，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人才队伍，成为他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古代，有为的君王还意识到“唯才是举”不仅要“外举不避嫌”，而且也应“内举不避亲”。如唐太宗对一代名相长孙无忌就不是以其是己之戚而不用，而是看重其“兼文武两器”大胆起用。

在今天知人善任，唯才是举，需要领导者有识才之眼、用才之胆、爱才之心、聚才之方，而不应是任人唯亲、唯派、唯关系。当然，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唯才是举也不能照搬古人做法，在选人时，要以德为首，只有德才兼备方能任用。

三、礼法并重、德治仁政

在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均对法以及法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最主要的思想是“礼治”与“法治”。礼包括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和礼仪上的规定两个方面。儒家在对周礼进行不同形式的继承和改造时经历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个阶段。孔子强调以仁入礼，孟子则倡导仁政，前者突出了礼的伦理性和强制性，后者强调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但他们都强调的是礼的内在精神，而荀子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因而其强调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倡导礼法并重。

荀子强调礼的实质和作用在于“分”和“别”，即区分等级。“分”的关键是名分，包括身份、职分、本分、地位等；“分”的要求是区分，确立等级；“分”的内容是依名分而确定的权利义务，使人人各就其位，安守本分，以防上下相争，保证社会不乱。因而荀子将“礼”上升到规矩、度量的高度，赋予其“法”的客观性、公平性和强制力。在用人上，主张以礼“举贤能”，它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适应每一个人，只要“德能兼备”就可步入等级森严的仕途。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政治的好坏、社会的治乱直接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德治仁政”始终是古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理想目标。《尚书·尧典》称：“克明俊德以柔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最早提出了“德治”的观念。《论语·为政》则对“德治”做了进一步阐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在此基础上把“德治”的核心归结为一个“仁”字，实行德政，推行德教。“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因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古代的“德治仁政”，强调统治者个人的品行修养，“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德治与法治，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今天，强调德治与法治并举的情况下，德治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因此，在德才兼备选择人才的同时，领导干部要有谦逊承让的君子之风，在实际工作与自身行为中以身作则。

四、赏罚分明、恩威并施

赏罚并用与恩威并施是古代君王用以激励官吏的常用手段，它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强化人的责任感，从而用好、管好人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的韩非对赏罚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具特色的，他从人性好利恶害出发，得出结论：“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在此基础上，韩非进一步分析了人们的不同欲求。强调人不仅会求利、求赏，以满足生存；而且还要求名、求誉，以满足自尊。就此，他明确提出了“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激励方式，以提醒领导者，实施赏罚时应该特别注重在给予奖赏的同时也授予相应的荣誉；在进行惩罚的同时亦应加之相应的恶名，以强化激励的效果。不难看出，韩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辩证关系。

在如何实施奖惩方面，韩非提出了“赏罚敬信”以及“奖惩公允”的原则。一方面，他强调：“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外储说左下》）并以“吴起置辕”、“丽水盗金”为例，说明了赏而有信及罚而必得之重要。另一方面，他对奖惩是否公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韩非指出：“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难一》）强调，一切奖惩必须依据考核中“名”、“实”相符的程度而定。而且，在赏罚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英明的领导者决无遗漏的奖赏，也没有可以赦免的刑罚。奖赏如果任意遗漏，那么，即使是过去的功臣也会懒得再去从事自己的事业；刑罚如果可以赦免，那么，奸邪之人就很容易为非作歹。所以，如果下属确有功，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奖赏；而如果确有过，即使是领导者所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要加以惩处。这样做，疏远卑贱之人做事便不会懈怠，而领导者亲近喜爱的人也就不会骄横放纵了。正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许多学者认为，传统用人的恩威并施实质上是一种家长式领导，它包含两方面的行为类型：立威与施恩。在立威方面，家长式领导表现出四种典型行为，包括专权作风、贬损部属能力、形象整饰与教诲行为，相对应部属会表现出顺从行为、服从行为、敬畏行为与羞愧行为；在施恩方面，家长式领导会表现出个别照顾与维护面子，部属相应表现出感恩与图报行为。今天，立威与施恩我们应赋予其新的内容，即要重视人的利益需求。利益的存在不仅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还有政治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还包括心理的需要、生理的需要构成的各种利益。利益结构着社会，利益连接着人。因此重视人的正当利益需求，就是对人的最大关心，是以感情激励人。对赏罚这一激励机制的运用，必须加强干部的考核，通过奖惩的激励作用，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从而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水平。

五、严于律己、率先垂范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古代用人及管理的又一成功要则。

在这一问题上，孔子明确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正己，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和而不同”、“泰而不骄”；表现在言语上就是要“言必有中”、“时然后言”（该说时再说）；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表现在取财问题上就是“见得思义”、“见义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传统领导用人中的率先垂范的典范当属诸葛亮，他在《哀死》一文中说：“古之善将者，养其人如养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叨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身而饲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裸之，勇者贫而功之。将能若此，则所向捷夫。”在《将情》一文中说：“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张盖。与众同也。”他对自己以身作则，率行垂范的要求，不仅赢得了上下同心，而且对长年征战克服困难，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鼓舞士气的作用。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领导干部应具有的品质，领导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树立威信，才能管好别人。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因此，领导者要“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判断”，加强自我修养，从各方面作出表率。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六、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

“世上之人，各有所长，也皆有其短，只要能扬长避短，兼收并储，天下都是可用之人。”辩证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本领是有限的，要做好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在中国历史上，用人“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就有很多成功的范例。三国时期的刘备，尽管诸葛亮有清高、张飞有卤莽、关羽有刚愎自用等各自不足的一面，但他却没有对这几个人求全责备，而在创就自己的帝业过程中，对关、张用其刚，对诸葛亮则用其谋，扬长避短，恰到好处。唐太宗也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全才，只有不求全责备，“用其所长，掩其所短”，就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唐太宗分别用房玄龄善谋，杜如晦能断之长，使二人相互配合，辅佐自己，对创建大唐盛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今天，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仍然适应公共部门人才的使用。任何一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长处和短处，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些都不是凝固不变的。优点扩展了，缺点就受到抑制，发扬长处就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因此，对待人才，只能择能而使之，这也是善任的重要表现。所以，一个好领导，对人才要看大节和主流，在其诸多才能中舍其一般才能，择其最佳才能，使其在作好公共部门管理的同时，也使其个人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