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守者来说没有发展,论保守

论　保　守^[1]

范登布鲁克　撰

张　芳　译

保守主义，捍卫永恒。

1

我们活着，是为了给后辈留下些什么。

如果有谁不相信，我们存在的目的，是在短时期内能实现的，片刻、马上就能实现的，而是认为，我们存在的目的，是永无止境的，那么，他就是一个保守者（der konservative Mensch）。

一个人做事情，只是为了个人的思想、意愿和选择，这远远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作为人，生活在一定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是前代人生活的延续，而后来者也会在我们停下来的地方，再次重新继续我们的时代。一个人的生命消逝了，整个人类的生命仍存在。惟一能够流传下来的，惟有长久的种族延续。民族，就建立在这种历史之上。

因此，保守者，思虑周全，他们看得到哪些是暂时的、失效的和无用的，同时也看得到哪些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值得保留下来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现存与永恒之间，他们认识到中间的力量。他们认识到什么是历久永存。

他们的眼界，超越狭小的、一时的视角，具有庞大的、广阔的视域。

2

自由者（der liberale Mensch）的观点，却不同于保守者。对于一个自由者而言，他的生活，以自我为目的。他把自由当作工具，好能够尽情享受生活；他把自由当作最可靠的保证，好实现他个人所谓的最大幸福。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只有种族能够享有延续，才有他说的个人享受；只有人类的福祉得以实现，才谈得上那种自我的福祉。

尽管如此，自由者不愿意谈享乐，他们更愿意说进步。当自由者信口开河时，他们显得扭扭捏捏；当自由者使出手段时，他们显得聪聪明明，仿佛要公开表明自己的心迹动机。因此，他们遮蔽了自己的现实立场，臆造出进步的理念。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负担，他们说，人类自身一直越来越完善。而且从自由方面来看，他们教导我们说，进步之路让我们逐渐走向尽善尽美的终极目标。于是，自由者，总能找到转移自我中心的普遍性概念，建立起一种自由主义（Liberalismus）的哲学。

保守者，则看穿了自由者的这一骗局。自由者必须承认，他们说的个体行为，首先必须取决于共同体的生活条件。他们也必须承认，当他们想要佯装不理会一切条件时，他们仍在享用别人提供的条件。所以，如前所述，他们必须得承认，自由主义是得益于保守主义的受益者。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来自革命者（der revolutionäre Mensch）。他们根本不想建构。他们只想一蹴而就地铲除所有。他们拒绝过去，全身心地投注于未来。但是，他们总想要的未来，却总也不来，一无所获。他们说千年王国（das tausendjährige Reich）即将来临，但是所谓千年王国，只尴尬地存在于想像之中、抽象之中。

革命者和自由者，共享着进步理念。或者说，革命者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行动先于一切。他们的思考是非理性的、幻想化的，剥离既有的当下，从现实直接跳到乌托邦。此外，革命者和自由者，都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这种生物学的进化幻想观点，从19世纪以降到20世纪便支配着我们的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进化发展的，因此，人类、国家、经济都具有发展的可能性，存在无限的上升空间。

不过，对保守者来说，没有发展（Entwicklung）；对保守者来说，只有发生（Entstehung）。他们不否认发展，然而，发—展（Ent-Wicklung）是从属于发生现象的。他们强调，如果没有之前的存在，就谈不上之后的发展。发生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起源现象；发展是第二位的，一切发展，都是一种承继现象。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摆脱束缚，只看到表面经验，丧失了生命的内在视角，那么，我们就不能超越统治了一个世纪的进化论世界观，事实上，我们应该已经对之产生怀疑了。现在，保守思想，必须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根基之中，至少让我们看到现在的政治骗局：发展与发生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自由与保守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是寄生在保守主义的生长之中的。其中，我们保守者已经获得的经验，他们自由者还在使用。

对于保守思想来说，一切事物，都从起源开始产生。一切伟大的事物，都有一个伟大的起源。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自由者耍了政治的小把戏，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最终回到事物的发生，而不是得出进步的理念了。这种转换的效果惊人，沿着他们的路子，我们最终只有一败涂地。因为如果我们审视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根本没有所谓进步。我们看到的是创造者的价值，那些意志坚强的伟人、强大有力的杀伐决断者、影响巨大的群众运动，激励着我们。然而，这些价值，如果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就是从属于链条之中的一环；但是，他们每一个，都是脱离链条的一环，紧密联系着全新的创造。因此，如果我们从发生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价值，那么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内在关系。人们发现，事物起源于空间，延续于时间，本身就孕育着自我的完满。人们发现，人处身于以出身为依据的血缘关系之中，血脉的流淌，本身就包含着坚定的方向，处处不断地发挥着作用。自然，像历史一样，不是进步的作用，而是延续的效果：形成自然的，就是传统（Überlieferung）。但是，传统也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据此，我们不同意那些反动派对待传统的观点，他们混淆了血统（Herkunft）与媾和（Übereinkunft）之间的区别；或者说，他们瓦解了传统，就像进步思想一样，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堕落。那些创造者的价值，既不是能培养的，也不是能计算的，只能归功于一种恩赐。他们是突发的、本能的、有魔力的，一旦能够满足他们的时代出现，他们就会出现。所以，相反的，那些从理性筹划出发、纯粹依靠理性筹划的人，他们是倒退的。他们看重趋炎附势的前进思想，想要在造物者那里，“制造”（machen）价值。尽管他们持有“进步”（Fortschritt）的理念，但结果却是在“退步”（Rückschritt）。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时代。

保守者的基本观点认为，我们的整个时代已经误入迷途了。革命者相信，世界的迷途到今天为止，在他们的帮助下，将走向一种全新的生命秩序。自由者则一如既往地固执己见，面对灾难，却宣称民主进步；而且他们还想要否认，在世界大战中，我们的敌人，就是以所谓维护自由为原则和目的的，于是我们成了牺牲品。我们的不幸该归功于谁呢？德国的不幸该归功于谁呢？还有欧洲的每一次退步该归功于谁呢？那就是自由者的信条。今天，保守者想要重新找到位置，找到开始的地方。必然的，他们同时既是捍卫者，也是反抗者。他们提出问题：什么是值得捍卫的？保守者，现在要重新找到连接点，而不是像革命者那样，打倒一切。但是，保守者也与革命者有共同之处，他们都不喜欢使用小伎俩、进行隐瞒，还有欺骗，而这些都是自由者赖以为继的手段。

因此，保守者的敌人是自由者。保守者，既看到人类何其高贵，同时也看到人类何其卑微。他知道，当他捍卫共同体的存在，为共同体的未来而奋斗，为共同体的自由而坚守时，他的存在就是最令人敬佩的存在。但是，他绝不会自欺欺人，对于人类、民族还有时代来说，一旦自我被自由释放出来，允许自我欲望的生活，那么，他的存在就立刻变成了无比龌龊的存在。

3

德国十一月革命^[2]，是由自由者发动的，而不是由革命者发动的。这是一个厄运。

这场革命，来自投机主义者，而不是狂热信仰者。这是一场和平主义的革命，它应该结束战争，但是却变得不堪重负，显得后继无力、漫无目的。他们没有自己的理念，只抓住意识形态图景的一些只言片语，这些内容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的故乡，而作为代言人的他们，最后抛弃了承诺。人们希望，通过起义活动、修宪运动，还有屈服满足敌方的条件，实现革新生活的可能。在所有民主党派之中，人们都在追随自由主义，最后通过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e），导致了“11月9日”的革命。

德国的社会主义（Sozialismus），早先就被自由主义给败坏了。在19世纪的进程中，产生了一个启蒙的党派，他根植于社会正义的思想，在进步思想下被赋予了五彩斑斓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色彩。此外，这个党派，还是一个具有适应能力的党派。这就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他强调发展思想的特殊意义，符合了19世纪的时代特征；而且，他把自然科学转译到世界史的精神科学之中，来用决定内政政策、经济政策和宪法政策。社会民主党是具有进化论发展思想的党派，而不是具有起源论发生思想的党派，这是不是很奇怪呢？社会民主党不懂得地缘政治，看不到由于空间产生的人口过密问题，这是不是很奇怪呢？这意味着，一个政党的注意力，如果真的要关注社会正义，那么，这个政党的出发点，就必须要从维护人类的、阶层的以及阶级的社会正义出发，然而，首当其冲的前提就是民族的社会正义。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跟这个自由时代相适应，立刻停下了革命的步伐，落入议会制的窠臼。他应该是德国的一个反对党，现在仅仅是做做批判的样子，假装自己是激进主义（Radikalismus）。这种批判，是德意志式的，满腔热情都在构建自我的王国。他是一个具有德国人市侩气的政党。他宣称自己是国际主义者（der Internationalist），但是终究看来，却一点儿也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国际生存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坐在家里，一直盯着对内政策，根本不抬眼看看对外政策。因为他们从马克思那里读到，只要在无产阶级统治下，民族之间的国家对立界线就会进一步消除。

所以，他们期待着无产阶级统治的那一天，看不到，或者说，不想看到，阶级斗争的一个世纪，就是伴随着民族斗争的一个世纪。他们的埃尔福特纲领^[3]最多只能暂时平息斗争，仅仅致力于劳工保护法、学校世俗化、保护妇女权利、个人宗教自由，等等。但是，所有的问题在于，对于实现这些的政治基础，他们却一笔带过。全是发自好心的空话，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像“国民议会”（Volksvertretung）拍拍脑袋就决定了战争与和平，“仲裁法庭的方法”（auf schiedsgerichtlichem Weg）一通过就解决了国际争端。不过，世界大战，真是让这个政党大吃一惊，一切腐朽得透了，这下子“哗啦啦倒了一地”（groβen Kladderadatsch）；然而，他们却始终看不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所在。

确实，这样一个政党，不适合承担起一场革命的重任。他们做起事情来全凭冲动，总是过多地关注于内政而胜过外交。他们把民族政治与世界政治等同起来，如果他们的革命能成功，那么也是以世界革命为前提；可是，这个前提不存在。这样一场德国革命，要成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就得实现社会主义和平，让所有民族都获得权利，而不能是一种“自由主义”和平，只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即那种西方人的和平，以民主理想的名义，让其他民族遭受极其不公正的待遇，就像马克思主义说的，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剥削一样，把战胜方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民族之上：这就是《凡尔赛条约》的世界资本主义和平。联合起来的国家托拉斯，把矛头对准个别国家；根据条约，这些付出劳动较少的国家，却可以允许占有劳动剩余的民族的剩余劳动（Mehrarbeit），可以掠夺这个民族为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可以剥夺他们的劳动力。

的确，这个民族，必须酝酿一场革命。一场源自传统的革命，因为在这样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就有着革命的灵魂。这场革命，取决于那些采取行动的人们，取决于人们自身，不管他是不是天才，他都是民族的一员；如果他们把自己看作国际主义者，那么他们就得联合起来，真地凝聚起来，深深地扎根其中，担负起责任。

德意志民族的天才，不是革命者，肯定也不是自由者。德意志民族的天才，是保守者。

因此，革命，只能说是一段插曲。

4

德国十一月革命，还不能算是一段革命的插曲。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政治无能的。他们在11月9日突然获得了政权，但是，在稍纵即逝的起义活动的那些日日夜夜中，却几乎不能把持住国家权力。革命越来越匍匐在民主的面前，在成立政府时，无产阶级期待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徒劳。德国革命者之中的实际主义者，还有投机主义者，肯定满意这样的结果。因为一旦匍匐在民主面前，至少可以保证发挥个人的、党派的、议会的影响力，能够在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结果，社会民主党人、中央民主派（die Zentrumsdemokraten）、党员民主派（die Parteidemokraten），每一个人民党派的方向，都符合国家自由，他们的联合是排排坐，慢慢来，最多算是民主形式下的联邦制国家。所以，德国十一月革命，变成了一段自由的插曲。

自由者，懂得利用我们眼下的年代。在这个时代里，他们强化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坚持民主的革命成果；为此，情愿顺从，履行凡尔赛和平条约的义务。他容忍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关系，甘于世界大战结果对帝国造成的削弱。他认为，尽可能地粉饰太平，就能忍受痛苦，怡然自得。自由者，总是默认，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他还默认，我们的生活必须听从政权的命令。自由者，把丢来的每一个耻辱，都往肚里吞。他还默认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做事情靠着与生俱来的灵活的乐观主义，还有盲目的投机主义。无疑，他们看不到国家的强大力量。他们太软弱了，即使条件具备，在起义后也抓不住权力，而是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自己在扯皮。这只能怪他自己没力量；尽管自称民主，但是，却看不到一直在德国人民中蕴含的力量。更多地，他把一切归咎于环境的利好因素，担心俄国十月革命的威胁，接受西方民主派的恩惠，这是成问题的。

我们似乎必须得忍受一切。在自由者建立的人民国家中，至少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民族被迫所处的困境：新关系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还有，不言而喻的，显而易见的，得为以后的矛盾冲突作准备。然而，自由者，拿走了革命的所有好处，却尽可能地漠视我们不堪忍受的处境，似乎在这个年代里，值得担心的只有：怎样进行遮掩，好让大众意识不到这种处境的难以忍受。一旦人民抛弃民主的时刻来临，那么自由者可能就岌岌可危了。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尤其是伴随着共产主义者的强大冲击，我们获得了二次革命的机会：我们不能像社会民主党那样造历史，他太过自负，相信民众对自己马首是瞻；这一次，我们要进行一场革命，一场席卷六千万民众的革命，他们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应该这样活着。

自由民主者，不能阻挡保守者的阵营。保守者，感受得到我们生活的屈辱；是的，这种屈辱意识越来越强烈地攫取人们的内心，无论是一切有政治意识的民众，或是一切还没有政治意识的青年，都会被席卷进民族主义的浪潮之中。然而，保守者，信赖这一阵营的保守的国家观念，无论如何都要依赖保守主义的因素，在执政基础上显得非常拘谨僵化；面对国家和祖国，他们这些年已经习惯于那种可靠的处理方式，一遇到问题，就感觉是来自无产阶级的威胁，便必须得进行抵御。于是，在左派和右派的鹬蚌相争中，自由者渔翁得利。他们安抚左派，对付右派；通过制定劳工保护法，他们可以借助一方反对另一方。民主，在从革命到成立政府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他们觉得有必要“维持”（erhalten）民主；所以，就国家而言，提出的政治要求是，成立共和国，承认魏玛宪法（die Weimarer Verfassung），全面转变国家机构。

当然，每一种革命，在其成立政府时，都必须提出相应的要求。革命者，依靠暴力，成功获得权力之后，必须随即以保守为基础，来描画他们的国家。在权力的本质上，国家政权和保守主义是一致的，否则，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共同生活。只是问题在于，保守者与革命国家两者之间，是不是背道而驰呢？保守者表现得太过于保守了，难道他就不能为革命国家所用吗？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问题，由于革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一样采取防御战术，因此每一个政府里都有保守者，他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而以国家的意志为目的。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面对革命、面对共和国、面对为了民主而民主，保守主义是否能经受得住考验。所以，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于：今天，保守的含义是什么？

5

民主的国家思想，不同于保守的国家思想，——进一步说，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我们思考国家时，民主和保守主义是可以协调起来的。

在遵循宪法的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这不再是为了应对德国存在的非常时期，而是一个纯粹的对内政策问题。同时，这还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我们自己不能逃避。之所以我们没能建成民主—保守的国家（der demokratisch-konservative Staat），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民主与保守的关系问题。既有民主又有保守，既有左派又有右派，每个都有每个的参与方式。我们必须得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让民主的国家思想与保守的国家思想之间相互支持。所以，为了容纳这两方面的思想，我们必须得有第三方立场。这一立场，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拿出理由，当我们说到这儿时，又不得不说，这就像是自由者面对革命者和保守者时采取的立场。但是，保守者不用害怕，应该也能够有这样一个第三方立场，他们必须得自己摸索出来。

国家（Staat），当革命要打破这个国家时，是为国家而国家。其实，国家的存在，还为了帝国目的，为了德国统一，为了霍亨索伦王朝（Dynastie der Hohenzollern），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国家象征；同时，我们还更有腓特烈二世时代（friderizianisch）的传统和保守传统，即国家自身的存在，就是为人民而人民。

然而，这个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民族的目的。他有可能完全不顾民族的存在。民族（Nation），就是生活在民族性意识之下的人民（Volk）。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不是这样一个民族。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国家意识之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国家会保护我们。这就是过去保守者的通常看法，又一次成了所有其他党派都忽略的默认看法，而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最极端不过的。

在战争前，自由者，也许还提出要求说，德国人民必须得关心政治，变得政治化。因为他们考虑的是通过议会化来实现民主化。他们没有看到，人民只有首先民族化，才能变得政治化。民主化，没有民族化的前提，如前所述，只能造成为民主而民主的结果。对于未完成民族化的人民来说，就出现了诸如为国家而国家的现象。这样的国家，对内不再有强大的凝聚力，对外不再有强大的防御力。这种情况就是议会主义的流弊，这种情况就是官僚机构的痼疾。因为民族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只是作为一个国家被集合起来，所以我们根本不会看到参与者的活力。而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并被接纳，深深地感到所有人都跟民族联系在一起。在战争中，尽管我们期待对外政策能够结束战争，但是在对内政策上，面对过渡政权现状，我们还是非常无知的，于是，参与国会决议的政党们，诉诸法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民主政策的意图指向，只能是一个国家；然而，对这种政策的这一局限，他们佯作不知。因此，与之相符的就是人民，缺乏民族的前提；放弃了保守思想，自由者，实在无法轻易让人信服。正好，这种过渡现状，内藏的脆弱性和外显的缺陷性，后来被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加以利用，然而他们不是为了把人民转向民族，而只是为了推翻而推翻。

当革命为了打倒国家而打倒国家时，它不是带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一起搞政治，而是想要造历史——或许我们可以欢欣鼓舞地庆祝，这是到达未来黎明之前的黑暗，就像其他国家庆祝他们的革命日一样；然而，如果我们真要庆祝，除非是，我们不是为了国家而推翻国家，而是为了民族而推翻国家。

不过，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人民，完全没有指望成为民族。其实，内心的声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它说从现在起要把人民当作民族来看待，但是我们没有倾听这个声音。我们转而肆无忌惮地发动骚乱，放任民主自由来混淆视听。人们在我们耳边唠唠叨叨，我们却很愿意听，全部都相信。我们受到外国的引诱，相信我们的未来着重依赖于，首先要改变德国的国体。世界和平这个词，告诉我们人民，在世界大战之后，应该带来世界和平。于是，我们完全轻信这种预言，认为在艰难的岁月之后就是更美好的生活，到那时所有民族都能一起共享；我们轻信这一切会成为现实，认为只要德国人自愿放下武器，那么就能得到这样的回报。我们人民，毫不怀疑这些劝说者。然则，这些人物的形象，既是低贱的、狭隘的、附庸的，又是缺乏诚意的、傻里傻气的、啧啧称奇的，满脑子装着空想和虚荣，他们的联盟，最不可靠。同时，这样的一群人，私底下鬼鬼祟祟地做好了动手的准备，现在突然满大街地蹦出来，就是招摇撞骗。人民是天真的，看不到他们的自私自利，看不到背后的意识形态。我们总是把目光追随着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祖国里，相信西方人。我们把和平托付给敌人，于是就和平了。

这是谁之过（Schuld）呢？显然，责任在人民，在大众，其整个几周里都被看作了德国人民。在人民领导人的领导下，政治建立在民主的国家思想之上，今天也是如此，结果不可否认的是，世界民主的理想，粉饰了他们的鲁莽、愚蠢和无耻；当涉及如何实现时，他们就表现得狼狈不堪、吞吞吐吐，搬出世界理性（Weltvernunft）来敷衍，给我们灌输世界理性。

然而，更深层次的罪责在哪儿呢？不在于我们被骗了，也不在于欺骗我们的骗子。责任就在于德国十一月革命拥护的为国家而国家！表面看起来，我们被人蒙蔽、自欺欺人，但是我们不能抓住这个过错不放，真正的问题出在变革的先决条件上。这个条件，伴随着德国产生，并使革命成为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当获得国家权力时，我们似乎欢呼和维护的未来是国家，这是被人蒙蔽、自欺欺人的结果，其实，妥当的先决条件和革命目标，应该是民族！？

对于罪责问题，保守者最有优先权来回答。罪责的概念，不属于自由主义。自由者，对罪责的观念是，一切都可以理解，一切都可以原谅。事实上，他们惯于独断专横、寻衅滋事，迫害对手。所以确切地说，罪责，是属于保守主义的一个概念，其世界观就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之上。保守者习惯于要求人们，行为做事要讲道德、负责任，不管出现了任何事件、任何麻烦，都不能开脱自己。就保守思想而言，毋宁是要追究责任、作出解释，不管这样做是否会带来麻烦，对人对事都是如此观念。持有保守的国家思想的人，必须对自己提出责任的要求，当他探寻事件的原因罪责时，必须毫不留情，坚持保守立场。所以，看起来保守思想并不可爱，自愿下决心反躬内省，去承担并分担罪责的份额。

保守者对民主国家的立场，取决于国家自身。对保守者来说，任何有可能把保守的国家思想和民主连起来的协议，都没有问题。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协议是德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他知道，这是为了形成我们的民族。他知道，民主无论如何不是我们前进的原因；他知道，民主无论如何不是我们存在的方式。

保守者自身，没有附带目的，没有私下打算，没有党派之见。他们的党派就是德国。至于国家的形式——共和国、独裁专政、民族自卫，或者其他我们可能找到的形式，对保守者来说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只是为了达到目的采取的手段。保守主义，在今天，不是指以国家为目的，而是指以民族为目的。对于国家权力来说，没有它国家不可想像，但国家权力的存在，应该是为了祖国的自由。

一个时刻，决定自由的时刻，无论如何，不在自由主义者，不在议会主义者，不在党派主义者的手中，而是完全在保守主义者的手中。我们需要，我们期待，这一时刻：人成为德国人。从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的事件中，我们就学到了这一点；而自由者完全没有学到这一点，还有革命者一直不愿学到这一点。他是这个时代的新德国人。如果我们深深地熟知我们的历史，那么在古老永恒的德意志人身上，也许也能看到他的存在。他是德国人，跟德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跟他的祖国联系在一起，一起同生，一起共长。

不过，这一时刻，有待他的胜任。他认为，党派之争造成的裂痕，右派和左派之间的罅隙，都归咎于世界观的分歧，这是因为没有把它放到我们的民族性之下来理解。厄运是，左派政治，给我们的成长带来纷争；右派政治，为我们的成长倾倒烦恼，每个人都有份。

所以，他认识到，他自己也负有一部分责任。对于保守思想来说，19世纪的保守国家思想，已经显得不切实际、缺乏活力。

他认识到，从德国历史伊始，在缔造帝国的时候，就存有保守主义的传统，但是，在威廉二世时代（wilhelminisch）却变味了。

于是，保守者，要担负起这一时刻的命运，行动起来，从当下行动起来，不仅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时刻准备着，而且要精神饱满，发挥才能，成功胜任。

6

左派拥有理性（Vernunft）。右派拥有知性（Verstand）。

对于这两派的两个概念，我们极容易混淆，带来政治思想的混乱。我们看到，就是左派，依据理性，使用理性，给我们造成混乱。

在此，混乱也来自民族主义，来自知性判断：“我思故我在。”（Ich denke，also bin ich．）启蒙就是由此展开的：“我是启蒙者，我思故我对。”（Ich bin Aufklärer，also denke ich klar．）然而，思考的结果，不能进一步跟真理相提并论。由于这一谬误，这种理性思考，毁掉了知性思考。理性，作为唯理主义（Intellektualismus），逾越了它的边界。理性应该引导感觉（Gefühl），不应该抹杀感觉。然而，这种理性正抹杀了感觉。它牺牲了自己可以引导的一切生气、一切感官灵感、一切直觉。理性，应该来自“觉察”（Vernehmen）。不过，这种理性，不再“觉察”了，它要的是计算。知性是一种精神的本能（Instinkt）。理性变成了理智的算计（Kalkül）。于是，理性就完全依赖于它自身。

这种理性造成的结果，最早在政治领域显现出来。理性，总是能够从我们的自我利益出发，为我们得出每一个结论。以理性之名，黎塞留^[4]的君主专制具有合理性，就像150年后人们赋予绝对民主以合理性一样。从理性得出的观点是，当所有人的智慧都集合在一起时，我们就可以获得最高的智慧。这简直太人性了，每个人都相信，此刻合情合理，合乎目的。不过，知性，也总是能够为我们得出结论，从经验事实出发得出朴素的推论。知性看到，当所有人都开动脑筋时，这个总和常常马上就变成了无止境的无理性（Unvernunft），因为理性的自我放任，给我们世界带来的是灾难。似是而非的理性，造成人类的堕落。所有人都说好的东西，对所有人而言，恐怕会是最糟的东西。在此，理性丧失了知性。

知性与理性，互相排斥。相反，知性与感觉，却能共存。卢梭有感于此，所以试图找到一种“感觉理性”（Vernunft des Gefühls）来反对启蒙。不过，他并不想撼动理性的宰制（Vernunftherrschaft）。相反，理性与情感（Sentimenten）的联姻，让理性更加粗暴。理性，这位来自17世纪的小姐，也就是个作婊子的小姐，所有启蒙的男人都想上；到了法国大革命把她奉为女神，既想让她当婊子，又想给她立牌坊，真是彻底毁了她的名声。理性承担了建构欧洲政治观念的使命，在这儿却完全成了一种败坏的理性，这种最恶劣的、自欺欺人的婊子理性，连康德都觉得丢脸。它把我们的思想置于糟糕的境地，使我们仅仅根据理性概念，就觉得理性的杰作都是完美无瑕的。最终导致我们混淆了道德价值判断，相信理性可以确保正义。

在西方，到处都有以狡诈理性作为政治概念来牟取利益的国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是为了有利可图，才去谈人权、谈自由、谈平等、谈博爱；不过，他们却很害怕谈如何实现的问题。所以，他们得赶紧略过，双倍利用理性，加以掩盖，借助这种理性策略，他们可以在自身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之间，进行转换。他们在世界上发出的声音，是有目的的。他已经习惯了，在西方国家这里，一切都要优先，一切都从他们出发，根本不容许用“进步”来检验。法国人谈主权，不再是绝对君权，而是国家主权，却放任政党腐败。英国人谈公共福利，但人民还是身处落后的社会。后来，西方人谈和平和热爱和平，根本无他，因为与此同时，正在准备发动战争。

德国完全落入这个圈套之中。自由主义，在西方长久以来就是一种预言式智慧，在这儿却成了这些自由者的世界观，他们想要通过理性获得合理性解释，简直就是认同愚蠢。在战争前，这种愚蠢就开始了。我们真挚地相信“没有战争的世界政治”，还把它看作是最高智慧，就像里希诺夫斯基（Lichnowsky）之流说的反对德国参战；而且，我们身处“封锁”之中，还将它看作是“和平这种最了不起的政治关系的一个副作用”。在战争中，我们一样愚蠢，还觉得我们应该接受教导，寄希望于和平理性，信赖那些国家和政治家们，因为他们赐予和平。在战争后，我们再次愚蠢至极，对寻找真相发怒，对脱离现实发狂；无疑，最坏的人性就是反过来针对自己的人民，当德国人承担战争的罪责时，当我们自愿认错等待恩赐时，殊不知，我们想要打动的敌人，就是要让德国人陷入这种自责之中；这里，不是认识能力（Erkenntniskraft）在使劲发挥作用，让我们来区分动机与意愿，次要性与关键性，以及罪责的形式与罪责的心理，而是理性预设在发挥作用，理性早已事先下了结论，它认同的都是对德国不利的证据。

右派一贯坚持知性，能够看穿理性给人类造成的破坏。理性，要求人们必须能够“走向理性”。实际上，理性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承担这个任务的是知性。知性是人类的一种能力，一旦理性具有弱点，它就发挥作用。知性是主人，在本质上是男子气概的。它的特征是不容许任何自我欺骗。保守者也具有这种特征，而且还具有身体力行、杀伐决断的特征。这是他们的行事风格，他们也渴望如此行事。他从家里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是，作判断与下结论，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现实，什么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保守主义呼吁，要有知人之明（Menschenkenntnis）。保守者，勤勤恳恳，心忧天下，规划未来，服务全局，献身于人民与国家。他知道，人类教会我们的，几乎就是我们的全部。他也知道，作为德国人，生活在人民中；流着男儿的血，就要有所作为。他生活在传统之中，他会想起，正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坚持不懈，一百年又一百年的持之以恒，多少艰辛，多少牺牲，才有了我们的生活，才有了德国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全部要求是：保卫民族，维护家庭，拥护君主，通过纪律来有序生活，通过权威来庇佑生活；还有，认识到宪法区分度的必要性，分出阶层、团体以及自治区——从知人之明出发，得出现实性结论。生活就是经受磨砺的过程。对人的磨砺，就是要看他是否扎得下根。保守者，持有寻根的观点（Wurzelanschauung）。自然中存在一种永恒（Ewiges），它不断确立自身，每一种发展，无论改变还是转变，都必须回归它。人们不断追求永恒，尽管人们也受到诱惑，但是只要人们能够克服自己，诱惑就对人们无可奈何。这种永恒，是保守者的元判断（Urentschluβ），是伟大的人民政治知性；它来自人性的可靠嗅觉，可以找到一种形式，来建立我们的生活；这种形式，经受革命的考验、改革的检验，就是我们要转向的新的保守性。这种永恒性，所有伟大的人物都屈从于它，所有伟大的保守者都仰仗于它。我们怀疑理性主义是非常有理由的，因为理性主义只发展我们的大脑，却让我们人类枯萎：尽管观点有力，但不过是思想吹出来的肥皂泡。理性是理性化的知性。理性不是精神。理性是启蒙。

这种对精神与启蒙的混淆，最终让德国知识分子谬之千里。他们集合成政治左派，要求“精神政治”（geistige Politik），但那不过仍旧是启蒙者关于“理智”（vernünftig）的陈词滥调罢了。来自西方的理性，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新事物，但其实它也不过就是精神故乡的产物。对德国这个政治儿童的国家来说，理性是危险的；这个新事物，受到我们这些政治儿童的追捧，只是徒有其名。但是，公正（Rechte）、正确（Richtige）、知性（Verstand），在人们之中产生已久，使用已久。我们以精神来看，精神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以知性来做，知性决定着我们的治国才能。

保守主义是对民族的一种知性认识。德国的保守主义，不是一个党派，而是一种意识。它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前提条件。如今战后，保守主义知性，让我们从全局来看待事物，这时我们就不会惊讶了：为什么革命会失败，为什么“威尔逊十四条纲领”^[5]会主张和平。

不是德国的保守主义，而是法国的保守主义和英国的保守主义，更加有着知人之明。它们知道怎样依靠人民引导人民，取得战争胜利。在德国，保守主义却错失了这一使命。

在此，人们应该把过错归咎于保守主义，它必须负起责任，只怪它没有拿着伪令牌，为右派正名，获取民众信任。因为这是保守系统的问题，我们没有协调好关系。进行系统协调的，不是保守者，而是立宪者。德国皇帝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开明自由的君主。作为自由不彻底的牺牲品，他在战争中失败了。自由主义，也由于他失败了。由于追逐利益，他想在战争中获利，结果导致全线失败，在原则上、党派上、个人上，处处失败。当他建立民主的国家时，他的枕边必须得接受作为对手的社会主义者的存在；虽然这些人没有赢得革命，却是煽动群众的导火索。

保守主义者的罪责，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就不能是灵活概念，必须得坚定不移。确切地说，罪责在于没有好好地捍卫这个基本原则，使得保守信念的精神气息，被湮灭了。保守主义主要存在于精神当中：由于精神的荒芜，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的世风日下；处处都有的，更加糟糕的恶果是，民族命运依靠男子汉，而现在这些男子汉却失去了男子气概，没有了精神上的优势地位。

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完全忘记了，最初是怎么争取胜利，怎么保存下来的。他忘记了，只有不断地争取，才能保存下来。他忽视了，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只有保守地进攻，才能逐渐获得保守的防御；否则，甚至还没有防御，就被打败了。令人失望的是，作为最后最优秀、最伟大的人，威廉·冯·洪堡投向了人文主义（Humanismus），然而更令人失望的是，保守主义者没有追随他，拿出勇气伸张正义，却让自由主义放肆之极，把他据为己有。此外，施泰因男爵^[6]开启的工作，保守主义者同样没有继续去完成。还有，保守主义者应该在梅特涅（Metternich）那里，感同身受；在维也纳会议（der Wiener Kongress）和神圣同盟（die Heilige Allianz）那里，感受愉快。

长久以来，德国人疏离了那些一直迫切需要的事物，疏离了那些关键的、重要的、自身伟大的事物。这些事物，绝无仅有地，全部都来自保守的世界观。他们跟保守站在一起，逐渐变为保守主义者。不过，无论是拉加德、朗本，^[7]还是尼采，他们都是保守主义的独辟蹊径者。然而，保守主义，作为信念、作为思潮、作为政党，却对这些不感兴趣。它不理解这些，不考虑这些，还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敌人。

保守主义，要从它的队伍出发，不能一言堂。可以承认的是，为了找到代言人，它必须低下头，倾听其他种族、其他民族的声音，倾听从施塔尔^[8]到张伯伦的思想。这样，我们就能感到，俾斯麦至少是一个叛逆者。在德国寻求德国的特殊性，结果是错之又错。外交官想引导外交事务，却总感觉力不能及，那是因为他在职责上没有意识到，世界政治总是由世界观形成的，治理国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因此，所有德国人，所有至少意识到问题的人，从世界观上唤醒民族意识吧；你们总是在谈人身危害、人口减少、出生停滞、种族灭亡，——却从来不说，精神衰落。

在这个时代里，自由主义，榨取我们一时的生活，把民族问题抽走，大谈特谈时代文学，应接不暇地迷惑我们：一切思想的转变、研究的转型和鉴赏的变化，不过都是一种精神的活动，都是转瞬即逝的，都是鼓动人心的口号。

相反，保守主义，要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它要依赖永恒性，它的世界观依赖永恒性；它不能听任对手摆布，而且别人谁也代替不了，它只有自己让自己平复。保守者还没有明白，这种永恒性，虽然经常挂在他们嘴边，但是并没有做到。保守者还没有明白，所谓的运动，不允许与进步混淆在一起，而更多的是事物的循环运转，是再次接纳传统的生成价值。保守者还没有明白，所谓保守，就是创造事物，创造那些值得捍卫的事物。

7

右派政党不能力挽狂澜于不倒，因为他们简直糊涂，所谈的只有出身（Herkommen）。他们还一直坚持这种信念，但是让他们得以坚持的基础早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得习惯融入传统，诉诸“公正”这一独特而普遍的要求。他们不理解时代的变迁，随着永恒权力的消失，要从传统这一世界观来看问题。他们没有继承传统留下来的遗产，却听凭欲望行事，受到内外动机的驱使。他们没有倾尽全力地说服人们，让人们无法反驳，也没有做到发出虽单薄却有益的声音，来反对那些虽动人却有害的意图。他们要坚定不移，可以做到更加硬气、骄傲、自恃！

左派政党的观点，比较起右派，则像是右派的中间立场。他们似乎代表人民、似乎代表领导，所有大事都交给议会制国家解决。

但是在西方，这种中间立场的信念，却来自右派政党。这些西方政治家们知道，在吸收左派政党参与的同时，不会动摇他们的保守立场，他们是站在民族的保守可靠性上的，面对所有权力政治问题，乃至社会主义阵营问题时，都是如此。在此，人们偶尔谈谈世界公民，特别喜欢谈谈和平。反正说话不用承担责任，却能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当这种骗人的花言巧语被别人当成真话时，它就真的发挥骗人作用了。

在德国，人们就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受骗。人们偏爱谈爱国主义，却被现实迷惑，一谈民族国家，就觉得是国家统一者争取外在统一的问题，完全缺乏内在的凝聚统一。人们会觉得，这儿有一处空白，没有前提、没有基础，太不可靠。如果看看威廉二世时代，那时人们的盲目激愤情绪，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做错了。在这里，右派政党，由于反对左派，就对他们秉持的人民部分感到不满，面对欧洲公众，认为我们的人民是不可靠的；相反的，左派政党，由于反对右派，面对外国，又认为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

的确，为了民族，保守主义的策略应该是，利用民族心理，把人民争取过来。不过，从洛贝尔图斯^[9]之后，这种观念性的尝试就没有了；在德国无产阶级那里，他们的目标是国家、阶级，用的完全是空话套话。没有人告诉德国大众，只有通过对外政治，才可以挽救人口过密的祖国。也没有人做出尝试，从政治上造就民族，从精神上造就民族。遗憾的是，这是人们的历史疏忽。

人们对战争缺乏准备。当人们受到伤害时，自然而然会想到要结成一体。人民彼此靠拢。这里不再有党派政治的考虑。人人都感觉自己是一分子。人们派出军队。这是一支有生命力的军队，超越意见分歧，自愿结合在一起。但是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威廉二世时代不良风气的影响，人们受到自由主义的感化，踏上了机会主义的行列。人们粉饰太平，渲染未来、散布谎言。人们避重就轻，不告诉人民，斗争是何其残忍，无休无止，一切都被剥夺，后果难以想像。更多时候，却保证说，这只是暂时的。不是已经胜利了一半了吗？哦，他立刻放心了，觉得幸福了！像这样的虚与委蛇，不仅出现在右派的吹嘘里，也出现在左派的教诲里。

战争的突然爆发，可以驳倒一切。漫长的战争过程，似乎证明了他们的说法。战争中期，当前线战役如火如荼时，人们开始谈论家乡的和平。和平，人们愈是处在困窘时刻，就愈发渴望和平；然而人们却确信，和平，不是来自战争的胜利，而是来自理性。对此，保守主义者觉得不足为道。事实上，战争的必要性和领导战争的政策，都跟对内政策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抓住这一机会，左派致力于构建起国家；而保守主义者，却姗姗来迟，把一半机会拱手让人。保守主义者的行为，没有说服力，因而软弱无力。他们没有吸收新思想的力量，只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围着一个世界团团转。

合乎逻辑的是，就民族而言，应该具有捍卫的精神（Geist der Erhaltung），强硬而坚定地捍卫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而不是跟破坏的精神（Geist der Zersetzung）媾和，因为它是一切灾祸的根源。政治的克制，以及政治的优势，在于体察人生，不要轻信，在于认识到，捍卫的精神，最终决定着民族的命运。

然而，民主，发出的伟大声音，在战前还羞羞答答，在战争中却厚颜无耻起来。民主，使用唯理主义的工具，以理性为基础，而理性，生产出来的只能是无理性。可是，持有保守思想的人，由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愿再与之分庭抗礼下去。于是，他们惟一能带来的，就是牺牲品。儿子在战场上阵亡，父亲却袖手旁观。保守党人的路，越来越窄，被步步紧逼，被逼入绝境。土地上的保守者们，都已经误入歧途了。当起义爆发时，只有被吓得一塌糊涂。

自由主义的政客，否认保守的基本观点；政治家们，一味只关心他们的生涯；政论家们，无法克制地流露出亲法情绪；媒体们，似乎定好了，为战争失败帮腔；宣传者，号称服务民众，倾听人民之声，把好感投向自由主义，顺从得实在太具人情味了；煽动者，说完诸如虚荣或要复仇之后，接着就是背叛——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在理性的名义下，准备战争转机，决定战争后继，最终导致了我们的崩溃。右派政党，坚持遵循知性，让我们不要抱有幻想，直面真实，把政治决定放到时间中让历史来决定。知性，是那些人情练达者的特权。知性，是保守主义的特权。然而，不可能潜移默化地让左派政党反对理性，因为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抓住了理性，接受了激进的理性信念，认为有效的是理智的要求，正确的是合理性、说服力。

保守主义者的错误开端在于，混淆了传统与理念（die Idee）。他们只生活在保守主义的传统之中，却没有了保守主义的理念。而且，他们还放弃了这种理念。战争，再次考验了保守主义的特征。所有的德国人，所有担负使命感的人，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贵族还是平民，社会主义者还是教会牧师，都具有保守者的男子气概，孤注一掷，奋力一搏。但是，他们白白牺牲了，只是为了爱国主义的言词，而不是为了爱国主义的理念；这种内在的理念，应该来自民族，不过，这个民族却是准备不足，尚待形成的。

保守主义是有生命的——不死的——永恒的。保守思想在战前囿于以社会为先。它失败在没有以共同体为先，共同体才是保守思想原本的安息之地。无论属于右派，还是属于左派，从本性上，两者都可以看作是人民团体的成员。我们看到，处于腐朽中心的是腐朽的理性，它要求听凭“健全的理智”（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试图遵循“中间人”路线，它是在政治事务中遵守机会主义的教条理性。然而，保守者的知性，要求追问的是哪一个、是什么、要什么、该怎么，与之相比，腐朽理性那“健全的理智”显然是一瘸一拐的。

这种“健全的理智”，比起“善良意志”（guten Willen）或“实事求是”（Sachlickeit）来，其作用强不了多少。这三样，让我们深受其害，深陷其中。它们是不言而喻的——却也是，用之有尽的。然而，不言而喻的，用之不竭的，只有知性。

8

保守主义必须不断地争取胜利。

保守思想，在人类的所有境遇中，看到永恒的再现。不是相同意义上的重复，而是持续意义上的重现。永恒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人类之中，所以时而凸显，时而回流，却一直不断渗透。

这种永恒，必须不断地从时间中被精神创造出来。这种创造性的保守主义，对人民推心置腹，因为相信人民就是民族。这种保守主义，到19世纪末威廉二世时代就不再有了。在当下时代里，20世纪初伟大的德国思想家，都是伟大的保守者，保守者这才开始确立他们的精神基础。他的立场是独立的，对人民的观点中所插入的自由概念，对自由者的代表自由、半代表自由、中间立场，去粗取精，还要使之通俗易懂，那么肯定能够赢得人们的喝彩。保守者，要对形势变化负责，高瞻远瞩，强调价值，阻挡瓦解，他还要克己复礼，恪尽天职。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不惜一切。

就保守的国家思想而言，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保守者要在政治上适应国家。国家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能够建立的国家无他，只有保守的国家。他秉持公正，这对他来说，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与此相近的观点就是，公正基于人民。而在非保守的国家，没有公正，只有政治对立。国家与保守主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国家就是捍卫。19世纪保守者的那种自我追求，现在没有了。我们只是继承了观点。在父辈的评判中，那是真诚地以鲜血和精神去缔造保守的国家。然而，保守者的悲剧在于，我们为国家而国家地去毁灭国家，这是后辈的悲剧。

后辈要以父辈为榜样来生活。从个人来说，父辈品行端正、无所畏惧、男子气概。因为出身的不同，他们为皇帝和皇后服务。但是这还不够。出身意识，在保守者的感觉中，就是一种政治特权。还有，现在也说到，出身依赖于血缘。但是，他们却不再依赖于精神，也脱离了与人民的关系。相反，他们想要加以保护和说服的是，考验的时刻来临了，我们可以挽救自由的思想，然而却不说挽救保守思想。从传统出发的保守认识认为，不能被世界的表面和平所迷惑，要看到深藏背后的现实：斗争始终存在。可是他却没有感受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所谓的民族意识与普遍存在的人民感受之间，背道而驰。这是我们的厄运。保守者似乎失语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意义凸显出来。我们要凸显德国的爱国主义。我们要用行动凸显人民。这会再次证明“八一”的宣战时刻。^[10]那时，六千万民众再次感受到，自己就是大写的“我们”（Wir）。

然而，这种大写的人民，还没有在民族的内心生根。而就人民面对大事件的政治觉悟而言，我们内在恰逢准备不足。此外，一切都烂透了，人们猜忌保守思想，反对保守思想。

这一切，导致了“11月9日”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恶果。当时，六千万人就是大写的“我”（Ich）。可是，就在这一天，他们却相信自己是作为大写的“我们”而行动的，揭竿而起，独立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谬误，它们诱骗了社会主义。作为人民意志的爆发，自由主义让社会主义充当代言人，挑起重担；作为人民意志的表达，它贯彻实行议会主义，让人民投票，维护民主。

结果，在和平决议的历史里，在履行政治的这一年，革命的效果却是，灾祸不断降临到人民头上。谁相信理性，谁就没有了知性。当革命驳倒革命者时，他们又拿出老生常谈，进行自我欺骗，不过，这给保守者们留下了空间。我们必须审视内在的相互关系，这是我们政治思想的优势。我们的立场是，人类的活动，既是暂时的又是跨时的，对人民的命运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从观点层面来看，那就是要追问关于革命、关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追问关于共和国、关于君主制的态度，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基本原则，也是基本依据。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我们要站在右派一边学习，而不是站在左派一边学习；我们要在可学与不可学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社会主义者看到，有鉴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体系的前提条件崩溃了。然而，他们没有估计到，社会主义还没有准备好。随着战争以失败结束，他们只想着抓住经济控制权，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民族问题。他们没有估计到，必须彻底改变这种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因为人们不会把经济控制权交到某个阶级手上，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于是，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让整个人民，都受制于个别阶级的经济利益，以满足个别阶级的生活需要。

反之，保守者能克服机械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展开实践活动。他们充分理解社团、共同体以及作为血肉之躯的民族。他们考虑的观点是生长（Wachstum）、架构（Gefüge）、分级（Gliederung）。他们通过合作化的社会主义，代替分散化的社会主义。右派的这种社会主义，依赖于各司其职的思想（Berufsständegedanken），来自保守而独特的德意志历史。左派的那种社会主义，依赖于人人参政的思想（Rätegedanken），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样本那里发展出来的。

尽管如此，右派与左派在精神上是有近似之处的，可能在政治上也会近似。共产主义的左派和保守主义的右派，都对党派政治抱有怀疑，反对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形式的其他党派；还从执政纲领上，反对多党议会主义；因为当将它们放到民族的框架之中时，我们就会看到，其他党派的参政动机，都是出于利益需要，而不是为了民族。此外，两派都跟专政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需要采用强硬手段，人类的幸福，绝不允许听凭人们随意决定，而是要通过强制、领导，预先规定和上级规定路线的途径达到。因此，透过这些问题，我们要找到左派、右派相互间的解决办法，转变相互的思想观念；有可能的解决机遇是，左派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右派放弃反动的立场。

最终左派失败了。因为它没有抛弃自己的党派之见。尽管社会民主党左派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让步，但是仍然残留着阶级斗争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出问题，1918年之后，各派都学会了多少，谁学会得更多，最终取决于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作出回答：

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用的权宜之计。抛弃党派偏见、成见，抛弃阶级感情积怨，期待工人阶级迈出一步，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蹂躏后，能够参与到新的人民历史中去。我们更多地还学习到要进行安抚，采取暂时性措施，借用议会制进行平衡，容忍形式民主的不彻底性。确实，青年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一种世界观的尝试，是摸索着的感觉，不是排他性意志。然而，共产主义的思想，完全是为意志而意志，但是，意志是反自然的，是歪曲人类历史之连续性（Kontinuität）的。

如今，保守者的做法很失策，也是在为意志而意志。右派与左派面临相似的问题，爆发革命，让他们之间旧恨更添新仇。然而，保守思想，要想区别于社会主义思想，就不能从外在判断，而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试图从自己的范围内找出所有的问题，能够坚持自我本来的独特性。正像一个相对性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于，如何让保守的生活重新成为可能：

如果想要做好，那么途径就在于，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前提——

自己反思自己。

9

保守主义不是反动。

反动派安枕于既有的生活条件，或者，希望的改变就是倒退。他把世界想像为一直就像世界出生时的样子。他的思想是如此狭窄，不去想革命者的思想里也有对世界的设想，也不知道世界比起出生时的样子，早已面目全非。

相反，保守者致力于有所作为。保守主义的抱负在于不要把世界当作古董馆，而是把世界当作工作室，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创造事物。保守思想在此也区别于革命思想，它不相信事物的产生可以一蹴而就，推倒重来；更多地，他看重事物本身的价值，认为事物内有其内在的承载能力。保守者认为，事物源自传统，不断成长，所以，他的理解确实不同于反动派。降临到我们身上的灾难会打破传统的永恒性——革命也是如此，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传统自己会再次接续永恒。因此，生命在空间中保存，在时间中吸纳，接受新的价值，不断充实自己，或许，也存在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它会立刻把其扔掉。时间在空间中永恒复归，时间来自空间，容于空间，今天产生的东西，包含着一直就存在的东西。然而，革命自身，反对永恒。

保守主义，捍卫永恒。宇宙自身，规律运转，其性质不是革命的现象，而是保守的静态。自然是保守的，呈现平稳，当被短暂打破时，平稳总是会再次形成。暴力破坏的现象，在生命更生的生殖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一年复一年，千年复千年，花与花相似，人与人相同。仅仅是表面变化了，但是表面变化可以不计，因为在性质上大致相同，没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间带来偏差时，这种偏差会又消失不见，或者得到弥补适应。

保守的静态，也出现在政治生活中。在重大事件的历程里，存在着持续性（Stetigkeit）。这种持续性就是惯例（Einrichtungen）、习惯（Gewohnheiten）、习俗（Sitten）的历久延续。这些惯例、习惯、习俗是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典型特定人群不容改变的特征。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是变化无常的，因为变化始终都在，就发生在当代——也发生在过去。保守者思考的不是个体，不是像自由者的世界观，从“我”开始、以“我”结束。保守者思考的也不是毫无差别的人性，就像革命者一样，只想为他们的阶级思想打基础。保守者可能会谈“人性”（Menschheit）概念，却不是这种肤浅明白的意思：他从来没有见过，存在这种统一集中的人性。在革命者那充满自负的世界里，他们有一种完全异乎寻常的热情，非把人性思想强加在德国头上，——只恨自己的民族没有跟上其他民族的脚步。然而，保守者更认识到，人类的生活维系于民族。所以，他们试图捍卫他们所属的这个民族的生命。

反动主义以形态（Formen）为依据，保守主义则以情态（Sache）为依据。那么，我们今天的情态是哪一种情态呢？能够是哪一种情态呢？必须是哪一种情态呢？自由者总想着按照西方的情态来做，革命者则想着他们的世界无产阶级……显然，保守者更多地依据我们自己，依据德国情态。如果忽略父辈们的“我遵命”（Ich dien）这个前提，完全建立于其他政治前提，那么，如何才能遵德国情态之命呢？面对这些问题，保守者必须要作出解释，一方面要说明共和国思想，另一方面要说明合法性思想。

可以想像一下，在一千年时间里我们都是君主制下的人民，在下一个千年里我们将要成为共和国下的人民。对此，作为保守者，一点儿也不用惊慌。保守思想可以跟每一种政体联系在一起。罗马的保守者就是共和派。加图（Cato）说，若罗马成为希腊式的（hellenistisch），或成为恺撒式的（cäsarisch），那么罗马就无药可救了。随着伟大的罗马爱国者越来越滑向堕落，罗马的政体以及罗马的文化形态，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伟大的罗马时代，也是如此。的确，伴随着帝国主义思想，罗马君主制立即发展成一种新的保守思想，只要国家能够延续下去；其中，来自古罗马军团和古罗马贵族的古罗马思想并没有消失，而且还在恺撒时代继承了来自共和政体的传统。类似的方式也在法国出现，还有英国通过克伦威尔，俄国通过彼得大帝，都经历了深入骨髓的、可依宪法的大变动，这些都伴随着保守思想的转型。

如今德国仍是君主制。世界大战，肯定是精神上的一个转折、拐点、转回。一切最革命性的变化，都可以追本溯源，当我们最终确定德国政体时，我们要站在我们的传统上，看看哪些是确实不可存留的东西。更加可以想像的是，也许会发生路线上的变化，从君主制到建立一种新的德国政体。我们既要站在古老德国的基础之上，也要看到他根基上的覆灭，然后据此缔造一个新的德国。

事实证明我们有存活下去的力量。一个共和国的产生，溯源于人们所想所做的范例。但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产生，却没有遵循范例。它产生于革命。革命产生于背叛。背叛产生于愚蠢。

让人民像民族那样去感受，这是很难的，也许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为这种联系曾经从人们的记忆中被除去了。由于错误的政治革新，11月9日的事件是走调儿的，而8月1日的事件却是在正路上。这里还要说说世界大战。革命高举红色旗帜，却是在向我们的敌人挥手致意。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此他们不闻不问。他们思考的是人性，而大众思考的是自己。其领导人的结论是，当人性思想在世界上取得胜利时，德国就会一起获得胜利。实际上，他们考虑最多的根本不是德国。

革命派完全放手大干，他对人民许诺：迫于社会主义和平，需要革命，外国也不能阻止我们革命。但是，侯爵、将军、大臣的倒台，不会抬高社会主义者自身，除非让德国开始新的世界秩序。这些引人注目的推翻国家的人，焦急地等待着世界，等待着协约国（die Entente）的世界，这个被指使被批准的世界。现在，他们可以有点儿冒险地进行筹划了，畏畏缩缩地追求平静时代的小幸福。他们甚至还没有敢于让德国获得自己的绝对主权，就像德意志人的奥地利（Deutschösterreich）那样。如果他们好好想想，就会注意到协约国的所作所为，就会意识到其办法没有别的，全是愚人那既胆怯又虚荣的呼号，他们还把它作为对外政治的智慧：只要德国一直不断地认错，一直不断地承认战争罪责，于是之就能获得仁慈的和平了！最后除了投票之外别无他法，他们实行大选，让驯服的人民在国民议会（Nationalversammlung）中投下自己的选票，然后，革命帮派立刻摇身一变，就去管理共和国。这是一场没有天才的革命。

即使是共和国，也是存在一种传统的。没有共和派，就没有共和国。没有对共和国的骄傲，就没有共和派。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中，也有共和国的部分。我们有城市同盟，汉萨同盟。^[11]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想致力于民族，因为他们都是从商业政治出发，都不想承担帝国政治的责任。1848年革命者阶层（Achtundvierzigertum），想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国家（Groβdeutschland），然而，眼前看到的全是意识形态，缺乏具有穿透力的政治政策。德国的革命共和派，跟在十一月革命家之后，也降下了红旗。由于幡然醒悟般地考虑到德国的属性问题，为了传达思想，又抓住了黑红金三色旗。然而，最初第一次使用黑红金三色旗时，是作为著名的德意志激情的象征，现在却变成了著名的德意志失望的象征。尽管还是那面激情的旗帜，但无法阻挡它成为失望的旗帜的现实。我们生活其中的共和国，是一个没有激情的共和国。人们可能也对它没“兴趣”，因为这个共和国希望的就是特别平平的民主主义者，说着特别平平的刻板言词。譬如共和派，他们的思想招牌就是，设法吸引注意，说共和国能够保证我们的自由。

这难道就是一个共和国吗？人们仅仅用了牌子，难道它不仍然还是一个君主国吗？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法具有象征，人们难道不是应该把君主制踩在脚底下吗？按照合法化的观点，人们是这样想的：作为君主制下的人民，我们需要的，因而也包含于其中的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君主制，仅仅保留君主的位置，让他继续扮演过去在民族中充当的角色。

不过，保守者则是另外的观点。他是君主主义者（Monarchist），因为他相信君主作为典范者所具有的领导者的权力。他的风格是这样的，君主制思想，要建立在更高的合法化的观点基础之上，既然君主是合法的，我们就得相信他象征的权力。这些年，德意志共和国，总想试图获得敌人们的支持。对德国来说，这是艰难的；我们相信，对那些共和派来说，这也是苦涩的。然而，对君主制来说，这就是不堪忍受的。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最焦虑地感受到法国给我们的压迫，革命的遗产就是亲法派或挺法派，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平息我们的虐待者对我们的折磨。革命家们搞革命，政治家们搞政治，然而，这些对我们的经济状况来说，都无济于事。对君主来说，这更简直就是一种耻辱。

君主制的问题在于，如果最后确定了民主制无法拯救我们，那么是不是最有可能君主制来拯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即使君主制，也要有一个争取胜利的过程。今天我们还看不出来，君主有赢得胜利的可能。即使我们愿意接受君主的存在，处处期待君主，使命召唤君主，但是，我们还是看不到可能性，看不到允许君主存在的迹象。从政治上，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时间进程允许的话，我们回到宪法约束下的君主制政体，来终结德国无休止的混乱状况，那么这不是由于听命于人，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欧洲的指手划脚了。然而，还可能出现一种在国外议会监视下、在国外政府管理下的君主制，这是一种忍气吞声的、受人保护的、怜悯恩准的君主制。此外，君主制不是由于自我授予，更谈不上是上帝恩赐，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它依赖于人们的合法性认可。

君主制必须通过斗争而取得。君主制不允许被赠予。君主制的思想是一种庄严的思想，然而我们的末代皇帝却亵渎了这一思想。谁如果从意识上是一位君主主义者，谁今天就必须保持沉默。谁如果有坚定的信念，认为像德意志民族这样的二元论人民，能够在君主制的紧要关头，真正持久地团结起来，谁今天就必须等待。谁如果觉得皇帝是神圣的、恺撒是伟大的，谁今天就必须得首先退回右翼。因为我们缺乏成为君主的前提条件，而且我们从心灵上缺乏建立君主制的前提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再也不信仰恺撒和基督了：因此，在这儿没有恺撒。现在，只有人民，他们已经被启蒙了，想要发挥群众力量和民主的自我意识。所以，在这儿只有德意志人民，想要成为德意志民族。

因此，在这一阶段，君主是被排除在外的。君主像君主制一样，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另外，君主以内在的君主制为前提，要在人们那里形成君主象征，而我们今天太缺乏这些了，就像我们今天太缺乏君主一样。在这一阶段，我们更需要的是领袖（Führer）。他对人民承担着君主的责任，为了民族而不断努力。我们不需要民主派，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拉帮结派；而人民领袖，无论他具有民主特征，还是贵族特征，无论表现为马略的军事式，还是表现为苏拉的独裁式，^[12]这都不是首要问题，不管他属于哪个党派，因为他的党派，从一开始就是德国。

我们需要领袖，他能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他号召起义是为了民族；不管他出身于旧的领导阶层，还是逐步确立起的新的领导阶层，在他的意志中、在他的决心中，他怀抱的是民族的未来，德国就是他的野心所在。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也许很有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又变化无常的过程，通过他，从人民的民族化到实现民族的政治化；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通过他，摆脱革命，让德国历史的昨天迈入明天，因为没有他，我们就会陷入没头没脑的乱政；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通过他，同时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和我们希望的生活之间，作出可能性的协调；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通过他，我们在检验事物的可能性时，不是去检验党派之争所认为的对错，而是要看是否能够被个人接受；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在我们迎向未知的世界大事时，至少能够保持方向，去渡过一切波折、纷乱和沉浮，从失败的一边走向成功的另一边。

革命没有产生这样的领袖。革命产生的只是革命者，他们改天就解散了。然后接着，我们很满意地有了代言人，他来自政党的领导阶层，明显在有关的政党那里思想平均，立场平平。是人民，不是民族，在选择领导人。人民还不知道怎么区分，他们还需要学着去区分。而理想的领导人，是民族拣选出来的。因为领袖观念（Führergedanke），不是投票箱选出来的，而是由信赖而产生的赞同。此外，革命也不能扼杀这种领袖观念，相反，革命促使它产生和降生。人们对党派思想的失望，正意味着这种领袖观念已经准备就绪。这种领袖观念，完全获得了年轻人的心；而它在君主制中，则没有可能。因为君主自己把自己当领导，这种领导的专一性，不是由于功勋，而是由于出身。革命第一次使得领袖观念成为可能。然而，作为革命者的领袖观念，成就了拐骗者，让革命犯下错误。作为保守者的领袖观念，却唤醒人们，革命不是破坏，而是捍卫。

现在，共和国掌握领导权。然而，如果不是为了共和国而共和国，而是以民族为目的，那么随之产生的领袖观念，就不是党派之争，而是切身理解，那么从一开始就能够协调一致了。君主制，最终以自己为目标本身。而领袖观念，则是达成民族目标的手段。如果考虑到共和国的话，却是给领袖观念留下了空间。在革命前，我们需要领导，为了君主制而接受君主。在革命后，我们需要领袖，为了民族而需要领袖。共和国不是一切的结论，不是我们必须要忍受的生活。相反，如果考虑一下就会知道，共和国的存在，是为了消除威胁国家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减少这种不安全因素；如果联系这种意义来看，革命是以它的形式在证明国家存在，而且要让它根扎得更深，更值得流传，这就是1918年留给我们的任务：不是以西方议会主义的形式，目的在于政党统治，而是要以我们德意志传统的形式，基础在于领袖领导。

然而，我们的不幸产生了，因为保守者把护卫国家而不是民族，作为他们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过失；相对的，革命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慢慢挖坑、暗暗捣腾：作为革命者，他们对大众充满信心，这让他们放下最后的疑虑，然后突然冒出来，冲上大街去游行。我们也是可以满足时代要求的。只要把德意志人民慢慢民族化，只要保守者这次对民族充满信心，只要生活日益不堪忍受，步步紧逼，在人民和人民领袖中作好了精神准备，那么我们就满足了条件；除此之外，我们期待的没有别的，只有，我们自己要改变命运，这与每一个德国人都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因此，今天，保守的含义就是：为德意志人民，找到他们的未来。

10

“保守是什么？”这个问题给我们接着提出另一个问题：“保守主义，什么时候有可能再次出现？”

由于我们把保守主义跟反动混为一谈，每次都会产生概念混乱，这使得我们的政治生活，丧失了保守的基础；在立场上，不是慢慢移到了反动术语之流的一面，就是慢慢移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另一面；而后者逐渐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只要保守思想无法再次成为政治的基础，那么，这种概念混乱就无法消除。而且，只要保守思想无法去掉反动的自我误判，改头换面，洗刷污点，那么它就无法成为政治的基础——这一切都要求保守主义自身，要再次成为保守的。

保守的反潮流运动（Gegenbewegung），今天在德国到处都是，它进行斗争，反对革命，想要强迫人们停滞不前。然而分析看来，这是把保守者跟反动派等同在一起了。反动派致力于向后看，保守者则站在事物中间，比较向后看还是向前看，进而从“向后”走向“向前”。相对地，革命者则仅仅致力于向前看。革命者是自由者的继承人，继承了他们发明的“进步”。不过，自由者强调，今天尤其就是胜利的码头，因为他们试图维护占有的既得利益，把之当作他们应得的战利品。自由者是革昨天之命的革命派，试图享受今天；与之相对的革命运动，则想要撼动今天的基础，在针对今天的问题上，类似保守的反潮流运动，因为后者试图把永恒性强加给今天，不是想要修缮（Wiederherstellung）今天，而是想要恢复（Wiederanknüpfung）过去。

革命者否定保守的反潮流运动，反抗这种反潮流运动。但是他允诺得太多了。他想要改天换日，彻底改变世界现在的面貌。他还不承认，这就是欺骗，也是自我欺骗。实际上，他自己也卷入了保守的反潮流运动，尽管他不承认这一点。他当时预言，用“共产主义宣言”（kommunistisches Manifest）的语言来说就是，“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革命的思想。但是，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新纲领里，指责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百年罪恶，没有实现“经济或政治的世界均衡”，无力建立“一种崭新的、稳定的、永久的世界秩序”。这已经就是保守的感受了。

革命的理念、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关于人类、阶级、民族的共同生活的变革构想，这些都不会从世界上消失。但是，如果这些理念具有可能性，那么不通过革命的手段也能够实现。德国共产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对无产阶级来说，距离很近，触手可及，只要抓住剩余价值，没收财产就行。还有，德国共产主义，总试图追补他们的错失：那就是再次发动革命——恰如革命这个时髦的口号要求的。其实，共产主义者心里非常清楚，革命不会成功，因为这是一场自由主义的革命。而且，他还不承认，所谓势力（Mächte），就是一种抵抗的、保守的势力，这种力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一直存在。所以每次革命都会栽跟头。共产主义者越来越感觉到，世界上存在的这种力量，是传统的力量、生存的力量，充满平衡的力量以及坚持合法性的力量。但是，他认为，如果他赞同这些力量，那么他就是自暴自弃。确实，从现实来看，无产阶级还没有打算一下子就实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不是孤立的，除非没有其他事物存在，而从人类存在的一开始，就存在着其他事物，也存在过其他事物。对于马克思主义规定的存在，我们立即可以看出适用于伟大保守的分级法则（Gliederungsgesetz）。源驱力（Urtriebe）促使形成团体、家庭和民族。从无产阶级自身来看，突然一下子出现平等和实现平等，结果出现的就是不平等的势力，它不自觉地在这儿越级，在那儿降级；相反的，人们期望的不是这些，而是公正。各种势力，在结构上保持分布，这是由存在“一直”决定的——所以，历史会重演。

站在这个观点，我们反对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要求的平等，不是别的，而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变化，消灭经济的对立面，这一点完全很明显。他们作为共产主义者，强调平等时，要求生产和消费的一致，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是属于生产者的消费品。他们作为民主主义者，强调平等时，要求阶级平等，政府最终要谋求实现经济的平衡。

这一切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对的。但是，从理念上来说却是错的。平等理念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根本没有理念。社会主义是社会学，实用统计学，或者煽动学，实用政治——在世界观上，不要对它抱有任何期许。它之所以喊出平等的口号，它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它是故意为之。这个平等，是一种形成中的、被强奸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如“爱”，是一种追求中的、令人陶醉的基督教思想一样。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是从法国大革命流行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口号中摘出来的；留下的自由和博爱，则成了自由主义和感伤主义蛊惑民心的宣传标语，也受到节庆祝词者、街头卖唱人以及诗人作家们的青睐。此外，社会主义还把平等，与巴贝夫^[13]的空想共产主义中体现的那种激进的理念价值判断紧密结合起来，于是，平等与正义走在了一起。确实，当我们追究社会主义转变的理由时，我们发现，这些空谈家，几乎不加以思考地使用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教条前提，接着却深思熟虑地慎重对待平等理念，他们认为在平等与正义之间存在着一致关系，这种关系逻辑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

在早期发展阶段，当社会主义还不是政党概念，而是人性概念时，在更深层次的认识上，它接近永恒人性的思想。圣西门在对人的特权提出批判时提出，人间正义的条件，在于划出差异和分级的要求：“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Jeder nach seiner Fähigkeit！Und jeder Fähigkeit nach ihrem Werte！）这种差异和分级的要求被马克思接纳，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时机问题：“劳动分工，导致了奴役个体的上下关系。”（in dem die knechtende Unterordnung der Individuen unter die Teilung der Arbeit．）他以冷静的辩证法指出，这种关系最终将会消失，然后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是：“各取所需！”（Jeder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此外，列宁也接受了圣西门留下的这种要求，从认识上看到，平等不能保证公正，毋宁说，这种平均相等的公正是对个体的不平等，——我们补充一点：也是对民族的不平等，所以，这又意味着不公正，他由此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关于劳动和报酬的平等，首先只是“形式上的公正”，然而，人类要承担的责任是，建立“事实上的公正”。

伴随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循环运动，暂时画上了句号。就列宁的结论而言，实际上回到了人们一直都有的立场，即通过国家政权，来安排人们的生活存在，只是他不允许承认这一点。列宁的依据是，旧的国家由于思想堕落而瓦解崩溃，之后将在剩下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实现公正。然而从每一个社会看来，革命最彻底之时，结果恰恰出现的不是彻底的平等，而是导致新的不平等。公正取决于对公正的要求。列宁主义在俄国进行了实际检验，认为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过渡阶段”（Übergangsperiode），根据这个阶段，我们要坚持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似乎看起来，苏维埃国家走的路线，并没有指向列宁所谓的“共产主义方向”，恰恰不是实现乌托邦的路线，而是走上了现实性政治的路线。

对保守思想来说，那些革命的大胆试验，是走了弯路。一旦这样一种试验成为事实，理念的事实或行动的事实，那么，保守思想对这些情况，就都要估计到，而且还要把政治计算在内。对保守思想来说，历史绝不是重新开始，而是要站在自身，不断延续自身。

在关于伟大历史联系的认识上，保守思想有胜过无产阶级思想的地方。他们认为，历史包含着每一个新的“现在”（Gegenwart），然而，“现在”来自盎格鲁那彪炳史册的“过去”（Vergangenheit），世界就由此而存在，并通向那晦暗不明的“未来”（Zukunft），其中，每一个“现在”都触手可及“未来”。这些不是书本知识，而是来得太晚的经验教训，也可说这教训来得艰苦卓绝。无产阶级一直有机会作决定，然而当他得到权力时，他感到这跟他接受的教育相反。这些有觉悟的人，其显著特征就是冲动；而且，他们所谓的公民教育，就是掌握一定的技术优势，与之相对的知识，无产阶级者都不愿接受，因为他们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告诉他们要坚贞不渝，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先天不足，既贫乏又狭隘。

更确切地说，在关于天资（Blut）的认识上，保守者也还有过人之处。他们天生的能力，就是思考和维护现实；他们天生的眼光，就是在审视人和国家的状况时保持距离；他们天生的领导才能，就是不断回归保守者，因为他们属于保守者。他带来了一切有价值的非凡遗产，这是人类的传承，经验的传递，他在思想上就生活在传统之中，并愿意传达传统的贻赠。然而，反动派是僵化的、麻木的、封闭的——革命者则根本否定传统，他不了解或不想了解传统，因为他感觉那是一片黑暗，传统以过去在反驳他。

反动派的世界是垮掉的世界，因为反动派使得价值变得贬值。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在从现在到未来的转变之中，例行公事，墨守成规，他们失去了发起运动的力量。革命者则生活在空想中。随着世界的瞬间崩溃，他们根据全新的评价来安排生活；而他们依据的规律，是脑袋里产生的，是强加给现在的。正如他们不能把握历史事件一样，他们打断了历史，把过去和未来割裂开来，于是，过去是有历史却不幸的过去，未来是没历史却幸福的未来。他们建立了新的纪年，把历史分为两段，一段是伊始，应该从地球上生命的开端到卡尔·马克思；而另一段，人们必须也得这样计算未来，即从卡尔·马克思到地球上生命的灭亡。与这种空想的僭越不同，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史的连续性。我们可以假设，有这样一天，有这么一个时刻，革命者取得了胜利，真实地、彻底地“推翻了”“现存的社会制度”，表面上消除了最后所有的痕迹，然而，就在这一天，人类历史的连续性作为保守的运动规律，还是会发挥作用。人们误以为这个时代会流逝，所以产生了歪曲历史、终结时代的恶果。人们想要从世界上抹杀时代存在，这从世界观的角度看来未免可笑。所以曰，逝者如斯，生生不息。

连续性与保守性相互补充，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所有事件都以此为基础。按最好的情况看，共产主义到今天已经75年了，为了取得世界胜利，他们作着阶级斗争的准备。但是，与这75年相对的，是千年时间的总和，宇宙星辰的自然，生物存在的自然，如此这样的自然，是不能被任意压制和修改的，即使是最伟大的、最内在的、最直达心灵深处的革命，以及耶稣的显现和基督教的引导，也不行。与这75年相对的，还有种族的天性、文化的作用、地缘政治的规律。这些因素要比历史舞台的更替、踏上舞台的人及权力更长久，甚至耶稣和基督教都要顺从这些，那是从古希腊—罗马人所给予的地中海文明的深远影响开始，一直到北欧人所带来的西方文明的整体面貌变迁。然而，对革命者来说，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历史的起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独立的运动”（selbständigen Bewegung der ungeheuren Mehrzahl）。但是，他把运动变成了“自我的运动”（Selbstbewegung），看不到真相：今天的一切运动，似乎发生在偶然的一年和偶然的一天，被我们正好记下来；事实上，完全不是自我在“运动”，而是那千年在“运动”、在步步逼近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相信，能够跳过人类历史的连续性。它相信，发挥条件的作用，人们在条件下可以制造历史，而这个条件就是它发现的唯物主义的生活和经济条件。还有，它相信，一旦发现条件，人类历史的未来，就可以根据条件从现在起用唯物主义“制造”出来。

但是，条件是精神性的。平庸的社会主义者，把共产党宣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看作是一本宝书，殊不知还有奥古斯丁、但丁，还有远古神话、中世纪传说，以及我们伟大时代的德国人的异议、批判和观念存在着。与用无产阶级执念来代替欧洲文化不同，我们更看重对事物的直觉，这种直觉是深刻持久、铭记于心、无法抹去的。我们看到，与这个失去民族性的大众时代相对，专属于个别国家的历史，将会兴起，将要来临。

俄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共产主义试验，在世界各地都碰到保守势力，这些是革命者无法掌控的：这就是俄国的势力，这就是欧洲的势力，这已经成为政治现实了。列宁有时说到这些势力，作为理论家，他把之看作是“旧事物的残余”（Resten des Alten）；且正如他所说的，我们还要看到“生活上、自然上和社会上”的“步步趋新”（auf Schritt und Tritt im Neuen）。列宁在此进行的观察，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他并没有从中推断出进一步的结论，而仅仅是做出一个查明。作为俄国人，列宁对国脉、国情和国事，大概怀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然而，作为革命、理性、进步的狂热教徒，他的思想始终受到发展观的束缚，所以他宁可说那些是里面的残渣。不过，作为政治家，他必须为人类、为人民、为国家制造经验，所以不管怎样，他所思所做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新”和“旧”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新”是他需要的，“旧”是他遇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属于保守的关系，只是革命者佯作不知罢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这种关系。而且在一定实力上，在一定时刻上，我们必须要处理这种关系。这种新、旧联接，实际上被革命打断了，保守者要把它紧紧连接起来，因为哪里变得革命化，哪里就打断了生命的繁茂成长。对保守者来说，列宁所谓的“旧”，不是“残余”，而完全就是“整体”（das Ganze）：包罗万象，永恒不朽，历久弥新。“新事物”仅仅只是这个时代的附属品。当“旧事物”惯性使然而衰落，当保守变成守旧，当反动带来停滞时，“新事物”就会出现，促使“旧事物”再次运动起来。无疑，革命发挥的就是这种作用，但是，革命不能终结全面的崩溃，而是会通向综合的重组。

然而，这就不再是革命的作用了，因为存在的不是革命的重组，而是保守的重组，保守才能满足重组的要求。俄国的情况，已经为今天给出一个例证。列宁作为俄国革命试验的中心人物，作为布尔什维克“右派”的领袖，在他的声望和影响下，决定了革命的道路，然而这得归功于他暗暗采取了保守主义的立场。在德国则与此相反，革命思想，特别地不独立，相应地依赖于马克思、列宁、俄国，革命作用直接蔓延到了保守思想，使得保守思想自身遇到了问题。由于反感暴力革命的方式，保守思想开始思考其在世界上的存在前提。不管这个世界变得如何面目全非，它都要服从运动—守恒规律（Bewegungs-und Erhaltungsgesetzen），而从前其一直是保持平衡的。保守者必须承担起革命的问题，既不是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也不是由民主主义来解决，而是要达到第三方观点的层面，这就是伟大的传统，它比每个现在都长久，它保持着最终的公正：国家问题、共同体问题、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它会从深层次进行阐释。这个深度，是名符其实的，它深入其中、站立其上、从其出发，因为民族的还有欧洲的生活条件，就在这儿生根。这又是可以列入反潮流运动的，但仅仅是取反潮流之名，而不是要停滞倒退。

种种迹象表明，德国与俄国一样，即将来临的，是革命的“第二阶段”，进入保守。的确，革命者一直都要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面对与现实的不一致性，他要试图再次挽救其理论。列宁就是用“习惯”（Gewöhnung）思想来敷衍的。他认为，人性如果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那么他就会逐渐把其变成“习惯”。正如他所说的，“让遵守起码的社会共同生活规则成为习惯，而不是如果没有压迫、没有服从、没有特殊的强制机关，即谓国家，那么就不再遵守了”。列宁总是不断回到“习惯”思想，他想要获得信任，试图自己确信并说服人们，他说“这是数千年来在一切传统中反复谈到的规则”，人们已经把它扔掉了，现在必须再次使之成为“习惯”。

这种“习惯”是革命者最后的希望，但是，这已经是一种保守的希望了。而且我们觉得，这几乎就是一种反动的希望。相反的，作为第三方立场的保守者，不能仅仅满足于一种“习惯”，因为习惯是一种安分式理想，让人们降格为随大流的乌合之众。保守者则想要把保守的捍卫与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来表明自己，以此来护卫价值。

革命者想要追求列宁所说的“新事物”，他的追求依赖于自身，因为他处在新事物之前，他处在新事物之上。保守者的信念则是，不断吸收“新事物”，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新事物”不属于“旧事物”，而是归属于“整体”。革命者以他们的目标为出发点——正像我们认为的，这是一种不可能办到的行为方式。目标是事先决定的，这个目标就在他的脑袋里，而且他相信肯定能够变成现实。他确信这个目标可以达到，在他的思维方式里，这个目标在未来就可以变成现实，因为这不是别人说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告诉他的预言。这是他们的强大之处。然而，这也是他们的弱点所在。他们就用这种单一的世界观，招揽大众。在阶级斗争思想那单薄而有力的逻辑下，他们赢得了无产阶级，而他们的思想正好只是能够逼近无产阶级的问题。然而，他们必然失败在没有考虑到富人的优势，此外，对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难题，保守能够把其作为整体来把握，而无产阶级生活一直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

因此，整体是充足的，部分是不足的。保守者不能够追随革命者的逻辑，它是被理性主义歪曲了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在阶级问题之后，可以为证的还有充足的整个问题有待解决：譬如人性、人民、单个的人。当革命者谈到人类的“共同生活”时，如果他们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目标受到了保守者的拥护。实际上，革命者所想的，也就是保守者所想的，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方向——国家。如果保守者不是那么天真地要启蒙自己，那么就会考虑列宁所说的“强制机关，即谓国家”，把这个勉为其难的目标当作自己的基础了。但是实际相反，对保守者来说，国家是“共同生活”的一个工具、一种表达。不过，在国家的目标本身上，保守者和革命者是有可能相互理解的，假如不是从革命的层面，而是从保守的层面来追求；正如我们看到的，革命者自身对国家的追求，实际上是不自觉的。所以，问题仅仅在于，是否保守者必须给自己灌输思想要反对革命，或者，是否革命者可以自己走出来走向保守主义，——是否为了这两种观点，维护的各方，现在还要彼此斗争下去，还是说，对立的双方，能够彼此互相靠拢。

革命者，完全站在他就是最终力量（Endmacht）的观点之上。他感到，作为一个无产者，自己可能无法到达目标；但是他信奉群众运动，他信赖其理念。

保守者的观点，是认为需要革命促使世界进行运动，引起重构。这个重构中的经济变革，可能是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最终得出的要点是，就像资本主义取代封建时代一样，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取代，大家可能会说，这都是一样的。

但是，保守者从现状出发，他反对生活变化，试图找出有效范围，提供负荷能力，应对时代先机，找到未来立足。在此，保守者与革命者之间存在一个区别，前者显得政治幼稚，后者具有政治意识，——随之产生了所有其他的区别，政治战略上以及相应的政治策略上的不同。

革命者的出发点是人性本“善”（gut），但是在历史中最后是在经济中，变成了“恶”（böse）。相应地，保守者的出发点是人总是软弱的（schwach），必须迫使他变得越来越强大（Stärken）。革命者轻信进步，正如他认为的，进步就是必须把人的善提到一个高度，譬如消灭掉经济剥削这种罪恶助力。他希望通过“绝大多数人”的运动，通过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让这些大多数人实现“真正的群众进步”（ein wahrhafter Massenfortschritt），在各个领域都能过上“公共而个性的生活”（desöffentliche und des persönliche Leben）。

对此，保守者却更多地持怀疑态度。他相信，不存在为了进步而进步，这种进步不会成为实现，就像理性的自我要求一样，不会真正实现。他更多相信的是灾难，是人难以避免的软弱无能，是命运裹挟下的必然轨迹，是极其可怕的绝望，最后让人轻信受骗。保守者信赖的只有仁慈恩赐（Gnade）和上帝预选（Gnadenwahl）的力量，这力量给予每一个人；而这来自人类、民族、时代的每一个人，假如凡事想要依靠意志的力量取得成功，就必然受到命运力量的影响。

如果说革命者就是想让人们相信他们的乌托邦，那么，也可以说保守者害怕的不是革命者的世界革命，而是坐收渔利的民主主义：这样的民主，是西方式国际的、形式自由的、绝少数富人的、堕落的民主；然而，人类及民族，到现在还完全盲目地认为民主是好的；这些绝大多数人，就是被民主这种手段，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与之作的斗争，恐怕完全是徒劳的。

是的，保守者对未来历史的观点就在于，如果通过保守无法成功抑制革命运动，那么德国最后就得追究这样一种民主的原因：民主斗争把欧洲撕得四分五裂，民主斗争带来痛苦、不和、偏狭，贻害千年。

11

现在我们面前有俄国的经验、德国革命的经验，其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命运如是弄人，那般自私算计，总是打错算盘。正当俄国革命遍布俄国各地时，德国仍然在苦苦挣扎，德国人进行比较时，也许会说：俄国有时间，但德国没时间。

事实上，这却是两者颠倒了。俄国的时间是迫在眉睫，德国的时间是一拖再拖。确实，每个小时都灼烧过或灼烧着我们，德国急切地期待着获救。一个工业国家与一个农业国家相比，更加不易被瓦解推倒。德国在1918年之后有可能发生新的剧变，走向革命或者反对革命的道路，这两者都受到对外政治的压力；但是，德国自身的根源，则在于特殊的经济形势、工业发展的危机、共产主义的政变，以及笼罩于文化阶层的无产阶级化气氛。可是，德国自己抓住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民主斗争。德国一直试图从自己革命导致的震痛中恢复，也一直试图从凡尔赛敌人造成的可怕余震中恢复。德国在等待，我们今天一定会说，这是命运的强迫，让我们要等待，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究竟在等待什么：等待俄国的巩固？等待美国的考量？等待英国的决定？听天由命？到那时候，俄国就是欧洲的危害了。然而现在，德国是欧洲的危害。保守的反潮流运动，能够让我们免受损害，假如它不是局限于一定政党的事情，就可以作为一种救赎运动，由受到威胁到了极限的人民不由自主地发起的运动，还可以作为我们的拼死一搏、全力以赴，危险从哪儿来，就在哪儿击退危险。

革命者也不能逃避我们的防御战，应该由人民战争来终结那追求虚假和平的世界大战。但是，革命者却想拉出他们的教条学说，把阶级斗争思想插入防御前线，以借机谋取个人的胜利；还有，也把其他流行口号插入防御前线，这些东西都是从俄国那里二手贩来的。所以，他们是拿着口号的口号，号称反对所有一切的“资本主义”，尽管他们说的就是一种“协约国资本主义”（Ententekapitalismus）。

但是，革命者既不够真诚，也不合逻辑，区分不出作为进攻者的法国和作为被进攻者的德国两者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从阶级斗争思想来看，两者都是有罪的，所以，他的无产阶级斗争立场是，既反对这个也反对那个。然而，在这儿却没有看到，一方获利的是自由主义，另一方亏本的是社会主义。他致力于国际主义的人性论，认为这种人性就是无产阶级具有的，然而却不顾现实，听任德国人民遭受蹂躏。他就是这样一种无产阶级，今天搞的也是党派政治。正是如此，革命者的立场是不稳固的。

相反，保守者是站在捍卫生命的防御战场之上，为了民族的自由而奋斗，只有民族得以捍卫，才能进而思考自由。所以，他做人做事更加可靠，务必顺其自然。他追问起码的正义，而不是教条的正义，因为反对和反抗压迫是起码的本能。在这里，我们希望，一直地、处处地、最终地，如此这般：生命会更加强大，胜过学术观点。

今天，革命者和保守者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反动派。反动派只算是一个障碍。革命者毕竟没有一直对付他。而保守者自己一直都在克服反动。所以，打败反动派，现在也许是有可能的。正像革命者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反动派一样，就最低限度来看，保守者同样应该拒绝反动派。因为反动派的立场是倒退的，它采取人性失败的观点，就这样聊度余生，他感觉到失望、更多是冷漠，甘心忍受这样的生活。无疑在他看来，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在我们生活中，对于人类命运和民族命运有着创造性的想像，或者是革命的创造性想像，或者是保守的创造性想像，然而，不管如何想像，反动派是根本没有想像，他认为生活不值一哂，就像昨日黄花、死水一潭，反动派也恰是如此一般。我们看到，反动派的年代，一直都是无价值的、无意义的、无生趣的。关于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的反动势力，简直令人讨厌至极。

确切地说，革命者和保守者的共同敌人是自由者。就是这种自由者，既存在于革命者的感受中，也存在于保守者的意识里。革命者给了这个敌人另外的称呼，称之为资本家。革命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看到的是其对大众的剥削，对现代无产阶级的剥削。正如革命者所说的，这些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为了谋求利润，损害了无产阶级的生活权利。相反，保守者则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宿敌。他看到，自由者是精神的强盗，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人生观的政治代表。如果撕下他的政体伪装，就会发现他有可能败坏宗教，败坏保守主义自身。今天，自由主义以自由的名义，建立起专制的统治。我们要认清他那充满粉饰的谎言，还有肆无忌惮的行径。譬如我们想想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恶行，就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利用世界大战，或者是实行霸权计划；野心勃勃的律师们和勇敢无邪的将军们，带着白种和黑种的一群人，侵入了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喜欢谈时代的更替。但是他的眼睛只瞅着未来，相信自己可以开拓未来。他踏着无产阶级的群众步伐，积极推进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相信胜利指日可待。

相反，保守者以现状为出发点，不仅指经济的现状，而且包括政治的、道德的现状。我们不能无视经济的现状，因为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是否资本主义时代，如无产阶级预言的那样，将会终结，还是说一切才刚刚开始；是否世界大战有可能打破世界经济，还是说仅仅扫清了道路。保守者惟一知道的是，世界会顺着自然本性一直走下去，这种自然本性就是：保守。世界存在着变迁，同样自然天生地充满着危机、灾难、动荡，在这种变迁中，保守者要承担起责任，让国家在政治上，让人们在道德上，支撑起来、联系起来、团结起来。

不过，保守者也知道，世界此刻的保守，是自由者介入的保守；直到根除自由者，世界才能再次真正成为保守的。保守者要进行斗争，在这个当代，反对自由者，这是两种意识的争斗，因为启蒙时代让世界不是变得澄明，而是陷入黑暗。保守者知道，这种争斗已经延续了三百年，也许接着还要三百年，一直到彻底澄清之时。

革命者看不到启蒙的这种相互联系。他之所以看不到，因为他自己就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之一，如影随形的是欺骗与自我欺骗，其中这种欺骗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自由者。革命者不具有内在紧密的世界观，他一直处于精神的肃清、排除与修正状态，在这三百年中产生了巨大的破坏，这都是启蒙时代造成的。他理解的时间就是现代，根据他的观点，历史要从他自己开启，他期待着自己坚硬的拳头能够拿下千年王国。

但是，他有多强大，就有多脆弱。他缺乏过去与未来的联系，因为他忽略过去，空想未来。他想要给人们恶补知识，但是在此之前，已经深入人心的是保守者，甚至是革命者，而不管如何都没有无产者，无产阶级不切合现代，没有可能性。难道不是自由主义一直站在他的背后吗？拿着报纸和广告的宣传口号，带着得意洋洋的军国主义和得意洋洋的意识形态。

保守者认识到了危险。革命者是他的战友，因为他不仅仅是革命者，他首先是一个人。保守者不能借助德国的党派，不管碰到左派，还是碰到右派，它们显现出来的都是民族的祸根。

保守者作为第三党派，能够穿透所有党派政治之间的对立，因为从政治思想的单方面来说，德国和欧洲都堕落了；保守者所能够依靠的，是德国人中的每个人，或者人们之中的德国人。他相信，德国还有许多的人，没有被启蒙理性败坏，更多地保留着知性的明了。人们有着真实的、纯朴的、简单的见解，有着刚强的、浓烈的、原始的激情，能把意志付诸行动。他相信，在德国还生活着这样一个民族，必须历经艰难苦痛，去完成帝国寄托的使命。他相信，这样一个民族的国家，能让衰落的欧洲世界，重新建立秩序，再次站立起来。

保守思想，会由于革命而失去意义吗？不。保守思想，会重新获得意义。

【注释】

[1]本文译自范登布鲁克代表作《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Hamburg，1931）第七章“论保守”（Ⅶ．Konservativ）。范登布鲁克是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思想的精神领袖之一，代表作《第三帝国》中的“论保守”一章，在保守者与自由者、革命者的交锋中，澄清并拓展了“保守”的概念、要旨，可谓是保守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本文译者为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莱辛反启蒙的启蒙文艺思想研究》（12BWW001）阶段性成果。——编者注

[2]德国十一月革命，指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运动。一战末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水兵起义为序幕，11月9日在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士兵武装起义，推翻了德意志帝国统治。革命虽然以无产阶级为主体，但是后来却由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攫取了政权，在资产阶级支持下，建立临时政府，对工人进行镇压屠杀，杀害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1912年2月成立魏玛共和国政府，通过魏玛宪法。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标明）

[3]埃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埃尔福特的党代会上通过了这一纲领，主要起草人为爱德华·伯恩斯坦、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纲领在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同时，提出了政治民主自由和社会合法公正的诉求，寻求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而不是革命来达到目的。

[4]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法国红衣主教，著名政治活动家，在法王路易十三时期任宰相。

[5]威尔逊十四条纲领（vierzehn Punkte）：1918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一战结束和战后世界关系，提出了十四条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

[6]施泰因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zum Stein，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曾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任命为经济和财政大臣，主张改革，以挽救走向灭亡的普鲁士王国。

[7]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圣经》学者，东方学家；朗本（Julius Langbehn，1851—1907），德国保守主义艺术史家。两人均为19世纪末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反现代的气质。

[8]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1802—1861），德国法学家，专研法哲学，提出了法治的国家理论和君主理论，影响了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

[9]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现有制度，希望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君主及其贵族能够合作，为日耳曼民族主义服务，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10]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一战”爆发。

[11]城市同盟（die Städtebünde），中世纪中期，欧洲部分城市为了谋求生存发展，对抗封建领主和国王的干扰，联合起来，结成同盟，这种同盟主要出现在德国；汉萨同盟（die Hanse），德国的城市同盟中最著名的一个，它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主要为了贸易目的而组织起来，保证贸易安全。

[12]马略的军事式（Mariuscharaktere）：马略（约公元前157—前86）是古罗马统帅，政治家，他针对罗马军队弊端，实行军事改革，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结束了罗马公民兵制度，使得大量的无产贫民加入军队，既巩固了罗马政权，又稳定了罗马社会，不过也为军事独裁政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苏拉的独裁式（Sullanaturelle）：苏拉（约公元前138—前78），古罗马统帅，政治家，独裁者，他曾是马略的部将，后与马略发生冲突，掌握政权后，残杀政敌，实行政治独裁，并自任终身独裁官，使元老院成为他个人权力的工具。

[13]巴贝夫（Gracchus Babeuf，1760—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他号召劳动群众为“真正平等”而展开斗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平等共和国”。马克思称他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