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登布鲁克：第三帝国的发明者

范登布鲁克：第三帝国的发明者^[1]

戈尔哈德·科里波斯　撰

战　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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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德国柏林的一位居民完成了一部书的手稿。虽然这部书远未成为一本畅销书，但仅从标题来看，它就注定要创造历史。这本书名为《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2]，它的作者穆勒·范登布鲁克乃是一位德国知识分子。在其40岁时，他已经构建了一种理论，用以探讨德国衰退的原因，并试图揭示其复兴并重返世界领导地位的愿景。

我们并不确定，如果范登布鲁克还活着，他是否能够真的赞同他碰巧^[3]粉饰了的德国第三帝国的政权；我们也不确定，他是否会发现自己躺在1934年6月30日清晨的死人堆里^[4]。但《第三帝国》的作者属于今日名义上仍统治德国的政治信条的贡献者之列，这一点却毫无疑问。

穆勒·范登布鲁克1876年出生在莱茵兰（Rhineland），是一位中产阶级的建筑师、普鲁士官员的儿子。从他母亲的一方，他继承了荷兰和西班牙的血统。他的笔名也延续了母亲荷兰的娘家姓中那更为浪漫的部分。作为对其体育课上冷漠表现的处罚，范登布鲁克被逐出了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体育馆，在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完成过正规教育。这个事件的根源在于他当时完全沉浸在德国现代文学（社会歌谣）以及哲学（尼采）中，^[5]对这个年方16岁的少年而言，这些事物巨大的“社会重要性”（social significance）远逾老师所能提供的。尽管被拒绝在大学门外，但年轻的范登布鲁克拜访了德国几个重要的思想重镇，在那儿参加文学讲座，投身于文学创作，结识了志同道合之士，并且发现自己的思想与19世纪末“普鲁士化”（Prussianized）的德国及其国家政策日益增长的不一致之处。

和其他（尤其是他的英雄尼采）产生过类似精神危机的人一样，范登布鲁克决定离开德国。他曾将美国作为避风港，但在1902年，他留下他年轻的妻子，去了巴黎。他的儿子也在他离开后的几个月出生。据说，通过宣称放弃德国，范登布鲁克最终发现了那超越国家范畴的永恒的德意志，即他血浓于水，在自由意志层面上无法割舍的德意志民族。^[6]范登布鲁克对民族的发现，显然是被那些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结识的年轻作家们的民族主义浪潮推动的。范登布鲁克对民族的发现，也体现在他自己的文学生产之中：他由美学批评转向历史政治写作。

在巴黎期间，范登布鲁克就开始了《德意志》（Die Deutschen）的写作，在1904—1910年间，他完成了8卷。每一卷中，范登布鲁克都处理了一个不同的德国典型，其写作对象包括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他没有描写科学领域的人物。作为对《德意志》的补充，范登布鲁克在德国期间就有一系列专题论文的写作计划，来研究其他民族的价值特征。^[7]这一系列著作意图描写那些“古老”民族——意大利的美丽，法国怀疑主义，英国常识；以及那些“年轻”民族——德国的世界观，美国意志，俄罗斯灵魂^[8]。但最终，只有描写意大利的那一卷出版了（1913年）。1916年，范登布鲁克在《普鲁士风格》（Der Preussische stil）中开始赞美曾经促使他于1902年远离德国的所谓“普鲁士道路”，这比斯宾格勒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早了4年。在这部著作中，他宣称自己与黑格尔、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精神血缘相通，称赞普鲁士的传统、军队、官场，并敦促用“普鲁士风格”（Prussian style）反对“维也纳风格”（Viennese style）。

1917—1922年间，范登布鲁克进入了政治上的活跃期。他在杂志《德意志评论》（Deutsche Rundschau）上发表了若干文章；向威尔逊（Wilson）总统写了一封请愿书（1919年），警告他注意法国主导的和平政策；在青年学者的聚会上参加辩论；参与组织了1919年由保守主义者们组成的“六月俱乐部”（绅士俱乐部^[9]前身）；与海因里希·范·格莱兴一起创办了《良心》（Das Gewissen）杂志；1922年编辑了《新前沿》（Die Neue Front），收录了包括范登布鲁克以及范·格莱兴在内等当时重要保守主义人士的文章。最后，在1923年，范登布鲁克发表了《第三帝国》，作为他“新民族主义”信条的最后陈述。

这本书以尼采式的有力方式，提出指控，提出质疑，进行呼吁。这本书是痛苦的爱国者的激情宣言，绝望中夹杂着希望。作为爱国者的范登布鲁克对和平条约感到屈辱，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动荡和政治家的失误感到幻灭。对他而言，同胞们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需要一个解释，更需要一个能够承诺未来安全的计划。范登布鲁克提供了一个解释，也提出了希望。解释是：德意志民族已经被外来的原则破坏，使得各政党为了所谓“崇高精神境界的政治哲学”，而采纳了毫无真正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政策。1918年11月的革命是名不符实的。他的希望是：要实现第二次保守主义的革命（也就是要有根本态度的改变，而不仅是改变宪法）。这将帮助德国渡过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使其再次成为伟大的和受尊敬的民族，而这一切都要求德国人放弃党派和阶级的分歧，团结为一个民族。

2

在所有章节之前，范登布鲁克分析了1918年革命之前的德国历史，并对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包括：号称引导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着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挑战上述两种思潮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德国历史，特别是俾斯麦以来的历史，在范登布鲁克看来都是失败的。德国的政策缺乏能够促使德国人民取得新成就的政治理念。恰恰因为这种“精神疲惫”（第20页），德国才缺少能够担当的领袖，没有人敢于“扮演命运的角色”（第19页）。同样地，也正是由于“精神疲惫”，德国人才对敌人们的包围视而不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就是为这种精神疲惫和政治盲目埋单。然而，如果大战之后的革命不仅仅是一次起义，而是能够给予精神上复兴的德意志民族以新生，那么，战败的代价也就不算高，也就算值得（第23页）。

不过，范登布鲁克认为，这样通过革命而获得精神重生的机会，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只有一次（第18页）。而德意志民族的这次机会在1918年被浪费掉了。德国领导人给出了人民民主共和宪法，但他们并没有被“不必要的”（unwanted）1918年11月的事件激发。他们在战争中错过的、使德国从失败走向成功的机会，在革命中又再次错过了。

对于1918年的革命者，范登布鲁克充满了讥讽（第144页）。他认为，当时的革命者都是自由机会主义者，而不是革命的狂热分子（第204页）。推翻了前政府之后，他们就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推翻政府本来应该是真正的“自我精神革命”（第23页）的第一步。革命者们没有提出任何原创性的、德国的革命原则或想法，相反，他们致力于“不朽的愚蠢”（第24页），吞了敌人的诱饵，听从了国际间相互理解、世界民主和民族联盟的说辞。1918年革命中的人们，并没有完成德国的革命；他们只是学习了西方（第37页），在新的共和宪法中采用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陈腐观念。他们从未问过自己，是什么使得德意志成为一个民族，他们仅仅想到人性，推理说：“如果人类的思想取得了胜利，那么德国也就没问题了。”（第225页）显然，德国在1918年被她的天才遗弃了。值得注意的是，范登布鲁克描述的天才是保守的，而不是革命的（第206页）。

1918年的“自由主义”革命不可能重来。然而，它可能导致下一个“保守主义”革命。虽然试图推翻旧社会的自由主义革命被“永恒的保守势力”击败了，被“传统的力量”和“不可改变的规律”击败了，特别是被形成团体、家庭、国家的固有本能击败了（第230页）——但保守革命将存留在历史的连续性中。保守主义的革命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德国乃至欧洲，都将陷入危机（第24页）。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会失败。在范登布鲁克看来，德国在军事上赢得战争是没有问题的，她能够战胜十倍于她实力的敌人。只是在政治上失利的时候，只是在让她的对手用闪闪发光的自由主义理想欺骗的时候，她才会失败，她才会在还未真正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放弃了战争（第34，77页）。自1916年开始，范登布鲁克就认为，战争中的胜利和失败不是偶然，而是由掌控各民族兴衰的“世界计划”（World Plan）决定的。^[10]可能有人在为德国的命运着急，但范登布鲁克指出，德国在慢慢地成熟，而且总是在迂回的道路中寻找到自己（第35页）。他从他的个人经验就得出结论，德国前面道路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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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原则就是没有固定的原则”——人们可能会把这句话看作是某种现代形式的诡辩；范登布鲁克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控诉就是：“自由主义导致民族的死亡。”（第77，78页）在此之前，德国人并不知道这些真理，他们误以为，为了不被看作是落后的，必须采取自由的思想和引进西方的机构。为了将自己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的大趋势之中，他们踏上了自由主义道路。在1918年以后，革命领袖在宪法中复制了自由主义道路。但这并没有为德国带来进步，却使德国收获了破坏。范登布鲁克感叹说，这不就是“自由主义的道路是不是我们的道路”最有效和最可怕的证明吗？（第103，104页）。

范登布鲁克声称，“个人摆脱中世纪的传统，这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源”（第93页），启蒙运动和科学以理性的名义进行解放，却没有意识到，在现实中，人们摧毁的是维持他们生活的基础。然而，从一开始，自由主义就被虚假的“自由”概念迷惑。一个“生理上不自由”（第95页）的人怎么能够要求“完美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范登布鲁克指出，这种错误在今天不言自明，自从1918年盟军的政治家引诱德国投降，但又随之打破他们自由主义“没有胜利的和平”这个承诺之后，自由主义也就破产了。此后这些政治家滥用自由主义的原则，将其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和伪装”（第82页）来摧毁德国。然而，范登布鲁克警告说，该计划可能走火；《凡尔赛条约》可能“导致自由主义暴露出来，让世界看到自由主义将无法生存下去”（第112页）。

范登布鲁克断言，德国的青年大都不信任和蔑视自由主义原则，也对被自由主义污染的政党表示怀疑。^[11]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带来自由，青年们可能不会抛弃它。然而自由主义和自由没有什么关系。自由主义者太过平庸。自由对他们而言仅仅意味着通过议会制和所谓民主的政治手段来保证的自我中心。自由主义是自身利益的“保护色”（第110页）。自由主义的批评难以深刻，因为它基于政治滥用，他不满某些德国人将某些国家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绕开理论本身，将无原则说成是宽容，将平庸说成是平等。

因此，民主和民主机构似乎仅仅是西方那古老而自私的自由主义者的侍女，根本不适宜引入德国。虽然范登布鲁克认为德国人在进入历史之初，是“生来就倾向民主的人民”（第122页），但他指出，德国人“缺乏民主的基础”，并认为“在德国历史进程中，没有内在的对民主的渴望”（第121页）。1918年之前，德国似乎注定施行君主制，民主改革的讨论，只是浪费时间（第122页）。1918年的革命为德国人带来了民主政府，但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而且人民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真正的民主意味着“人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第121页）。民主政府为什么带不来民主呢？“因为在这种情境下掌握政权的人们，既不可能尊重自己，也不可能尊重他人”（第115页）。除非“民主是自我利益的实现……否则［当下］没有民主可言”（第132页）。

战后民主德国未能达到范登布鲁克的标准：它并没有让人们掌控自己的命运。政党制度和选举过程使得群众与议员分道扬镳，只让机会主义议员和党的官僚机构受益（第120页）。很少有学者否认，魏玛宪法中的民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理想的人民代表制度会“保持和人民的联系”。但是，他们是否会同意范登布鲁克倡导的“基于等级的代表制”（范登布鲁克认为它不仅是机械手段，更是人民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比政党政治中的代表制更为有效呢？范登布鲁克只是作了一个判断，并没有给出为何等级代表制能够优于政党政治的细节。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将“有机”与“无组织”对立起来）并不能证明什么。

4

自由主义和民主在范登布鲁克的书中占据了两章，受到了他的批判。社会主义也受到他的批判，而且不仅仅因为社会主义与上述两个概念相关。并不是说范登布鲁克彻底地拒绝社会主义，相反，第三帝国要求以之为基础。但它必须打上严格的德意志烙印，按照他的名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清除每一丝自由主义，以此在人类的精神和智力的历史上发挥作用”（第76页）。德国社会主义并非以无产阶级国际联盟为基础，也不依赖唯物主义概念，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范登布鲁克严厉地批判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为几百年来习惯了为思想和精神而生活着的人类，提供了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诱惑”（第152页）。马克思大胆地预测历史发展，这是纯粹的自以为是。因为生命和历史是不可计量的。如果一些人真的被恩赐预言的能力和塑造未来的力量，那么，也只有那和自己的人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合一”的人才能因为对“现实的敏锐直觉”，来自信地预言未来。马克思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一个犹太人（第43页）。范登布鲁克坚持认为，我们历史的目标和方向是不可预见的。那些因果关系，都是在回顾的时候被重新构建的。至于目前的历史，人们只能听从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灵感（第40页）。范登布鲁克的历史理论在他的所有写作中都留下了印记，他的一些早期著作对该理论的表述或许比他最后著作的阐述更为清晰。1916年，他写道，“实现世界计划，验证历史预定给你的道路，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职责。”^[12]“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根据历史变化坚定历史任务……每个民族都履行其历史使命，正如每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履行自己的使命一样。”^[13]这个预定的道路是超越任何人之影响的；“大自然是决定者”^[14]。

这种“形而上学平衡”对战争也同样适用。受黑格尔影响的范登布鲁克认为，“战争的最终结果始终是道德性的”，“决定胜利和失败的是道德理性”。^[15]胜利者是那些注定在世界计划中胜出的国家。1914年大战时，范登布鲁克满怀信心地希望，这场战争也由“决定民族兴衰的法则”决定。那就是：古老的国家无情地从他们的霸主地位退下，^[16]德国，作为“年轻”的国家之一，则毫无惧怕。两年后，在1918年11月，范登布鲁克解释说，在世界计划中，一个“年轻”的国家遭受挫折，或者是因为它没有政治经验，或者是因为急躁，或者是因为老的联盟国家的反对。不过，如果和平条约并不破坏民族存在、成长和自由的权利，那么，失败就不会破坏“年轻”的国家，“战争之后，这场战争才被决定”^[17]。

范登布鲁克拒绝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也因为它与无产阶级的联系。他并不否认无产阶级的存在，甚至，他认为在基于工业企业和无产阶级劳动力的稳定社会，无产者应该有被承认和占有稳定地位的权利（第165页）。但是，他的无产者概念不是一个社会经济类别，同时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同于马克思提供的那些理由。

对于范登布鲁克来说，无产阶级的存在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相反，更多根源在于外部条件，即缺乏生存空间。换句话说，人口问题，过剩人口的压力是无产阶级存在的原因。范登布鲁克尖刻地指责马克思回避了这一问题（第61，155页）。因此，那些有足够的空间、粮食、原材料来照顾其人口的国家，就没有无产阶级（第61页）。

范登布鲁克写到，由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类型的经济组织，所以个人是否属于无产阶级也并非根据一定的经济标准。在此，一个人是否需要出卖劳动力来生存不是关键。对于范登布鲁克来说，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是由一些内在品质决定的（第154页）。“无产阶级就是在分化过程中留在底层的那些人”，在这一过程中，“天生的优势就会显示出来”（第162页）。由于脱离无产阶级需要个人的意愿，由于“大众的惯性仍然存在”，范登布鲁克认为，“无产阶级始终存在”（第163页）。

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何，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定义，无论在集体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都是逻辑一致的。而范登布鲁克的定义则缺少这一特点。在集体层面，他认为是不平等的国家物质财富创造了无产阶级，而在个体层面，他认为是人类个体禀赋的内在价值决定了谁属于某个特定国家的无产阶级。范登布鲁克不能否认，人类不平等在所有国家都存在。根据他的逻辑，经济阶梯上最低的群体中包括没有禀赋的个人，然而，他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国家”中，譬如，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经济地位低的人们才能被称为是无产阶级。^[18]有可能，这个定义的发明者不是挑剔的学者，而是具有特定政治意图的人，是“新国家使命”（第74页）的门徒。他们要带领未形成的民族向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古老民族发难。^[19]

解决无产阶级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缓解并最终消除人口过多的压力。那么，德国是否应该通过内部结算、土地改良等措施，解决其人口问题，成为“欧洲的中国”呢？肯定不会。因为这将需要牺牲“最深的德国本能：冒险的能力、承担的能力，征服的能力”；将导致德国人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第69页）。他指出，即使在战前，德国就已移入数十万意大利和波兰的文盲来从事苦力，而那些“精神高等”的德国无产阶级则能够做更高档次的工作。“无产阶级问题在这里也是一个文化问题”（第64页）。范登布鲁克的讨论接近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册第六章中表达的雅利安种族主义教义。不同的是，范登布鲁克还没有认为德国人垄断了这种卓越的品质。

尽管对内部殖民化非常蔑视，但范登布鲁克表示，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限制出生率，以此作为人口和可用空间之间比例失调问题的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这是一个非英雄主义的方案。其次，范登布鲁克认为，人口过剩是“自然设计”的一部分，因此“自然一定能解决它的问题”（第69页）。似乎，自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让强者获胜。范登布鲁克的建议是：突破国界、提供新的市场。显然，范登布鲁克认为这是解决德国人口问题的方案，也符合自然法则。然而，他没有指出哪个特定的国家是这种“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对象（第65，70，73，108页）。

因此，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以无产阶级德国的解放为前提。在德意志民族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社会改良便无法进行。“只有民族生存下来，人们才能生存下来”（第37页）。或许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范登布鲁克说的“无产阶级由其自身的愿望决定”（第161页）这一说法至少不符合他曾宣扬过的内在素质决定无产阶级的论点。也许他的意思是，只要无产阶级不赞同旨在解决人口压力的民族主义政策，他们就无法改变其无产阶级的地位。毫无疑问，范登布鲁克的宣言对于有组织的劳工是一个挑战，他让劳工们放弃他们“狭隘”和“算计”的阶级意识，放弃他们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关系，放弃他们的国际视野，而接受一种新的民族意识，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人民是天生的敌人”（第169页），并与新的民族主义政党第三政党（Third Party）携手。这一政治宣言，企图重新定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其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企图将阶级之间的战争转变为民族之间的战争，进而转变为无产阶级对全人类的战争。^[20]无产阶级必须转变其心态，必须率先想到民族而非自身（第140页），否则他们的物质状态也无法改变。无产阶级必须学习“不把自己想像为无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概念本身排除了民族，“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则包括民族的维度（第167页）。“无产阶级的问题不在于其外部条件，而在于其内在的品质”（第154页）。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获取和再分配物质不是关键，非物质的智力及精神才是关键”的时候，问题才能解决。说到底，问题不在于获得物质，而在于获得意义。不在于傲慢地索取，而在于证明自己有价值（第154页）。

和无产阶级的问题一样，在范登布鲁克看来，德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首先是经济问题。德国社会主义是“有机的”和能够付诸实践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机械的、“纯理论性的”。我们知道，德国社会主义以一种“社团主义的国家和经济概念”为前提，它基于“群体、社区、全民族的团结”，类似过去德国的行业协会（第74，221页）。这将是一种更多依赖经济与劳动力达成共识，而更少依赖物质参与的社会主义。应该能够在利润与权利之间达到和谐（第256页）。对于范登布鲁克来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最为重要，相对于这种适当关系，有机社会主义及其功能和组织的细节，并没有非常重要。上述友好关系的形成有赖于对民族的忠诚感以及共同体意识。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先消除经济上的阶级分化，才能消除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在范登布鲁克这里，不同阶级为了更高的民族利益，要主动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从而消除阶级差异。一旦转变态度，德国社会主义和第三帝国的前提就实现了。“我们必须相信”社会主义的残留问题将得到解决。德国社会主义必须而且一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比马克思的起点更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结束的地方，社会主义才真正开始。”（第75，76页）

5

第三帝国的基础必须是社会主义（第76页）。第三帝国必须实现第一帝国时期的辉煌。那么，是否也要恢复第一帝国时期的疆域呢？范登布鲁克也给出了答案。当然！奥地利必须是其一部分。根据他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案，新的帝国显然要比被“肢解”之后的德国大得多。

由于第三帝国“只存在于我们的梦想中”（第200页），范登布鲁克没有涉及它的具体形式。他也承认，整个第三帝国的概念，都是“缥缈的、不确定的、被感觉控制的；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下一个世界”（第14页）。但是，他很确定，第三帝国必须区别于前两个帝国，才能生存。因为单纯地倡导复制过去很可能是反动的，重要的是保留内在传统。

尽管君主制在德国有很长的历史，新的德国却可能在下一个千年都是共和国。至少，新的帝国（Reich）将作为一个共和国（Republik）^[21]开始，因为君主制不能简单随意地设立，而必须被赢得（第227页）。当然，新的帝国不应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和“参与”的共和国。范登布鲁克认为，新的帝国不会是依赖于那种老式投票的共和国，帝国的群体，包括无产阶级，都应该共享共同的民族价值观，以此为中介进行政治和精神参与。价值本身和决定价值的方法都是非常模糊的，这种新的参与形式也是模糊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价值将会由上层赋予，被下层接受（第248，249页）。

第三帝国的存在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强有力的坚强领导，二是群众对自身无能的承认。范登布鲁克明确否认无产阶级群众能够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通过自身能力实现社会主义（第165页）。他严厉批评过的那些政党也无法完成这一任务。那么，第三政党必须站出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一政党应该区别于任何一个过去的政党，它应该是一个反政党的政党（希特勒此后发动的“运动”自称是这样的政党）。它的参与者应该是那些“愿意看到德国人主导德国的人”（第242页），而不是某个特殊的群体或阶级。它的成员必须认同民族主义。德国在世界中要完成保持欧洲平衡的任务，这一任务过去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俾斯麦帝国完成过（第244页）。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领导者要有保持德国性的决心（第243页）。第三政党的参与者必须依靠真正的保守主义：他们必须拒绝自由主义观念的演变和进步，并相信历史和自然中的发展和创造是一样的，同样基于有机的延续性以及与传统的和谐（第202，203页）。他们必须拒绝理性主义的指导，因为理性主义已沦为“纯粹的计算”。在它的影响下，人类已经失去了道德（第213页）。他们要以高于理性的原则为指导，以与情感同步的“精神本能”为指导（第211， 212页）。

只有那些认为民族统一高于一切的人，才能担当领袖。而领袖也应该拥有在君主制时代的那种特权。^[22]那些现有政党中自称保守主义的成员不能担任领袖，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仅仅是名义上的、虚假的，自从他们倾向于梅特涅（Metternich）和威廉·冯·洪堡以及弗雷赫尔·冯·施泰因（Freiherr vom Stein）的领导以来，就丧失了真正的精神内涵。1918年，自由主义化的领导以及自由主义的君主遭遇了破产。^[23]第三帝国的领导必须建立在信心和品质之上（第228页）。范登布鲁克告诉我们，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具备的领导力来自天生的深入血液的“继承知识”（第232页）。

在书中，范登布鲁克没有列出具体的行动计划，用以指导第三帝国实现过程中的领导者。他只希望，保守主义领导人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足够带领德国走向新的道路。希望能够有足够“真实、简单、勇往直前的人，强大的、精力充沛和拥有原始激情的人们，来采取相应的行动”（第241页），跟随他们的领导。与德国社会主义紧密联系的任务，就是使德意志再次成为一个民族，即，不仅共享土地和预言，而且共享生活价值，以此对抗其他民族价值。因为一个民族的价值是一个民族“最有特性和最宝贵的财富”（第245，261页）。^[24]

德国人的价值意识（或民族主义）在第一帝国时期达到过鼎盛，当时的德国曾认为自己“代表基督教和西方帝国的理想”（第246页）。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民族主义已逐渐蜕变成单纯的爱国主义，“国家仅仅为了国家”，仅仅关注宝座、王冠和圣坛。因此，当国家在1918年陷入危机的时候，民族主义也就陷入了危机（第246，247页）。“保守主义认为人的生命维持在民族中”（第224页），也就是说，在共享共同价值观的社群中，民族是最主要的现实，人们责无旁贷地要去拯救德国人的文化和文明，即德国的价值观，以此保证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不被破坏（第248，249页）。

范登布鲁克并没有透露，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和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它们是“神秘”的，“片段化的但同时也是完整的”，“现实的而且超越空间的”，“表面上看，无法调和且不相容的”，但是，“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必然性息息相关”（第249页）。由于历史过程中的混乱和复杂性，范登布鲁克承认，这些价值并不容易识别。因此，“新的民族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清楚地展示其继承的一切，因为它是具有德国性和价值的，它就是：德国人的历史”（第261页）。1922年，范登布鲁克就发现了德国民族意识再次发生的迹象。^[25] 1918年失败之后，部族、宗教和其他在他看来长期对立的力量，虽然没有消失，却不再对德国人具有分裂的效果，德国人更加紧密了。范登布鲁克认为，德国必须有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空间；“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认识和协调历史中所有的对立”（第254页）。

6

这本书在宏伟而神秘的氛围中结束。范登布鲁克指出，在锻造德国统一民族，建立德国社会主义，并对抗西方的过程中，保守主义革命和德国保守主义并不仅仅是为德国而战，也是为欧洲而战；不是为今天毫无价值的欧洲而战，而是为“过去的欧洲和未来的欧洲而战”（第264页）。因为德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使命，一个“各民族人民都在争夺的使命”：它是那个“曾被承诺却从未实现的最后帝国的冠军”（第263页）。^[26]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听到这个承诺：最后的帝国，重组的欧洲，新秩序。

其他民族也希望建立自己的帝国。“一个拉丁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或者泛斯拉夫人的帝国”，战争的胜利者也用动听的话为自己描绘了一个世界使命。但他们那消灭德意志帝国并保存自己的努力，注定都要失败，因为他们的文明正在衰落。“只有一个帝国，因为只有一个教会”，那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为之战斗的帝国（第263页）。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德意志民族能够垄断这个“可能的帝国”？又为什么德国是“价值的监护者”，来“反对人性中的猿和虎”，来反对“非洲的影子”（第264页）？范登布鲁克的答复是两个字：命运。“我们不是仅为自身而存在，而是为了全人类，为此要为我们树立不朽的纪念。这是德国历史中最有含义的成就，因为它点燃了所有时代伟大人民的雄心。”（第256—257页）但有没有可能，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可以为了全人类而生活呢？范登布鲁克的世界计划青睐“年轻的民族”，德国既是古老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年轻形式的开创者，它既是古老民族，又是年轻民族。因此，它能够领导欧洲的“年轻”民族。^[27]另一个有利于德国的因素，就是她在欧洲的中心位置。这是大自然法则在历史中表达自身的方式。目前在欧洲，移位方向是从西到东、从西欧向中欧转移。^[28]范登布鲁克在1912年重申，即使在战争中看不出来，但“中欧是我们半球的焦点”（第244页）。“德国位于核心的位置。她是所有政治、经济和智力的重心。如果世界要得救，德国将能实现这个拯救，并表达革命性世界的一切希望”（第192页）。只有祈祷，“欧洲世界能够再次允许德国这个国家和人民来重建秩序！”（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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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一百年以前费希特写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时的情况类似，范登布鲁克寄希望于德国人，恳求他们抛弃政治、经济或宗教的所有分歧，站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新的、能够领导“反西方战争”的辉煌帝国。范登布鲁克的书得罪了从右到左的所有政党，书的反响也令人失望。除了一些小团体中的民族主义青年，但凡阅读过范登布鲁克的德国人，都选择拒绝或忽略它。除非再来一个使徒，不仅带来信息，也带来具体的操作技巧，否则人们是不会行动的。1925年，范登布鲁克自杀，这有可能是因为对德国的命运感到绝望，也有可能是受到精神错乱的威胁。除了保守派圈子内部的人，他的去世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1925年以后的文献显示，他对于第二次、反自由主义革命的呼唤，在激进的右派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回音。^[29]

《第三帝国》和《我的奋斗》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希特勒是否受过范登布鲁克的影响？根据费希特尔的说法，他们曾在六月俱乐部相遇，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讨论了什么，他们怎么看待对方和对方的思想，他们是否嫉妒对方，我们不知道。在他们两个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及。因为希特勒很少承认自己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不知道年轻的是否受到了年老的启迪，或者他们各自独立地吸收了同样的思想资源。这里展现一些他们在观念上的异同，并且请记住，他们两人当中，一个人是知识分子，一个人是群众领袖、“鼓手”。

他们的基本态度非常相似：非理性主义，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不认为人类想法的正确性源于公正的调查研究。他们都反对唯物主义，看低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历史影响，不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类别。对于帝国的形式和内容他们都同样模糊，因为当第三帝国的概念清晰以后，它作为一个神话的价值就减小了。他们对自由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肤浅而敌对的批评，恰恰对应了他们对于世界大战、和平条约、1918年革命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批评。他们的区别在于希特勒更加苛刻，而且将犹太人牵涉进来。不仅把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联系到一起，而且将俾斯麦之后德国的衰落与犹太人的影响联系起来，而不像范登布鲁克那样，将其归结于德国精神的枯竭。他们在很多基本观点上都是有共识的：民主的新的“有机”体系，精英领导；减少人口扩张的激进人口政策；德国在欧洲的文化使命。

虽然两个人都高度重视民族，认为通过对民族的忠诚，人们能够克服各种差异。但是他们对于谁能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员，有不同意见。范登布鲁克虽然认为犹太人不能领导德意志民族，但是并不认为第三帝国要排除任何成员。相反，希特勒将一些人排除在德意志民族之外，无论他们是否有忠诚于德意志民族的意愿，希特勒都认为，他们从生物学上来讲就是自私的，不可能获得德国民族主义的情感。他将新的德国建立在生物和种族的纯洁性上面。对于范登布鲁克而言，对帝国的推广主要是由老师们来建立新的国民态度，而希特勒则认为这不仅仅是公共启蒙部长和宣传部长的任务，也是行刑者和刽子手的任务，是掌管种族法律和反犹太种族灭绝办公室的任务。

关于德国的外部敌人，两位作者也有不同观点。虽然双方都感到来自西方的威胁，范登布鲁克不仅认为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左与右的激进主义之间有血缘关系，也看到与俄罗斯有合作的可能（就像德国共和国第一任驻俄大使布洛克多夫兰昭［Brockdorff-Rantzau］倡导的那样），认为这样会加强德国在西方的力量。至于将俄罗斯作为解决德国人口过剩危机的出口，《我的奋斗》比《第三帝国》更加直言不讳。

不过，两个人的共同点还是多于差异。如果范登布鲁克还活着，他可能会将纳粹政权作为其理想的一种实现。至少，认为纳粹帝国走上了正轨。他在纳粹政党中似乎也能够找到那些可以实现最终帝国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多党局面也终止了，只有一个政党来代表大众，坚定地带领着他们，减轻在选举时眼花缭乱的任务。

但如果进一步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范登布鲁克对于德国民族是否真的能得到统一表示怀疑。他可能觉得，这一由政府法令带来的团结，这种依靠惩罚和法律保障的团结，似乎并不是他心目中希望的。他曾经写过，只有反动者和革命者才通过强力实现目标，保守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依靠的是“建设性的想法所带来的动力”（第194页）。他甚至可能会觉得纳粹政权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类似。1922年，他这样评价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它制定了一些有力的修辞化格言，并通过恐怖统治来实现它们（第191页）。

【注释】

[1]本文作者戈尔哈德·科里波斯（Gerhard Krebg）任教于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本文最初发表于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5，no．6，Dec．，1941。译者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编者注Hamburg，1923．英译参见Germany’s Third Empire，trans．by E．O．Lorimer，London，1934，以及New York，1941，本文引文所注页码均出自1934年伦敦版。

[2]即希特勒发动的“长刀之夜”。在这次血腥清洗中，希特勒大肆杀戮，清除异己，保守主义革命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埃德加·容在这次清洗中被捕牺牲。———编者注

[3]Hamburg，1923．英译参见Germany’s Third Empire，trans．by E．O．Lorimer，London，1934，以及NewYork，1941，本文引文所注页码均出自1934年伦敦版。

[4]范登布鲁克在“第三帝国”和“第三政党”这两个标题之间徘徊过。

[5]通过他第一任妻子，我们了解范登布鲁克的早年生活以及他对于尼采和“酒神”生活方式的渴望。这在费希特尔（Fechter）的著作中有所引用：“Das Leben Moeller van den Brucks”，Deutsche Rundschau，April 1934，S．14 20。费希特尔还写作了范登布鲁克的传记，载于Die Grossen Deutschen，5 vols．，Berlin，1935 1937，in vol．4，S．570 583。他还写了一本小书，Moeller van den Bruck；Ein politisches Schicksal，Berlin，1934。

[6]Fechter，“Das Leben Moeller van den Brucks”．

[7]关于“古老的民族”和“年轻的民族”的概念，参见本文注215。

[8]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合作，范登布鲁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翻译成德语。

[9]绅士俱乐部（Herrenklub），在1932年红极一时，因为传言巴本（Papen）内阁诞生于其中。

[10]“Schicksal ist starker als Staatskunst”，Deutsche Rundschau，Nov．1916，S．161．

[11]此外，范登布鲁克拒绝了在议会代表制基础上的民主选举和平等的投票权。尼采曾轻蔑地批评这是对普通人的崇拜。对这种态度的批判分析，见Aurel Kolnai，The War Against the West，New York，1938，p．116。

[12]Deutsche Rundschau，Nov．1916，S．162．

[13]Ebd．

[14]Ebd．，S．166．自然通过民族表现其意志。自然也由多种元素构成，包括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以及试图组织这些因素的个人。在这些元素背后，“有可能是更有力的力量：宇宙的关系，以及其中由形而上学指导的物理联系”（S．166 167）。“思想家认识到这些联系，艺术家揭示它，而政治家将其付诸实践”（S．167）。见“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Fur und wider Spengler”，Deutsche Rundschau，July 1920，S．141 170，范登布鲁克同情斯宾格勒对于历史偶然性的拒绝，赞同历史目的论，赞同以历史主流（Urphanomen）的观点看待历史。

[15]Ebd．，S．162．

[16]Ebd．，S．161．

[17]“Das Recht der jungen Völker”，Deutsche Rundschau，Nov．1918，S．235．在1906年的《时代》（Die Zeitgenossen，Die Deutschen的增刊）中，范登布鲁克首次发明了古老民族和年轻民族的概念。当时，古老民族指拉丁民族，年轻民族是日耳曼民族。当然，英国作为退化的日耳曼民族，被排除出去。1918年，范登布鲁克重新定义了这两种民族：民族的“年龄”体现在占有欲、饱和度和边沁意义上的“幸福”概念上。这个诞生于1789年的想法，穿着“永恒”的外衣，通过马尔萨斯（Malthus）得到确认。保加利亚、芬兰、日本是“年轻”的国家，普鲁士则是他们的原型。

[18]根据这一定义，德国的“无产阶级”可能比法国的“非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享受更高的生活标准。范登布鲁克可能会回答说，文化问题必须考虑到人口问题（第64页）。

[19]“战争之后，那些无力自由处置他们人力资源的民族都存在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使得所有被征服的人民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人口问题一日没有解决，该民族就仍旧是被征服的民族”（第67页）。即使是有广阔生存空间的俄罗斯，也是被征服者。“在英国工作的人能够生存，因为该国家具有满足其国民的能力。法国人可以生存因为他们有相对多的空间。但是，俄罗斯人很难生存，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可以赖以生存。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中欧人民无法生存，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在哪里工作，或者他们如何能够生存”（第68页）。

[20]Aurel Kolnai，The War Against the West，p．329．

[21]将Reich翻译成empire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Reich不一定是“帝国”，德语的“帝国”不意味着存在皇帝，它可能意味着一个共和国；而另一方面，它不仅仅是领土概念，对于范登布鲁克来说，它的内涵几乎是神秘的。

[22]范登布鲁克承认，1918年的革命，一扫君主制，为真正领导者的到来扫平了障碍。

[23]范登布鲁克对于保守主义的批评相对于自由主义来说，相对仁慈。他虽然检讨保守主义者们的作为，但并不拒绝保守主义的原则；而对于自由主义，他是从原则上进行批判。

[24]很显然，这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所提的建议类似：“价值是民族赖以存活的条件；然而，如果一个民族要保存自身，就必须将自身的价值与相邻的民族区分开来。”

[25]这样的民族意识于1920年在德国政治团体中也出现过，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右翼中。甚至影响了温和左派，尤其是由已故教授赫尔曼·海勒（Hermann Heller）领导的“年轻社会主义者”组织。然而，绝大多数社会党和共产党，都还牢记他们学习到的有关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论，牢记他们在1918年之前的遭遇，他们仍然坚持严格的阶级意识，认为制定某一民族的特定颜色或唱国歌是违反无产阶级礼仪的。

[26]可能，他也不期待帝国得到实现。因为“人们给自己定下这样的目标，恰恰是因为它不能被实现”（第39页），它的主要功能也似乎是一个谜。

[27]Deutsche Rundschau，Nov．1918，S．233．

[28]Ebd．，Nov．1916，S．165，167．法国和英国在欧洲丧失领导权，他们所代表的观念的流行，都是确定的。

[29]例如，通过右翼杂志《行动》（Die Tat）发声的弗里德（Ferdinand Fried），策雷尔（Hans Zehrer）等人。或者写作《右翼革命》（Die Revolution von Rechts，Jena，1931）的弗赖尔（Hans Freyer）。更多的例子参见Aurel Kolnai，The War Against the West以及Deutsche Rundschau，Apr．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