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穆勒·范登布鲁克的愿景到希特勒帝国的现实

小写的“第三帝国”——从穆勒·范登布鲁克的愿景到希特勒帝国的现实^[1]

韦尔纳·哈斯　撰

贰　　译

近年来，关于“第三帝国”（das“Dritte Reich”［大写］）^[2]，即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统治德国时期（1933—1945）的出版物数量有显著增长。通俗文学与学术论著皆然。人们对于德国历史上这段最昏暗的时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对此我们应当作何解释？几年前，人们对此还讳莫如深，而当下是什么促使许多德国人有意识地指出希特勒时期的问题、真相与残留？^[3]是时间之维上的距离允许我们自由而客观地看待这段至今“未能战胜的过去”？抑或是由于，当下德国人口中逾半出生在1945年以后，因而他们与纳粹时期之间不存在那原本可能会存在的、令人尴尬的个人背叛，因而不用为此而感到羞耻？

这个问题或许十分有趣，但推测性太强，在此我们不欲深究。相反，我想指出我的同事们，近期在德国文化学与德国文学课堂上的一种体验：美国学生对于所谓的纳粹时期，兴致也再度高涨。当时的德国人真就那么天真，完全地相信纳粹？人们中意民族社会主义哪一点？像希特勒这么个人何以掌权？青年们为何轻易地被希特勒领导——并被误导？此类问题在德语课堂上被频频提出。而在这样的讨论之中，人们也总是不免去关注自己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学生中的怀疑论者紧跟着上面的问题，常常尖锐地反问：在美国，难道我们不也正面临着“左”或“右”的独裁的威胁？倘若我们不能有效地对抗社会不公、资本主义体系的繁荣与紊乱、犯罪与失业的增长、种族问题，等等，是否也终会被赐予这样一位“元首”？又或者，在纳粹的战争罪行与马来西亚大屠杀之间，是否真的存在道德差别？

对于我们的这些德语学习者而言，探讨此类问题应当是十分受欢迎的，因为在任何有成效的学习过程中，兴趣都是重要的动因。不仅是在“德意志文明”这样的课程中，就连在文学课堂上，都会说及这些问题。当我们为了选取一些实例而去阅读楚克迈尔（Zuckmayer）的《魔鬼将军》、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布莱希特的《第三帝国的恐惧和苦难》、凯斯滕（Kesten）的《陆军上校柯克》时，我们难免要去研究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4]

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目录，任何一位在课堂上讲述希特勒与民族社会主义之掌权的老师，都无法解释清楚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与历史状况。这涉及在许多表述中被详尽探讨过的主题。倘若要谈纳粹夺权之前的时期，他就必须研究《凡尔赛条约》的影响、魏玛共和国的软弱、失业、通货膨胀、世界经济危机与政党的不稳定性；若是要谈掌权后的时期，这一主题则包括：民主的废止、“一体化”、一党制国家的独裁、领袖原则、集中营、侵略性外交政策与召集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这些事实的陈述是无可辩驳的；要理解这一时期，它们即便不是绝对必要，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这些主题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于此；我们亦可转而观照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基础。在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探讨中，常常会忽视这一方面。这是因为这样一种意见广泛存在，认为纳粹运动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可言。人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的，是一个暴力政党，人们记得的，是无数的巷战、政治的弱肉强食和集中营的恐怖。人们很容易得出下面这一结论：纳粹系统的精神基础仅仅建立在一种毫无逻辑的、常常自相矛盾的政治机会主义之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实际上，民族社会主义者自身为塑造这一“形象”作了多方贡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与阿尔弗莱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5]的《20世纪的神话》，而最主要的还是罗伯特·莱（Robert Ley）的暴民演说与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的新闻（Gossenjournalismus）巩固了这一刻板看法。在谈论纳粹时期时，还是很有必要对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的。对穆勒·范登布鲁克在当下几乎被遗忘的著作《第三帝国》的研究，将阐明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个有趣而丰富的根源。

我们多数学生都很熟悉大写的“第三帝国”这一表达。他们明白，这指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帝国。然而，这一表达源自何处以及意味着什么，则并非众所周知。指出艺术史家、文化批评家穆勒·范登布鲁克的小写的“第三帝国”（das“dritte Reich”），不仅能够澄清德国历史上常被引述的一个概念，也能够为针对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提供一个适当的起点。

在进入穆勒的著作之前，我们应将保尔·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与尤利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1851—1907）的思想成果也纳入这一讨论之中。在其论著《文化绝望的政策》（1961）^[6]中，弗里茨·施泰因（Fritz Stein）便对拉加德—朗本—穆勒以及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横向联系，进行了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证明。这三人最为著名的文稿（Lagarde：Deutsche Schriften，1878；Langbehn：Rembrandt als Erzieher，1890；Moeller：Das dritte Reich，1923）在时间上虽然间隔很远，但它们在主题选择上的亲缘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同调性，却是明白无误的。我们简要地总结一下这三位德国文化哲学家的几个触点。他们分享了哪些观点与信念？他们在哪一点上的立场至少是十分接近的？他们三个人都：

1．痛恨其时代的唯物主义、现代性以及商业抱负；

2．丝毫不感到自己对其时代的政治系统与德意志国家负有责任，并且避免与现存政党有紧密联系；

3．自视为其民族的外来者与疏离者，希望其民族成为一个建立在牺牲觉悟与个体限制之基础上的民族共同体；

4．强烈厌恶其时代的教育系统，厌恶德国文科中学，厌恶教授与高校；

5．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信徒共同体”（拉加德），追寻一个“替代性基督教”，并将自己变成一个与情绪化的民族社会主义有着强烈联系的新的文化宗教的代言人；

6．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其力量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再生是不可缺少的；

7．向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发起论战，谴责它们会在暗处削弱德意志民族的性格。

这张触点清单还可继续扩充，然而在此列举的拉加德、朗本以及穆勒的观点及偏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一些理念后来被民族社会主义者以面目可憎的方式，应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中。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贯串着一条强烈的文化悲观主义的红线，施泰因非常到位地称之为“从绝望到侵略的跳转”（leap from despair to aggression）^[7]。在此我们要谈的，是保守的唯心主义三巨头，在他们那里，此后只被纳粹欢迎的那种仇恨特性尚不明显。

在探讨纳粹意识形态时，回顾拉加德与朗本，会相当具有启发性，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穆勒·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一书及“保守主义革命”理念，它将我们引至民族社会主义者汲取混水的意识形态源泉的近旁。穆勒是“保守主义革命”的主要代言人，这场革命是一群德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造一种与魏玛共和国泾渭分明的新生活秩序的尝试。他们想用“回归、捆绑、整体性”这样的关键词把青年保守主义者、国家革命者、自由同盟青年与农民运动之间结成的松散联盟“归入19世纪的世界观废墟加以清除”^[8]。保守主义革命不是要建构新的学说，而是要实现一种由世界观支撑的生活态度。这场革命是赞成而非反对权威的，它是孕育魏玛共和国众多不满意者、失望者和无根者的温床。

把穆勒的《第三帝国》看作一份保守主义革命的纲领文件是没有问题的。它为这场精神运动的反民主思想留下了一份会说话的见证。凭借此书，穆勒成了这一时代所有德国人的代言人，“像提出全新问题并想提供全新理念的‘左派’一样把‘法律’视为过时之物”^[9]。保守主义革命在西方民主、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新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头号劲敌，而保守主义思想家则期待这种德意志国家主义，能够带来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的革新。正如穆勒所述，对于保守之人而言，民主就是一只“自由的变色龙，一只蜥蜴，它会将大众、阶级、阶层以及一切人类差异吞噬”^[10]。对于穆勒而言，自由主义不完全是一种政治流派或一种社会哲学，而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深深地违背了德国人的本性。他将有西方特点的民主视为腐败的机构。他还批评自由主义，认为它解除了个体那一切自然的、植根于民族之中的联系，放弃了天然的民族共同体。而在马克思主义之中，他则看到了对德国工人阶层的一种疏离人民的理性诱导。

在《第三帝国》一书中，穆勒·范登布鲁克试图通过指出两个阵营之间的某种本质共通性，即期盼德意志国家内部有力的社会与变革的愿望，而在左派革命力量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架起一座意识形态之桥。对此，穆勒提出了一个合题，它被施泰因视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粗鄙模仿。^[11]穆勒还强调，尽管1918年失败了，但德国人的小邦分立主义却被消除了，当下德国人想的是相互联合而非相互分离。他倡导大德意志思想，反对魏玛共和国，对他而言，魏玛共和国不过是一份“记载了自由主义人士之刚愎自用的文献，而且是建立在用以欺骗德意志民族的原则之上的”（第314—315页）。这位作者还积极投身于新保守主义力量的欧洲使命，因为“应当自德国入手重建堕落的欧罗巴世界”（第303页）。这与尤利乌斯·朗本所钟爱的伊曼努阿尔·盖贝尔的著名诗句可谓异曲同工：

当以德意志之性，

他朝愈世界之疾。

不久之后，阿道夫·希特勒也认为，这是一个应当予以促进的良好理念。

若从《第三帝国》的字里行间看出纳粹意识形态的先行版，那么紧接着不免在穆勒·范登布鲁克身上看到纳粹主义的先驱。这本书里的许多语句更加强了这一假设。在这里，人们将卡尔·马克思与其“惯于充当商业大众的受惠者与剥削者的犹太同族们”（第183页）联系在一起来解读。在这里，也已然谈及“保守主义人士早就具备的血的知识”（第290页）。穆勒将他的第三帝国与一个救赎神话捆绑在一起，日后民族社会主义者则将这一救赎神话升格为替代性宗教。弗里德利希·黑尔（Friedrich Heer）在其著作《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中以众多实例说明了纳粹对基督教习俗与礼拜仪式的多方借鉴：旗帜典礼化自教堂的落成仪式，帝国党代会化自朝圣之旅，纳粹荣誉市民化自宗教骑士团，火把列车则化自烛光队列。^[12]在穆勒的文章中亦已指出“民族元首”的必要性，“我们完全不必追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因为他的党派自始便是德国”（第283—284页）。然而在别处，这位作者则提到，“我们尚未看到这样一个人，一个通过驾驭灾难而在灾难中屹立不倒的人”（第216页）。我们还能继续罗列出此书与主要民族社会主义者类似言辞之间的平行之处，而且这是明白无误的。然而应当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应当将《第三帝国》（小写）的作者与“第三帝国”（大写）的独裁者相提并论？将穆勒与保守主义革命标榜为纳粹国家直接的意识形态先驱是否真有道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至今未能沉寂，始终充满争议。但当下几乎不能否认的一条是：这个知识分子圈子助长了一种危险的文化悲观主义，它日后就被纳粹当作政治武器滥用。

把穆勒·范登布鲁克视为意识形态播种者而非民族社会主义先驱，或许较为恰当。这位作者将他对国家预言的愿景写为“倘若我们想要生存，第三帝国便是我们应当为之而活的帝国”（第323页）这样的文句，而他作为民族社会主义理念之宣告者的声名并不长久。尽管在1933年纳粹夺权之后的短暂时间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还在张罗着此书大量出版的事；然而到了1939年，党的理论家阿尔弗莱德·罗森贝格就将《第三帝国》的作者归入疏离现实的文学家之列。国家权力已经到手；此时已经不再需要区区一个穆勒的支持。此时惟余元首一人，而且人们想把新国家的创立归功于他一人。而那些为纳粹夺权直接和间接地作出过贡献的帮手则被人们抛诸脑后。

穆勒·范登布鲁克从来不曾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老战士”中的一员。他与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接触也限于“六月俱乐部”——一个主张民族社会主义与阶层国家的青年保守主义者组织——绝无仅有的一次碰面。1922年，希特勒在这一俱乐部演讲时对穆勒印象深刻，向他提出合作的邀请。然而这种好感并不是相互的。据日后于1930—1932年间任魏玛共和国总理的亨利希·布吕宁（Henrich Brüning）回忆，穆勒在这次相识之后应当说过：“与其看到这样一个人掌权，我宁愿自了余生。”^[14]日后，穆勒对于希特勒的厌恶之情似乎有所缓和，在纳粹分子1923年于慕尼黑策划政变失败之后，他就一直称希特勒是“为德国而狂热的信徒”，认为他只是没能为其民族社会主义进行成功的思想论证。

穆勒并没有将他的“第三帝国”与纳粹联系起来。尽管他写道，“第三政党想要建立第三帝国”（第304页），却没有对这第三政党点名道姓。在穆勒看来，这个“第三政党”——他原先为其著作拟的标题——并不是政治斗争组织，而是一种属于世界观的信念。希特勒希求的无边的意识形态庇护遭到他的拒绝，为此穆勒在日后从未得到纳粹的原谅。当人们不再需要意识形态支持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将他淡化。至于穆勒以后是否会信奉民族社会主义，只能留存为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因为他在1925年便自裁了。但必须指出一点，保守主义革命圈子中的其他代表人物——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恩斯特·容格尔、哥特弗里德·本恩、路德维希·克拉格斯——都未曾跟从纳粹的召唤，而是走了自己的道路。然而，倘若有对这一时期持批判态度的观察者声称，“魏玛共和国的这些反对者，架空了德国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家形式，这使得他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半道上迎合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需要”^[15]，人们是无法反驳的。

谈论“第三帝国”——穆勒式的或是希特勒式的——也为简短地回顾一下德国历史上“三个”不同的帝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此，我们应当先谈及德意志中世纪的普通帝国，再谈到由俾斯麦创立的第二帝国（普鲁士帝国，德意志帝国也由此而来），最后才过渡到经纳粹歪曲而建立的第三帝国。对于我们文化课堂的学生而言，就作为德意志小邦分立主义之反题的德意志帝国概念进行一场讨论应当会非常有趣。借由这一主题可以揭示出，在过去一千年里，“帝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理念、一个偶像和一个神话而存在的，不曾是一个历史事实。这表明，由家族及其诸侯担负的德意志小邦分立主义才是德国历史最强有力的推进力量；与之相反，德意志统一不过是这小邦分立主义的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继子。

对帝国概念进行阐释，会涉及不一致性、多层次性、德意志各家族的个体性、分歧性，然而也不免触及德意志人特质的丰富性。德国南北方人及其风土、语言之间的差异都会被触及。对这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够自下而上地修正同质的“德意志性”这一错误的观念——许多美国学生都囿于这一观念。我们可以对由好莱坞及日常新闻塑造的“典型德国人”这一刻板印象有所抵制。而这无疑也是德意志文化学课堂的重要使命。在此论述的“第三帝国”（小写）这一主题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合适的开端。

【注释】

[1]本文作者韦尔纳·哈斯（Werner Haas）为德国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教育主任。原文“Das‘dritte Reich’：von der Vision Moeller van den Brucks zur Realitat des Hitlerreiches”，刊载于Die Unterrichtspraxis，vol．10，no．2，Autumn，1997，S．95 102。译者为德国波兹坦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生。——编者注穆勒·范登布鲁克在《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一书的标题中将“第三”这一形容词首字母小写（dritte）。相对的，在本文中，“第三帝国”这一表达方式——“第三”这一形容词首字母大写（Dritte）——指的始终是民族社会主义（1933—1945）。

[2]本文作者韦尔纳·哈斯（Werner Haas）为德国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教育主任。原文“Das‘dritte Reich’：von der Vision Moeller van den Brucks zur Realitat des Hitlerreiches”，刊载于Die Unterrichtspraxis，vol．10，no．2，Autumn，1997，S．95 102。译者为德国波兹坦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生。——编者注穆勒·范登布鲁克在《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一书的标题中将“第三”这一形容词首字母小写（dritte）。相对的，在本文中，“第三帝国”这一表达方式——“第三”这一形容词首字母大写（Dritte）——指的始终是民族社会主义（1933—1945）。

[3]举例而言，1976年由市政局为旅行者编撰出版的一本关于纽伦堡的小册子，便不再提到这些，仅仅展示了中世纪纽伦堡的美丽。而今天，在丢勒故居、教堂与城堡等之外，我们还能够发现展示纽伦堡纳粹帝国党代会领地与建筑的照片。

[4]参见Robert Fred Bell，“German Exile Literature in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Die Unterrichtspraxis，7，no．1，1974，S．38 47。

[5]原文误作阿道夫·罗森贝格（Adolf Rosenberg）。

[6]Fritz Stern，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New York：Anchor Books，1965．

[7]Fritz Stern，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p．195．

[8]Armin Mohler，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 1932：Grundriβihrer Weltanschauungen，S．8．

[9]Golo Mann，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Frankfurt：S．Fischer Verlag，1958，S．734．

[10]Moeller van den Bruck，Das dritte Reich，3rd edn．，Hamburg：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1931，S．141。简要起见，此书其余引文只在正文中加注页码。

[11]Fritz Stern，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p．311．

[12]此处的原文用sie，但上下文看指代的当是Führer。Friedrich Heer，Der Glaube des Adolf Hitler，München：Bechtel Verlag，1968，S．250 275．

[14]Brief von Heinrich Brüning an Fritz Stern，26．März，1947．

[15]Helga Grebing，Der Nationalismus：Ursprung und Wesen，12 13 Aufl．，München：Günter Olzog Verlag，1961，S．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