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冯·巴本1934年6月17日马堡大学联盟讲话原稿

副总理冯·巴本1934年6月17日
马堡大学联盟讲话原稿^[1]

埃德加·尤利乌斯·容　撰

黄金城　译

1933年2月21日，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开始统治德意志帝国那暴风骤雨般的日子，我曾对柏林的大学生团体做过一次演讲，试图阐述这一历史转折的意义。我当时说，这是一个献身于研究真理和精神自由的时刻。而与此同时，我并不想奉从关于真理和自由的无羁想像。最终的真理只存在于上帝，而研究真理只有从上帝这一开端出发才能获得其最终的意义。今天，在这颗中世纪的明珠里，在这座神圣的伊丽莎白的城市里，我得以站在学术的土壤上，重提当时的阐述，并附加一句话：如果说，客观真理的理想是没有争议的，同时，对主观真理、也就是真诚的义务，也是为我们德国人所要求的，那么，我们并不愿放弃这种人性信念之最基本的前提。在这种致思学问的场所中，对德意志民族作一个真诚的报告，对我来说显得特别合适。因为那些要求我就德国当前事件和现状表明态度的声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急切。人们说，在消灭魏玛的普鲁士政权的过程中，在整合民族运动的过程中，我对德国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有责任，比其他大多数德国人更为敏锐地观察这一发展过程。我不打算逃避责任。相反地，我内心对阿道夫·希特勒及其著作负有如此重大的义务，而且我也如此强烈地将我的心血付诸这业已启动的德国改革事业，以至于从普通民众和政治家的观点看，倘若我隐瞒德意志革命这一决定性阶段必须说出的东西，那将是滔天大罪。

过去一年半的事件已经席卷整个德意志民族，并从深处激荡了这个民族。几乎就像我们头顶的一个梦，我们已然从痛苦、绝望、仇恨以及曲折的深谷走出，重新找回了德意志民族的共同体。自1914年8月以降，我们便置身于巨大的张力（Spannungen）之中，而从中却再次唤起德意志的灵魂。在这颗灵魂前面，从德意志英雄的传说到凡尔登的战壕，直至我们今天的街头斗争，流逝了我们民族辉煌而又苦难的历史。

1933年2月13日发表讲话的副总理巴本

世界大战中的无名士兵，以令人着迷的能量，以不可动摇的信仰，征服了同胞们的心，并解放了德意志灵魂。为了翻开德意志命运之书的新一页，为了重塑精神的统一，他及其元帅一道，跻身于这个民族的顶峰。

这种精神的统一，我们已经在一个重新找到自我的民族，那无数集会、旗帜和庆典的狂欢中体验到。但现在，兴奋平静下来，而为这一进程付出的艰辛劳动也要求自己的权利（die zähe Arbeit an diesem Prozeβihr Recht fordert），这表明，如此具有历史规模的淬炼过程也会产生废渣，而这些废渣也必须涤除。这种类型的废渣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区域，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那些恶意揣摩我们的外国人，对这些废渣指指点点，并视之为一种严重解体过程的表现。他们大概无法过早得意了，因为我们获得了从废渣中解放出来的能量。而后，我们恰恰以最好的方式表明，我们内心是多么强大，多么坚决，能够让这场德意志革命不发生畸变。我们知道，流言蜚语出于暗处，遁入暗处，但必须被揪出来。一种开诚布公而又铿锵有力的发言，相较于出版界的压抑状态（der ventillose Zustand einer Presse），更有益于德意志民族。而帝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的部长先生则断言，出版界“不再有思想”。这缺陷无疑存在。出版界本来就是为了让政府了解，哪里有积弊，哪里有腐败，哪里严重失策，哪里任非其人，哪里违犯了德意志革命的精神。一个匿名的或隐秘的谍报机构，即便还是那样高效地组织起来，也定然无法取代出版界的这些任务。因为报纸编辑站在法律和良知的责任下，而相反地，匿名的消息提供者是不可控制的，同时也很可能变得奴颜婢膝。然而，当肩负天职的公共舆论机构，没有充分地澄清当前关于德国国民选举所广为流传的秘密内幕时，那么那位政治家就必须亲自介入，为事情正名。如此作为，则可证明，政府足够强大，能够承受正直的批评；也可证明，政府还记得那条古训，根据这条古训，只有懦弱者才不能忍受批评。

外国人断言，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自由已死。那么，通过我的公开阐述，理当知晓这一点：德国政府完全有能力，从自己出发，就沸沸扬扬的民族问题展开大辩论。只有那些不遗余力地效命于民族社会主义及其事业、并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的人，才有资格参与这场大辩论。这些开场白是必要的，这是为了表明，我是在哪种精神上开始我的使命，即开诚布公地总结汇报德国的现状和德国的目标。既然命运已让我为领导德国的前途而共担责任，那么现在请允许我简要地勾勒我所目睹的状况。

国家的权威趋于式微，无法遏制所有自然的，以及上帝所要求之关系的解体。领导力和行动力已相当匮乏，这让德意志民族愈加渴望一种铁腕。打过仗的一代和青年们的对立变得不可抗拒。一种厄运般的怯懦滋长蔓延，与无所不在的政党纷争（Parteienzerklüftung）交相呼应。失业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激进主义。这些弊病不能用局部措施来应对，而只能通过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骤变来应对，这一点，不仅被德意志民族中的右翼团体——首当其冲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看到了，也正是我们民族中那些不涉足政党的、最杰出者们的普遍观点。尼采说的重估一切价值，已经让我们有了思想准备，然而，当反对某种“理智主义”（Intellekualismus）的正当斗争在今天被彻底曲解成反对“精神”（Geist）时，那就是错误的。历史的真相是，虽然一种基本的路线调整（Kurswechsel）的必要性，也为这些人欢迎和鼓吹，但他们却畏惧那条取道于一种大众政党的骤变道路（den Weg des Umschwungsüber eine Massenpartei）。因而，特殊集团要求垄断革命事务和民族事务，在我看来是过分的，即便完全不考虑这种要求也损害了民族共同体。

1933年3月17日，我在布雷斯劳（Breslau）已经指出，在战后的年岁里，发展出一场保守主义革命的运动，它本质上与民族社会主义只有策略的不同。由于德意志革命是为反对民主化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而斗争，因而这种新的保守主义相应地也拒绝一切其他的民主化，并相信自上而下地消除多元力量的可能性（die Möglichkeit des Ausschaltens pluralistischer Kräfte von oben）。与此相对，民族主义且先把民主的道路走到头，是为了尔后面对一个诚然毫不轻松的问题：如何实现这一系列理念——绝对的领导，彻底的权威，贵族的拣选原则以及有机的民族秩序。历史已经不失时机地赐予这种民族社会主义策略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推动了保守主义政治家于1933年开端的那个时刻，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结成同盟。

这个事实必须特别被指出，尤其是当过于热心、有时甚至过于年轻的革命派用“反动派”的口号，鄙夷那些完全自觉地承担时代赋予之使命的人们时。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家那里，只可能出现以下的基本态度：他会对时代的必然性产生误判而使意图落空；他会逆时代潮流而动并因此失败；他也会是冷酷地执行并从而完成历史之号令的开路先驱。谁接受了这种姿态，谁就超越了空洞的口号，特别是那种反动的口号。顺便说一下，那种口号有让人想起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嫌疑，幸亏这个时代已经被克服了。

此外，政治家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说：一种历史转折虽然是总体的转变，涵盖并改造了生活现象和生活状况；但是，在这种辽阔的远景（Hintergrund）前，出现的是近景（Vordergrund）当中的政治事件，而在近景中，只允许使用政治概念。政治家能够改革国家，但不能改革生活本身。生活改革者的使命和政治家的使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基于这种认识，元首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中解释到，运动的使命不是一种宗教改革，而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重构。作为总体概念的历史转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着国家构型（staatliche Formung）。不是所有生命（Leben）都可以被组织起来，因为人们一般会把它机械化。国家是组织，生命是生生不息（Wachstum）。在生命与组织之间肯定存在着关系和交互影响，但他们之间有着不容逾越的界限。因为，恰恰是其中存在着革命的本质：活生生的精神冲击着机械性。布尔什维克主义因而不是真正的20世纪革命，而是奴隶的造反，并导致了生命最终的机械化。我曾在柏林大学的演讲中阐释到，真正的20世纪革命，是用英雄式的、直接缔结于上帝的个性反对无生命枷锁，反对神性辉光（göttlicher Funke）的压抑，反对机械化和集体化的革命。这场革命便是市民阶层的自由主义的最终颓废（Entartung），舍此无他。集体主义是大众的个人主义，而大众不要总体，只要自身。

一种新的时代感（Zeitgefühl）在一个民族如何出现，又如何成长？对此，正处于转折点的人大多知之甚少。要领会其中之意，并不容易。然而，同样地，我们从历史中获知，一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只是一张业已由历史开具的证书上的政治印章而已。作为历史转折的结果，新人（der neue Mensch）成长着；与之相对，国家必须由人类理性来塑造。虽然国家也塑造人，但如果人们假设，能够从国家出发而达成人类价值感（Wertgefühl）的基本转变，那则将是一个幻想。因而国家只能促进历史观，并操持着它的统一性，却无法对它发号施令。历史观来源于世界观，世界观扎根于国家之彼岸。它同样栖身于精密的研究，而蔑视这样精密的研究总是造成恶果。每当我想到历史之于当代的意义这一问题时，我便愉悦地回想起我的历史老师向我提出的问题：“倘若腓特烈大帝娶了玛丽亚·特雷西亚，那么德国历史会怎么发展？”

历史转折的意义是清晰的：这是关于在信仰与不信仰的人之间作出决断的问题。问题在于，所有永恒的价值都应当被世俗化（verweltlicht）吗？抑或相反？这一世俗化（Säkularisation）和去神圣化（Entheiligung）的过程，是否正如同它在若干世纪前那样，用于人类精神的去神性化（Entgöttlichung des Menschengeistes），并由此导致一切文化的崩解？或者说，对超验性和永恒的世界秩序的信仰，是否从根本上再次确定了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动？基于这种历史远景，发生了德意志革命的政治事件。而政治家的使命就是，翦除腐朽的形式和崩解的价值，促使那些被新生命所要求的永恒价值生生不息，并将其作为国家形态的基础。

如果说，1789年的自由主义革命是反对宗教、反对束缚（Bindung）的民族主义革命；那么，这场发生在20世纪的对立革命（Gegenrevolution）不将生命合理化，也不将生命瓦解，而是将所有生命重新置于神创的自然法则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它只能是保守主义的。这就是纳粹党（NSDAP）的文化主管人阿尔弗莱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之所以在柯尼斯堡说到保守主义革命的缘由。

由此，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以下一目了然的结果：有史以来都是最低的社会阶层反对较高的社会阶层，而这种解放时代已然过去了。但这不是说，要镇压某一社会阶层——这将是反动的，而是说，要防止某一阶层的造反夺权、并为了一己之利提出总体性要求（Totalitätsanspruch）。这会永远威胁着革命，并必定使一切自然秩序和神性秩序沦丧。国家其实是民族总体（Volksganze）的统治工具，在其中，一切社会阶层在生物学意义上都被淘汰，而一切个体都是通过自然的拣选而各司其职。真正的统治权（Herrschaft）涵盖了民族总体，并压制一切社会阶层或是阶级的特殊要求。如果德意志革命意图对欧洲构成有效性和典范性，那么德意志革命的目标就必然是建立一种自然的社会秩序，从而结束无休止的统治权之争。真正的统治权无法从某一社会阶层或阶级推导出来。而人民主权原则却总属于阶级统治。因此，一场反民主的革命只有在它绝决于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并且重新皈依自然和上帝的统治时，才可能被最终设想。但这不能与剥夺人民的权利相混淆。从民主中可能推导出一种匿名的暴政，而从真正负责任的统治权中，却从未演化出对人民自由权利的湮灭。

我知道，元首是多么希望，这种对真正的、负责任的、公正的统治权的感情，在这个民族中永葆活力。因而我认为，倘若德意志国家有朝一日能够在国家形式的顶峰加冕，那么政治斗争、宣传煽动、经济利益纷争和阶层利益矛盾，所有这些问题都将一次性地解决。

这种统治原则来源于更高的责任和更超人格的持续存在。而与对这种统治原则的需要相互依存的，是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感激动着所有受够了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和资本主义化之巨变的欧洲民族。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中，对社会新秩序的渴求，已无须赘言。另一方面，我们却认识到，由于健全的阶层关系和等级秩序在自由主义时代已然丧失了，要把业已遗弃了血与土之内在关系的大众（Masse）转变回人民（Volk），是何等艰巨。因而，民族社会主义把决定性的价值，托付给为民族和国家重新争取回大众的灵魂。这本质上是通过教育、教化（Zucht）和宣传来落实的。因而，民族社会主义制度所要实现的使命就是削弱议会制，从而再次与大众建立直接的联系。正是这样一种直接民主的诞生，成功地重新赢得了脱离于国家的大众。在时代规定的这种必要性下，存在着一种作为革命之目的的更伟大者，那就是创立一种以普遍有效的有机形式为基础、而非仅仅以巧妙地统治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法国大革命在议会和普遍的选举权中创造了诸基本形式，与之相对，这场保守主义革命的目的必然是：通过建构有机的社会等级，推进那种普遍有效的原则。

在多党制理所当然地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单一政党的统治地位。在我看来，这乃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状态。从要求保障政治变革开始，直至新的人事拣选制度（personelle Auslese）发挥功能，这种过渡状态长期具有正当性（Berechtigung）。

因为反自由主义的发展逻辑要求一种原则，它能够以所有成分的人民（alle Volksteile）的自愿为基础，教化出一种有机的政治意志。只有有机的教化才能克服政党，并创造在这场革命结束时必然诞生的那种自由的民族共同体。

进而言之，这场20世纪的革命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本质，即世界主义的终结。世界主义无非就是世界经济统治一切这一自由主义想像的结果。与之相对的是民族的觉醒（völkisches Erwachen），以及那种对本己的血源、对精神的根基、对共同的历史和生存空间的近乎形而上学式的回忆。只有在今天，我们才再次显现出那种在身体与灵魂之间、在语言与伦理之间的历史统一性的健全感。这种统一性，根据其本质，在外在的国家层面上，同时也作为国家的对极（Gegenpol），都是必要的。在国族民主制（Nationaldemokratie）中，民族（Volkum）和国家（Staat）合二为一，而我们现在则再次领悟到民族和国家之间那种大有裨益的张力。从中产生的那种力量灌注着国家，没有这种力量，国家将成为空洞的机器。因而，民族意识（völkischer Bewuβtsein）也不同于那处在民族国家中（nationalstaatlich）而感受到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us）。当这种国族主义导致诸民族的相互隔绝、相互撕咬，进而导致欧洲的巴尔干化（Balkanisierung）之际，得到强化的民族意识却倾向于承认所有民族的神圣性。因而，民族的觉醒也为超民族的合作拓展了道路。

我在多特蒙德已经指出：现代技术要求开辟大经济圈（wirtschaftliche Groβräume）；而当欧洲的总支出额在一定程度变得越来越少时，被海外大陆国家拖入最激烈竞争当中的欧洲，只能勉强维持其生活水平。这条开辟大经济圈的道路，是飞机与汽车之时代的要求，同时建立在诸民族的神圣性的基础上，建立在让诸民族不受侵犯和屈辱的大国合作（groβstaatliche Zusammenschlüβe）观念的基础上。然而，这就需要自愿放弃国家总体主义（Staatstotalismus）——它不承认已经成形的私人生活（Eigenleben）。而首先需要洞察到集权国家（Herrschaftsstaat）的本质——它虽然不允许一切反对国家的东西，但并不要求，一切都通过国家来执行。

在德意志革命这幅愿景的展开过程中，我面临着一个关于当代状况的问题。就像我的开场白说的，我不打算回避这个问题。这个向我提出的问题是，区分信仰与不信仰的人们。这是历史转折的基本问题，涉及一场围绕着国家观的争论。一个国家必须作出决断，是成为宗教的，还是成为世俗的？历史逻辑要求，在1789年的自由主义的、世俗的国家之上，随着德意志的对立革命而出现的，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人们不应将宗教国家混淆于世俗化国家。宗教国家依托于一种活生生的上帝信仰，而世俗化国家则用此岸的价值置换彼岸的信仰，并以尊重宗教加以粉饰。在这里，元首在《我的奋斗》中的一句话也是有意义的，他写道：“我要毫不迟疑地宣布，在那些把今天的民族运动拖入无休止的宗教争论中的人们里，我看到的是，远比那些具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者更为可恶的民族之敌。”对宗教信仰的外在尊重，比起那种由颓废的理性主义（entarterer Rationalismus）导致的毫无敬畏的态度，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不可忘记，真正的宗教缔结于上帝，而非缔结于那些替代手段；而这些替代手段，恰恰是通过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被引入民族意识当中的。而现在广大人民群众（weite Kreise），恰恰是从总体国家（totaler Staat）和彻底的民族融合的观点出发，而追求着某种统一的信仰基础；因而，他们不要忘了，我们在基督教中拥有这样一种基础，必定是有福的。他们也得想想，所谓的基督教危机，是否源于基督教救赎性真理的骄妄或僵化，就像经常被断言的那样？或许，难道这不正是因为那些被合理化和自由主义化的人们，已进一步丧失了领悟基督之神迹的内在能力？我相信，基督教学说毕竟造就了所有西方思想的宗教形式，而伴随着宗教力量的复苏，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所有西方民族），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沐浴在基督的善中；而其中的深刻性，乃是那种失去了与19世纪一起消逝的人性之人无法企及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将是基督教的，还是自失于宗派主义或半宗教性的唯物主义之中？围绕着这个决断，将产生纷争。当所有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暴力式的改革为目标而左右这种决断的尝试停止时，这个决断会很简单。必须承认，基督教人士反对国家或政党对教会的干预，其中便存在一种政治契机（Moment）。由于对宗教领域的政治干预胁迫到相关人士，而惟其如此，才要立足于宗教的理由，拒绝那种在宗教领域中的反自然的总体性要求（Totalitätanspruch）。作为天主教徒，我同样理解，一种基于良知自由（Gewissensfreiheit）而建立起来的宗教信念，必将最深切地拒绝屈服于政治的发号施令。而那种被强加的信仰斗争将丧失力量，但同时，暴力也必将因之而失败。对于这一点，人们不应视而不见。而置身于那些期待着一种新的、具有独特形态的宗教统一体的人群中，人们也应当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心甘情愿地自绝于基督教民族之列时，那些人该如何设想德意志的使命在欧洲的实现？在我看来，对欧洲的一切影响，在这种前提下，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已作出很大贡献，尽管一种文化传统自有其民族独特性，但欧洲享有共同的文化和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允许在精神上出现界限，也不允许出现一种隔离区（Ghetto）。否则，就将是真正的反动，是自绝于历史之必然性，是自绝于一种真正伟大的、对帝国思想矢志不渝的民族之使命。韦尔夫与魏布林之间亘古不息的冲突，^[2]贯穿着整部德意志历史，并再次焕发活力，要求作出一个决断。

谁了解了今天欧洲最优秀的头脑和最高尚的灵魂中发生的一切，谁就将感到幸运：在欧洲大地，一个新的吉伯林党（Ghibellinen-Partei）开始萌芽，它渴望着一片幸福的大陆，并为这种渴望驱动，担负起元首所说的理想，那就是贵族式的基本自然观的理想（das Ideal jenes aristokratischen Grundgedankens der Natur）。而成为革新者，就意味着，超越时代的利益和成见，追求那种一切时代和民族之最杰出者渴望的永恒秩序。

德意志革命在精神意愿与日常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缝，这丝毫不必惊讶，试图掩饰也是徒劳的。为了应对这种危险，人们应当追问这种状况的缘由。正如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德意志革命中，精神的归复伴随着社会的激变。这精神的归复追求的是前面说的贵族式的基本自然观，而社会的激变则冒着风险，乃至在政治上一定程度地受到由马克思主义左右的社会动力的影响。在这样一种处境下，领导权（Führung）便面临着艰巨的使命，而任务的解决则要求真正的政治家作出彻底、艰难而又重大的决断。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Konrad Ferinand Meyer）的名作《佩斯卡拉的诱惑》（Die Versuchung des Pescara）将这种使命置于一种类似的历史处境中，进行了详细的改写。他以如下的方式，推翻了马丁·路德对于农民战争的态度：“一个震撼世界的人素有两项使命：他应时而动，而更加艰巨的使命则是，他要像一个巨人，能顶住那个世纪泛起来的浮沫，将蠢蠢欲动的大众，将蓄意夸大从而损害了正义事业的不良分子，统统抛于身后。”

显而易见，这种在一切时代中交给革命者的非常使命，必须得到贯彻。领导权一定要密切被关注，不能在其他旗号下重复出现新的阶级斗争。领导权之所意欲者，乃是民族总体，因而它通过对民族伟绩的赞赏，拒绝在任何时候将民族划分为特权阶级和弱权阶级。这样一种态度将不符合于那种几近死心塌地的信仰，即从1933年11月12日^[3]开始，德意志革命进入了一种新的国家领导阶段（Saatsführung）。

革命原则的承担者首先也要占据权力位置。尽管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一场革命是彻底的，那么，政府只能代表民族总体，而不能代表特殊集团，否则，在建构一个民族共同体方面，它必将失败。在这方面，人们也必须放弃错误的浪漫主义想像——它已不适应于20世纪。因而我们也不能设想，再次按照古希腊模式，将一个民族划分成斯巴达人和希洛人^[4]。这样一种发展的结果，无非是斯巴达人镇压希洛人，由此导致了斯巴达对外力量的削弱。在作为真正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中，内政方面的斗争口号（Schlachtruf）也终究必须噤声。必须要有一种拣选制度（Auslese）。然而，自然的淘汰原则和拣选原则（Ausgliederungs-und Ausleseprinzip）不能由于信仰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Formation）而被取代，只要这种信仰的动机还是无法探究的话。所以，民族社会主义的斗争目标，就是以人的表现和成绩来取代党证（das Parteibuch durch menschliche Bewährung und Leistung abzulösen）。另一方面，贵族不仅是一种血的原则，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原则。这里涉及的，不是以理智主义的口号摒弃精神的问题。有缺陷的、未开化的心智还没有资格参与反对理智主义的斗争。当我们今天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怨声载道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却无立足之地，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会怀疑起自己的存在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党证。那种扎根于本质和血的精神是个性十足且不朽的，与智识和良知紧密相关。对民族的敬重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精神，因为，倘若它否定了精神，就犯下了违反神造的罪行，从而也就是自我否定。而倘若我们要防止这个民族的思想者受到排斥的危险，那么我们便要铭记着，所有伟大人物（包括政治界）都来源于精神。人们也不能质疑说，思想者缺乏活力，而没有这种活力就不可能引领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是如此充满生命活力，以至于它可以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而活力（Vitalität）与野蛮（Brutalität）的混淆透露出一种暴力崇拜。暴力崇拜之于一个民族，是危险的。

最坏的理智主义不过是口号的统治（die Herrschaft des Schlagwortes）。在那里，是一群放纵不羁（grundliberal）的人，如果不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误用词语，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认为，真正的人性（Humanität）是自由主义的。事实上，人性的确是古代基督教文化孕育出来的花朵。他们将自由（Freiheit）标志为不羁的概念（liberaler Begriff），而自由的确是原日耳曼的（urgermanisch）。他们在法庭上反对平等（Gleichheit），将平等谴责为自由的颓废，而平等本质上是一切公正判决的前提。这些人动摇着国家的根本，而国家的根本，在任何时候，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时代，都指称着正义（Gerechtigkeit）。他们的攻讦瞄准了私人生活领域（private Lebenssphäre）的安全和自由，而这正是德意志人数百年来通过最艰苦的斗争而获得的成果。

“伟人创造历史”（Männer machen Geschichte）的说法，也经常被误解。因而，帝国政权完全有理由反对一种错误的个人崇拜。可以想见，个人崇拜跟普鲁士毫不相干（Unpreuβischste）。伟人不是由宣传造就的，而是在行动中成长，并且为历史所承认的。即便再奴颜婢膝也无法掩盖这道法则。因而，谁要谈论普鲁士性（Preuβentum），谁就要首先想到谨敛而不张扬的（unpersönlich）敬事，只在最后才能——最好是不要——想到酬答和嘉赏。

一个民族对敬事国家的教育，乃是天经地义的律令。这种教育，魏玛政府愈是草率从事，就必须愈加坚决地执行。而人们也不应无视这种教育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限度。强迫只能终结于真正人格的自我肯定意志（Selbstbehauptungswille）。作为一名老兵，我懂得，最严格的纪律也必须辅以一定的自由。一名好的士兵，即便是以愉悦的心情将自己置于无条件的服从中，也会数数服役期满的日子，因为自由的需要已经扎根于人类的天性中。因而，军事纪律施加到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那就是不能违反人类的天性。每个人都需要属于家庭、属于休闲，或者属于自己的时间。基于这种认识，帝国教育部已经颁布规定，让礼拜日重新成为一个属于教堂和家庭的日子。以恐怖统治的方式整合一个民族，这种信仰是无耻之尤。对此，政府将应对以不懈的努力，因为它知道，一切恐怖统治都是良知败坏的结果。而败坏的良知，大概是领导权任之由之的最恶劣的顾问。真正的教育总是教化（Zucht），只能从伦理的基本原则中演化出来。但只有一种对更高的世界秩序的信仰，才能够真正获得伦理的基本原则。热爱祖国、牺牲意志以及献身精神，只有当它们作为神的律令在个体中生根，才能够持久。

因而，我们不能禁绝那种围绕着个体的、充满争议的口号，这种禁令（Bann）是绝无意义的。元首对他的这场运动要求道：“永远不要忘记，在个体的价值中，存在着所有人性因素（Menschliche）的价值。每种理念，每种成就，都是一个个人之创造性力量的成果。而仰望伟大者，不仅表现为对伟大者的致谢（Dankeszoll），而且还把致谢者结成一条团结的纽带。”

我以上清晰地勾勒了德意志革命的问题，以及我相应的态度。而那种关于这场革命将在第二波浪潮中完成的空话，还会无休无止。不负责任地玩弄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应当在这一点上自欺：紧接第二波浪潮而来的，可能是第三波浪潮，而那些以断头台相威胁的人，也最有可能置身于断头台上。然而，第二波浪潮应当何去何从，也是不清楚的。那种正在到来的社会主义化经常被提及。为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规划，我们是否已经体验到一场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切通过财产的集体化解决社会问题的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德意志民族是否变得更富有？其国民收入是否变得更多？而无论是谁，比起那些在这样一种强盗行径中嗅到猎物的人，其处境是否变得更好？在经济和人口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会引起社会问题。但这种社会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只要负责任地对待财产权，而不是将集体的不负责任提升为主导原则。集体的不负责任也不允许成为计划经济的原则，个人会因计划经济而越来越丧失积极性和责任。谁要是还没有意识到，任何一种集体主义形式都会导致不可根除的腐败，那么他就是盲目的，白来世界转了一遭。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宽纵那种自下而上的持续造反，只要这个民族还想在历史中保存下去。总有一天，这场运动必须结束。总有一天，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必须通过公正的司法制度和公认的国家暴力而建立起来。而这在持续的动荡中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德国不能成为一列漫无方向的火车，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停下来。历史自行流逝，没有必要不断地驱策它。如果通过这场德意志革命，理当出现新生活的第二波浪潮，那么，它也不是作为社会革命而出现，而是作为业已发祥的创造性事业之完善而出现。对此，政治家是去创造形式，他的操劳意在国家和民族。国家是惟一的权力，是国民对铁一般的公正之诉求的终极保证人。因而，国家无法继续忍受二元对立（Dualismus）。德意志革命之成就与我们民族之未来，都取决于一个问题：是否成功地找到政党和国家这一二元对立的解决方案？

在自私、委顿、虚伪、怯懦和僭妄中，在德意志革命的幌子下，蔓延滋长着的一切，政府都心知肚明。而信任，这种来自德意志民族馈赠的丰厚财富，正遭受威胁。政府对此也毫不自欺。人们如果要密切联系人民（Volksnähe und Volksverbundenheit），那么就不能低估人民的智慧，就必须回报人民的信任，并且不容许那种持久地加之于人民的监护。德意志人民知道，他们正置身于最严重的处境中，他们感受到经济危机，他们识别出产生于危机的若干律法的弊端，他们对暴力和不公拥有敏锐的感觉，他们嘲笑一切通过粉饰太平而蛊惑人心的拙劣企图。

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任何宣传——特别是如此甚嚣尘上的宣传——能够持续地获得信任。关于这种宣传声浪，我的理解不同于那些经常在所谓的“小题大做的批评家”（Kritikaster）那里出现的观点。不是通过煽动，特别是对青年的煽动，也不是通过恐吓部分无助的民众，而是通过与人民充满信任的交流，才能获得信赖的参与热情。人民知道，自己身系重托，那就是成为沉重的牺牲。人民会忍受牺牲，并以不可动摇的忠诚追随元首，只要人民还是和衷共济的伙伴（mitraten und-taten lassen），只要批评家的每句话不被马上解释为恶意攻击，只要绝望的爱国者不被标记为国家公敌。

在德国的潜艇战击中了英国的要害之后，英国出版界让英国人民注意到危险的全部严重性。其成果在于，英国人在抗争中团结成一个人。而考虑到我们在世界上遭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封锁，这个例子恰恰表明，当问题已关乎末日（letzte Dinge）时，领导与人民之间是多么强烈地需要以信任为基础，建立起联系。一个被剥夺了行为能力（entmündigt）的民族，再也不能错失信任。

是团结于兄弟情谊和敬重同胞的时候了。是停止扰乱认真严肃者之劳动的时候了。是让教条主义的偏执狂住嘴的时候了。德意志人是欧洲诸民族中间的一个民族；我们必须把得到拯救的可怜遗产集中起来，也不能纵容源远流长的价值被肆意破坏。政府警告那些不愿意看到这些事实的人：倘若我们否定了伟大的文化遗产，倘若我们蔑视或糟蹋了我们民族的上千年历史以及我们这片大陆的三千年历史，那么我们将错失20世纪再次给予欧洲中心民族（Kernvolk）的机遇。在人们微笑地俯瞰病态的欧洲之所在时，世界历史正在被书写。倘若欧洲还葆有领导世界的诉求，那么就要一刻不误地将它的所有力量贡献于精神的重生，并且消弭所有无谓的纷争。

世界正处于巨变当中。只有一个自觉责任重大且富有教养（zuchtvoll）的民族，才能领导世界。只要以能量充实精神，以力量充实智慧，以行动意志充实经验，我们德意志人便能够从弱势状态跃踞于恰如其分的地位。历史等待着我们，但只有我们首先向历史证明：我们无愧于历史。

【注释】

[1]本文德文标题为：Wortlaut der Rede des Vizekanzlers von Papen am 17．Juni 1934 vor dem Universitätsbund Marburg，译自Edmund Forschbach，Edgar J．Jung．Ein konservativer Revolutionär 30．Juni 1934，Pfullingen：Verlag Günther Neske，1984，S．154 174．本文虽为冯·巴本的讲演稿，但作者为埃德加·容。这篇演讲震怒了希特勒，埃德加·容遂于1934年6月30日被捕。详见本书第210—214页。译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编者注

[2]此处，“韦尔夫”（Welf）和“魏布林”（Waibling）意指一对著名的战场口号——“Hie Welf！”和“Hie Waiblingen！”。这对口号出现于1140年的魏恩斯贝格（Weinsberg）战役，作战双方是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大公雄狮海因里希（Heinrich der Löwe）的叔父斯威尔夫六世（WelfⅥ），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利德里希·巴尔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的叔父康拉德三世（KonradⅢ）。“Waiblingen”指的就是霍恩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在雷姆斯谷（Remstal）的庄园。研究者指出，这对战场口号与德国保皇派观念或帝国理念的起源有关。在意大利语中，“Welf”和“Waiblingen”分别音变为“Geulfen”和“Ghibellinen”，亦即起源于威尔夫家族的“归尔甫派”或“教权派”，和起源于霍恩斯陶芬家族的“吉伯林派”或“皇权派”。在意大利，前者是教皇的追随者，后者是皇帝的追随者；在德国，前者是封建君主制的代表者，后者是帝国理念的代表者。“韦尔夫与魏布林之间亘古不息的冲突”，在德国历史上，最为典型地体现为雄狮海因里希与红胡子巴尔巴罗萨之间的冲突。

[3]1933年11月12日，德国国会中661个席位全被纳粹党一党独占，实现了议会一体化。

[4]希洛人（Heloten）乃是斯巴达人（Spartiaten）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