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尤利乌斯·容：理论与实践中的保守主义革命[1]
拉里·尤金·琼斯 撰
赵鹏飞 译
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声名鹊起的保守理论家中，没有人比埃德加·尤利乌斯·容（1894—1934）更直接地处于德国那一直延续至1933—1934年之风暴的中心。他的著作《劣等统治》（Die Herrshaft der Minderwertigen），1927年出版，1930年修订、扩充和再版，被称为德国新保守主义的《圣经》，[2]并且在形塑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容不仅仅是一位理论家，还是一位致力于德意志国家的保守重生的政治活动家。例如，在1930—1931年间，电影和出版业巨头阿尔弗莱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接手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或DNVP）之后，容积极地加入到人民保守联盟（Volkskonservative Vereinigung or VKV）为国家人民党左翼创建一个新的保守主义运动的活动中去。随着这些努力在1931年初的失败，容又继续投身到“国家反对派”（National Opposition）反对所谓魏玛系统的运动中去。然而，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巴本政府上台，容才作为副总理巴本非官方的秘书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1933年2月到1934年6月，他起草了巴本作为希特勒内阁成员的绝大部分讲话的讲稿。巴本1934年6月17日在马堡做的轰动一时的讲演的讲稿就出自容之手，这使得他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不过，也正是这一讲演，将德国一直酝酿的危机推向了急剧变化的顶点，并导致了一系列的运动，且最终让他在希特勒的“长刀之夜”中赔上了自己的性命。[3]
通过分析容从1920年代中期到1934年的政治生涯，本文旨在考察保守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就此而言，本文将不仅关注容在1930—1931年间基于他在《劣等统治》和魏玛晚期的其他著作中所阐述的大体纲领而努力组织的政治运动，而且会注意到他在巴本的副总理府内，作为智识层面的主要推动力量，为将纳粹革命转变成他和他的同道中人声称的“保守主义革命”[4]所作的努力。在此过程中，本文将探求第三帝国保守主义反对派的性质与起源，并分析容和他的盟友如何去挑战纳粹的政治霸权，而这种挑战，实际上几近推翻纳粹政权，而远非如希特勒在1934年夏天的长刀之夜中成功地处理掉他的反对者时所显示的那样简单。这一分析将不仅基于容在《德意志评论》（Deutsche Rundschau）和其他保守主义的喉舌中发表的文章，并且还会考虑到他在1934年被谋杀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保存的他未曾出版的论文。不幸的是，这些论文与那些或被盖世太保没收、或被他的妻子在他被捕之后毁掉的通信和其他材料不同，几乎并不涉及容为组织纳粹政权下的保守主义反对派所作出的努力，然而，这些文章的确出色地记录了容在纳粹掌权之前的政治活动，并且能够帮助我们了解1933年之前容与鲁尔重工业区以及德国保守主义精英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这些文章中还包括从1933年1月到1934年春容自己所做的及写给巴本的讲演讲稿。在那一时期，他努力要去操控已经朝着更保守的方向席卷德国的革命。[5]
容对魏玛共和国的厌恶，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体验。在大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他出生于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容是高傲的，并且从很多方面讲，都典型地代表了他那一代在1914年8月响应战斗号召走上前线的年轻人。他们带着自我牺牲的热情做出的行为，尔后却被证明是自我毁灭的。[6]然而，对于容来说，在他的战时经验中最难以磨灭的，并非是在战场上与战友们为了国家的目标同甘共苦，而是一种痛苦的幻灭之感——当他意识到战争并没有像改变他和与他一起在战壕中浴血奋战的战士那样，改变后方的家乡之时，这种幻灭就表现得尤为痛彻。[7]从前线归来之后，容体验到的这种疏离感，使得他更愿意接受文学和政治浪漫主义的影响，并且更加欣赏德国青年运动的观念与价值。同时，容还对奥特马·施潘（Othmar Spann）的社团主义理论（corporatist theories）产生了兴趣。在洛桑大学的一年期间，他还有机会参加了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的讲座。[8]然而，至此对容的智识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既非施潘，亦非帕雷托，而是一位宗教哲学家，利奥波德·齐格勒（Leopold Ziegler）。同尼采一样，这位哲学家谴责科学和理性主义胜利，认为其效果已经影响了人们体察作为人类存在的两种维度的神话和宗教的能力，但与尼采不同的是，齐格勒要将人类带回他已经失落的宗教遗产中去。生就一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容不仅认同齐格勒对西方人宗教复兴的渴望，并且将此看作德国在一战之后政治复兴的必要前提。[9]
容进入国家政坛的过程既混乱又充满挫折。1924年1月，他由于卷入谋杀著名的宫廷分离主义者弗朗茨·海因茨奥比斯（Franz Josef Heinz-Orbis）的案件而声名狼藉。[10]随后，作为德国人民党的候选人，他参加了1924年帝国议会的历次选举，但是都没有获胜。[11]随着他对党派政治活动愈加感到心灰意冷，他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俱乐部吸引，并在1920年代早期游走于德国的右派之中，甚至在1926年2月于慕尼黑成立了他自己的组织——青年学术俱乐部（Jungakademischer Klub）。在勾勒新组织的意识形态目标时，容号召年轻一代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为德国的政治前途而奋斗的活动中去，在形成新的国家统一感的过程中担负起领导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统一感，才能够超越深深植根于德国议会体系中的社会、宗教和代际的鸿沟。[12]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早期，这一主题被容反复提到。在1930年初为《南德意志月刊》（Süd deutsche Monatshefte）撰写的关于战场上一代人的悲剧的发人深省的文章中，容将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服务的战士那无私和崇高的精神，与那些对战争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却依然在后方宣扬战争好处的人们的平庸与空虚作了比较。战斗对战场上一代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在战壕中遵守的理想主义，在这个利己主义和自我膨胀主宰的时代，已毫无立足之地。[13]
作为从魏玛共和国的灰烬之中崛起的、自成一格的新德意志的布道者，容在1927年夏出版了《劣等统治》的第一版，以此纪念为伟大的战争理想而献出生命的人们。受启发于施潘的社团主义、帕雷托的精英主义和德国浪漫派的有机论，容的著作持续地攻击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革命口号而塑造了欧洲历史的1789年政治传统。对于容来说，1789年精神是腐蚀性的力量，它会威胁到欧洲社会的构造，将之改变为为经济利益而竞争的无序群氓组合。没有什么比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随着大众民主的引介蜂拥而现的政党，更能够清楚地体现现代公共生活支离破碎的特性了。只有通过建立庞大的国家官僚体制，这些随着传统欧洲的解体而出现的痛苦斗争才能被控制，尽管这种控制更多的并非以公共的善为目的，而是受控于最近控制了国家机器的特殊利益联盟。在另一方面，容描绘了一幅在本质上深受中世纪影响的国家和社会图景。他不仅在经济上主张复苏曾经在中世纪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团（corporations），而且还以新的方式强调了宗教的重要性，并不断地把支离破碎的现代生活同有机的中世纪生活对比。如果容的保守主义有什么特别的革新之处的话，那么，这并非他揭示的目标，而是他实现以上这些目标的路径。在他看来，革命是惟一可以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然而，与马克思主义单纯旨在改善生活条件的革命不同，保守主义革命若不触及人类精神的最深源泉则不会罢休。[14]
容的作品立即受到德国工业精英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好望冶金厂（Gutehoffnungshuette）的保罗·罗伊施（Paul Reusch）。这位鲁尔区著名的工商业巨子，因与斯宾格勒（Spengler）的交往而为人所知。在罗伊施的积极鼓励和经济支持之下，容修订并相当多地扩充了《劣等统治》，并在1929年出版了第二版。然而，第二版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它的出版受到了罗伊施和鲁尔工业区提供的津贴资助，而在于容在第二版中的很多修订和扩展都直接来自于罗伊施本人的建议。[15]因此，更确切地说，容的《劣等统治》不仅应当被看成是“德国青年保守主义者的《圣经》”，也可以看作是鲁尔重工业区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的政治宣言。与此同时，罗伊施和鲁尔重工业者对此书的欣赏并未唤醒容本人更多的政治野心。更进一步的催化剂是1929年12月底青年保守主义者从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NVP）中脱离出来以及这一行动为德国右派带来的可能前景。在这些发展的背景之下，容开始产生发动一场新运动的愿景，以终结德国政治生活中“邪恶的党派统治”。[16]
虽然容打算支持人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反对胡根贝格对该党领导的斗争，[17]但他的直接目标并非促成温和右派与魏玛共和国的和解，而是要确保这一和解不会以牺牲德国政治生活真正复兴的前景为条件。这一点在1929年9月初容写给《莱茵日报》（Rheinisch-Westfaelische Zeitung）主编欧根·明德勒（Eugen Muendler）的信中表露无遗：
就我在法西斯主义中的位置而言，我可以秘密地告诉您，我整个政治生活的目标就是创建一种独裁政权。我惟一警惕的就是空洞无物的独裁政权的建立，那将是德国人民无法忍受的。因此我艰苦卓绝地努力，即通过意识形态宣讲而教育人们的有机国家的意义，不过是对独裁的辩护。如果我告诫人们警惕对法西斯主义的过高估计，那不过是要减少对一种政治力量的盲目支持。这样的政治力量，在国家主义者的圈子中一次又一次地流行开来，并且带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法西斯主义的智识基础进行如此认真的研究。[18]
在这种环境之下，容发展出对新出现的纳粹运动的兴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容与纳粹党领导人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928年春，那时他遇到了《人民观察家报》（Voelkischer Beobachter）的一组人马。[19]但是直到1929年下半年，纳粹运动在州和地方一级的选举中取得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之前，他还对这个运动表现得毫无兴趣。即使在1929年下半年时，容对纳粹党和其领导的评价还相当冷淡。他虽然充分认可了“民族社会主义健康的行动主义和积极的能量”，但依然认为它不过是他在《劣等统治》中所尖锐抨击的物质的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在一封1930年2月初写给友人的信中，容观察到：
历史地看我们能得到三种主要的自由主义，分别为非宗教的、世俗的和物质的：自由贸易主义（Manchesterism），结局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其别无他物，不过是资本主义民主负面的映象；最后是第三种反向运动——也就是直接反对左派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这一运动以它自己的方式混合了前两者。这不仅仅可以历史地显现出来，而且可以从民族社会主义的智识取向上看到，亦即它是一种走到极端的自由主义，即使我将那一小股受宗教驱使和致力于国家的有机论的成员也囊括进去，这种说法也并不过分。如果我对《人民观察家报》作细致地研究，会发现这里充斥着对别人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倘若对任何非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的国家荣誉都产生怀疑的话，想发起一场运动是不可能的。
然而，即使对纳粹运动的实质和智识内容有种种保留，容还是肯定了这一运动中的普通成员，并且希望能把他们吸收到他自己的运动中来。不过他并未把这种宽宏大量留给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的首脑们。容认为，倘若人们以为希特勒会仅仅满足于作纳粹运动的擂鼓手，那么他们就错了。他还继续谈道：“凡是像我这样多年近距离地观察这一运动的人，自然都会知道希特勒的野心。然而，撇开他令人失望的知识背景不说，很难想像德国人民会把自己的命运，放心地托付给一个像希特勒这样曾经在1923年的11月间如此沉闷地一败涂地的人。”[20]
正是这种情感让容加入了1929年12月从国家人民党中分离出来的12名帝国议会议员的行列，并在1930年1月底的时候，同他们一起创建了人民保守联盟。容不仅签署了分离主义者们用以宣告新组织成立的声明，并且同意1月28日在前普鲁士贵族院举行的成立仪式上发言。[21]然而，从一开始，容就向他的同道中人保证，他绝无意因为参与到一个新政党的成立过程中，就对自己长期的政治目标作出任何更改或折中。[22]这样的保留未能坚持长久，容在2月13日保守联盟的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被增补为委员，[23]随后被委任负责运动在他的家乡巴伐利亚州的组织发展。[24]即使在这时，容对他未来的工作依然一头雾水。居于这种不确定感核心的，是容的担忧，他担心如果这一运动被迫要在现存的政府体系中角逐政治权力，那么这一切将最终导向新政党的建立，并在此过程中消耗掉运动本身的革命锐气。[25]他的这种不确定性在保守联盟名义上的领袖G．R．特里维兰纳斯（G．R．Treviranus）作出加入亨利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于1930年3月底在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授权下组建的新政府的决定时变得更加严重了。虽然容对新政府乃是基于总统而非基于议会的准许这一决定表示欢迎，但他非常厌恶保守联盟如此紧密地与布吕宁内阁联系在一起。[26]
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持续地迷恋也加剧了容因不断介入人民保守联盟运动而产生的不安。例如，在1930年7月，鲁尔区的重工业资本家资助他访问意大利，在那里他同墨索里尼以及其他法西斯政权的代表们进行了两次会面。[27]然而，在容还未来得及消化意大利之行的全部意义时，他和他的同事就惊悉柏林发生了剧变。1930年7月18日，帝国议会解体，同时还发生了国家人民党左翼的第二次分裂——这一次是由德高望重的前党主席维斯塔普（Count Kuno von Westarp）领导的。5天后，维斯塔普和保守联盟的领导者们宣布成立保守人民党（Konservative Volkspartei或KVP）。他们希望以此为基础，将那些因为国家人民党在过去8个月中的所作所为而与其分道扬镳的温和保守派重新团结起来。[28]容在慕尼黑以极大的兴趣跟踪着事件的进展，他迅速地成立了一个包括两个政党在内的保守委员会，以支持帝国议会的候选人、一战时期东非战场上的英雄——保罗·冯·列托沃尔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他指望这能够成为一种原型，使保守联盟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并在最广泛的基础之上重组一个反对胡根贝格的右翼力量。[29]然而，德国温和右派政党对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运动犹豫不决，有些甚至直接拒绝了别的政党加入，这让容倍感挫折，他转而将把德国右派从胡根贝格做国家人民党主席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中打捞出来的希望寄托在罗伊施和他鲁尔区同仁的经济压力上。[30]最终，这一点也无法克服无休无止的政党官僚制，结果1930年9月14日的民意调查证明，德国右派更加分裂了。即使是德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白领联盟——德国商业雇员联盟（Deutschnationaler Handlunsgehilfen-Verband或DHV）对保守联盟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大规模支持，也无力改变它在选举中一败涂地的命运，仅仅赢得了不足32万选票和在帝国议会中的4名代表席位。[31]
与1930年保守人民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令人心灰意冷的失败相伴的是，特里维兰纳斯和他的同仁们领导的青年保守派和容自成一格的革命保守派之间的张力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例如，在运动的高潮期，容曾经质疑青年保守派所提出的“国家反对派”（national opposition）中的否定主义，他认为，有必要将全国性的愤懑情绪、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和已经成为激进右派之标志的对于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轻蔑转化成一种更有建设性的、积极地为国家复兴而进行的规划。这样——并且只有这样，德国公共生活的保守主义重生才能够成为可能。[32]在随后的9月选举中，容开始愈加强烈地怀疑这样一种目标是否可能在保守人民党的框架之下实现。在这方面，容和与他共同领导巴伐利亚保守人民党的同仁们，对党的全国领导人拒绝为列托沃尔贝克在议会中提供一个席位——尽管事实上列托沃尔贝克的参选吸引了五万多选票，几乎是该党赢得总票数的六分之一——而尤为不满。[33]这不仅让巴伐利亚保守人民党处于一个实际上很站不住脚的境地，在容的理解中，这也凸显了以现存的政党系统为基础而努力实现保守主义复兴这一更广泛的目标时会遇到的内在问题。对事件的这些进展倍感挫折，容决定挑战特里维兰纳斯和保守人民党在议会中的领导权，以控制该党，并以此作为基础，发起超越现存政党限制的、革命的保守主义运动。[34]
为控制人民保守联盟而进行的斗争从1930年10月持续到1931 年3月，最终以容不再在联盟的政治发展中扮演任何角色而告终。容如此疏离这一运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对前民族社会主义的大部分代理人们作出妥协”对于他设计的保守主义革命是“没有希望的，甚至是致命的”。[35] 1930年9月，容将自己置于特里维兰纳斯和他的同事的调遣之下，而这一行动的三重前提条件就是：保守人民党必须尽可能早地进行自我清算，在非政党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和扩展保守主义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必须根据容所指出的保守主义革命路线来进行。[36]虽然特里维兰纳斯在10月初的时候成为这一运动名义上的领袖，容的希望——在运动的领导层中被委以重任——却依然没有实现。[37]当保罗·勒热纳容（Paul Lejeune-Jung），他的本家和前国家人民党议员在1930年12月被推举为保守联盟和保守人民党的领袖时，[38]容拒绝参加计划在12月17日举行的一场关键的领导人会议，[39]以此来抗议保守人民党拒绝依据他同特里维兰纳斯在9月选举之后达成的协议进行自我清算的行为。试图调和容与运动的国家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他断然拒绝了与一个依赖国家商业雇员联盟的金钱和恩泽的政党进行任何合作。[40] 1931 年1月，他同几个巴伐利亚的年轻保守主义者们宣布创建德国复兴人民保守主义运动（Volkskonservative Bewegung zu deutscher Erneuerung），以此作为“那些未被政党政治生活的口号和魔幻配方污染，并且从德国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个惟一视角来看待当代政治问题的所有人的政治家园”[41]。
容努力通过持续发展同鲁尔工业区精英之间的紧密关系，来补偿自己对人民保守主义运动的日渐疏离。1930年12月末，容在致佩歇尔（Rudolf Pechel）的信中写道，他对鲁尔工业区的领导者们的影响从未像那时那样大，在西方，他是不多的几支依然能够与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那些变态们抗衡的力量之一。[42]同时，容还成功地使鲁尔区的工业巨子们对他集中德国右派的力量以超越现有政党界限的计划感兴趣，[43]甚至还明显地为了适应罗伊施的目标而修改了他创建德国复兴人民保守主义运动的诉求。[44]然而，尽管争取到罗伊施和其同仁支持的前景十分光明，但由于下面两个原因，他却无法将这种可能性转化成支持他的运动的积极行动。首先，容的计划与一位年轻的风格独特的保守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格拉姆（Friedrich Glum）的计划有重叠之处，他也与德国工业界有紧密的联系。[45]如果二者之间不能达成某种变通，鲁尔的工业界领袖们在投身于两个基本相似的规划时显得犹豫不定，[46]而更为重要的是，容在1931年2月14—15日召开的人民保守联盟第一次国家会议中，受到了它的全国领导人们的尖锐拒绝与抵制，虽然他被选入了保守联盟新成立的领导层[47]——当然很可能这也并非出于他的意愿，因为他也已经选择了抵制这次会议。他的革命保守主义，由于其对政治实践领域恩赐式的——甚至是蔑视的态度，而受到了维斯塔普的激烈攻击。[48]同样，人民保守联盟在大会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也没有出乎容的意料，只不过是为弥合运动内部的裂隙而作出妥协的软弱之举，丝毫不能反映他的保守主义思想中的革命锋芒。[49]
容对保守联盟运动的参与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并不能算十分成功。虽然这一运动的前景一直不明朗，但容无疑用他特有的革命保守主义不断地搅乱那些更为温和的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例如布吕宁和特里维兰纳斯，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本来准备以现存的政府体系为基础进行复苏德意志国家的事业。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既厌弃胡根贝格复辟式的社会愿景又对纳粹的蒙昧主义感到怀疑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人民保守主义运动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选择。容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硬和他持续不断地阴谋反对运动的全国领导层却让那些还未倒向激进右派的保守主义青年男女丧失了对保守联盟抱有的最后一丝好感。无论从何种意图和目的来说，到1931年春，人民保守联盟已经成为一个死结，1930年代早期原本可行的政治道路已经被堵死，而容也必须要为保守联盟的衰落承担一定的责任。
对于容自己来说，他在保守联盟中则感到相当地失望和受挫。在1931年春他与这一运动分道扬镳之后，容继续充满希望地寻找某种“超议会的”保守主义运动，使国家事务从对帝国议会的依赖和德国党派政治的更替中解放出来。例如，1931年8月，容起草了一封致布吕宁的公开信，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曾经将信送出，尤其是这封信在与他过从甚密的圈子中也受到了批评。[50]在信中，他赞扬总理“领导的意愿”和“在当前的危机中承担艰难任务的担当”，但同时也指责他的犹豫不决，不能采用必要的激进手段恢复德国财政和经济部门的秩序。而采取这一步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与现存的政治系统以及在魏玛宪法的框架之下处理国家事务的方式进行激烈地决裂：
内在的政治系统缺乏对张力必要的缓和。这种无力动员国家和民众的所有力量来完成德意志自我救助的大任的失败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只有政府稳健地回归“权威”的观念，并将自己从各国议会主义的贫乏中解放出来，这些力量才能够为作为整体的“国家”服务。在重组内阁的过程中，以政党为中心的目标应当被完全放弃。不是党派的批准，而是专业和实践的能力才应该作为选举那些您——令人尊敬的总理——需要的帮助您处理那些棘手任务的人的标准。[51]
容相信，如果德国想解决她面临的无数问题，她就必须与帝国议会完全决裂并建立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权威主义式的政府。这一信条增强了他建立一个超议会的、囊括所有右翼力量的中心的兴趣，最终这会推翻令人厌恶且软弱无力的魏玛系统。正是在这种想法之下，容不仅参加了“国家反对派”在1931年10月10—11日在哈尔茨（Bad Harzburg）举行的反对布吕宁政府的游行，而且还就此撰写了一篇本质上非常积极的评论文章。貌似只有两个问题影响了容对在哈尔茨发生的事件的政治热情，即对“国家反对派”潜在的自由特质的怀疑，以及它狭隘的政治愿景。[52]然而，容丝毫没有改变对希特勒和纳粹党领导层的消极看法。[53]人们依然频繁地邀请他做演讲，希望他能够有效地抗击在鲁尔和西德的其他地区频频爆发的“希特勒病”。[54]他积极地支持总统兴登堡再次参选，直到事情明朗起来——原来兴登堡正是那些最认同现存政治系统的人们支持的候选人。[55]虽然容对希特勒和他的同盟们依然充满不屑，但当1932年4月24日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全德很多州和地区的竞选中大获全胜时，他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将纳粹纳入政府之中是必然的，然而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之中去控制他们这一可能性依然还存在。正如容在5月初致明德勒的信中所说：
1932年国会选举，投票站
在我看来，民族社会主义者越早掌权越好，与其让纳粹自己接管政府，前者还不会导致无法估计的致命溃败。因而我还建议人们要看到纳粹依然被坚决地抵制，并且考虑到我们依然在外交上受限的情况，让最强烈的反对党上台所带来的问题就会一目了然了。[56]
20世纪30年代初期容体验到的矛盾在1932年春末变得愈加尖锐起来。虽然他高兴地看到魏玛系统正在垂死挣扎，但他对那将取其代之的事物却深感忧虑。当然，容努力重新说服自己，认为在纳粹运动所有自由和民主的陷阱背后，有着深刻的保守主义冲动。他希望这一运动能够再次宣称各国自由秩序的最后一点残余正在被清算。[57]然而，在容流露出来的对保守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所有信心之外，[58]他依然担忧德国保守主义的领导缺乏必要的道德和智识资源，使其足以重新获得他们千辛万苦推动的革命的控制权。当弗朗茨·冯·巴本在1932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继布吕宁之后成为总理时，容的担忧变得无以复加了。巴本政府的过渡性一目了然，但是容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清楚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59]容收到了巴本亲密的同事兼导师汉斯·胡曼（Hans Humann）的邀请——他们请他加入为协助总理规划和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而召集的年轻而智慧的非官方团队。这对他来说是个有利的机会，能使他扩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并更加直接地影响在柏林发生的事件。[60]容因此成为右翼知识分子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们通过将巴本的政治纲领融进自己独特的保守主义之中而对他的领导进行合法化。[61]
作为巴本政府的宣传家和辩护者，容强调巴本的政治领导在抵挡纳粹的冲击中体现出来的革命性，特别是在1932年8月巴本与希特勒的谈判失败以后，新的内阁体现了这一社会和政治倒退的本质。[62]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容对巴本的辩护的，是对希特勒和纳粹党领导之局限性的尖锐批判。虽然容承认希特勒掌握了革命话语，但他依然争辩说，纳粹党的领导者缺乏足够的道德和智识资质，以领导聚集在他麾下的革命力量走向胜利。[63]即使巴本于1932年11月底辞去了领导职位，容的抨击也并没有减轻，因为如果巴本革命的本质是“将国家从社会的力量中解放出来”，那么正是希特勒的短视、虚荣和胆怯妨碍了这场革命充分地意识到它的潜力。在这方面，容尤为尖刻地批判了纳粹党领导层使用的“伪民主”的论证，他们使用这一论证为纳粹党在9月份帝国议会解体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辩护。容拥护巴本成为在解放国家的斗争中将年轻一代团结起来的“伟大的契机”，他悲叹国家阵线的被迫崩塌，并且评估说，未来的希望已经极为渺茫：
以现在这种形式存在的国家阵营绝对难有作为。根本没有哪个德国右派能够担当治理大任。两方人马难以以诚实合作的方式走到一起。一方的领导在智识上早已过时，另一方则缺乏精神实质。这一平衡的分布，正如今天事情的发展，将以失败告终。[64]
基于他在1933年1月对政治形势作的评估，容无比惊讶地看到，在这个月的末尾，希特勒和巴本达成了联合国家政府的协定，而新政府中包括了纳粹和德国保守主义精英两方面的代表。1933年1月30日上台的政府是基于如下这样一个假设而结成的联盟，即围绕在巴本身边的保守主义者能够抑制希特勒更极端的冲动并因此驯服纳粹运动。虽然在新政府形成的任何方面，容都已经无力插手，但他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助纣为虐之感，并且意识到将希特勒赶下台乃是自己的道德义务。看过为庆祝新总理入住官邸首夜而举行的火炬游行之后，容向他的密友和同事鲁道夫·佩歇尔这样评价道：“我们对这个家伙的上台负有责任，现在我们要赶走他。”[65]虽然新政府的很多保守主义批评者们抨击巴本和国家人民党的胡根贝格，认为他们背叛了保守主义事业，但是容依然骄傲地将巴本看作是联合政府的设计师，并将整个国家的联合看成是巴本的——即使不是历史性的，也是伟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容在最终的分析中继续提醒他的追随者们：新政府的成败以及他所认同的革命的保守主义的成败，都将取决于巴本周围的力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在希特勒的煽动主义面前生存下来。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加强新的副总理麾下各种力量的联合，以使他们最终能够在控制国家的斗争中战胜他们的纳粹同盟。[66]
容再一次发挥他在讲演稿写作和宣传鼓动方面的天赋，并以此为巴本效力。随着议会在2月1日的解体和新一轮选举在3月初的启动，希特勒内阁的保守主义力量投到巴本、胡根贝格和施塔尔海姆（Stahlhelm）的弗朗茨·泽尔特（Franz Seldte）的帐下，成立黑白红战斗阵线（Kampffront Schwarz-Weiss-Rot），以团结那些在选举中支持联合政府中保守主义力量的人们。[67]巴本代表战斗阵线积极参选，很快就超越胡根贝格而成为政府内部最受欢迎的保守主义者。[68]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容自身的努力，因为他是1933年2月巴本演讲稿的主要起草者。第一篇带有容之鲜明印记的演讲是巴本于2月21日在柏林大学对学生所作的讲话。在这篇讲稿中，在充满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近乎义务性的批判之下，巴本定义了已经开始席卷德国的革命目标，在此呼应了容对现代生活日益机械化的悲叹，和他对人类能量在精神上重生的渴望。随后，在谈到新政府成立后德国的形势时，巴本呼吁道，这已经是“唤醒所有保守主义革命的力量”的时候，这样，“国家运动的三大支柱”——纳粹党、施塔尔海姆和基督教在德国右翼的保守势力——应当在精神上融为同一阵营，以使国家开放，使过去50年中为它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的所有人能够共同合作。[69]
与巴本为1933年3月5日的议会选举而进行的合作，成为容政治生涯的顶点，这也刺激着这位怀揣雄心壮志的青年政治家将他的目光投向刚刚降临到德国的风暴的中心。实际上巴本参选期间的主要演讲都是由容起草的，而它们都受到这样一种渴望的鼓舞，即在希特勒政府上台释放出来的革命能量上，打上保守主义的烙印。[70]然而，巴本、胡根贝格和泽尔特的联盟在1932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却未能改进国家人民党的表现，而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党却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赢得了1 700万选票，即总票数的44%，并将他们在议会的席位从196席增加到288席。[71]这一结果必然给容带来苦涩的失望。不到3周之后，更具毁灭性的消息传来，议会通过了《授权法案》（The Enabling Act），赋予希特勒政权实际上无限的权威，使他能够为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而做任何看起来必需的事情。容对《授权法案》的反对，不完全是源于这一法案对未来议会的影响——此时容已经将议会完全看成是多余的，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内阁僭越了总统权利的义愤。容意识到此举完全抵消了巴本利用自己与兴登堡特殊的关系而对内阁施加的影响。他本希望巴本能游说内阁反对这一议案，但是无论是这一努力，还是前总理布吕宁为限制它令人不悦的特征而介绍一种修订版本的努力，都失败了。不过，即使在3月23日法案通过之后，容也拒绝承认巴本最后的失败，而继续坚持国家阵线中的保守主义力量仍然拥有胜利的潜力。[72]
此后的三个月对希特勒的保守主义同盟来说同样并不愉快。随着7月26日胡根贝格辞去内阁职务、德国国家阵线（Deutschnationale Front）的解体和相继而来的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瓦解，以及施塔尔海姆被吸收进第三帝国的权力结构之中，[73]保守主义者们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基础，而且，他们发现自己在全国各地都变成了有组织的国家恐怖的袭击对象，从前这本来都只是对付德国左派领袖和政党的手段。[74]此时，巴本开始募集副总理的工作人员，以弥补传统德国右派的崩塌对他在内阁中的地位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以期更有效地同希特勒和纳粹国家领导人对抗。在年轻而富于奉献精神的青年保守主义者——如赫伯特·冯·博泽（Herbert von Bose）和弗里茨·君特·切尔西奇（Fritz Guenther von Tschirschky）——的参与下，巴本的副总理府迅速地发展成反对第三帝国的保守主义人士的一个主要聚集地，他们在这里监控并缓解国家权力那更凶狠的滥用，[75]但并未获得多大成功。在1933年夏天和秋天，容继续作为巴本的私人秘书担任一个非官方的职位。这一时期他不仅编撰并付梓出版了两卷副总理的演讲集，[76]还创作了一部他自己的著作《阐释德国革命之意义》（Sinndeutung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在书中他阐述了那一年从年初以来发生在德国的事件的涵义。这本创作于1933年春及初夏的著作，代表了他从保守主义的视角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批判，以及一种用本质上属于保守主义的词汇定义过去六个月中发生的革命事件的努力。[77]
在《阐释德国革命之意义》一书中，容依然没有放弃那标志着他独特的保守主义形态的革命原则。从最开始，他就通过指出国家革命的两种动力，来驳斥纳粹关于只有他们才是国家革命的惟一表现的宣称。这两种动力，来自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民族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涌现出来的自由、个人主义和世俗传统的又一个表现。同时，容谴责纳粹将国家革命引向了民主的道路，真正的国家革命的“目标必然是大众的去政治化，将他们排除在国家领导权力之外”。他声称革命“必须走向反民主的治理原则，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容呼吁在宗教和对世界的普遍主义观点下重建一个新的国家，只有如此，德国才能够克服1789年的精神。但是在纳粹的统治之下，国家革命已经被严重地世俗化了，只考虑国家、州、经济、法律和组织等此岸世界的事务。现在，是时候让保守主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了，而非像希特勒最近声称的那样，革命已经停止了，相反，要使革命推动人和社会完成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宗教转化。为了完成这一点，绝对不能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转向大众，而是要转向新的贵族，转向那些具有自我意识的精英，他们才拥有能够将德国转化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在该书某处，容以一种并不十分谨慎的方式暗示说，民族社会主义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一种作为真正宗教信仰之替代品的世界观。现在，既然德国革命已经完成了摧毁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使命，它就必然要被转化成一场基督教革命。[78]
到此为止，容已经开始完全用宗教的词汇来定义德国革命的最终目标，然而天主教保守主义者们却对他以基督教重建德国政治生活的呼吁表现冷漠，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容感到失望透顶的了。其中让他尤其感到受挫的是1933年7月21—23日在玛丽亚拉赫的本笃会修道院举办的天主教学者联合会第三届社会学大会。这次会议在中心党（the Center Party）解体之后两周举行，它的目标是促进德国天主教同纳粹国家的互相适应。在纳粹要员们尚未出现之时，发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强调德国天主教在何种意义上在新的帝国中找到了他们的终极表达。[79]但是当刚刚被提名成为莱茵兰（Rhineland）政府长官的著名天主教保守主义者赫尔曼·弗莱海尔·吕尼克（Hermann Freiherr von Lüninck）宣布他对民族社会主义无条件地接受，并号召德国的天主教领袖们为他们反对这一运动的罪行赎罪时，容就忍无可忍了。他将谨慎抛到九霄云外，将民族社会主义概括成一种政治宗教，论证在一个极权国家中存在两种宗教是不可能的，并且号召人们在社团主义（corporatist）的基础上建立基督教国家。接着，容直接援引著名的保守主义理论家卡尔·施米特支持极权国家的论述，大胆地谈到，既然当下党国已经被清算，纳粹的自我解体就是在逻辑上顺理成章的事情。[80]然而，对容的评论的回响立即被淹没在欢迎巴本发出的公告的兴奋之中。在公告中，巴本宣布梵蒂冈刚刚同纳粹国家签订了协约，自己在大会的第二天也将从罗马返回。[81]虽然很多天主教徒对纳粹国家依然心有忧惧，但是在巴本的声明之后，容很难再唤起他们的兴趣以形成反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运动。
玛丽亚拉赫事件让容对结成一个有效而基础广泛的保守主义反希特勒联盟的前景感到非常悲观。此后不久，他就患上了严重的黄疸病，不得不在未来的4个月中卧病在床。这也使得他不可能在组织反对希特勒的抵抗活动中扮演任何活跃的角色。然而，患病并没能阻止容同意参选帝国议会的席位。他的名字赫然列在副总理府为1933年11月12日举行的全国选举而准备的政府非纳粹支持者的特殊名单上。容希望他同意参选这件事能够创造一些可能性，使得纳粹正式承认他所谓的“最高权威的最忠诚反对者”这一群体的合法地位。[82]尽管总理府以否定容和其他对政权的忠诚度堪疑的保守主义者的候选资格的方式，迅速扼杀了这一策略，[83]但巴本身边的人依然希望夺回在希特勒组阁之后他们拱手让给纳粹的一些领域。
1933年底，容已从年初就与他纠缠不断的病中完全康复，并再次在组织和扩大保守主义反对希特勒的活动中担任领导角色。在新年之后不久写给罗伊施的信中，容表示要再次将他和他无可限量的才华贡献给保守主义革命：
在过去任何时候，人们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我在智识上和政治上的意见。我同巴本的一场长谈——在信中我对此不便置评——再次确证了这一点。广大的商界相信德国革命会迅速结束，然而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错误。关于最终原则的斗争将继续，而每一场斗争都将有它的领袖和旗手。任何卓越的和锋芒毕露的人都有资质参与这场斗争。因此，我只有在内心巨大的犹豫之下，并且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即当保守主义的机会再次降临之时，我还会再次加入其中，之后我才能完全退出活跃的政治生活。[84]
容的信在鲁尔工业界的领袖中引起了共鸣。1934年2月，他们决定每月支付他500马克的生活费，以这种方式来支持他的努力。[85]同时，来自苏黎世大学的邀请函给容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能在比德国更宽松的环境下阐述他的保守主义革命原则。[86]虽然容谨慎地避免直接指涉他祖国的情形，但他强调说，无论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还是民族社会主义，都没能成功地解决一个根本的——如果不是致命的——矛盾，即表面上反民主的政治修辞和应用一切现代大众民主技巧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因此，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正在崛起中的新的政治秩序的一个过渡。这种新的政治秩序的道德特质将不会涉及其他，而是通过返回到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基本价值观来塑造。
（容在他的讲演末尾观察到）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是自由时代的积累所致，另一方面也扬弃了自由主义的前提和意志。现在的问题是将伟大的保守主义观念转化成实践的现实。在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现象背后，伟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在休眠。然而，辩证的历史赋予这些革命潮流的轨迹是克服现今对大众的依赖，创造新的等级制和超越国家主义，以及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民族基础，民族斗争将从中得以形成。[87]
到此为止，容最有启发性的政治信念伴随着他在1934年初回归活跃的政治生活而诞生，即他在1934年4月初为巴本撰写的长篇纪要，其中详细阐述了保守主义反对希特勒背后的目标。为了增强其观点的紧迫感，容继续用明显的种族主义词汇复述了一遍保守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合法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使得，仿佛世界范围内的白种人的优越感都要取决于为欧洲文化以基督教保守主义方式重生所进行的斗争的结果。然而，容的纪要最令人惊异的特点，还不是“以一党专治来代替政党体系不过是与自由主义的历史合法性完全一致的过渡性方式”，尽管在1934年春写出这样的话来已经非常大胆了，但是同容勾勒出来的终结欧洲民族国家和沿着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的线索分散集权以重建欧洲秩序的想法比起来，这样的话也只能是相形见绌了。对容来说，欧洲文化的未来不仅要靠在政治、文化和经济表现等所有方面超越1789年精神，更重要的还是要超越在19世纪的进程中同自由主义携手成长起来的国家主义。容创建欧洲联盟的提议可以被看成是打破德国目前正深陷其中的外交孤立状况的一种努力，并且因此也击中了纳粹国家主义的要害。在创建一个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君主政体的计划方面，容在其概念和内涵上的设计上也同样十分激进。他规定说，对帝国摄政王的委任，可以不出自纳粹。容认为朝代的王冠可以被看成是中欧共同体的象征，而新的君主国的主权，作为一个本质上中世纪的概念，不仅应当包括德国，还应当包括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疆域。[88]
容在1934年4月为巴本写的纪要的确是一份值得注意的文件。这篇文件中最令人惊讶的，既不是它中世纪的理想化概念，也不是它以联邦重组欧洲国家的建议——这二者都已经出现在容早些时候的作品中，而是对容和他在巴本副总理府的同事来说，它是一个行动纲领。在容着手阐述保守主义反对希特勒使用的理论假设时，他也处于将这种反对团结起来成为保守力量同盟以抵抗纳粹政权和控制权力的努力的中心。在这一方面，容和他的同仁希望将自1933年夏不断在德国散布的对纳粹政权的不满变成他们自己的政治资本。这种不满最重要的对象就是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和冲锋队的领导们搅动的“二次革命”，表现为德国的保守主义精英对冲锋队恐怖行为的担忧，德国的军队头目对罗姆将帝国的军队吸收进以他自己为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憎恶，以及天主教日渐增长的对德国与教皇的协约成果的幻灭感。容和他的同仁们是否能够将这些不满的表现转变成推翻希特勒和掌控权力的运动，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89]
1934年初，容在德国境内广泛游历，努力发展一个保守主义支持者的网络——就算这些人不能帮助他们推翻纳粹的统治，但至少可以在随后权力向保守主义革命力量转移时有所协助，而这些保守主义的革命力量，一直处在抵抗希特勒的前线。这一方面，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巴本完全不知道容和他在副总理府的同志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在这里，他主要的协助者无疑是博泽、切尔西奇和开特勒（Wilhelm von Ketteler）。很大程度上，容和他的协作者们自己运作，没有副总理的正式同意，他们也能够同德国保守主义精英中的各色人等建立联系，其中包括著名的非天主教人士和天主教神父的领袖人物、前基督教贸易联合运动的发言人、巴伐利亚的天主教贵族成员、前保守政治家如布吕宁和特里维兰纳斯，及在威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葛德·冯·伦德斯特（Gerd von Rundstedt）以及埃尔文·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周围对时局不满的军官们。[90]容甚至在1934年春天会见了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至少一次，并且向他介绍了他为巴本起草的纪要的内容。[91]同样，容也能将罗伊施和他在鲁尔工业界的拥护者的名字列入支持者范围之内，虽然容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还并不清楚。[92]无可置疑的是，到1934年6月，容和他在副总理府的同事已经在德国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精英中成功地发展了广泛的支持基础，以供他们在德国重新控制局面。现在的问题在于确定一个推翻纳粹政权的策略。
策略和技巧的问题在1934年春天一直在容和他的协作者们的考虑之中。有一段时间容得出结论说，他们达成目的的惟一方法就是暗杀希特勒，而他自己就充分准备去完成这一任务。他不仅能够经常接触到希特勒，而且作为一个常将诛杀暴君观念吸收到自己政治思想中去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不会像有天主教或路德教背景的人那样，受到反对暗杀这一宗教规定的限制。容最后放弃了这一策略，只是因为考虑到他对谋杀希特勒的任何介入，都会使得他不能称职地在纳粹独裁倒台之后崛起的新德国中再担任任何领导职位。[93]容和他的同事们选中了另一个计划，即，通过巴本在近期某一时刻在一个适宜的平台上——意想中是在柏林——发表的演说来动员保守主义的反对力量。容希望，这一讲演能够为弗里奇和德国国防军的领导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向帝国总统兴登堡施压的背景条件，而后者的健康情况在不断恶化。为了避免堕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就需要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获得了兴登堡的支持之后，国防军就不仅会在冲锋队尚未行动起来之时将他们镇压，并且还会终结纳粹在德国的统治。[94]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标，容开始撰写巴本1934年6月17日在马堡大学的师生面前所作的讲演的讲稿。容的确是巴本马堡演讲的撰稿人这件事已经是无须置疑的了。他不仅在讲稿中融合进了四月纪要的重要内容，[95]而且在递交给巴本之前，他还在佩歇尔和其他小圈子的成员面前完整地阅读了这篇讲稿。[96]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副总理在踏上去马堡的列车之前根本就没有读过这篇稿子。正是如此，所以虽然巴本试着在最后时刻对它的用语作些修改，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稿件已经发布给了国际通讯社，而任何文字上的出入都自然会立即引起他们的注意。[97]巴本的担忧当然是有根据的。虽然容已经谨慎地避免引用纪要中关于帝制复辟和创建欧洲联盟的计划，但是它对四月计划从语气到内容上的借用已经足够让纳粹政权的领导者们感到警惕和愤怒了。尽管演讲中偶尔会颂扬希特勒和他开启的德国复兴的伟大事业，但这一讲演依然是对纳粹政权的合法性不折不扣的攻击，它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们，德国革命在承诺和实践上的不一致性。当容让巴本提醒他的听众们，随着魏玛政党体系的消失，纳粹党自身已经显得很多余时，他必然会让他的对①手们恼恨交加。[98]然而，影响更加深远的段落还是巴本重复的那些在容当时的写作中尽量克制不提的东西，即新的帝国必须不能基于陈旧过时的自由时代的世俗物质主义，而是应回归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最高贵的基督教价值。[99]但是即使这些也比不上巴本在讲话中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对迫近的“二次革命”谣言的玩味，这一谣言当时正在不同的德国人中间流传。
如果我已经尖锐地勾勒出德国革命的问题和我对此的态度，那是因为谈论将终结革命的第二波是没有尽头的。无论是谁，如果不负责任地玩弄这样的主意，都应当想到随着第二波可以轻易地还有第三波。谁威胁要使用断头台都最可能被送上断头台。关于即将到来的社会化，已经谈得足够多了……如果想在历史面前站得住脚，人们就不会永远容忍来自下层的反叛。在某一点上这一运动必然会走到一个终结，在某一点上一个牢固的社会结构连同无可指摘的对法律的信任必然会出现……如果因此新生活的第二波是超越德国革命，那么它就将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创造性地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德国革命的成功和我们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是否可能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途径来解决政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100]
巴本的讲演使听众深感震惊，也立即将他置于德国政治舞台的焦点之下。宣传部方面阻止它传播的努力被博泽有效地避开了。他不仅设法在全国的一些地区广播了讲演，而且在演讲实际开始之前就在国内和国外分发了讲稿。[101]另一方面，希特勒在一次尤为窘迫的意大利访问之后——墨索里尼用一种几乎毫不掩饰的轻蔑接待了他，在回程的路上首次知晓了这次讲演。希特勒当下的回应是要求立即会见巴本。而巴本则答应辞去政府职务，以避免更进一步的窘迫，他还立即命令停止传播他的讲演。[102]巴本对希特勒的逢迎谄媚、兴登堡的难以接近，再加上帝国国防军的犹豫不决，使得容和他的同盟在巴本马堡演讲的兴奋之后没有得到任何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持续不断地向希特勒施加巨大压力，希望他清洗复辟者的老巢——他们前往避难的副总理府，希特勒认为形势已经不可控制，在6 月25日下令逮捕容。[103]与此同时，戈林和希姆莱继续完成他们突袭冲锋队首领——包括队长罗姆——的准备工作，而罗姆，正是搅动“二次革命”的幕后人物。虽然提前得到了政府即将采取行动的消息，但是容推迟了他逃离的时间，直至他拿到正在等待邮来的一笔钱。当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他在位于柏林的自家公寓里被缉捕时，他只是设法在卫生间的药柜门上草草写上“盖世太保”几个字。五天后，他就在柏林郊区的一座小森林中被枪杀了。容因此成为在希特勒的“长刀之夜”中被害的六名保守主义反对派中的一员。[104]
1934年6月30日对罗姆的清洗是第三帝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直到下一次重大危机之前，即1938年初的弗里奇—布鲁门贝格事件（the Fritsch-Blomberg affair），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纳粹政权和德国保守主义精英的合作模式。干掉罗姆和冲锋队其他头领不仅让保守主义者们舒了一口气——他们此前一直担心魏玛共和国的毁灭随后会带来社会革命和财产关系的极端重组，而且杀害容、博泽、施莱谢尔和其他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也对那些对纳粹政权至关重要的人产生了恐吓的效果——并且给他们以某种形式实现保守主义复苏的梦想画上了一个明确的句号。作为保守主义反对希特勒在智识上的驱动力量，容在这场密谋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这场密谋实质上也在很多方面预演了十多年后老一辈的将军、下台的政治家和萌生叛意的贵族们要做的事情，同样，他们也没比容更成功多少。在他所有的个人英雄主义之外，容毕竟清楚地意识到了密谋的每一步都存在着的危险，并且愿意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改变他曾经帮助创造的一种形势。人们依然要问，无论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还是在第三帝国最初的18个月中，容特立独行的革命保守主义是否能够成为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基础？或者换一种说法，保守主义革命中理论和实践的断裂是否可能被弥补？在这里，答案依然还很不明朗。正如容自己的命运如此翔实地证实的那样，保守主义革命，同它早期的精英主义以及对现代大众民主之厚颜无耻的轻蔑一起，在这个如贾赛特（Jose Ortegay Gasset）一针见血地提到的“大众叛逆”的时代，是尤为不合时宜的。容的政治构想有一种罕见的时代错置的特征，这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将它转变成实践。尽管艰苦且坚定地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容依然还是那个在荒野中孤独呼喊的人，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他的观念与他所处时代的格格不入。
【注释】
[1]本文作者拉里·尤金·琼斯（Larry Euqene Jones）为Buffalo Conisius College历史系教授，原文“Edgar Julius Jung：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刊载于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21，no．2，Jun．1988，pp．142-174。本文译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访问研究助理。——编者注
[2]Walter Struve，Elites against Democracy：Leadership Ideals in Bourgeois Political Thought in Germany 1890 1933，Princeton，1973，p．321．
[3]关于容的政治实践活动，参见Karl-Martin Grass，“Edgar Jung，Papenkreis und Röhmkrise 1933/34”，unpub．diss．，Heidelberg，1966，以及Edmund Forschbach材料极为翔实的回忆录Edgar J．Jung：Ein konservativer Revolutionär 30．Juni 1934，Pfullingen，1984。
[4]“保守主义革命”这一表述首先由奥地利诗人和戏剧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ahl）于1927年1月10日在慕尼黑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出。参见Hugo von Hofmannstahl，Das Schriftum als geister Raum der Nation，n．p．（München），n．d．（1927）。关于这一概念更多的信息，参见更晚近的研究Keith Bullivant，“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in The Weimar Dilemma：Intellectuals in the Weimar Republic，ed．by Anthony Phelan，Manchester，1985，pp．47 70，以及Jeffrey Herf，Reactionary Modernism：Technolog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Cambridge，1984，pp．18-48。
[5]容的遗作（下文称为NL Jung）目前由格拉斯（Karl-Martin Grass）保管。蒙格拉斯博士慨允，笔者得以阅览容的遗作，在此表示感谢。关于容的遗作的组织与标记，参见Grass，“Jung，Papenkreis und Röhmkrise”，2：92。
[6]对于一代人对一战的体验，参见Robert Wohl，The Generation of 1914，Cambridge，1979，pp．203 237。关于容最好的传记资料，参见Friedrich Grass，“Edgar Julius Jung（1894 1934）”，Pfälzischer Lebensbilder，I（1964），S．320 348。以及概括性的介绍见Bernhard Jenschke，Zur Kritik der konservativrevolutionären Ideolog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Weltanschauung und Politik bei Edgar Julius Jung，München，1971，S．9 29。
[7]容的幻灭感在一战时参加前线战斗的德国人中间相当典型。关于这一点，参见Modris Eksteins，The Rites of Spring：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Boston，1989，pp．254 261，292 298。
[8]关于容政治思想的智识基础，参见他在1930年1月16日致帕雷托的信，NL Jung，IXa。
[9]关于容与齐格勒的关系，参见Leopold Ziegler，“Edgar Jung：Denkmal und Vermächtnis”，Berliner Hefte für Geistiges Leben，4（1949），S．1 12，115 135。
[10]详情参见Friedrich Grass，“Edgar Julius Jung（1894 1934）”，S．325 328。
[11]关于容代表德国人民党在议会的活动，参见“Edgar Julius Jung（1894 1934）”，S．323 324，331 332。
[12]Edgar Jung，Die geistige Krise des jungen Deutschland：Rede vor der Studentenschaft der Universität München，Berlin，1926．
[13]Jung，“Die Tragik der Kriegsgeneration”，Süddeutsche Monatshefte，27，no．8，May 1930，S．511 534。与此相似，参见Jung，“Vom wardenden Deutschland”，Schweizersche Monatshefte，7，no．1，Apr．1927，S．11 22，以及no．2，May 1927，S．76 88。
[14]Edgar J．Jung，Die Herrschaft der Minderwertigen：Ihr Zerfall und ihre Ablösung，Berlin，1927，S．60 70，99 156。对这一有关容的政治哲学的简短总结的补充，参见Struve，Elites against Democracy，pp．317 352，以及Joachim Petzold，Wegbereiter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Die Jungkonservativ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Köln，1978，S．310 319；Jenschke，Zur Kritik der konservativ-revolutionären Ideologie，S．30 152。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如下著作中，对容的处理却非常匆忙，参见Klemens von Klemperer，Germany’s New Conservatism：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1967，pp．121 124，201-214。
[15]关于这一方面，参见容1927年11月12日和1928年2月21日致佩歇尔的信，二者都保存在佩歇尔未发表的论文之中，Bundesarchiv，Koblenz，vol．76（下文简称为BA：NL Pechel，76）。关于容与德国工业精英之间联系的进一步信息，见他1929年12月21日致Luther、Springorum和Reusch的信，以及Reusch 1929 年12月25日和1930年3月致容的信，均藏于NL Jung，IXa。容的著作的第二版，参见Edgar J．Jung，Die Herrschaft der Minderwertigen：Ihr Zerfall und ihre Ablösung durch ein Neues Reich，Berlin，1929。该书的第二版经过两次印刷，每次5 000册。在这本书的众多篇章中，关于民族、社会、国家和法律（S．129 369）及经济（S．421 513）的内容似乎经过了最根本和广泛的修改。
[16]见Jung to Grossmann，13 Feb．1930，NL Jung，IXa。对容的政治目标的进一步阐述，参见他在1928年初撰写的立场性论文“Über die Bildung der‘neuen’Front”，n．d．，BA：NL Pechel，76。
[17]例如，参见Jung，“Zu neuen Ufern”，Das Staatsschiff I，no．3，17 Dec．1929，S．97 99。
[18]Jung to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Rheinisch-Westfaelische Zeitung，5 Sept．1929，NL Jung，IXa．
[19]Jung to Pechel，21 Feb．1928，BA：NL Pechel，76．
[20]Jung to Wiessner，3 Feb．1930，NL Jung，O．
[21]Volkskonservative Stimmen：Zeitschrift der Volkskonservativen Vereinigung，I，no．I，1 Feb．1930。关于VKV的创建，参见Karl Passarge在1930年1月30日日记中的记录，可见Passarge未发表的文献，Bundesarchive Koblenz，vol．2/23 26，以及Erasmus Jonas标准但有些过时的二手文献，Die Volkskonservativen 1928 1933：Entwklung，Struktur，Standort und staatspolitische Zielsetzung，Düsseldorf，1965，S．57-60。
[22]这方面内容可见Jung to Pechel，13 Jan．1930，BA：NL Pechel，77；以及Jung to Grossmann，13 Feb．1930，NL Jung，IXa。
[23]Treviranus to Jung，18 Feb．1930，NL Jung，O．
[24]Jung to Pechel，24 Mar．以及2 May 1930，均见BA：NL Pechel，77．
[25]Jung to Pechel，27 Mar．1930，BA：NL Pechel，77．
[26]Jung to Luther，13 June 1930，NL Jung，IXa．人民保守联盟和布吕宁政府的关系，参见Ulrich Roeske，“Brüning und die Volkskonservativen（1930）”，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1971），S．94 115。
[27]Jung to Brandi，24 July 1930，NL Jung，O．容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参见他的文章“Die Bedeutung des Faschismus für Europa”，Deutsche Rundschau，227，no．3，June 1931，S．178 187，以及他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讨论法西斯现象的文章，“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als Ausdruck der abendländischen Kulturkrise”，in Deutschlands Weg in der Zeitenwende，ed．by Karl Haushofer and Kurt Trampler，München，1931，S．109 124。
[28]Volkskonservative Stimmen，26 July 1930，no．26．关于导致KVP成立的磋商，参见Blank于1930年7月21日、23日和24日呈送给Reusch的报告，现存于罗伊施未发表的文献之中，Haniel-Archiv，Duisburg-Ruhrort，vol．4001012024/7（此后引用为Haniel-Archiv，NL Reusch，4001012024/7）。关于其最初的目标，参见Westarp，“Das Ziel konservativen Zusammenschlusses”，Neue Preussische （Kreuz-）Zeitung，23 July 1930，no．208。
[29]更多细节参见Jung to Pechel，25 July 1930，BA：NL Pechel，77，以及Jung to Treviranus，25 and 28 July 1930，NL Jung，IXa。
[30]Jung to Pechel，11 Aug．1930，BA：NL Pechel，77．
[31]关于1930年选举的后果，参见Jonas，Volkskonservativen，S．87-88。关于DHV 对KVP成立和对1930年选举的参与，参见Iris Hamel，Völk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Der 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1893 1933，Frankfurt a．M．，1967，S．233 238，以及Larry Eugene Jones，“Between the Fronts：The German National Union of Commercial Employees from 1928 to 1933”，Joumal of Modern History，48（1976），pp．471-474。
[32]Jung，“Konservative Erneuerung”，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rn，14 Sept．1930，no．250．
[33]更多细节参见Treviranus to Lettow-Vorbeck，24 Sept．1930，以及Dreising（巴伐利亚KVP）to Lettow-Vorbeck，29 Sept．1930，二者都收录在Paul Lettow-Vorbeck未发表的文稿之中，见Paul Lettow-Vorbeck（Bestand N103），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Freiburg，vol．59。
[34]Jung to Mündler，6 Oct．1930，以及Jung to Treviranus，7 Oct．1930，均收录在NL Jung，IXa。
[35]Jung to Hüter，25 Oct．1930，NL Jung，IXa．
[36]Jung to Treviranus，5 Jan．1931，BA：NL Pechel，102．
[37]容对人民保守运动的发展所感到的挫败感，参见Jung，Rundschreiben，I，n．d．［Dec．1930］，BA：NL Pechel，77。容和该运动的全国领导人之间产生的张力，参见Dähnhardt to Jung，13 Dec．1930，NL Jung，O。
[38]Treviranus to Lejeune-Jung，9 Dec．1930，收于Kuno Graf von Westarp的孙子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所收藏的Kuno Graf von Westarp的手稿中（后文引用为NL Westarp）。
[39]Jung to Treviranus，13 Dec．1930，NL Jung，O．
[40]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见Lindeiner-Wildau to Pechel，18 Dec．1930，BA：NL Pechel，85，以及Jung to Pechel，23 Dec．1930，ibid．，77。
[41]Vorbreitender Ausschuss der Volkskonservativen Bewegung zu deutscher Erneuerung，“Aufruf！”，n．d．［Jan．1931］，BA：ZSg 1 275/1。这一组织的成立可以追溯到佩歇尔致巴伐利亚KVP领导人的信，28 Jan．1931，BA：NL Pechel，78。
[42]Jung to Pechel，23 Dec．1930，BA：NL Pechel，77．
[43]例如，参见Gattineau（I．G．Farben）to Jung，15 Nov．and 20 Dec．1930，均收于NL Jung，O。
[44]Reusch to Jung，2 Jan．1931，Haniel-Archiv，NL Reusch，400101293/n，以及Reusch to Jung，27 and 29 Dec．1930，ibid．不幸的是，二者的原件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45]关于格拉姆的活动，参见他致Krupp的信，28 Dec．1930，Historisches Archiv der Friedrich Krupp Gmb H，vol．FA IV E 153（后文引为HA Krupp，FA IV E 152），以及他讲演的手稿“Das geheime Deutschland：Vortrag vor dem politischen Ausschuss der ASTAG in Bonn”，20 Feb．1931，ibid．，IV E 776。
[46]关于让两方重归于好的努力，参见Reusch to Krupp，25 Dec．1930，以及5 Jan．1931，HA Krupp，FA IV E 152。
[47]Lejeune-Jung to the members of the VKV leadership ring，16 Feb．1931，NL Westarp．
[48]Westarp to Wallraf，24 Feb．1931，NL Westarp．
[49]Volkskonservative Vereinigung（Hrsg．），“Konservatives Manifest”，Volkskonservative Flugschriften，no．4，Berlin，1931。关于容对这一文件的回复，参见容与VKV巴伐利亚地区的领导人Walther Otto发表的声明，18 Mar．1931，NL Westarp。关于本次会议，参见对Treviranus的演讲的报道，“Wohin geht unser Weg”，15 Feb．1931，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17 Feb．1931，nos．77 78，Lejeune-Jung，“Reichstagung der Konservativen”，Volkskonservative Stimmen，21 Feb．1931，No．7。
[50]例如，参见一封致容的未署名的信的复印件，19 Aug．1931，BA：NL Pechel，78。
[51]给布吕宁的信的草稿附在容致佩歇尔的信后，14 Aug．1931，BA：NL Pechel，78。关于这件事更详细的信息，参见Jung to Klein，14 Aug．1931，NL Jung，M。
[52]Jung，“Aufstand der Rechten”，Deutsche Rundschau，58，no．2，Nov．1931，S．81 88．
[53]例如，参见由格拉斯记录的容在哈尔茨堡游行中的评论，“Jung”，S．338。
[54]Forschbach to Jung，27 Nov．1931，NL Jung，X．
[55]Jung to the business manager of the East Prussian Hindenburg Committee，4 Apr．1932，引自F．Grass，“Jung”，S．337 338。
[56]Jung to Mündler，7 May 1932，NL Jung，N．
[57]NL，“Neubelebung von Weimar？”，Deutsche Rundschau，58，no．1，June 1932，S．153 162．
[58]Jung，“Deutschland und di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in Deutscheüber Deutschland：Die Stimme des unbekannte Politikers，München，1932，S．369 383．
[59]关于容对巴本当选和其组阁的最初反应，参见回忆录Forschbach，Jung，S．44 45。
[60]这方面的内容参见Rudolf Pechel，Deutscher Widerstand，Erlenbach-Zürich，1947，S．76以及Franz von Papen，Der Wahrheeit eine Gasse，München，1952，S．353 354；Franz von Papen，Vom Scheitern einer Demokratie 1930 1933，Mainz，1968，S．401，n．135。直到他在希特勒的内阁中被任命为副总理，巴本和容的关系才开始确立这种说法被充分证明是并不确切的。例如，参见F．Grass，“Jung”，S．339 340；K．-M．Grass，“Jung，Papenkreis und Röhmkrise”，S．34 47，容对他和巴本政府之间合作关系之自我陈述，见Jung to Mündler，2 Aug．and 17 Oct．1932，均见NL Jung，IXa。
[61]关于巴本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参见Joachim H．Knoll，“Der autoritäre Staat：Konservative Ideologie und Stattstheorie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Lebendiger Geist：Hans-Joachim Schoeps zum 50．Geburtstag von Schülern dargebracht，ed．by Hellmut Diwald，Leiden and Köln，1959，S．200 224；Werner Braatz，“Two Neo-Conservative Myths in Germany 1919 32：The ‘Third Reich’and the‘New Stat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32 （1971），pp．569 584。
[62]Jung，“Revolutionäre Staatsführung”，Deutsche Rundschau，59，no．1，Oct．1932，S．1 8．
[63]Jung，“Deutsche Unzulänglichkeiten”，Deutsche Rundschau，59，no．2，Nov．1932，S．81 86．
[64]Jung，“Verlustbilanzder Rechten”，Deutsche Rundschau，59，no．4，Jan．1933，S．1 5．
[65]Jung’s remarks to Pechel，30 Jan．1933，引自K．-M．Grass，“Jung，Papenkreis und Röhmkrise”，S．47．
[66]Jung，“Einsatz der Nation”，Deutsche Rundschau，59，no．6，März．1933，S．155 160．
[67]参见1933年2月11日Papen、Hugenberg、Seldte柏林体育馆斗争前线（the Combat Front）公开游行中的演讲。Neue Preussische（Kreuz-）Zeitung，13 Feb．1933，no．44。Klaus-Peter Hoepke，“Die Kampffront Schwarz-Weiss-Rot：Zum Scheitem des national konservativen‘Zähmungs’-Konzept an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im Frühjahr 1933”，Fridericiana：Zeitschrift der Universität，no．36（1984），pp．34 52。
[68]例如，可参见DNVP的Reinhold Quaatz在日记中的哀怨，1 4 März．1933，in Quaatz’s unpublished papers，Bundesarchiv，Koblenz，vol．17。
[69]Franz von Papen，An die deutschen Studenten：Rede，gehalten 21．Februar 1933 im Auditorium Maximum der Universität Berlin，Berlin，n．d．（1933），重印见“Der Sinn der Zeitwende”，in Franz von Papen，Appell an das deutsche Gewissen：Reden zur nationalen Revolution，Schriften an die Nation，nos．32/33，Oldenburg，1933，S．12 24。
[70]尤其可参见巴本的演讲“Wesen und Ziel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24 März．1933，in Papen，Appell an das deutsche Gewissen，S．25 42。
[71]关于容对这些发展的态度，参见Jung to Gritzbach，7 Mar．1933，in the unpublished records of the vice chancery，Bundesarchiv，Koblenz，Bestand R 53，vol．74/131（后文简称作BA：R 53/74/131）．
[72]更多细节，参见Forschbach的备忘录，“Vier Tage，die Deutschland zum Verhängnis wurden：Meine Erlebnisse und Beobachtungen in Berlin und Potsdam vom 20．bis 23．März．1933”，in the unpublished papers of Edmund Forschbach （Bestand I 199），Archiv für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Politik at the Konrad-Adenauer Stiftung，Sankt Augustin，vol．041/1（后文简称作ACDP：NL Forschbach，I 199/041/1），重印于Konrad Repgen，“Ungedrückte Nachkriegsquellen zum Reichskonkordat：Eine Dokumentation”，Historisches Jahrbuch，（99）1979，S．407 413。
[73]关于这一发展的更多细节，参见Friedrich Hiller von Gaertringen，“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in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ed．by Erich Matthias and Rudolf Morsey，Düsseldorf，1960，S．599 616，以及Volker R．Berghahn，Der Stahlhelm-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 1933，Düsseldorf，1966，S．263-274。
[74]例如参见Hugenberg to Hitler，19 Apr．1933，in the unpublished papers of Alfred Hugenberg，Bundesarchiv，Koblenz，vol．89/94-96。
[75]对这一事件最详尽的叙述，参见Fritz Günther von Tschirschky，Erinnerungen eines Hochverräters，Stuttgart，1972，S．99-105。
[76]除了在注268中引用的文献之外，同名的第二卷文集在1933年秋发表。参见Franz von Papen，Appell an das deutsche Gewissen：Reden zur nationalen Revolution，Schriften an die Nation，nos．51/52，Oldenburg，1933。
[77]Edgar L．Jung，Sinndeutung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Oldenburg，1933．
[78]Edgar L．Jung，Sinndeutung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Oldenburg，1933，S．10 24，46 50，78 92，98 103；Jung，“Die christliche Revolution”，Deutsche Rundschau，59，no．11，Sept．1933，S．142-147．
[79]关于这场大会最为详尽的当代报告，参见Wilhelm Spael，“Die dritte soziologische Sondertagung des Katholischen Akademikerverbandes in Maria Laach：Die nationale Aufgabe im Katholizismus—Idee und Aufbau des Reiches”，Kölnische Volkszeitung，30 July 1933．更进一步的信息，见Wilhelm Spael，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im 20．Jahrhundert：Seine Pioniere-und Krisenzeiten 1890 1943，Würzburg，1964，S．308 310，以及Klaus Breuning，Die Vision des Reiches：Deutscher Katholizismus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1929 1934），München，1969，S．207-211。
[80]关于容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参见Forschbach，Jung，S．80 81。
[81]关于巴本的评论的文本，参见Papen，“Zum Reichskondordat”，Der katholische Gedanke：Eine Vierteljahrsschrift，6，1993，S．331 335。
[82]Jung to Tschirschky，20 Oct．1933，BA：R 53/93/31．
[83]Forschbachf，Jung，S．89．
[84]Undated excerpt from a letter from Jung to Reusch，appended to a letter from Reusch to Springorum，12 Jan．1934，Haniel-Archiv，NL Reusch，400101290/36b．
[85]Springorum to Reusch，22 Feb．1934，Haniel-Archiv，NL Reusch，400101290/36b．
[86]Jung to Hässig，6 Oct．1933，NL Jung，P．
[87]Jung，manuscript of a lecture entitled“Sinndeutung de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at the University of Zürich，7 Feb．1934，NL Jung，VIII；The report of his lecture in the Neue Zürcher Zeitung，8 Feb．1934，no．228．
[88]“Denkschrift Edg．Jungs an Papen，verfasst im April 1934”，ACDP：NL Forschbach，I 199/014/2．这份备忘录的一个复本也陈列在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in München，FA 98，2375/59。
[89]对于德国1934年春出现的动荡的苗头，参见Deutschland-Bericdhet SOPADE I，no．1，17 May 1934，S．9 22，以及no．2，26 June 1934，S．99 122，164 174。关于1934年政治危机的背景，参见Hermann Mau，“Die‘zweite Revolution’-Der 30．Juni 1934”，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1953），S．119 137，以及Helmut Krausnick，“Der 30．Juni 1934：Bedeutung-Hintergründe-Verlauf”，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Das Parlament”，3，no．25，30 June 1954，S．317 324。以及Wolfgang Sauer的经典研究“Die Mobilmachung der Gewalt”，in Karl Deitrich Bracher，Gerhard Schulz，and Wolfgang Sauer，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ä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Köln-Opladen，1960，S．897 966。以及优秀的博士论文K．-M．Grass，“Jung，Papenkreis und Röhmkrise”，S．171 198。196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博士论文Kurt Gossweiler，Die Röhm Affäre：Hintergründe-Zusammenhänge-Auswirkungen （Köln，1983）是对纳粹掌权时期保守主义反对派本质的严重误读，丝毫不能严肃对待容和他的同事的努力。
[90]重建容和其他副总理府的同事在1933年下半年和1934年上半年所建立的联系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关于容在这一时期最可靠的叙述，参见K．-M．Grass，“Jung，Papenkreis und Röhmkrise”，S．199 212．F．Grass，“Jung”，S．343 344；Tschirschky，Erinnerungen，S．102 105，154 155；Forschbach，Jung，S．83 104；Pechel，Widerstand，S．76 77。关于当时存在于保守主义圈子中的思考，参见Martin Sommerfeldt，Ich war dabei：Die Verschwörung der Dämonen 1933 1939：Ein Augenzeugenbericht，Darmstadt，1949，S．56 62，65-70。
[91]Schleicher to Moysischewitz，16 Apr．1934，引自Forschbach，Jung，S．105。信件原件归Karl-Martin Grass所有。
[92]Tschirschky，Erinnerungen，S．103。能进一步证明罗伊施同容在1934年夏紧密关系的是1934年6月罗伊施请他在柏林的代表Martin Blank，亲手递送给容的信。参见Reusch to Blank，15 June 1934，Haniel-Archiv，NL Reusch，4001012924/12。罗伊施的信没有留存下任何版本，很可能是在容被捕并被杀之后，罗伊施毁掉了他同容的所有通信。
[93]关于容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见Leopold Ziegler’s account of his conversation with Jung on 21 May 1934，Ziegler，“Edgar Jung”，S．125 135；Forschbach，Jung，S．110 113。
[94]Tschirschky，Erinnerungen，S．172-179．
[95]Ebd．，S．164-172．
[96]Forschbach，Jung，S．114-115．
[97]Tschirschky，Erinnerungen，S．172。关于巴本的完全含混——如果不是自我歌颂式的对这场演讲及其起源的叙述，参见Papen，Wahrheit，S．345-349。
[98]Franz von Papen，Rede des Vizekanzlers von Papen vor dem Universitätsbund Marburg，am 17．Juni 1934，Berlin，n．d．（1934），S．9．
[99]Ebd．，S．10-11．
[100]Ebd．，S．14-15．
[101]Tschirschky，Erinnerungen，S．171．
[102]Papen，“Befehl an das Haus！”，18 June 1934，BA：R 53/49/28。关于巴本1934 年6月18日与希特勒的见面，参见Papen to Hitler，27 June 1934，in the records of the adjutant to the Reich chancery（Bestand NS 10），vol．50/15 16。同样，可参见巴本对事件发展那让人误解的叙述Wahrheit，S．349-350。
[103]从Das politische Tagebuch Alfred Rosenbergs aus den fahren 1934/35 und 1939/40，ed．by Hans-Günther Seraphim，Göttingen，1964，S．31的记录来看，希特勒在三天前已经下达了逮捕容的命令，并且决定不迟于1934年6月27日采取对副总理府不利的行动。关于这一关联，参见对Rudolf Hess日益激烈的公共批判，“Von der Revolution zum Aufbau”，25 June 1934，in Reden，München，1934，S．15 32，以及在1934年最后一周其他纳粹领导人开始反对社会和政治复辟的行动。
[104]关于容的被捕与被害，参见F．Grass，“Jung”，S．346 347。关于在副总理府发生的事件，参见Papen，Wahrheit，S．351 358，以及更可靠的叙述Tschirschky，Erinnerungen，S．181-189。在这次清洗中去世的人员的名单，参见Heinrich Bennecke，Reichswehr und der“Röhm-Putsch”，München-Wien，1962，S．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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