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暴力和男性原教旨主义——恩斯特·容格尔对保守主义革命的贡献[1]
贝恩德·韦斯布罗德 撰
王 蓉 译
战争成为20世纪的构成性体验。笼罩在前所未有的暴力阴影下的世纪末，“伟大的战争”获取了新的意义。这种意义的获得，与它以战争结束战争的方式无关，而在于将那随着战争的推进而实行的军事暴力大规模地渗透到公民社会之中。这一创伤性体验促使欧洲变成一个幸存者的社会。它把他们的集体记忆转变成为不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记忆——就好像弗洛伊德的“神奇板”——在这种民族共同体的记忆中，有关军事暴力的记忆可能被覆盖，但从来都不曾被真正地清除。[2]
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英语世界，所谓的“现代记忆”的形成一直处于军事和文化历史斗争之间的无人区。[3]相比之下，在德国，有关民族和集体的“八月体验”[4]却经常被唤醒，仅仅当历史学家开始调查战争可能引发了不同的思想潮流——比如探索士兵的家书中表达的有关战争的不同含义时[5]，那种人们共享的、集体的“八月体验”的观念才逐渐开始消隐。在这个过程中，“体验”本身的认知意义逐渐成为战争历史研究的中心。显然，体验这一范畴经常被滥用，它可以为“历史的真实所在”提供一种欺骗性的速写，抑或用来验证私人或者集体“身份”的核心。事实上，当历史学家谈到“身份”，他们往往徒劳地试图将互相矛盾的个体体验——更不用说集体体验——牵强附会地维系到一起。士兵的身体体验就以这种方式突变为一种民族身份问题。[6]
暴力要以一个有形的、具体的主体为先决条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个人体验和集体体验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这不仅仅表现为集体认同和个人身份的对抗，更根本的是，它关系到国家如何建立的问题。通过战争，国家归属感获得了身体上和情感上的维度。我们可能会说，“想像的共同体”无法离开“想像的自我”。因此，以“宿敌”（在德国、法国语境中）概念为例，它源自于对国家和性别的不安全感的逃避。[7]实际上，在现代性对身份的追寻中，国家和民族建设中的男性气概似乎是决定性的因素。[8]在德国，民族建设的进程至少可以追溯到所谓的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直到群众被“国有化”为国民之时，才达到了后来全民备战的期待[9]。在世纪之交的文化批判中，这一令人兴奋的混合物又被注入了后尼采主义“对绝对的向往”（特勒尔奇），并用根本性、内在性、坚定性的多元身份特征及其神秘的遗迹，标示出了“现代性的主显日”。[10]
《钢铁风暴》第一版卷首，容格尔佩戴勋章的肖像
战火下的凡尔登战场
如果现代民族主义需要具体的主体将这些神秘的信仰转变为一种拥有社会持久性的神话等同物，那么“一战”则将其对物质的破坏与侮辱的重点集中于对人体的猛烈攻击之上。在下文中，军事“体验”和男性“身份”因此应该被看作解读带有语言学和历史学编码的现实情况的密钥，引领我们去了解战争的文化史。一战终结了公民社会的核心幻象：关于民事安全的错觉。对现实进行所谓有意义的描绘的整体意义也遭到了战争的质疑。大规模死亡的体验导致了一种自我反省的困境，即必须去面对新形式的记忆和哀悼。[11]在意义这种令人痛苦的土崩瓦解的情况下，作家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在表现自身战争体验的文学作品中，创建了一套新的陈述方式来构建其果断的政治身份。下面的文本细读将试图展示，他的自我阐释如何促使其产生了一种关于战争的决定性解读，即把战争看作“男性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学校。[12]
作为个人档案的《钢铁风暴》
在这样的背景下，恩斯特·容格尔首先并主要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既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军国主义”思想的开创者，又是保守主义革命的宣传家。[13]可以肯定的是，自1982年他被授予法兰克福市歌德奖之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这些源头已经逐渐消隐在背景之中。容格尔于1998 年2月17日辞世，在彼时的公共悼词中，早期的暴力体验这个污点几乎没被提及丝毫。这位已满102岁且被誉为文学英雄的作家，成为“德国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学自我救赎从“德国灾难”——二次大战的道德败坏——带来的污淖中摆脱了出来，这被证明是他第二个迟来的名望产生的真实原因：“容格尔被当成反民主主义思想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国家利用他来获取其民主自觉和合理宽容的限度。”[14]
“然而，保守主义革命也是战争”，汉斯·策雷尔（Hans Zehrer）——这个时代的另外一位亡魂——如此指出，言辞带有其典型的激烈特征。[15]战争是容格尔的主题，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的主要作品《钢铁风暴》（In Stahlgewittern，1920），在随之兴起的战争文学的井喷之中（其中包括1928年埃里克·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由仅被贫民区的军事爱好者喜爱，一跃成为最畅销图书，并最终成为“第三帝国”的狂热圣典（然而，容格尔在1924年重印的第三版中，删除了书中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段落）。[16]尽管日耳曼人的浪漫气质很少能获得追求实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认同，但这本书在国外也获得了成功，即便到了今天，在法国依然能找到容格尔的粉丝。[17]
年老的容格尔接受“德国之声”采访
《钢铁风暴》使容格尔一夜成名，这可能是因为他对消耗战的现实主义描述——其他的战争小说也以此为特征，但是，正像我即将在这里展示的，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提供了对战争体验的独特解释。[18]这份日记体裁的文本，实际上是一份历史性的“个人档案”，一份作者对自己作为作家（稍后我们将重述此点）和作为人的身份进行探索的证明。[19]由于提供了自我探究的证据，就像虔信派教徒把良心的剧痛诉诸纸上或者宗教时代的忏悔文学，自我书写不仅仅提供了在新纪元获得救赎的希望，而且也为走进真实的自我提供了机会。主体性结构的规则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历史资源，因为——总是以密友或者公开的大众为目标——借助于自我阐释，他们打开了对时代进行阐释的视界。年轻的容格尔希望通过描述自己，把自我的信条作为“体验历史”的素材、新文化史的优越资源。在这种文化史中，文化代表了意义阐释的历史形式，而不像已往那样把文学归入高雅文化的势力范围。
但是困难源于文本本身：在《钢铁风暴》难以计数的修订版本面前，任何简单的外部分析都宣告失败。直至1961年容格尔文集的第六版出版，该文本才逐渐地文学化，文本中第一人称讲述者的民族英雄主义有助于削弱其对战争经验的审美化，而通过用代称“某人”取代“我”，他的嗜血性和对战斗的沉迷也逐渐失去了个性特点。[20] 1924年，战争期间出版的第三版，也被证明——超过1920年的第一版和1922年的第二版或者1934年（在某一方面）更为温和的第四版——是一篇民族主义的忏悔之作，正由于这一原因，它必须且将要在容格尔的政治新闻文章的语境中来阅读。[21]不同阶段的修订工作表现出的自我解释模式，无论如何不仅记述了容格尔作为作家的野心，同时也描述了这部作品作为个人档案的文本特征。
在他的第二本战后杂志《辐射》（Strahlungen）的前言中，恩斯特·容格尔自己证明，一个持有“地震仪”的人毕竟不能为地震负责。[22]这个常用语不仅仅只是帮助作者形成一种作为民族社会主义美学对应物的自我风格，而且表达出他在战前发表的带有预言色彩的寓言《在大理石危岩上》（Auf den Marmorklippen，1939）里，已经发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同时即便摆脱这个语境，这句话也符合资产阶级阅读大众对于道德冷淡的需要。[23]在任何情况下，打破这种持续的自我阐释以及后来围绕在容格尔及其作品周围的如同西班牙舰队一样多的评论家的学术研究界限，都是很不容易的。直到最近，德国政治家仍乐于从这个“勇士、无政府主义者和伐木工”[24]所带来的金色光辉之中获取满足。不论场合多么不合适——比如在7月20日，刺杀希特勒（容格尔肯定与此相关，尽管他从未承认过这点）的20周年纪念日。最后，容格尔《圣经》般的长寿为他在“后历史”中的斯多亚派立场增添了一种神秘的确认。[25]
然而，这里使我感兴趣的，不是容格尔作品的文学声望或者二战后实际存在的“容格尔现象”（这个现象让他声名鹊起直至今日依然显赫），换句话说，德国社会道德的自我扭曲。[26]相反，我主要致力于去审查他在处理自己的战争经验时运用的文学和政治形式，目的在于破译他那一代人［对战争进行］诠释的语言，正像雷马克在他的战争小说的序言里陈述的那样，“即使它躲过了子弹，但仍毁于战火”。[27]《钢铁风暴》，虽目前的版本仅仅题献给“堕落者”，但它是在容格尔父亲的鼓励下，诞生于1920年，并由作者自费出版。1922年，一家正式设立的军事出版公司出版了《钢铁风暴》的第二版，容格尔脖子上挂着“蓝玛斯克勋章”，以积极的军官和战争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图片里。出版于1924年的第三版的序言和结尾，都明白地将这本书看作民族主义的战争书籍。最后一行——在英文和法文译本出现后的1934年重新修订的［德文］版本中被删除——显示：“只要刀刃还在黑暗中闪烁燃烧，就意味着：德意志存在着并且永远不会灭亡。”[28]在1929年，通过《冒险的心》（Das Abenteuerliche Herz）的审美祈祷，容格尔据说转变成了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作家；在1932年，他又塑造了与令人憎恶的资本家相对立的完美的“工人”形象，然而，战争仍然是其作品和自我反省的中心。因此，《钢铁风暴》不仅仅被不断地“歪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29]，与此同时，原始文本，那些不吉利的战争日记，却没被公开发表。容格尔也多次回收和改写他的战争经历，有时逐字逐句地重用那些场景（《树林125》［Das Waldchen 125］，1925），有时从事对血的确定性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探索（《火与血》［Feuer und Blut］，1925）。然而，在1922年的《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Kampf als inneres Erlebnis）中，[30]容格尔提供了军人的实际心理报告，间接承认了“《钢铁风暴》中有关战争的精确的‘外部’体验无法与一个英雄的解释体系保持一致”[31]。所有这些都可以套用尼采的解读——这是一个沉醉于血腥狂热之中的铁血勇士的狄俄尼索斯式的自我发现。通过在《汉诺威信使报》（Hannoverscher Kurier）连载的小说《风暴》（Sturm）片段中的战地作家，容格尔仍旧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欺欺人中寻找他的战争。1923年，当16个章节都没有取得成功时，连载被停止了。容格尔，如此自信的一个作家，后来也只能停止出版这一作品，因为这是他承认失败的证明——无论是作为英雄还是作者。[32]
首先——这些直到今天仍然处于被压制状态——从1926年到1930年，作为“新民族主义”的提倡者，容格尔的《钢铁风暴》再次被出版。在其间连续发生的140起政治骚乱中，《钢铁风暴》的战争体验得到了行动主义者的持续诠释。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激励介于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钢盔党”*运动之间的知识分子力量最终进入“最终的国民阵线”之中，尽管它拥有极强的政治亲和力，但其民族社会主义的形式最终不能使他满意。[33]这里也一样，虽然战争体验是他的内部政治指南。所有这些文本，但首先是那些至今仍让人尴尬的、继续被掩藏起来的文本，都应该被当作《钢铁风暴》的重写本来阅读。正是这些充满修正、叠加、说明与自我诠释的复杂指涉结构充实了战争经验的核心。它们结合了历史学和传记学，创造了一个抵制纯粹诗学批评的个人档案，正如卡尔海因兹·布赫尔（Karl-Heinz Bohrer）在他的《恐怖美学》（Aesthetik des Schreckens）中用博学的文学功底证明的那样。[34]
《钢铁风暴》的男性狂热
但是，首先让我们转向文本本身：在《钢铁风暴》中，容格尔用一种凝练的、几乎简洁至冷峻的语言记录了来自前线的大部分报告，其中夹杂的他在日常生活中的震惊、田园牧歌式的对自然的近距离观察或者对于杀戮的习以为常仅仅说明了一个问题：作者在面对战壕里怯懦而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时表现出的自律性（第46—47页）。只有那些文章才能将作者带入战斗并证明他作为风暴军团领袖的勇气，才能允许语言与他进行斗争。这些文章只有一个单一主题：作为男性的狂喜感觉。
《钢铁风暴》1922年版封面
《钢铁风暴》1929年版封面
克劳斯·斯韦莱特（Klaus Theweleit）对自由军团（Freikorps）文学“男性幻想”的心理解读，可以轻易地运用于作者英雄式的基本情感构造。[35]根据这一解读，作为风暴军团领袖的容格尔的“钢铁形象”显示出，用来控制和防御冲动的“防弹衣”只有在消灭敌人肉体的身体行动上才能满足那些“合一的渴望”，只有在血腥狂热的危险中才能获取救赎。根据这一观点，战争没有发生在兰格马克（Langemarck）、康布雷（Cambrai）或任何其他貌似能为该书提供立体结构的地方，而是在作者自身的身体内部。重复的日记条目也没有遵循时间结构，在其中人们的伤亡人数就像简洁的计数儿歌一样被列举出来。相反，若循着时间结构，那么叙事的增速，则反映了内心的激动，这就会驱动作者的文学表现达到战争的狂欢高潮。
因而，在观察者寡言少语的偷窥癖、下流的动作和不可动摇的冷静背后，潜藏着并被嵌入特有的语言中，一个勇士形象由此设定，在这里与其说勇士为了战争而存在，毋宁说战争为了勇士而存在：
我们离开了演讲大厅、教室和身后的工作台，［我们翻开了特殊的第一页，并且］经过几个星期的训练已经被凝聚为一个伟大的、令人鼓舞的群体。成长在和平年代，我们所有人全都感到了对不平凡、对巨大危险的渴望。之后，战争如同迷狂般地将我们裹挟其中。怀着对玫瑰和鲜血的迷醉心情，我们在漫天花雨中动身。战争一定会带给我们伟大、力量和崇高。在我们看来，它是男子汉的行动，是在鲜花遍地、鲜血滴露的草场上，一场愉悦的交火。[36]（第7页）
“血腥庆典”（第135页）将会来临，却是在流淌着鲜血的土地上，而非鲜花漫布的草地角斗场。身体仍是同一个，尽管由危险的震颤和倒下尸体的重生重新焊接在一起：也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文化的焦虑”的根源，人类在生死之间所感知的“神秘性”[37]在这里变成了从容不迫的程序：
我的记忆里尤其强烈地刻印着那些被撕裂却仍旧冒着热气的画面，就如同我刚刚在进攻之后走近他们。日间岗哨已经在值守，但是战壕仍然没有被清理。到处是被阵亡者掩盖的哨所，在他们之间，好像从他们的躯体里生长出来似的，站立着新的荷枪的接防部队。这样的景象招致了一种奇怪的麻木状态——似乎片刻间消弭了生与死之间的区别。[38]（第97页）
然而，在语言和叙事措辞上，其实际的高潮，却发生在与战斗中的敌人那破坏性的联合，英勇的男子汉的决斗中。战场上火力的爆发，“钢铁风暴”向战壕的倾泻，风景的破坏，火红的土墙的升起，战斗的实质场景，这些容格尔后来因之被多次称赞的现实主义的重现，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沉醉，目的是为真正的高潮——男人之间一对一的相遇——作准备：在这里，血液为了自己可怕的激情而燃烧，为了无力的救赎而洒落：
在战争那所有激动人心的时刻中，没有哪一刻能够像两个突击队的队长在狭窄的战壕土墙间的相遇，来得更强有力了。这一刻没有退路、没有怜悯。在他们的王国看到过他们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战壕里的王子，有着冷酷而刚毅的脸庞、锐利而残忍的眼神，勇敢而灵活地向前或向后跳跃着，奋起迎接着来自时间以及那些曾被提及但却没能被利索杀死的人的挑战。[39]（第244页）
他的报道的确提及了他们，当然，别的一切事情都只是表面功夫。像其他适合被引用的低劣描述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繁琐准备的价值只不过在于增强了通往高潮的张力，在这里压抑的、撩人的书写最终得以爆发出来。在最后伟大的战役中开始进攻，1918年的春天攻势及其带来的大量伤亡，使他意识到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死去，“竹马鞭”仍握在戴手套的手中，孤独地处于人群之中，眼前涌现血幕，这些都被“无法抑制的杀戮的渴望”点燃，他认为“我们的脆弱性现在走向了完结”：
强大的毁灭欲望笼罩在战场之上，在我们的脑海中积聚浓缩，在血雾中深潜沉浸。我们用破碎的句子，哽咽而断断续续地互相呼喊着彼此，或许一个超然的旁观者会认为我们沉浸在过度的幸福之中。[40]（第260—261页）
实际上，这个印象并非是误导性的，这段重新改写的文章展示出的狂热正是容格尔试图表达的。在沉醉于杀戮狂潮的这种极端状态下，作者进入了他自身。在这里，他拥有自我快乐的信心，这一快乐却掺入和夹杂在反复的血之隐喻中。在这里，他可以说，受到那致命一击（coup de grace）的死亡必然性带来的影响，他体验到了“沉醉的自由与轻盈”：“特别奇怪的是，这是非常少有的我称之为真正快乐的时刻之一。”（第317页）在这里，用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学家的话来说，25岁的容格尔，释放了他“对权势的愉悦感受以及几乎不加掩饰的极其兴奋的幻想”[41]。
在这种探寻目光的主导下，更微妙的语气能被轻易地辨认出来。17岁的珍妮和她的“直布罗陀的小军官”[42]（第76页）那难得的冒险，与这种狂喜完全不相关。那些没有被血幕蒙蔽眼神的冷静的收藏家，把被子弹洞穿的印度勇士的钢盔——以及他自己的“复制品”——带回家作为战利品（第172，246页），直到今天，他们通过智取赢得的那些死亡战利品仍然受到正式宾客的崇拜。在对大屠杀的欢乐与忧伤进行大肆鼓吹的过程中，只产生过两次真正的中断。第一次是他与受伤的哥哥在鲜血横流的兰格马克战场上的相遇。第二次源自直接的打击，即他把自己的人变成了“一种冒着烟气在大锅深处缓慢燃烧的黑色物质”（第252页）。他两次都受到影响，并使我们得以窥见能够超越坚韧的勇士意象的人类能力，正是这一臭名昭著形象的缺席使得整个文字上的大屠杀如此令人难以忍受，换句话说，削弱了同情的能力。
容格尔（左）作为突击队队长（1917）
作为新兵的容格尔（后排中）与战友（1914）
容格尔无视战争的规则把哥哥从危险地带转移出来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他在面对危险时的情感脆弱性，在这一状态下，为了救哥哥他会不顾一切甚至向他的下属开枪。因为对容格尔来说，“最接近［他］内心”的哥哥一直以来都像是“母亲的代表”（第186页）。[43]他哥哥弗里茨（Fritz）在相应的日记片断中对兄弟情谊的确认，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后者也谈到了作者只在另外一个场合落泪的情况。在直接交火中失去了同伴的他精神走向了崩溃——最后，人们禁不住说：“他伏在地上，突然发出痉挛性的哭泣声，与此同时，人们则冷冷地环绕在他的周围。”（第253页）
男性体验的内在冲突
因此，毫不意外地，容格尔把他真实的自传性作品（《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1922）[44]，献给了他的哥哥弗里茨——纪念我们在兰格马克郊外的日子，并且为弗里茨有关民族主义游行的纲领性文章（《民族主义的部署》，1926）提供了一篇颇具启迪性的自传性前言。[45]这个转变是清晰的，并多次重构了与《钢铁风暴》的基本内容以及与死亡意义的联系。为了“证明他对待自己行为的严肃性”，这至今看来仍意味十足：一旦时刻主宰命运的帝国崩溃，那么，除了记起生活的狂热汹涌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曾保存下来。这种狂热的生活状态强有力地揭示出它在这里的真实意义，即“作为一场供众神取乐的辉煌且富于变化的游戏”（《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第xv页）。容格尔在“永恒战争”的链条中寻找并定位自我，永恒战争有时平静无波，但当地震时它却如火山喷涌。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由自己的欲望驱动，是自己行为的殉道者。他们代代相传，并不断生成战争：
在这里，通过一场狂热的狂欢，真正意义上的人对他曾经错过的一切进行了弥补。在这里，那些被社会和法律压抑太久的欲望，重新成为惟一神圣之物和终极的原因。
毫无疑问，这就是他寻求的意义：充满魅力的食肉动物，尼采说的作为动物的原始人在“残酷的决定”中得以重生：“我们像潜水员一样把我们自己投掷在体验之中，然后以转变后的形象回归。”（第3页）[46]
人们可以通过审美距离，将其看作一种尝试，即与黑色魔幻乘客的一次虚幻交流，或者是一种对文学英雄之认可的微妙探寻。但是自我催眠式的语言将占据一个可怕的怀疑的核心，在那里除了狂暴一无所有，而这所有都被看作是一件好事。在这里，对于《钢铁风暴》的狂欢式阅读变得清晰明确，正像《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一开始为我们提供的一首有关鲜血的真实颂歌：当两位勇士“以最直接（赤裸）的冲突形式为了生存而战时，且他们中只有一人可以踩着他击败的对手的尸体踏上更深层次的生活之路，他将会发出获取认可的、恐怖的嗜血叫喊！”语言在这里爆发，带有在战争中才能出现的令人兴奋的压力：
敌人的眼神不仅能带来极端的恐惧，亦可以释放一种沉重的难以忍受的压力。这对于那些从没为了生存而战斗过的人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笼罩在战争之上的鲜血带来的感官快感，就如同一股红色的风暴掠过黑色的船只，夹带着近似于爱的无尽的热情和气势。[47]（第8页）
每个句子都是一场突袭，因此它以此为根据，每个字都带有淫秽的气息。它倾泻而出的不是血，而是攻击性的恐惧带来的快乐，以及对于投入爱的无能为力。它溢出的每一个词语都唤醒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爱之夜”：“炮火的洗礼”，
……当血液在大脑和血管中卷起漩涡，如同在渴望已久的爱情夜晚来临之前，以及更加疯狂、更加热烈的……炮火洗礼，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雄性气息，以至于每一下呼吸都被麻醉，人们忍不住哭泣起来，却找不到原因。哦，只有男人的心能感受到这些！[48]（第11页）
这是作者的血之梦。在他有关“荣耀”、“爱”或者“勇敢”的更深入的章节中，又多次梦到他回归自己的秘密主体之路：那个在战斗中证明自身的强迫性雄性生物——男人。战争将那些“辉煌的肉食动物”变成了“爱的雇佣兵”，这种爱与其说源自人类习俗，毋宁说来自性冲动。“我们不能对它加以否定，否则将会被它吞噬”，“战斗的欲望”是每个文化的吸引力核心，无论何地，只要一旦“男性勇气”消失，那么文化就将成为长着泥脚的巨人。
因此文本摇摆着，不断寻找着“男性气概的真正内核”、“沉醉于自身的勇敢”（包括语言上的），直至最终走向心醉神迷：
这种神圣的状态，不仅赠与了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爱，也赐予了伟大的勇气。热情为男性精神裹挟以至于血液在血管中沸腾般地喷涌，在心头灼热地穿流。这是超越所有迷醉的癫狂，是一种挣脱所有绳索束缚的解放。它是一种毫无顾忌没有界限的肆虐，惟有大自然的威力能与之匹敌。此时的男人如同呼啸的风暴、怒吼的海洋和咆哮的雷鸣。之后他融于宇宙之中，像子弹一样穿越黑色的死亡之门向目标飞驰。黑色的巨浪向他袭来，他似乎长时间失去了意识。这就如同海浪回归奔流澎湃的大海一样。[49]（第53页）
在《钢铁风暴》中，这一觉醒的积聚还不十分清晰。但是男性对死亡的渴望以及融合在身体的狂喜之中的恐惧，隐藏着战争的意义，正像它之前曾被寻求的一样：“对于战争，就其核心来看，”容格尔写道，“只有一个观点。它是最具男性气质的形式。”（第53页）
容格尔的问题是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正像东德剧作家亨纳·穆勒（Heiner Müller）说的那样，“在能够接触女性之前，他经历了战争”[50]。但是容格尔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却带来了政治后果：是男性的忧郁而不是战争本身的灾难，促使容格尔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中寻求庇护：“战争当然应该以原因为根据，但是原因的合理性更需要战争的证明。”（第48页）只有当男性态度本身起作用时，所有死亡都不会是白白牺牲的观点才会得到认可：它美化战争，并为之献祭。这是容格尔的《钢铁风暴》浮现出的信条，它带领我们直达容格尔“新民族主义”的政治核心。
挽救民族的政治男子气概
军旅生涯结束了，动物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起色，文学方面的成功也无法预料，当魏玛共和国的政权变得稳固下来之时，容格尔1923年之后带着这个打算进入了激进主义的阶段。在结束作为撒克逊地区“罗斯巴赫自由军团”（Freikorps Roβbach）的领导人短暂任期之后，他成为革命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最初是在钢盔党的圈子里，然后是青年战斗团，最后甚至和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混在一起；在与凶残的“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保持联系的同时，他还与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民粹袭击者以及对民族主义阵线尚不熟悉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保持着联系。作为自封的“新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容格尔所关心的不是具体的政治目标，而是通过强化、激进化以及拔高战争来达到将国家神圣化的目的。[51]
如果我们考察容格尔在民族主义的右翼期刊或者《民族观察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的一份补编中的观点，就可以清楚地发现战争体验在容格尔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从刊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些民族主义右翼期刊的内容：《旗帜》（Die Standarte）、《阿米尼乌斯》（Arminius）、《前进》（Der Vormarsch）、《未来》（Die Kommenden）。整整一代的前线战士在“英勇的民族主义”的语言中发现一种交流代码，容格尔在他的《钢铁风暴》中对这种交流的语法进行了清晰地阐释：目的在于将战争的所谓“让生命在绝境中升华”（《钢铁风暴》，第292页）转移到政治舞台之上。的确，这就是对他的政治信条的总体概括！
为了达到男子汉承诺的极限，即绝对的无畏，战争——“终结资产阶级时代的伟大的、红色的最后一击”[52]，使激烈化的工作在此时显得极为必要：
促成这些年轻人与众不同的原因，不在于他们为了这个或那个而战斗，而在于他们去战斗本身；不在于他们信仰这个或那个，而在于他们感到信仰本身的力量；也不在于他们带着巨大的激情去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国家而奉献，而在于这种激情根本就是他们具备的能力……法西斯主义者称之为“新价值”，德国青年骑士团（the Young German Order）称之为“英雄主义”，钢盔党则称之为“先锋精神”。但从根本上来讲，它只是一种感受，一种民族主义的纯粹和尖锐在各处推行之后的一种感觉。它是一种从命运和鲜血的角度去理解和建构生命的意志力。它是战争创造的新的上层阶级的意志，是最无畏者的选择，他们的精神不会被世界上的任何物质摧垮，并且感受到了统治政权对它的召唤。[53]
这一朝着最后决断推动的空想信仰，使得容格尔像卡尔·施米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一样成为一个决断主义者，在战后尽管也出现了紧张的情况，但他们仍是同一阵营的队友[54]。他们三个人都是“伟大时刻的爱好者”，都响应克尔凯郭尔式的（Kierkegaardian）信心的“跳跃”的召唤，然而他们都仅仅是“虚无的基督再生论者”[55]。因此，容格尔满腔热情地接受了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并称赞其政治的“敌友定义”是一个“军事技术上的特殊发明”，是一个“在沉默中爆发的地雷”。[56]充分的决心保证了最激进的联系，关于战斗的设想也完全避免了实际决定的必要性：用克拉科夫（Krockow）的话来说，容格尔对“消失的动机”的坚持无非是资产阶级面对自由时自我逃避的表现；他热烈的激情是对责任的“离弃”，他对所谓的必要性的英勇归顺仅是对资产阶级理性的否定，他对无条件冒险的挚爱也只不过是知识分子为“英雄思想的纯正”[57]所作的牺牲。
对容格尔来说，男子汉的态度才是真正的要旨，它是救赎的同样不确定的希望。他也认为这会产生“强人”：虽然“领袖”还未出现，但是“未来国家”的形象已经在战争体验中展现了出来。1926年的一天，容格尔在他的呼吁《参战》（Schliesst Euch Zusammen）中写道：
……德国化会突然成为现实……，没有妥协、没有选举、没有切割地站立起来。是的，我们需要德国化，我们竭尽所有的可能也要得到它！未来国家的形象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清楚。它的根基会四倍于之前，它将是民族的，它将是社会的，它将是无畏的，它将被更权威地建构。[58]
同时，我们必须补充，它将是一个崇尚男子汉气概的国家。容格尔自愿将吸引“从血统讲属于我们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和为新民族主义领袖指路的任务背负于自己身上，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去做必须要做的，以及命运要求做的事”。
在为他哥哥1926年的民族主义小册子写的序言中，容格尔再次重复了这句话，同时也与作为《钢铁风暴》秘密核心的——我们在此引出的男子汉计划非常完美地保持了一致。这是这些年不断被重复的容格尔式的礼拜仪式。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事情的起始——战争，“在战壕这个灼热的子宫中把我们设想为新品种而加以孕育”，是对所有有用的、令人愉悦的、务实的事情的摒弃，是为“去做命运要求的必须去做的事”的奉献，是作为营救行动的新民族主义的男子汉基础，民族主义寻求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权利而是为了责任，“那是一个每个个体都必须为之牺牲的冷酷而坚忍的世界”[59]。
因此，在其的生活转向文学之前，容格尔在他的《冒险的心》（Das Abenteurliches Herz）中将自己美化成一位作家，他成为战争的代言人，勇士的男子气概则是他的政治计划：“这种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是战争。关于战争，那些作家和知识分子想要说的，无法引起我们的兴趣。战争是对鲜血的感受，因此惟一重要的是［真正的］男人如何看待它。”[60]他发出了拔动男人心弦的最终呐喊：“我们向鲜血致敬……我们向未来致敬……我们向死亡致敬……德国，我们向你致意！”计划与合法化最终分二为一。
这个计划超出了小规模民族主义革命圈子的政治立场，这个圈子不久之后就发现自己被民族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遮蔽了光彩。就像我们在容格尔身上看到的，它具有神话的深度且更进一步，声称要去寻求激烈的决断。这也在容格尔于1930年9月《南德意志月刊》（Süddeutsche Monatshefte）上发表的有关所谓“犹太人问题”的观点中变得清晰起来，《南德意志月刊》是一份严肃的、为保守的中上阶层编写的月刊。这份杂志将容格尔看作是新民族主义的代表，并把向他征集的稿件与其他犹太作者、基督教士和民族作家的文章放在一起发表。[61]无疑，容格尔不想与这种令人倒胃口的、徒劳的反犹太的“细菌猎手”的手段扯上关系。对于“文明的犹太人”，尤其不能通过“仅仅表面的净化”来进行处置。他对德国能有一个“具体而更坚强的解决方法”寄予厚望。在对德国性的男子汉——英雄模式的追求中，容格尔相信，“犹太人问题”会自动得以解决；因为“伟大的、炽热的太阳照耀着英雄的生活”，就算是“最隐蔽的病菌”也会被毁灭：
有关典型的德国人外形（完全形态）的知识和认知，明白而清晰地区分出了犹太人的外形，如同清澈静止的水会将油层清楚地呈现出来一般。当犹太人作为遵从自己律法的一股特有力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传染性的从而就能避免对德国造成威胁。对抗他——所有伪装的控制者——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看到他。[62]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强调，这种“淘汰论”思想的精巧模式绝不能为大屠杀提供辩解。虽然有别于种族反犹太主义，但它与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日耳曼人信仰”传统完美地保持了一致，并且19世纪末这一思想的预言家后来成为了魏玛时期的畅销书作家。这是直接引用保罗·德·拉加德的观点，他带有民族气息的种族反犹主义为他在魏玛共和国赢得了名望，并使反犹主义在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圈子里几乎成为理所当然之事。[63]不管怎样，容格尔公开声称的对正统犹太教信仰的妒忌，使他和拉加德一样没能成为“虚伪的”亲犹主义者（philosemite）。相反，他的反犹主义与在《德国圣经》（Deutsche Schriften）[64]中表现出的自信信念一样，恰恰都源自绝对的天性。
无可否认，这和后来有道德高度的《在大理石危岩上》（1939）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尽管如此，这一决断的计划和语言在1930年仍然存在：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德国人倾向于接受清晰度和外形，对犹太人来说，在德国成为一个德国人是个非常脆弱的妄想，是站不住脚的。他发现自己面临着最后的抉择：在德国做犹太人或者不做。[65]
这种反犹主义明显不是我们在《前锋》（Stürmer）中发现的那种极端激进的反犹分子，正如容格尔提出的那样，他们感觉每天早上必须吃掉一个犹太人来作为早餐。不管怎样，这真实地反映了后来的大屠杀主导者——沃纳·贝斯特（Werner Best）从容格尔1930年的选集《战争与战士》（Krieg und Krieger）中援引的对待“英雄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英雄现实主义”冷静地指涉一种与道德无关的客观伦理，拒绝道德责任。[66]在面对种族反犹主义者们即使最狂热的幻想时，整个资产阶级公众全都保持了“高贵的沉默”，如果没有这个英雄男子主义的立场，“犹太人问题”是很难加以解释的，而在1945年之后，对这一问题的沉默态度也变得臭名昭著起来。[67]
牺牲眷注和暴力神话
难道真像汉斯彼特·施瓦茨（Hans-Peter Schwarz）认为的那样，容格尔只是一个“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甚至对“保守的无政府主义”持推崇态度？[68]或者像卡尔海因茨·布赫尔（Karl-Heinz Bohrer）声称的那样，他更多地是一位哪怕只有“最后一丝期望”，也会冒险以美的纯粹沉思去取消理性概念的“坚定的唯美主义者”？[69]人们可以针对这两种观点发表很多的见解。然而，起决定作用的——联系到容格尔的战争散文和政治小册子——并不仅仅是对信仰本身的彻底审美化，同时也是对一种男性生命哲学的激进态度：它是“男性原教旨主义”的纯粹形式。[70]
因此在《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的章节“爱神”中，容格尔写出了雇佣兵们在“铿锵重生的野蛮时代”爆发出的“对生命的渴望”：
啊，生命，你！再一次，只要再来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放肆地去发掘、去享用、去耗费，整个烟火信号弹化作上千个太阳和旋转的火轮喷涌而出，在对冰冷的沙漠进行最后一次突击之前去燃烧所有积蓄的能量。深入汹涌奔放的肉体之中掌握无数的咽喉，并为男性生殖器建造闪闪发亮的神殿。[71]（第31页）
不难认识到，这种“优越姿态”其实反映了那深层畏惧的幽灵，是对机械战争阈限经验的一种深层的身体上的抗拒。[72]在《冒险的心》的噩梦场景中，容格尔拉长了这个主题。尤其是其压抑的生殖崇拜象征手法，与“形而上学的反叛者”对生命肆无忌惮而悲伤的渴望相似——就像瓦格纳英雄们，在“世俗的启示”中寻求他的神性，在令人愉快的死亡牺牲中获得救赎。他的乐意牺牲不过是渴求权力的另外一面，是一个男人针对他的不完美进行的自我神化：他的自我牺牲因杀戮而诞生。这是“对权力的逆向渴求，如神般全能的渴望可以化为行动，并在杀戮中终[73]结”[74]。
伦敦德国文学专家和历史学家J．P．斯特恩（J．P．Stern）对尼采“最大限度地发挥德行能力”的设计表示了认可。[75]在他的阅读中，容格尔这种对“挽救行为”的投入和“为某个迷失的理由而牺牲”的强迫性意愿，应该从属于决定性的德国知识分子传统，即最悉心地赞赏那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而取得的成功。在斯特恩看来，这种“昂贵的购买”——这个术语来自于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让我们看到了1914年8月的经历，想要被1933年的国民革命一扫而光的憧憬以及面对民族社会主义罪行时的不屈不挠，如同拯救承诺的世俗版本，这些最终会以一种对信仰的势不可挡的渴望将人们和他们的“元首”捆绑在一起。[76]
对斯特恩——这个来自布拉格的犹太移民——来说，容格尔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可疑，因为它既不是出于道德角度也不是基于政治角度，而仅仅是从形而上学角度设法为战争进行辩护。然而，对他来讲，纯粹的文学形式完全足以揭露容格尔那语言上严阵以待风格背后的空虚：它并没有透露任何有关绝望和死亡的人类体验，而只是展示了唯美主义的廉价表演以及对那些没能履行他自我强加的男性价值观的人们的冷酷蔑视。这种“轻蔑的语言”否定生存经验，并且仅仅显示了容格尔自我的“不朽”。[77]或许这种激进的虚无主义才是容格尔形而上学的真正内核：他就是没有脚踵的阿喀琉斯*，没有叶子的西格弗里德[78]，“一个有着钢铁灵魂的男人”，在牺牲中寻求着对自身痛苦的救赎。
通过数百封前线的来信，我们大家得以熟知这种毁灭性的、使理想破灭的战争体验，但正是德国人的这种“牺牲眷注”，使得容格尔对此避而不谈，其目的在于避开愚蠢的大规模屠杀带来的政治和道德冲击，并以精英身份逃避责任。[79]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他的“战争体验”填补了这个需要，甚至于在那个时期，继续追踪着记忆中的重大选择：他并不是为“可见的”德国战斗，而是为了“看不见的”德国战斗，这个德国将会从青春献祭的“神圣之泉”中复活。这是一种纯粹的信仰：死者出于纯粹献祭，活者对其拥有统治权。[80]
为了信仰而死是最高的成就。它是一份关于信条、行动、成就、信念、爱、希望和目标的宣言，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的绝对完美和圆满。在这里没有原因，因为坚定信念就是一切。[81]（《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第110页）
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对者，“工人”的新人类性也通过这令人愉快的牺牲而得到了正式认可。在容格尔看来，它是假定“人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一看法的“最凶猛的攻击性武器”和“最大的权力工具”：“人类最深刻的幸福”，容格尔为“工人”的形象解释道，主要在于“被牺牲，以及展示目标是值得牺牲的这一最高命令”[82]。这是《总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的真正目的，在书里容格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人战争制造的技术文明的宏大愿景。[83]
“这是一个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的追求者的喋喋不休”，容格尔战争散文的这种过分拘泥于形式的表述特点遭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的摒弃。[84]本雅明在他著名的定义中曾对战争的美化作过注解，“在最粗暴的堕落中刻上关于它的来源的明显标记”，“无非把为艺术而艺术的主题转换为战争而已”。然而，容格尔的自身形象——为寻求男子气概的救赎而刀枪不入的英雄形象，后来消失在了“冷酷的人格面具”之中——如同其他客观性的狂热者们一样，这一冷酷的人格面具遮盖了它自己的轨迹。[85]但是，尽管他们不断地进行自我美化，这些轨迹仍都会回归到《钢铁风暴》，战争也带有它男子汉气概的外形。
战壕
完全被摧毁的英军坦克
正是根据这种“男性原教旨主义”，将男子汉气概等同于政治的重大错误看法才得以生根发芽，而且，怀抱着随时准备使用暴力和牺牲的想法，［他们］迫不及待地奔向那条贯穿了战后德国和欧洲历史的名副其实的血路。[86]这些英雄们必须牺牲。并不是因为容格尔创造了他们——毕竟，从18世纪有关阿米尼乌斯[87]的戏剧开始，“想像中的男子气概”一词就被运用于民族神话之中[88]——而是因为它的狂热变成了世俗宗教信仰的基础，这种世俗宗教把获取救赎的希望建立在战争之上。[89]它不是诞生于《钢铁风暴》的战壕之中，而是诞生在成为战斗英雄的自我想像中，这种假设的牺牲喂养出的无所不能的民族主义的幻想最终导向了毁灭。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资产阶级安全带来的沉重打击，［他们］在这种自我发明的男子汉气概中，获取了反资产阶级的救赎。
男性基要主义和保守主义革命
凭借着《钢铁风暴》——这个男子气概最高见证的丰碑——恩斯特·容格尔跨进了世界文学圈。1961年，在这本书重新出版之际，出版商克莱特（Klett）宣称：这本书及其标题凭借自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个传奇。[90]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一定要追问，这本书的哪些读者会让出版商特别地忧虑，那一定是：“我们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年轻士兵们”，战争的幸存者以及所有那些“超越了政治和实用概念”的人，这些人对男子气概的伟大性持一种赞赏态度，这一伟大性可以在悲惨处境中自明。
或许它出现在这里并不合适，而应该出现在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至今尚未书写的思想史上。[91]然而，对男性主义不加掩饰的重新招魂，把我们重新带回那个明显不受时间影响的带有明显抗时性的战争体验的核心，这无疑会使得《钢铁风暴》继续影响今天的读者，并促使这些读者忘却它的历史和政治陷阱。它不是对容格尔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烙印的诗意屈从，而是在军国主义灾难时代对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男性（自我）保存和（自我）救赎的渴望。作为民族复兴期望的神话核心，男性基要主义通过强化认同来寻求它的目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教授阶层宣称信奉的积极性在一种“整体认同的感伤”中保存下来，这种感伤使得他们把大张旗鼓的文化战争当作宗教战争来规划。[92]一些人，比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明确表示“责任带来的正直的感伤已经被腐蚀成为一种‘行动的准备’，一种虚无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认为自身的决断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93]。“战争天才”（马克斯·舍勒）无疑推进了这种资产阶级的“危险生活的浪漫主义”，这种思想的受害者仍然不计其数。但是只有容格尔对战争体验的解读，即将其看成是男性主义和政治的自我发明，才能使这种道德自我实现的代价彰显出来。他的自我记录是一种对男性主义历史模型的美学和政治自白，并揭示了其最终的原教旨主义的基础：即立足于“拯救行为”之上的“牺牲的欲望”，由“权力的欲望”带来的“对牺牲的痴迷”。
这是索雷尔的“暴力神话”的雅努斯之脸[94]，几乎所有保守主义革命的代表都对其表示了敬意，即使他们赞同的更多是其民族的祷告而非实质内容。作为保守主义革命的“神话眷注”[95]的一部分，容格尔的无条件的阳刚勇士姿态，使得它本身变成一种为暴力致歉的辩护。在男性原教旨主义的庇佑之下，保守主义革命发现了一种超越美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系统的共同信仰。[96]这种“想像的男性主义”有着统一的政治意图：反对女性社会的强大国家，反对民主政党的男性士兵联盟，反对柔弱和平的男性权威；在他们看来，完全的共和制就如同“在男性后背上扎了一根女性的刺”。[97]
恩斯特·容格尔当然不是“为男性生殖器建造闪闪发亮的神庙”（《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第31页）的惟一一人。但是他在文学和政治上的自我书写，打开了独有的了解笼罩在战争伤痛阴影中的男性民族之自我创造的大门。保守主义革命的其他代表人物也对造就政治男性的群体经验评价很高。卡尔·施米特也在决断中寻求他的“男性主义证据”，并在“伦理原教旨主义”中寻求他的德国确定性信仰。[98]但是，只有容格尔发明了男性主义在政治上的自我创造，这种创造存在于肉搏战这种“男性主义被推向极限”的暴力重现活动之中。他的“男性基要主义”为保守主义革命的暴力神话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宗教安全庇护所的地方，而这正好可以用来抵御战争和德国战败带来的创伤性体验。[99]
容格尔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的男性主义的模型，而并非他在文学方面的伟大。一战之后，在作家和迟来的政治宣传家之间，他努力地寻找着自我——尽管他谨慎地远离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者们[100]——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依然保持了潜在的被同化的可能。容格尔将这种认识内化到了自己的内心，即使在他随后的充满人性化的、坚忍的纯净类作品之中，他也没有放弃这种历史身份的建构，这些使得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样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文化声望。[101]他是德国社会寻求远离军事暴力带来的自我污染的努力的见证者。然而，他的“男性原教旨主义”不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症状，更说明他是一战以后处于潜伏初期的病菌携带者。
【注释】
[1]这篇文章的大体框架来源于作者在哥廷根大学举行的有关德国研究的演讲底稿（Wilfried Barner［Ed．］，Querlektuiren zwischen den Disziplinen，Göttingen，1997），后来作者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德国哈雷大学研究生院以及比勒菲尔德的研讨会上分别做了有关德国历史、身份研究、社会历史讲稿的演讲，综合以上演讲的讲义对原底稿进行了修改后，这篇文章才最终得以成型并出版。早期的版本可参见：Bernd Weisbrod，“Kriegerische Gewalt und mannlicher Fundamentalismus．Ernst Jüngers Beitrag zu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49，1998，S．544 560。——英译注（本文作者贝恩德·韦斯布罗德［Bernd Weisbrod］是哥廷根大学现代史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政治文化与政治暴力、后独裁时代的转换和公共领域、政治记忆等。本文所据英译文原载History Workshop Journal，no．49，Spring，2000，pp．68 94。本文中译者为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编者补充）
[2]有关被掩藏的记忆———在没有受到有损于记忆选择的外伤的情况下———参见 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trans．by Lewis A．Coser，Chicago，1992。
[3]首先参见Paul Fussell，The Great War in Modern Memory，Oxford，1975；Eric J．Leed，No Man’s Land：Combat and Identity in World War I，Cambridge，1979；以及Samuel Hynes，A War Imagined：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nglish Culture，London，1990；另请参阅Klaus Vondung（Ed．），Kriegserlebnis．Der erste Weltkrieg in der literarischen Gestaltung und symbolischen Deutung der Nationen，Göttingen，1980。
[4]“八月体验”泛指德国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体验，源自于1914年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标志着德国正式加入一战。
[5]不同于最近大多数德语文学对战争体验的处理，参见Gerhard Hirschfeld and Gerd Krumeich（Eds），“Keiner fühlt sich hier mehr als Mensch”．Erlebnis und Wirkung des Ersten Weltkriegs，Essen，1993；以及Gerhard Hirschfeld，Dieter Langewiesche and Hans-Peter Ullmann（Eds），Kriegserfahrungen．Studien zur Mentalitätsgeschichte des Ersten Weltkrieges，Essen，1997。也可参见Benjamin Ziemann，Front und Heimat．Ländliche Kriegserfahrungen im südlichen Bayern 1914 1923，Essen，1997。
[6]见Joanna Bourke，Dismembering the Male：Men’s Bodies and the Great War，Chicago，1996。
[7]有关德法之间的宿敌概念的“历史原教旨主义”，参见Michael Jeismann，Das Vaterland der Feinde．Studien zum nationalen Feindbegriff und Selbstverstaendnis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1792 1918，Stuttgart，1992，S．262ff；关于性别差异的历史建构，见Ute Frevert，“Mann und Weib，und Weib und Mann”．Geschlechter-Differenzen in der Moderne，München，1995；关于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判别功能，以为复杂社会提供确定性，见Dirk Richter，Nation als Form，Opladen，1996，p．28。
[8]有关国家的（男性）身体作品，参见Svenja Goltermann，Körper der Nation．Habitusformierung und die Politik des Turnens 1860 1890，Göttingen，1998。关于更一般些的男性历史，见Thomas Kühne（Ed．），Männergeschichte-Geschlechtergeschichte．Männlichkeit im Wandel der Moderne，Frankfurt a．M．，1996；以及Walter Erhart and Britta Herrmann（Eds），Wann ist ein Mann ein Mann？Zur Geschichte der Männlichkeit，Stuttgart，1997。
[9]参见Karen Hagemann，“Nation，Krieg und Geschlechterordnung．Zum kulturellen und politischen Diskurs in der Zeit der antinapoleonischen Erhebung Preuβens 1806 1815”，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22，1996，S．562 591；也可见George Mosse，The Image of Man：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Oxford，1996。
[10]参见Klaus Lichtblau，Kulturkrise und Soziologi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Zur Genealogie der Kultur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Frankfurt a．M．，1996。有关“现代性的主显日”，参见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Self：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ss．，1992。
[11]参见George L．Mosse，Fallen Soldiers：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Oxford，1991；以及Jay Winter，Sites of Memory，Sites of Mourning：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1995。
[12]我这里所使用的原教旨主义术语主要受惠于Stefan Breuer，Ästhetischer Fundamentalismus．Stefan George und der deutsche Antimodernismus，Darmstadt，1995，S．2 3。
[13]参见Karl Prümm，Die Literatur des Soldatischen Nationalismus der 20er Jahre （1918 1933）．Gruppenideologie und Epochenproblematik，2 vols，Kronberg，1974；Stefan Breuer，Anatomie de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Darmstadt，1993。
[14]有关容格尔最近的传记评价，参见Paul Noack，Ernst Jünger，eine Biographie，Berlin，1998，此处引文引自S．285。容格尔去世之前惟一的一本英文传记为Thomas Nevin，Ernst Jünger and Germany：Into the Abyss 1914 1945，Durham，N．C．，1996。该书书评见Ralf Dahrendorf，“From the Marble Cliff：the Cold Brilliance and Moral Ambiguities of Ernst Jünge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8 Feb．1997。
[15]Hans Zehrer，“Die Revolution der Intelligenz．Bruchstücke einer zukünftigen Politik”，Die Tat，21，1929，S．487．
[16]用于最后版本的参考文献，由Klett Verlag 1978年出版，第36次印刷，Stuttgart，1996。来源于容格尔的引文由Pamela L．Selwyn翻译，相关的文本分析和接受历史，参见Johannes Volmert，Ernst Jünger，In Stahlgewittern，München，1985；以及Eva Dempewolf，Blut und Tinte．Eine Interpretation der verschiedenen Fassungen von Ernst Jüngers Kriegstagebüchern vor dem politischen Hintergrund der Jahre 1920 bis 1990，Diss．，University of München，1992，Würzburg，1992．
[17]有关带有著名和平主义作家前言的英国删节本，参见Hans-Harald Müller，“‘Herr Jünger Thinks War a Lovely Business’：On the Reception of Ernst Jünger’s In Stahlgewittern in Germany and Britain before 1933”，in Franz-Karl Stanzel and Martin Löschnigg（Eds），Intimate Enemies．English and German Literary Reactions to the Great War 1914 1918，Heidelberg，1993，pp．327 340。英文版见The Storm of Steel：From the Diary of a German Storm-Troop Officer on the Western Front，trans．by Basil Creighton，London，1929，重印于New York，1975。
[18]参见Hans-Harald Müller，Der Krieg und die Schriftsteller．Die Kriegsromane der Weimarer Republik，Stuttgart，1986，S．211 295；及“‘Im Grunde erlebt jeder seinen eigenen Krieg’．Zur Bedeutung des Kriegserlebnisses im Frühwerk Ernst Jüngers”，in H．-H．Müller and Harro Segeberg（Eds），Ernst Jünger im 20．Jahrhundert，München，1995，S．13 37，75。
[19]有关作为历史资料的个人档案这一文本类型的介绍，参见Winfried Schulze （Ed．），Ego-Dokumente．Annäherung an den Menschen in der Geschichte，Berlin，1996。
[20]Volmert，“In Stahlgewittern”，S．35．也参见Wojciech Kunicki，Projektionen des Geschichtlichen．Ernst Jüngers Arbeit an den Fassungen von“In Stahlgewittern”，Frankfurt a．M．，1993。
[21]在《血与墨》中，从对文学文本《树林125》和《血与火》（均出版于1925年）的选段上，Dempewolf证明了这本战争日记前两个版本之间的联系，但它忽略了第三个文本《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1922）。
[22]地震过后人们可以去攻击地震学家，但是假如一个人不想在基本实体中被加以量化的话，那么就不要因为一场台风而去怪罪晴雨表。语出Strahlungen，Heidelberg，1949；4th edn．，München，1955，S．9。
[23]排除其他方面因素，直至1949年的临时出版禁令，起因于容格尔拒绝在臭名昭著的去纳粹化调查表上签字，而这被他之前的老朋友恩斯特·冯·所罗门误认成他肆无忌惮的自白文本的基础。参见Noack，Ernst Jünger，S．212。
[24]Heinz Ludwig Arnold，Krieger，Anarch，Waldgänger．Versuchüber Ernst Jünger，Göttingen，1990．
[25]参见Lutz Niethammer，Posthistoire．Ist die Geschichte zu Ende？，Reinbek，1989，S．82ff。
[26]尽管取了这个标题，但这种关系在Nevin的作品Ernst Jünger and Germany：Into the Abyss 1914 1945中没有得到合适的处理。
[27]有关被战争体验形塑的“战争的一代”的当代理解，参见Günther E．Gründel，Die Sendung der jungen Generation．Versuch einer umfassenden revolutionären Sinndeutung der Krise，München，1932。
[28]“Solange noch im Dunkeln die Klingen blitzen und flammen，soll es heiβen：Deutschland lebt und Deutschland soll nicht untergehen．”参见Dempewolf，Blut und Tinte，S．171 172。
[29]Müller，“Zur Bedeutung des Kriegserlebnisses”，S．15．
[30]钢盔党指成立于1918年的一个德国士兵组织，其中的成员都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政治主张偏右。其后与反民主的右翼党派联合，共同反对共和制。
[31]Müller，S．34．
[32]Ebd．令人奇怪的是，Noack把《风暴》看作容格尔的关键作品（Ernst Jünger，S．50ff），却很少关注《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
[33]由于文本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因此他们只能以选段形式被利用，参见Bruno W．Reimann and Renate Haβel，Ein Jünger-Brevier．Jüngers Politische Publizistik 1920 1933．Analysenz und Dokumente，Marburg，1995。也可见Roger Woods，Ernst Jünger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Commitment，Diss．Oxford University，1981，Stuttgart，1982。
[34]Karl-Heinz Bohrer，DieÄsthetik des Schreckens．Die pessimistische Romantik und Ernst Jüngers Frühwerk，München，1978．
[35]Klaus Theweleit，Male Fantasies，vol．2，Male Bodies：Psychoanalyzing the White Terror，trans．by Erica Carter and Chris Turner，Minneapolis，1988，chap．2，“Male Bodies and the White Terror”；也可见Volmert，Ernst Jünger，S．20ff。
[36]“Wir hatten Hörsäle，Schulbänke und Werktische verlassen，und waren in den ersten Ausbildungswochen zu einem groβen，begeisterten Körper zusammengeschmolzen．Aufgewachsen in einem Zeitalter der Sicherheit，fühlten wir alle die Sehnsucht nach dem Ungewöhnlichen，nach der groβen Gefahr．Da hatte uns der Krieg gepackt wie ein Rausch．In einem Regen von Blumen waren wir hinausgezogen，in einer trunkenen Stimmung von Rosen und Blut．Der Krieg muβte es unis ja bringen，das Groβe，Starke，Feierliche．Er schien uns männliche Tat，ein fröhliches Schützengefecht auf blumigen blutbetauten Wiesen．”
[37]Sigmund Freud，“The Uncanny”，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trans．by James Strache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asst．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24 vols，London，1953 74，vol．17，pp．219 256．
[38]“Mit besonderer Stärke prägte sich meiner Erinnerung das Bild der noch aufgerissenen und dampfenden Stellung ein，wie ich sie kurz nach dem Angriff durchschritt．Die Tagesposten waren schon aufgezogen，aber die Gräben noch nicht aufgeräumt．Hier und dort waren die Postenstände mit Gefallenen bedeckt，und zwischen ihnen，gleichsam aus ihren Körpern hervorgewachsen，stand die neue Ablösung am Gewehr．Der Anblick dieser Gruppe rief eine seltsame Erstarrung hervor—als erlöschte für einen Augenblick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Leben und Tod．”
[39]“Unter allen erregenden Momenten des Krieges ist keiner so stark wie die Begegnung zweier Stoβtruppführerz wischen den engen Lehmwänden der Kampfstellung．Da gibt es kein Zurück und kein Erbarmen．Das weiβjeder，der sie in ihrem Reich gesehen hat，die Fürsten des Grabens mit den harten，entschlossenen Gesichtern，tollkühn，geschmeidig vor und zurück springend，mit scharfen blutdürstigen Augen，Männer，die ihrer Stunde gewachsen waren und die kein Bericht nennt．”
[40]“Der ungeheure Vernichtungswille，derüber der Walstatt lastete，verdichtete sich in den Gehirnen und tauchte sie in rote Nebel ein．Wir riefen uns schluchzend und stammelnd abgerissene Sätze zu，unid ein unbeteiligter Zuschauer hätte vielleicht glauben können，daβwir von einemÜbermaβan Glück ergriffen seien．”这一句子1934年被添加并保存下来。第二和第三版的文本中依然是：“强大的毁灭欲望笼罩在战场之上，在我们的脑海中积聚浓缩。就像文艺复兴时的人被激情攫住，就像狂怒的狼人切里尼嚎叫着冲入夜晚，饮血噬命。”（“Der ungeheure Vernichtungswille，derüber der Walstatt lastete，konzentrierte sich in den Gehirnen．So mögen Männer der Renaissance von ihren Leiden schaften gepackt sein，so mag ein Cellini gerast haben，Werwölfe，die heulend durch die Nacht hetzten，um Blut zu trinken．”）引自Dempewolf，Tinte und Blut，S．109。
[41]Volmert，Jünger，S．50．
[42]容格尔所在的第73近卫团的荣誉称号，源自它曾于1779年至1983年间受汉诺威王朝的派遣去直布罗陀岩山抗击法军的进攻。
[43]J．P．Stern，Ernst Jünger，New Haven，1953，p．26．
[44]《作为内在体验的斗争》，这里引自于1926年的二次修订版和1933年的第五版。
[45]［容格尔］与哥哥之间的情感深度特别体现在他们共有的政治信念之上，参见Noack，Ernst Jünger，S．129ff。
[46]有关“战壕里的查拉图斯特拉”，参见Steven E．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 1990，Berkeley，1992，pp．128 163（关于容格尔见pp．158ff）。
[47]“So seltsam es manchem klingen mag，der nie um Da-Sein gerungen，der Anblick des Gegnersb ringtn eben letztem Grauena uch Erlösung von schwerem，unerträglichem Druck．Das ist die Wollust des Blutes，dieüber dem Kriege hängt，wie ein rotes Sturmsegelüber schwarzer Galeere，an grenzenlosem Schwung nur der Liebe verwandt．”
[48]“．．．wenn das Blut durch Hirn und Adern wirbelt wie vor einer ersehnten Liebesnacht und noch viel heiβe und toller．．．Die Feuertaufe．Da war die Luft so vonüberströmender Männlichkeigt eladen，daβjeder Atemzug berauschte，daβ man hätte weinen mögen，ohne zu wissen warum．O，Männerherzen，die das empfinden können！”
[49]“Dieser Zustand des Heiligen，des groβen Dichters und der groβen Liebe ist auch dem groβen Mute vergönnt．Da reiβt die Begeisterung die Männlichkeit soüber sich hinaus，daβdas Blut kochend gegen die Adern springt und glühend das Herz durchströmt．Das ist ein Rauschüber allen Räuschen，eine Entfesselung，die alle Bande sprengt．Es ist eine Raserei ohne Rücksicht und Grenzen，nur den Gewalten der Natur vergleichbar．Da ist der Mensch wie der brausende Sturm，das tosende Meer und der brüllende Donner．Dann ist er verschmolzen ins All，er rast den dunklen Torend es Todes zu wie ein Geschoβdem Ziel．Und schlagen die schwarzen Wellenüber ihm zusammen，so fehlt ihm längst das Bewuβtsein des Übergangs．Es ist，als gleite eine Woge ins flutende Meer zurück．”
[50]引自Noack，Ernst Jünger，S．183；这主要用来解释他与女性之间的纠葛，这一问题直到他晚年依然存在。
[51]有关容格尔的政治生涯，最近的请参看Nevin，Jünger，S．75 114（“Weimar Polemics，1925 1932”），以及Noack，Ernst Jünger，S．58ff．以及75 96（“Vom Nationalrevolutionar zum Schriftsteller”），有关“执政官组织”卷入瓦尔特·拉特瑙暗杀事件的情况，参见Martin Sabrow，Der Rathenaumord．Rekonstruktion einer Verschworung gegen die Republik von Weimar，München，1994。
[52]“Über die Gefahr”，Widerstand，6：67，1931，引自Jünger-Brevier，S．79。作为以下图书的介绍进行了重印：Friedrich Bucholtz（Ed．），Der gefährliche Augenblick．Eine Sammlung von Bildern und Berichten，Berlin，1931，S．11 16。
[53]“Nicht，daβsie für dieses oder jenes kämpften，zeichnete diese Jugend aus，sondern daβsieüberhaupt kämpfte，nicht daβsie an dies oder jenes glaubte，sondern daβsieüberhaupt die Kraft zum Glauben fand，nicht daβsie sich mit der höchsten Leidenschaft für diese oder jenes Land einsetzte，sondern daβsie einer solchen Leidenschaftüberhaupt fähig war．．．Mag man es bei den Faschisten den ‘neuen Wert’，im Jungdeutschen Orden den‘Heroismus’，im Stahlhelm den ‘Frontgeist’，bei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die‘völkische Idee’nennen，es ist im Grunde nur ein Gefühl，das sich dahinter verbirgt，und dessen Reinheit und Schärfe vom Nationalismus an allen Stellen zu betreiben ist．Es ist der Wille，das Leben von der Schicksalseite，von der Blutseite aus zu sehen und gestalten zu wollen．Es ist der Wille einer neuen Aristokratie，die der Krieg geschaffen hat，eine Auslese der Kühnsten，deren Geist kein Material der Welt zerbrechen konnte und die sich zur Herrschaft berufen fühlt．”引自Jünger-Brevier，S．99，124。
[54]参见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Die Entscheidung．Eine Untersuchungüber Ernst Jünger，Carl Schmitt，Martin Heidegger，Stuttgart，1958。有关容格尔和施米特的关系，参见Noack，Ernst Jünger，S．259 270。
[55]Rüdiger Safranski，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Heidegger und seine Zeit，Frankfurt，1997，S．201。有关决断主义者对“绝对时刻的神学”的阅读，参见Friedrich Wilhelm Graf，“Geschichte durchübergeschichteüberwinden．Antihistorisches Geschichtsdenken in der protestantischen Theologie der 20er Jahre”，in Geschichtsdiskurs，vol．4：Krisenbewuβtsein，Katastrophenerfahrungen und Innovationen 1880 1945，Frankfurt a．M．，1997，S．217 244。
[56]“我对这个词语的高度评价不是为了赞赏它在进攻时的彻底肯定性、冷血以及恶意，而是它贯穿了所有的游行。”Letter of 14 Oct．1930 to Carl Schmitt，Paul Noack，Carl Schmitt．Eine Biographie，Berlin，1993，S．108．
[57]Krockow，Entscheidung，S．52．
[58]“．．．das Deutsche［wird sich］mit einem Schlag．．．verwirklichen，was keine Kompromisse，keine Abstimmungen，und keine Abstriche verträgt．Ja，wir wollen das Deutsche，und wir wollen es mit Macht！Das Bild des Zukunftsstaates hat sich in diesen Jahren geklärt．Vierfach werden seine Wurzeln sein．Er wird national sein．Er wird sozial sein．Er wird wehrhaft sein．Er wird autoritativ gegliedert sein．”参见“Schliesst Euch zusammen”，Standarte．Wochenschrift des neuen Nationalismus，no．10，3 June 1926，刊印于Karl O．Paetel，Versuchung oder Chance？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bolschewismus，Göttingen，1965，S．55ff，56。
[59]致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容格尔的编者前言，参见Aufmarsch des Nationalismus，Leipzig，1926，刊印于Paetel，Versuchung oder Chance？，S．279ff。
[60]Ebd．
[61]“Über Nationalismus und Judenfrage”，Süddeutsche Monatshefte，27，Sept．1930，S．843 845．也可见Jünger-Brevier，S．107 108。这一期刊登的其他作者包括民族立场接近容格尔的Leo Baeck、Theodor Fritsch以及Count Ernst Reventlow。不管如何，容格尔没有受到新教教会代表（Ernst Moering）所主张的忏悔情绪的影响，他们对民众对于种族反犹主义不加抵制的态度表示遗憾。
[62]“Die Erkenntnis und Verwirklichung der eigentümlichen deutschen Gestalt scheidet die Gestalt des Juden ebenso sichtbar und deutlich von sich ab，wie das klare und unbewegte Wasser dasÖl als eine besondere Schicht sichtbar macht．In dem Augenblick，in dem der Jude als eine eigentümliche und eigenen Gesetzen unterworfene Macht sichtbar wird，hört er auf，am Deutschen virulent und damit gefährlich zu sein．Die wirksamste Waffe gegen ihn，den Meister aller Masken，ist，ihn zu sehen．”参见“Über Nationalismus und Judenfrage”，S．845。
[63]参见Paul de Lagarde，Deutsche Schriften，5th edn．，Göttingen，1920。例如他在1853的主张：“对德国而言，犹太人要么被驱逐，要么被同化。”（Es folgt für Deutschland，daβdie Juden entweder auswandern oder in ihm Deutsche werden müssen．S．26）；或者是1884年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成为我们，犹太人不再是犹太人。”（In dem Maβe，in dem wir Wir werden，werden die Juden aufhören，Juden zu sein．S．400）有关拉加德的反犹主义，参见Fritz Stern，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Los Angeles and Berkeley，1961。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对种族的定义常常与超越右翼中产阶级政治范围的反同化主义者的种族偏见密切相关。
[64]尼尔文（Nevin）在误读中忽略了历史的联系（Jünger，S．108ff），见容格尔文章的第一个法文译本：Jean-Luc Favier，“Ernst Jünger et les Juifs”，Les temps modernes，51，Aug．-Sept．1996，pp．102 130。
[65]“Im gleichen Maβe jedoch，in dem der deutsche Wille an Schärfe und Gestalt gewinnt，wird für den Juden auch der leiseste Wahn，in Deutschland Deutscher sein zu können，unvollziehbarer werden，und er wird sich vor seiner letzten Alternative sehen，die lautet：in Deutschland entweder Jude zu sein，oder nicht zu sein．”
[66]Werner Best，“Der Krieg und das Recht”，in Ernst Jünger（Ed．），Krieg und Krieger，Berlin，1930，S．135 161，有关“英雄现实主义”，参见Ulrich Herbert，Best．Biographische Studien uber Radikalismus，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 1989，Bonn，1996，S．88ff。
[67]参见Fritz Stern，“Das feine Schweigen und seine Folgen”（1998年11月10日于慕尼黑大学的演讲），F．Stern，Das Feine Schweigen．Historische Essays，München，1999，S．158 173。
[68]Hans-Peter Schwarz，Der konservative Anarchist．Politik und Zeitkritik Ernst Jüngers，Freiburg，1962，S．59ff．
[69]Wolf Lepenies，“Gesinningsästhetik．Zu Karl-Heinz Bohrer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Ernst Jüngers Frühwerk”，Merkur，32，1978，S．1055 1060．
[70]这里运用的这一术语是对Stefan Breuer提出的“美学原教旨主义”基本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参见注释210），对于应用于宗教政治复兴运动的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学观念，参见Martin Riesebrodt，Fundamentalismus als patriarchalische Protestbewegung．Amerikanische Protestanten（1910 28）und iranische Schiiten（1961 79）im Vergleich，Tübingen，1990，S．1 39。
[71]“O Leben Du！Noch einmal，einmal noch，vielleicht das letzte！Raubbau treiben，prassen，vergeuden，das ganze Feuerwerk in tausend Sonnen und kreisenden Flammenradern verspritzen，die gespeicherte Kraft verbrennen vorm letzten Gang in die eisige Wüste．Hinein in die Brandung des Fleischs，tausend Gurgeln haben，dem Phallus schimmende Tempel errichte．”
[72]According to Breuer，Anatomie de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S．44ff．
[73]在德文中，这是一个语言游戏：“ein Achilles ohne Verse”（字面意思为“没有诗篇的阿喀琉斯”，双关意为“没有脚踵的阿喀琉斯”），因为德语中表示诗篇的“Verse”这个单词，和表示脚后跟的单词“Ferse”听起来发音很像。——英译注
[74]Klaus Vondung，Die Apokalypse in Deutschland，München，1988，S．468．
[75]J．P．Stern，A Study of Nietzsche，London，1978．
[76]J．P．Stern，The Dear Purchase：A Theme in German Modernism，Cambridge，1995；关于容格尔的《钢铁风暴》，见pp．183ff。也可见Stern，Hitler．Der Führer und das Volk，München，1978。
[77]Stern，Ernst Jünger，S．32 33．
[78]西格弗里德（Siegfried）是德意志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库山王子。他从传说中得知，如果能用丛林内的巨龙血液沐浴，就能全身刀剑不入，于是立刻启程斩龙取血。不料飘来一片树叶贴在他的背上挡住了龙血，于是那未染龙血的部分成为他惟一的弱点。后来仰仗着刀枪不入，他屡建奇功，并和克伦希尔德结婚。但弱点最终被人发现，武士哈根用长矛刺进未沾龙血的背部将他杀死。
[79]有关处理战争体验的不同方式，参见注释③及Wolfgang Kruse，“Krieg und Klassenheer．Zur Revolutionierung der deutschen Armee im Ersten Weltkrieg”，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22，1996，S．530 561；以及Anne Lipp，“Friedenssehnsucht und Erfahrungen deutscher Soldaten im Ersten Weltkrieg”，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36，1996，S．279-292。
[80]According to Bernd Ulrich，“Die Desillusionierung der Kriegsfreiwilligen von 1914”，in Wolfram Wette（Ed．），Der Krieg des kleinen Mannes．Eine Militärgeschichte von unten，München，1995，S．110-126，120．
[81]“Der Tod für eineÜberzeugung ist das höchste Vollbringen．Er ist Bekenntnis，Tat，Erfüllung，Glaube，Liebe，Hoffnung und Ziel；er ist auf dieser unvollkommenen Welt ein Vollkommenes und die Vollendung schlechthin．Dabei ist die Sache nichts und dieÜberzeugung alles．”
[82]“Der Arbeiter”，S．71，引自Krockow，Entscheidung，S．51。有关作为上帝救赎而自我牺牲的准备，参见Vondung，Apokalypse，S．477。
[83]Ernst Jünger，“Die totale Mobilmachung”，in E．Jünger（Ed．），Krieg und Krieger，Berlin，1930，S．9 30．也可参见Jeffrey Herf，Reactionary Modernism．Technolog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Cambridge，1984，pp．70ff。
[84]Walter Benjamin，“Theorien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Zu der Sammelschrift ‘Krieg und Krieger’．Herausgegeben von Ernst Jünger”，in Gesammelte Schriften，vol．3，Frankfurt a．M．，1972，S．238 250，241．
[85]Helmut Lethen，Verhaltenslehren der Kälte．Lebensversuche zwischen den Kriegen，Frankfurt a．M．，1994，S．187ff．
[86]有关暴力的政治文化主要参见Bernd Weisbrod，“Gewalt in der Politik．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utschlands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43，1992，S．113 124。
[87]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德文名为Hermann，日耳曼部族切鲁西人（Cherusci）的首领，曾带领族人巧妙抵挡了罗马人的全面进攻。19世纪晚期，阿米尼乌斯被推崇为日耳曼民族的英雄。
[88]参见Hans-Peter Herrmann，Hans-Martin Blitz and Susanna Moβmann（Eds），Machtphantasie Deutschland．Nationalismus，Männlichkeit und Fremdenhaβim Vaterlandsdiskurs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des 18．Jahrhunderts，Frankfurt a．M．，1996。
[89]参见Vappu Tallgren，Hitler und die Helden．Heroismus und Weltanschauung，Helsinki，1981；Jay W．Baird，To Die for Germany．Heroes in the Nazi Pantheon，Bloomington，Ind．，1990；Sabine Behrenkamp，Der Kult um die toten Helden．Nationalsozialistische Mythen，Riten und Symbole，Vierow，1996。
[90]依据Volmert，Jünger，S．106，n．12。
[91]参见Dirk van Laak，Gespräche in der Sicherheit des Schweigens．Carl Schmitt in der politischen Geistesgeschichte der frühen Bundesrepublik，Berlin，1993，以及“‘Nach dem Sturm schlägt man auf die Barometer ein．．．’Rechtsintellektuelle Reaktionen auf das Ende des‘Dritten Reiches’”，Werkstatt Geschichte，17，1997，S．25 44。
[92]Klaus Schwabe，Wissenschaft und Kriegsmoral．Die deutschen Hochschullehrer und die Grundfragen des Ersten Weltkriegs，Göttingen，1969，p．44．
[93]Hermann Lübbe，Politische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Studien zu ihrer Geschichte，Basle，1963，S．213．
[94]雅努斯（Janus）也意译为两面神，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传说他拥有呈相反方向的两张脸，知过去将来、开始结束。一般在婚庆、生子、种植、收获等时候，尤其是重大事情的开始时，受到祭祀膜拜。
[95]Martin Greiffenhagen，Das Dilemma des Konservatismus in Deutschland （1971），Frankfurt a．M．，1986，S．281．
[96]Breuer，Konservative Revolution，S．38ff．
[97]Ebd．
[98]参见Nikolaus Sombart，Die deutschen Männer und ihre Feinde．Carl Schmittein deutsches Schicksal zwischen Männerbund und Matriarchatsmythos，München，1991。桑巴特（Sombart）甚至试图用这种充满色情的男性群体中的男性病态形象定位来解读德国的独特道路。
[99]然而，克尔凯郭尔曾呼吁的被人称为伟大的“跳跃”，只不过反映了个人矛盾心态的深层恐惧心理。
[100]尼古拉斯·瓦施曼（Nikolaus Wachsmann）提出证据证明容格尔的关注点更多地在于与民族社会主义左翼的联系而非保守主义革命的具体问题。参见Nikolaus Wachsmann，“Marching Under the Swastika？Ernst Jün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18 1933”，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33，1998，pp．573 589。
[101]参见Elliot Y．Neaman，A Dubious Past．Ernst Jünger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after Nazism，Berkeley，199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