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与美德：访克里斯托弗·贝里教授

尊重与美德：18—19世纪的英国保守主义——访克里斯托弗·贝里教授^[1]

贾忠贤

从浪漫主义开始，到保守主义革命，如果说作为一种反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德国的保守主义，始终都体现为一种危险的观念，试图深入意识深处，在理性的掌控之外，用非理性的本能和激情，反击现代文明，塑造国家、民族、个体自身，那么，保守主义在英国，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保守的精神本质中都包含对传统的追忆和尊重，但在德意志陷入自我理解的迷狂时，英国人却在具体而微的世俗生活中，就事论事地践行对传统的延续。在2011年冬季的北京论坛间歇，我们就英国在现代早期的保守主义问题，采访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贝里教授，贝里教授非常认真地接受了访谈，并在之后的邮件中，对回答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这篇访谈或可与前文内容形成参照。

连续性作为一种合法化力量

贾忠贤　贝里教授您好，谢谢您接受采访。关于英国保守主义，有一种看法，认为英国思想中并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因为埃德蒙·伯克的传统主义，作为后来我们讨论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渊薮，在英国一萌生，就与英国现实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而没有在思想层面有进一步的更深发展。那么，在您看来，您同意这种看法吗？在18世纪的英国，是否存在着一种明确的保守主义思想？

贝　里　的确有一种偏于保守的英国思想，它通常被称之为托利主义，以区别于那个政治性更强的党派（托利党）以及他们秉持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托利主义建基于对习惯法之重要性和制度之连续性的信仰上，是这二者的结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也就意味着，个人生活在一套不曾间断（或者说“断裂”）的制度之中。可以说伯克开启了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不过保守党派并不喜欢意识形态这个术语。伯克非常重要，因为他以一种戏剧化与哲思化的方式说明了，个人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什么。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他有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说法，他说：我们就像夏天的苍蝇，这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很短暂的，但是个体诞生其中的制度却早于个体而生，并在个体亡故之后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当前世代就有责任悉心对待过去并对其抱以尊重，同时，作为［传统的］保管人，他们也要确保把从前辈那里继承来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这一世代就无所作为。他们的责任是承续：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住在一座房子里，而房顶漏水，那么修葺屋顶就是你的责任，这样下一代就也可以在这里生活。这体现了对制度之连续性的尊重以及对个体之作用的淡化。因此，与之相联系的，是对个体理性之“形成作用”（formative role）的弱化。伯克展现的另一幅景象是，制度、风俗和举止为我们遮身蔽体，没有这些衣饰，我们的理性便是赤裸的，如果你独独使用这赤裸的理性，如果你把这外在的服饰去掉，你就会发现，自己正与那些无法融入社会的人为伍，或者，如果融入了，那么你将做的也只是对社会的完全破坏，而这正是法国人在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此外，传统具有道德力量，它延续并积累价值。伯克援引“惯例”的法学理论，用以说明具有合法化力量的不是起源而是连续性。

像詹姆斯·菲茨·史蒂芬（James Fitz Steven）这样的19世纪政治思想家，已明确有力地表述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与此同时，保守主义也发展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在这一传统中，20世纪的最重要代表，是诗人T．S．艾略特。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超越个体，而与那些更具价值的东西对话（那些已被思考已被表达过的最好的东西），所以，保持社会对高雅文化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晚期，对保守主义最具哲学性的阐释，来自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他的主题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他认为理性主义对政治问题的处理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奥克肖特提及他称之为“追寻暗示”（the pursuit of intimations）的原则，即你永远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实践中，个体实际做的，是试着修补异常现象，化解内在矛盾，如果成功了，便还要接着处理社会中的其他类似问题。待解问题不是制订一个计划，事实上，对症良药是跟随一个计划。奥克肖特不喜欢意识形态，因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将世界简单化，因此，也使世界失真，而世界本身是复杂的。所以保守派尊重复杂性，通过尊重复杂性，他们十分消极地看待那个被他们认作是简单的万金油的东西，即简单的“理性的”对于“求变”的倡导。所以，保守派一再重申，你应该对你的过去抱以敬意，应该对变化审慎小心。我想这大概就是保守派哲学/意识形态的核心。现在，如果将这个问题延展到除这些哲学家之外的其他表述，那么这回答起来会更加棘手，恐怕不是只言片语能够解决的。

超越党派

贾忠贤　您刚才谈到托利党，我发现有一个现象挺有趣的，埃德蒙·伯克是辉格党人，也就是自由党人，但他却倡导传统主义，并成为公认的保守主义的起始者。这似乎是对矛盾。那么对于伯克这样的人而言，您觉得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之间有何关系？是否有连接点？

贝　里　是的，由于他们会对制度、行为惯例、价值之遗产尽可能地尊重——仍然用我前面使用过的这个词——所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们会拒绝一项政策，如果这个政策旨在废除君主制。和积极性的政策比起来，这种“尊重”在许多方面更多地导向消极性的政策。正因为这是保守的，所以它能够使那些它试图留存的东西保存下来，而不是为顺应抽象法则而施以强行改变。因此，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激进变革的建议，他们往往会抱以批判的态度。而政党之间辩论的是，怎样程度的激进才算是“激进”，和其他人比起来，保守党将更多的东西视为是激进的（妄图将现存社会全部或部分连根拔起）。因而可以说，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之间，存有这样一个连接点。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连接点并不是那么直接地表现在决策方面，而是表现在对政治决断的回应上。也充分表现在他们对这样一种观点的肯定上，即认为，在社会中，需要让尊重传统之人居于权力之位，他们会充当人民的监管人，会寻求对人民的庇佑。这或许也意味着，举个例子，政府应该确保英国大教堂被保护起来，因为它们代表了历史和文化，如果它们因不受重视而失修，便是政府疏忽职守，是对信任的背叛，因为政府有责任照顾好人民共同的长久财产。同样的，比如，他们会说，在社会中你应该一直保持一定水平的学习能力；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放到市场上出售，所以，你并不能给什么都贴上价签。

贾忠贤　光荣革命后，辉格党分裂为新辉格和老辉格，在我看来，可能新辉格更接近传统主义，您怎么看？新辉格和老辉格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贝　里　这种分野一般被称作乡村派辉格（country whigs）和王庭派辉格（court whigs）。在某种意义上说，王庭派辉格党人是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发展成为自由党，因此，像亚当·斯密，可以遥遥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乡村派辉格党人是乡村绅士和公民共和思想的捍卫者，他们认为，国家的稳固全靠独立的土地所有者。托利主义可能更相通于这种乡村传统。王庭辉格变得更加倾向于自由派，是因为他们将自己与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而商业贸易日渐趋向于“专业化市场”（因此土地应该被买卖）。这正是他们的分歧所在。统一的辉格党不复存在，因为两派人走向了非常不同的方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说保守党就是“共和派”，即便埃德蒙·伯克认为的男性美德（坚定、有力、稳固）也全都与地主阶层有关。于此迥然相异的是商业贸易的流动性（在波考克［John Pocock］的著作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在当代，在英国郡这一行政单位的保留，乡村庄园，土地业权，以及像猎狐这样的乡村野趣，等等，都体现出强烈的保守派元素。从很多方面来讲，分裂最终反映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同利益。

贾忠贤　您刚才提到了共和，我们可以认为共和思想是英国保守主义或英国传统主义的来源吗？作为共和关键词的“美德”又在英国保守主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贝　里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在于，保守派非常尊重等级制。法国有这样一种说法“地位高则责任重”，恰反映出英国思想的这一维度。这即是说，那些生而有幸继承土地和财富的人，有责任，也有义务照顾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比如说，他们的佃户。因此，如果佃农生病了，那么地主就会帮助他们，要么是给些救助物资，要么是以其他方式给予援助。这更近于是一种人际关系。但是在共和派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对共和主义者来说，只有对独立的个体而言，才能谈得上美德，同时，共和主义理论强调的品质是平等。举例来说，在哈灵顿的理论中，他通过控制土地累积来防止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依附行为）的发生，这种类型的思考，是不会在保守主义中产生的。

法国作为一个反题

贾忠贤　那么，在英国现代思想的反思中，法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当时的英国人如何看待法王路易十四？

贝　里　通常而言，法国扮演的角色是“他者”，即一个对立面，通过反观它，而得以定义自身。在这样的前提下，英国人总是对法国抱有疑虑，认为法国人靠不住。路易十四被认为是想要建立一个“世界君主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英国和法国战事不断，但是对英国保守主义来讲，［对法国形成负面印象的］决定性时刻在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然，一般而言，英国思想也善于接收法国的观念，尤其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启蒙思想。

贾忠贤　德国保守主义也是源自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贝　里　是的，是一种回应。例如亚当·缪勒（Adam Müller），他是19世纪早期德国重要的保守主义者，正是受到伯克和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如迈斯特（de Maistre）和伯纳尔德（Bonald）（他们同样也受到了伯克的影响）。莫泽尔（Moser）试图捍卫旧制度，即德国特有的国家体制，认为它是历史的产物，不应该被“理性的”中央集权的拿破仑王朝推翻。为了回应拿破仑对莱茵地区的入侵，费希特写下了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是一份伟大的民族主义宣言。他宣称，为反对法国霸权，保卫德意志语言至关重要，赫尔德（Herder）也持同样主张。不过，我要再次提醒注意，我并不是说，像伯克这样的人的思想是被全盘引入德国，而不经提炼或本土化。伯克受到欢迎，是因为他反对法国，而德国人也正想同法国划清界限，同时，也害怕法国的传染病蔓延到自身。（这正像伯克害怕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支持的法国思想会在英国生根一样，在《法国革命论》中，伯克点名反对普莱斯的观点。）作为由许多小诸侯国组成的弱势民族，德国人害怕被拿破仑的军队吞没并同化掉，而实际上，为数不少的小诸侯国已经被拿破仑征服。这种恐惧给了德国人更多的理由反对专制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他们曾经在雅各宾派那里看到，而现在，则体现在拿破仑身上。因而，德国产生了高标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运动（可以看作是德国版的保守主义）。很抱歉，对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能概而论之。

贾忠贤　我们知道，对法国思想家来说，人类的权利是基于自然法。这是很抽象的。那么当这种思想传入英国，英国思想家给予了怎样的反馈？比如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

贝　里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自然法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如果落实到制度体系，它指涉的大概可以是罗马法，罗马法是欧洲大陆法的典型。英国普通法与罗马法是不同的（苏格兰的法律可以看作是两者的结合）。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边界。举例来说，约翰·洛克便是自然法思想家，他谈论的是自然权利，而不谈普通法。自然法和普通法关键的区别可能在于，罗马法的法典化和法条化（拿破仑就是这样做的），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可以将所有法律都写下来，然后依据这些基本原理，推断出对事务应有的裁断。这当然和保守主义所认为的法律的恰当程序是相左的，保守主义依据先例和对具体情境的应对进行裁断：不是把具体情境归入某条抽象法则，而是看它怎样能够被纳入已有的约定（这正是奥克肖特所谓“追寻暗示”的较初级意味中的一部分）。而当你提到休谟和斯密的时候，你就走进了另外一个相当不同的场域。如果普通法被看作是古宪法，那么他们都不是普通法理论家，同样，如果自然法被看作是一个演绎的系统，那么他们也不是自然法理论家。他们是“制度法”理论家，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将法律看成是社会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接近普通法学家，但是，他们又都不认为，法律在社会制度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法律在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即为社会提供一种确定性，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所以，对这个整体来说，政党、法律、宗教、风俗、行为规范，以及习惯，都是同等重要的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思想中看到孟德斯鸠的影子。同样，他们也反对唯理主义者的抽象概念，所以他们拒绝接受个人主义者的“社会契约论”，因为它相悖于实证经验。因为他们看重实证经验，这就意味着，在他们的思想中，“自然权利”几乎不发挥什么作用。“权利”产生自社会，并被理解为历史的“产物”。所以，就所有权而言，它在狩猎社会（如美洲印第安人）、在游牧社会（如成吉思汗民族）、在农耕社会（如封建时期的欧洲）与在当代商业社会中，都是不同的。这种历史的/社会的事实，既不可能衍生于自然法，也不可能生发于普通法。总而言之，他们对法国那种接近于自然法的思想的反对，要比他们与普通法的分歧更加根本。他们不像法国人对理性那么有信心——相信理性有充分的能力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苏格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而“理性”显然过于简单了。在苏格兰，一个突发事件，或者某一个别行为，往往就会成为某一非计划变革的诱因。举例来说，休谟和斯密都将封建主义的崩塌描述为一场“革命”，但是这场革命是渐渐演变的，用斯密的话说，是“财产权和风俗”发生变革的结果，而不是源于某些确定个人深思熟虑的行动。对这个问题，我很难给出一个简短而清晰的回答。

保守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制约

贾忠贤　您认为保守派在自由主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贝　里　认为相互敌对的两种力量存在关联，一方扮演了另一方的反面角色，这是很聪明。（如果没有被看成是反动的、偏执的、落后的“保守派”，就不会有“自由派”；同样的，如果不是因为“自由派”被看作是对现状的威胁，也就不会有“保守派”。）这是一种很抽象的说法。在现实层面，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将这个“角色”确切地表达出来。当然，回答这个问题依赖我们的定义。自由主义是就什么而言的？既然自由主义是一种法学理论，那么他就和保守主义一样，认同制度（比如法律）的重要性，将其看作是规范行为的框架。但是自由主义者的规范行为可能不同于保守主义的规范行为（比如他们对于家庭之角色的看法）。因为保守主义总是考虑到传统等等的重要性，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说，保守主义的角色之一是让自由主义者时刻铭记“历史”。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办法例证，我也不确定是否存在合适的证据。但是如果保守主义者认为某些事情极端激进，那么自由主义者便会在这件事情上同意保守主义者的判断，所以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者会反思说，我们不应该以那种方式那么激进。不过问题又来了，怎样算作是“极端”激进呢？1867年的议会改革算吗？它能算作是伤害宪法的激进改革吗？等等。另外，在现实层面将问题厘清也是很困难的。举例来说，《工厂法案》——一项限制英国工人每天工作长度的法律——的通过，是受到自由主义者之人道主义的影响呢，还是保守主义者（地位高则责任重）关怀工人的反映呢？所以我认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只是简单的标签而已，它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想进行初步的区分，如果认为它们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那就错了。对于这些思想，如果想得到更精确更深刻的理解，那就要对具体的案例、对具体的著作（如果有的话）进行分析。

【注释】

[1]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Berry），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为18-19世纪的政治学思想、苏格兰启蒙思想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