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为例的反现代化实践。”

民主的悖论——以《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为例的反现代化实践。”^[1]

林雅华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

库特·桑特海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启蒙运动进步迷梦的一次重大冲击。虽则启蒙运动曾给全欧洲的人们带来了文明的滋养，并获取了重大进步；但是，这场战争的爆发却提醒人们，野蛮依旧存在，理性并没有彻底击败野蛮，甚至最终与野蛮站在了一起。一战的硝烟徐徐落幕，一个意欲重整理性、自由旗号的魏玛共和国跃上了世界历史舞台。但是，理性之光却并未如同人们预见的那样，朗朗照耀。相反，在这个短暂的共和国的背后，一道来自历史深处的巨大阴影，却即将笼罩整片欧陆，并开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

一个符合现代政治发展主潮，高举自由民主、议会选举旗帜的全新政体，为何会将德国拖入民主的反面，踏入极权主义的深渊？库特·桑特海默^[2]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3]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一民主悖论的绝佳视角——在魏玛共和国那件华丽的民主外衣背后奔涌不息的反民主思想，与魏玛民主之间形成了抗衡之势，并最终在内外多种反对力量的合作下，推动了魏玛共和国的解体。作为“迟到民族”的德国，为将自己选择的现代性路径明显区别于其他欧美国家，它采取的是一种强调“民族”、“文化”、“传统”、“国家”、“权力”等诸多反现代理念的文化现代性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因此，现代与反现代，民主与反民主几乎构成了德国自启蒙运动以降种种悖论与矛盾的关键词——“德国现代化的后果一方面是高度缜密的理性批判体系和现代性反思话语，另一方面却又是灭绝人寰的非理性举动和不可理喻的反现代化实践。”^[4]

库特·桑特海默的这部作品，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他正在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Münchner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从事研究。1960年他凭借该项研究成果获得弗赖堡大学的教授资格。应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系统地清理魏玛共和国政治生活中反民主思想的意义和作用，借以重新反思德国现代化进程走过的崎岖弯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非但十分必要，而且有助于推动战后德国的民主进程。

魏玛民主的内在软弱与最终死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反民主思想是诸多环节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在当时的德国民众眼中，这个共和国并非德国自身的产物，而是德国失败和软弱的产物，是被外国的军火挟持的产物。它就仿佛《尼伯龙根之歌》中那被人暗中刺伤的英雄，是被各种阴谋和暗算势力合力击倒的一只困兽。《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更是激起了德国民众的无限屈辱和激愤，战争赔款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国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多数的德国民众对魏玛宪法当中所谓的民主自由观念还非常陌生。“当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时，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5]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也确实让这些“农夫”们目瞪口呆——议会里的辩论滑稽可笑，党派间互相谩骂，大放厥词，完全无视外面成千上万正在挨饿的人们；内阁危机层出不穷，不到15年更换了17次内阁；被各党派掌握的传播媒体更加深了德国社会的分裂……因此，桑特海默在文中深刻地指出：“魏玛民主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同一的国家意识（Staatsbewusstsein）。”^[6]当然，他指的国家意识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福利的结果，或是与历史相联系的结果，毋宁说，这是人民自身的一种需要，一种国家层面给出的责任。而魏玛恰恰缺乏这种达成民主共和所必需的国家意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基于德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各种反民主思潮，开始在共和国的机体内部躁动不安，并且迅速蔓延开来。它让人们相信：虚假的魏玛共和醉心于肤浅的理性主义、自由民主，根本无视人类灵魂的本质、文化的神秘性。德国真正需要的是真实而有生机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舶来的假民主。因此，这部作品的核心在于指出，魏玛时期的反民主思想是摧毁魏玛共和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它架设的一条从政治浪漫派到保守主义革命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为纳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铺平了精神与心灵的道路。更加重要的是，这股反民主思潮无法给魏玛民主提供任何意义上的精神支持，而这一精神支持与基础，恰恰是当时孱弱的魏玛共和国最为缺乏的东西。经由它带来的思想动荡，以及在魏玛共和国肌体上所留下的创伤，“为后来民族社会主义的煽动以及其他相关团体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从而将魏玛共和国的体系一举击溃”^[7]。

当然，任何思潮都是由诸多思想团体组成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团体，虽然各自面相迥异，但其思想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那就是他们都对魏玛宪法的自由民主产生了质疑，甚至发动了对这种民主政体的反抗。本部作品正是在此基础上，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完整而清晰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反民主思想的历史图景。这幅历史图景的细节具体呈现在4个章节之中。第一部分“政治的非理性主义”，主要揭示了魏玛反民主思想得以产生的精神与思想前提，交代了这一思潮的思想史背景，展现了20世纪前10年占据德国社会思想主流地位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这整体思潮下的每一种思想主张都隐藏着某种政治性，尤其是生命哲学与反智主义。在作者看来，这股思潮与当时的科学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为了释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着力分析了魏玛时期德国宪法理论的发展。他强调，这种宪法理论在本质上与政治和国家秩序问题紧密相关。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体验，是考察反民主思想形成与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因为深刻的战争体验带来了非常实际的政治效果。第二部分“反民主思想”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它从反民主的自我理解、反民主批判、反自由主义的国家思想、对领袖的呼唤、帝国图景的勾勒到反民主思想的基础概念与根本特征等6个部分层层深入，一步步揭示了反民主思想（右翼）从生成到发展的全部过程。在作者看来，当时的反民主思想从德意志民族主义、保守主义革命、革命民族主义、国家布尔什维主义、德意志人民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不同路径展开了对魏玛民主的全面批判。其中包括对自由主义的敌视，对议会民主制的批判，对政党国家的批判，对民主思想的批判，对魏玛宪法的批判等。此外，魏玛时期的反民主思想还从议会制与领袖制之间的分歧出发，呼唤作为民众救世主的领袖，呼唤德意志神圣帝国的出现。其间，作者为我们展示了希尔舍的帝国观念^[8]，以及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的影响。最终，作者为我们归纳总结了反民主思想的基础概念和特征：人民（Volk）、共同体（Gemeinschaft）、民族（Nation）、有机主义（Organismus）、决断（Enscheidung）、新政治（die neue Politik）、新自由（die neue Freiheit）以及民族社会主义（der nationale Sozialismus）。第三部分“卷入政治的复杂化”强调的是魏玛时期的反民主思想产生的实际政治历史效果。作者在其中尝试回答了那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即右翼的反民主思想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后来的民族社会主义，并且伴随着它走向统治的高位，由此检视魏玛共和国的思想遗产对第三帝国的影响。第四部分“联邦德国的反民主思想”涉及的是，魏玛时代的反民主思想与当下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章节是作者在本书第二次出版时的增补部分。作者深切地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塑造起来的波恩民主，并未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拥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它和魏玛共和国一样，其内部涌动着反民主思想的逆流，威胁着理性与自由的国度。

总体而言，这部作品中贯穿着几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魏玛民主的真正敌人是谁？右翼反民主思想的内在结构为何？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魏玛民主的覆灭？波恩民主真的不同于魏玛民主吗？让我们逐一来对其进行审视。

1．魏玛民主的真正敌人是谁？作者在书中坦言，魏玛民主所受的攻击，不仅来自右翼，同时也来自左翼。无疑，在当时，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其他与之相类似的左翼政党，都对魏玛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进行了尖锐批判。他们的宣传手册中就充斥着大量反民主的思想口号。但是，他们的反民主思想与右翼反民主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且，与右翼相比，他们的力量并没有占据上风。因此，右翼思想才是推翻魏玛民主政体的决定性力量。毕竟，“从魏玛共和国之中走出的并非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是纳粹的第三帝国”^[9]。故此，本书集中展示的是魏玛时期的右翼反民主思想。当作者从历史角度对右翼反民主思想的政治理念进行分析之时，发现了一个极富意味的悖论：当反民主思想的否定性力量，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民主理念相抗衡时，肯定与一种他们意欲建构的理想国家相关联。也就是说，反民主思想理论者在提出对民主制度的反对之时，总是与某种肯定相联系。即他们所秉持的不仅仅只是一种摧毁性的批判立场，在他们心中，其实有着一个更好的国家理念建构，一种更好的民主概念。这样说来，运用“反民主”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他们，其实值得斟酌。那么，这些反民主思想者们究竟想要建构一个怎样的国家呢？这一点在后文会有详述。

2．右翼反民主思想的内在结构为何？作者在开篇即指出：“在这部作品中，我专注于呈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实际上，反民主的思想在1919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10]所以他才会在第一部分不吝笔墨地描绘魏玛共和国之前甚嚣尘上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及传统民族主义的政治化浪潮，意欲由此探索反民主思想诞生至今的整个历程。那么，作为魏玛反民主思想主潮的右翼反民主思想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内部构造呢？作者指出，当时的政治右翼势力从总体而言，可以分为德意志民族主义、保守主义革命、革命民族主义、国家布尔什维主义、德意志人民、民族社会主义这几种主要类型。而“保守主义革命”这一群体的精神动力是整个反民主思想团体中最为强烈的。也就是说，魏玛时期反民主思想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保守主义革命者的力量。作者将其称为“右翼青年民族主义”（der jungnationale Rechte）。因为，“这种思想倾向很难和德意志民族主义、德意志人民主义区分开来。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关系”^[11]。归纳起来，“保守主义革命”团体对魏玛民主的否定，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认识论上的反理性主义、政治哲学上的反自由民主、多元主义批判与权威国家概念。”^[12]其理论诉求在于“要用行动主义和行动信仰取代纯粹的理论，用单方面的行动取代双方面的协商，用权威和纪律取代软弱和畏缩，用英雄的信念取代重商主义”^[13]。在这其中，“青年保守派”又被公认为“保守主义革命”的主流，其代表人物包括容格尔、斯宾格勒、范登布鲁克以及赫赫有名的施米特等。可以说，在魏玛共和国最关键的时间里，“青年保守派”占据了当时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他们的政治意见与政治攻击，并不限于表达不满的小圈子，或者宣传手册和各种出版物中的反对意见，而是形成了明确的意识形态纲领与政治渴望。从字面上看，保守与革命二者似乎格格不入，充满了悖谬。但是，在他们的代表人物范登布鲁克笔下：

我们把革命观念和保守观念联系起来，是想从保守和革命的双重角度去追求一个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理想境界。因此，这里的保守并不意味着倒退或落后，而是指对待能够持久和值得捍卫的一切的一种积极态度。^[14]

“青年保守派”非常清楚魏玛自由主义民主的弊端所在。因而他们提出，要从德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观念中拣选出激进与建构性的一面，在保守的激进与革命的激进之间建立起某种微妙的联系，在民族主义与德意志社会主义之间进行某种综合，从而构建起一个基于有机民族共同体，以权威领袖人物为主导，强调内在文化与传统价值的“第三帝国”。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概念并非后来的纳粹帝国，而是德国迈入现代化以来，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之间，选择的一种体现了德国文化现代性的“特殊道路”。因此，保守主义革命的反民主思想并非直接呈现为民族社会主义，而是接续起德国传统保守主义、政治浪漫派的共同体理念和文化观念，铺设了一条以复兴传统为核心，保持德意志民主发展、充满德国文化意味的现代主义路线。但是，这种具有全新政治取向的民族社会主义，还是体现出了与第三帝国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亲和性。

3．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魏玛民主的覆灭？如上所说，对于原本就先天不足的魏玛民主而言，缺乏建立在健康坚实的民主关系基础上的国家政治精神认同，是导致其覆灭的根本原因。具体到魏玛时期的真实状况，奠立了自由民主理念的魏玛宪法并没有得以很好地运行。这就导致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无法在普通民众心中形成政治认同。相反地，右翼反民主思想恰恰抓住这一国家认同的空隙，迅速在政治纲领、意识形态，乃至新型国家构想上形成规模影响，并与当时社会的其他反对力量联合起来，颠覆了魏玛民主意识形态构建的可能性和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反民主的批判思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魏玛民主的灭亡。

当然，在魏玛共和初建的头几个月中，反民主思想的统治性地位尚不明朗，当时全国上下还沉浸在新旧秩序的轮换之中。但是，随着民众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共和国固有的弊端逐步呈现之后，反民主思想渐领革命之先锋，相反地，虚弱的魏玛民主立刻被迫退到了防守的位置。“魏玛宪法”无力挽回这一颓势，即便它本身体现了丰富深刻，甚至是超前的民主理念。从本质上来说，魏玛的自由民主理念，派生于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规范意义。但是，这一点或许正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过于超前和理想化的理念构建无力应对其自身文化传统的要求。因此，以保守主义革命为代表的魏玛反民主思想，才会对这种外来嫁接式的民主抱以决然仇视的态度，对魏玛的政治生活投以完全对立的立场。这已不再是一种内在的民主对立立场，而毋宁说，变成了对自由民主共和国的决绝反对，一种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根本反对。在这些反民主思想家看来，真正的民主以及真正人民意愿的表达，并非魏玛民主这种被误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概念必须要与自由概念相联系。只有建立在自由与公平基础之上的才是真正的民主。没有权力分配，没有法制国家，没有个体自由权力，没有自由主义政治基础的民主，根本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民主……民主既不是一种政治意愿上的技术程序原则，也不是一张代表人民主观意愿的空头支票，而是一种充满意义，拥有目标的政治秩序，一种能够保证政治共同体有序自由的状态。^[15]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前文提及的民主的悖论。而这一点也正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和宪法学者一直强调的德国意义上的民主价值。在这批保守主义反民主思想者那里，诞生于德国特殊文化历史语境的民主，不同于英美意义的自由主义民主，他们竭尽所能想要维护的正是这样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概念强调的是一种可以保证，并且充满秩序的民主；一种非个人化、强调集体意义的民主。他们为此进行的理论阐发以及政治实践，使得德国民众对民主本身也产生了一种想像——民主的总体性结构总是通过统治者纯粹的意志认同来界定的。也就是说，他们向往的是一种权威意义上的有机民主观念。

他们认为，代议制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天然或必然的联系，自由主义的民主可能只是一种斯多葛主义，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议会中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谩骂。德国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契约观念基础上的民主，而是一种有机民主。所谓有机民主，其基础在于“种族归宿”，在于“血溶于水”的文化认同。^[16]

显然，这样一种民主，与魏玛宪法的精神格格不入。因为魏玛宪法是一部纯粹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法。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的魏玛时期的反民主思想，其实是一种反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理念，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反民主。魏玛的反民主主义者们通过反自由主义民主的方式，来捍卫德国特殊的有机文化民主主义观念。他们所秉持的这种扎根于德国思想传统的权威民主、文化民主理念以及有机国家观念，与德国历史上固有的政治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一些玄想的非政治主义者（Betrachtungen Unpolitischer）。

企图以一种美学上的建构来取代政治性，以审美主义来取代政治智慧……在这样一种保守主义革命方式的不断推进下，魏玛时代的反民主思想与纳粹德国之间产生了无法释清的联系，一些反民主思想家甚而变成了纳粹的党羽。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魏玛民主体系的灭亡，并非仅仅由于反民主意识形态这一个维度的因素所致，其根由在于魏玛民主自身存在的问题——新兴的“魏玛共和国”并不是旧制度下某种成熟的革命形势的自然产物；虽然魏玛宪法从法学的角度讲可谓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但其实质不过是旧制度的一道虚弱的护身符；魏玛宪法徒有完备的形式，却缺乏宪法的实质内容；徒有民主的躯壳，却缺乏民主的灵魂，或者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灵魂，缺乏一种能够与之相配套的民族国家认同。只有一种积极而强健的民族国家认同，才能够保证民主的持存，即便它处于经济与政治的危机之中。

4．波恩民主真的不同于魏玛民主吗？二战结束之后，以《基本法》（Grundgesetz）为基础的波恩民主经过十多年的构建，逐步塑造出了以自由民主为精神内涵的国家意识。与魏玛共和国相比，联邦德国的议会民主确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大多数人认为，西德通过有效的政治与经济建设、政治与社会体系的民主建设，有效打击了左翼青年与极端右翼分子的反民主批判。作者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也认为：

没有丝毫必要去考察，联邦德国当中存在的某种从魏玛而来的连续性以及相关的反民主思想。因为在我看来，虽然能从这些思想中嗅出一丝民族社会主义，或者是新纳粹的味道，但是，他们还不足以成为某种政治意义上的体系。^[17]

但是，这是不是说，魏玛时代的反民主思想就此销声匿迹了呢？并非如此，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当人们开始思考波恩和魏玛的关系之时，其实就已经对联邦德国的整个民主状况产生了质疑。”^[18]因此，在写完原书8年之后，桑特海默改变了初衷，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补充了第四部分的内容“联邦德国的反民主思想”。其原因在于他看到了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德国不仅出现了极端右翼政党，甚至还出现了许许多多反议会民主的左翼力量。他们从历史的军火库中找到了许多极端反民主的理念——“人民主义、民族主义、家园、民族意识、民族共同体、历史传统意识、反多元主义、反智主义、秩序、洁净、服务、义务、纪律……”^[19]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右翼力量。而以议会外反对派为主的左翼力量，则努力争取一个“更好、更加符合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20]如此看来，波恩民主体系并非那么不言自明，也并非那么理所应当地拥有正当性，它和魏玛民主一样承受着来自左右两翼的威胁。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广泛的学生运动退潮之后，联邦德国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复兴的大潮，其观点主要集中在：

必须要对过去，尤其是第三帝国的历史进行重新的编撰和审视，将这一段历史洗清。让德国从这一段历史中走出来，发展出一种新的、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权力意识与国家意识。德国民众需要在这种新的民族意识基础上寻找到一种新的全球定位。^[21]

这一政治保守主义的转向，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22]。桑特海默站在左翼历史学家阵营，于1986年11月21日在《莱茵评论/基督徒与世界》（Rheinischer Merkur）上撰文“化妆师们正在粉饰一种新的身份认同”（Maskenbilder schminken eine neue Identitaet）以支持哈贝马斯的主张。他在文章中指出，

在经历第三帝国的灾难之后，历史学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已经改变的政治环境下重新检讨并且重新定向……德国现当代史当下这种大胆的、意欲到处阐发的修正主义倾向，绝非一种有益无害、纯粹学术的研究。它是对1945年之后联邦德国民主重建时期政治共识的一种背离。当时人们一致认为，新的民主原则和基础应该更多求诸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传统，而不是德国的过去，并且这些原则和基础应该秉承这一精神传统发展下去。在1918年之前的德国历史中寻求模糊的身份认同，或者努力追求尽可能一致的历史理解。这种做法引人怀疑——不仅因为这么做难有结果，而且因为任何凭借前民主时期的民族历史来赋予政治意义的企图都可能会终结我们战后的共识。^[23]

因此，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为我们指出，“联邦德国的波恩民主受到的威胁与在魏玛共和国一样，并非来自左派，而仍旧是右派。”^[24]在这些不断抬头的右翼保守主义的群体中，反民主的思想接续了魏玛时代的洪流，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在作者看来，联邦德国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它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它的政治意识本身。若要克服右翼保守主义反民主思潮的影响，必须要在政治意识、国家认同上进行一场彻底地变革。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真正稳定的国家统一应当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宪法爱国主义。”^[25]一种真正的民主，必须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社会正义的民主。当然，这种开放与自由的民主观念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必须通过有效的宪法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加以改善，才能逐渐形成。新一代的公民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文化，进而保证民主政治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德国在二战后的发展历程来看，作为反法西斯重要成果的《基本法》，是德国特定国情的产物，也是德国人民灵魂反省的产物，虽则经历了左右两翼的不断冲击，却能够始终保持其威严与活力，为德国重新迈入世界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也许，正如作者最后引用的君特·格拉斯的这句话所言：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在我们的国家，最终应该由理性取得胜利，让启蒙继续扩展其疆域，如同治愈一场流行疾病一样，最终的选择权还在我们的手中。^[26]

【注释】

[1]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克拉考尔唯物主义文化批判研究》（13CWW001）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编者注

[2]库特·桑特海默（Kurt Sontheimer）1928年生于巴登州根斯巴赫市，在弗赖堡、爱尔兰根、巴黎等地学习政治学和历史。1960年凭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获得弗赖堡大学的教授资格。1962—1969年执教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1969年起担任慕尼黑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他出版了众多有关联邦德国和东德政治制度的书籍，如《德意志共和国》（Von Deutschlands Republik）、《阿登纳时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础》（Die Adennauer-Ära．Grundlegung der Bundesrepublik），后者确立了桑特海默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桑特海默还是英国布拉德福德（Bradford）大学的荣誉博士、恩斯特罗伯特小说奖的获得者。1974—1975年担任德国基督新教大会主席。

[3]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8．

[4]曹卫东：“‘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第74页。

[5]［美］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刘森尧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第102页。

[6]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S．13．

[7]Ebd．，S．14．

[8]弗里德里希·希尔舍（Friedrich Hielscher，1902—1990）1930年创办了刊物《帝国》（Das Reiche），持续到1933年，1931年出版同名专著。他的帝国观念深受格奥尔格（Stefan Georg）“秘密德国”理念的影响，深信在诗歌当中隐藏着一个真正的精神与文化的德国，他拒绝从种族和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德意志民族，而强调应该从文化与精神的角度来解读德国的民族性。

[9]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S．15．

[10]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S．15．

[11]Ebd．，S．16．

[12]曹卫东：“‘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第77—78页。

[13]曹卫东：“德国保守主义：一种现代性话语”，载《学海》，2006年第4期，第94页。

[14]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Das dritte Reich，Hamburg：1931，S．27．

[15]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S．16 17．

[16]曹卫东：“‘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第78页。

[17]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S．10．

[18]Ebd．，S．9．

[19]Ebd．，S．328．

[20]Ebd．，S．320．

[21]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S．335 337．

[22]这场论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在1986—1987年达至高潮，并随之波及整个欧洲和世界。其发端肇始于德国右翼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于1986 年6月6日在《法兰克福汇报》（FAZ）上发表的文章：“不会消逝的过去”（Vergangenheit，die nicht vergehen will）。他认为大屠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针对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而第三帝国的战争是防卫来自犹太人的威胁。与他持同一立场的有希尔格鲁伯、希尔德布兰德等人；与此针锋相对，哈贝马斯随即在1986年7月11日的《时代》（Zeit）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种清除弊端的方式”（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的文章，批判诺尔特将纳粹罪行相对化的做法，认为德国必须直面过去而不是将其掩盖。此后，左右两翼的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将这场论战推向了高潮。其内容涉及德国反犹史、德国历史编纂中的第三帝国与大屠杀、德国所要承担的罪行，等等，激发了德国人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同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的政治运动颇有渊源。

[23]Rudolf Augstein（Ed．），Historikerstreit，die dokumenta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München/Zürich：Piper，1987，S．279．

[24]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S．345．

[25]徐贲：“战后德国宪政与民主政治文化：哈贝马斯的宪政观”，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47期。

[26]Kurt Sontheimer，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S．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