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是一个既古老而又现实的课题，在中西方政治历史的演进中，政治文明往往是衡量政治制度的一把尺度，政治制度的更替往往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政治制度总体来说是向着文明的方向发展的。对政治文明的历史考量和理论疏理，有利于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政治文明及其特征
政治文明是由政治和文明两个范畴合成的，但又不是两个名词的简单叠加。研究政治文明首先得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政治。对于文明、政治、政治文明这三者的定义，学术界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一)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概念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阐述了不同的政治观和政治见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实际，对于政治的含义作过多方面的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第一，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第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第三，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权力，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第四，政治是有规律的社会现象，是科学，也是艺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含义的论述，可把政治定义为：政治是人们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运用政治权力实现和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活动。
关于文明的定义，众说纷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明被赋予多种含义。对此，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二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目前国内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虞崇胜在其专著《政治文明论》中归纳了十几种说法后给出的界定，即文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
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直接使用了“集权制和政治文明”的表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经典著作，如《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文明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文明”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话语中，但对于政治文明的内涵，目前政界及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诸多不同的观点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静态、动态说[23]；二是政治成果总和说[24]；三是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说[25]；四是政治进步说[26]；五是政治制度进步说[27]；六是政治社会形态说[28]；七是狭义广义说[29]。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政治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和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它是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政治意识文明可以说是政治文明的“魂”，是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文明可以说是政治文明的“绳”，是政治意识文明的规则化和条文化，是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可以说是政治文明的“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30]
(二)政治文明的特征
政治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共同政治财富，也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与任何事物都具有其内在的基本特性一样，政治文明也内涵着自身固有的基本特点。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国家性与非国家性的统一。政治文明的国家性具有两层意义：一是就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内容而言，政治文明主要是国家和政府的文明，是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文明。二是就国家的建立和存在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鲜明地指出，国家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和文明。在现代社会，政治的性质和功能正在发生变化，由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发展，从国家统治社会向社会管理国家发展，政治文明的非国家性内容在增多。只有两者的结合和统一，才是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
二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政治文明作为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阶级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任何形态的政治都是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政治，超阶级的政治文明是不存在的。同时，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从社会中产生出来并在社会中发展的，具有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文明的社会性是从属于其阶级性的；阶级性是特殊性，即只是阶级社会中的属性，而社会性是普遍性，是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的属性。
三是进步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政治文明是一个与政治蒙昧与政治野蛮相对立的范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开化与进步状态。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特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
四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是有国别的但又是无国界的。任何一种政治都产生并受制于当时的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历史背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习惯和民族性格，使各个国家的政治或政治文明打上了民族形式的烙印，从而使世界政治文明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和特点。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设施，如果只适应某一国度而不能为其他国家所借鉴，那么它就还称不上政治文明。只有产生于一定国度同时又能为其他国家所借鉴的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才称得上是政治文明，因此，政治文明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是无国界的，是世界的。
五是价值选择性与判断性的统一。政治文明是人们对政治生活进步发展状态的价值追求和理性评价。先进的政治价值选择对于政治文明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政治价值建设关系到政治文明建设主体的素质。在建设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必须用先进的政治价值选择提高主体的素质。[31]
六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民主政治与法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前者是基础和前提，后者提供着制度和法律保障。没有民主的法律制度可能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政治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无秩序状态。只有两者的结合、统一，才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七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从政治文明的形态结构上说，它有静态和动态两部分。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指人类在社会进化中或在改造世界中已经取得的积极的政治文明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一方面是指已经取得的成果在行为过程、空间运行过程、社会化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运行状态；另一方面是指人们根据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新的文明的过程。政治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断地改变着其内容和形式。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特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是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型的、更高形态的政治文明，它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是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扬弃和超越。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有益成果。主要有以下的内容：第一，实行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第三，实行共产党领导。第四，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五，实行法治，用宪法和法律来掌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文明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相比，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文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相比，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特征主要体现为：
第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特点。坚持三者的协调统一，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性质，符合我国国情，既能保障全体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又有利于国家政权机关分工合作、相互制约、协调一致地组织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统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与参加合作的各民主党派形成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和谐统一。
第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形式与本质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消灭阶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其目标。这与其形式——共和政体、民主制度、法治等的价值要求是一致的、统一的。
第五，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文明，它在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同时，坚持人权随着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而发展；坚持尊重和保护人权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情，反对用人权的普遍性否定人权在历史、文化、地域、民族、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特殊性等。[32]
二、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考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包含了中华政治文明。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会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时代内涵与当今的政治文明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治理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它们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积淀的组成部分，是人们追求文明政治的智慧结晶，其历史价值仍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和分析。
(一)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解读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涉及“文”、“文化”、“人文”、“文明”等概念。早在《易经》中就有“物相杂，故曰文”的说法。同时，《易经》中还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3]《礼记》中说：“文，彩也、美也、善也。”这里的“文”都是相对于自然秩序的野蛮、蒙昧而言的。“文明”一词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早也出现于《易经·贲卦》中：“文明以止，人文也。”《易·乾卦》中也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说法。《尚书·舜典》有“濬哲文明”、《礼记》有“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乐记》有“志起于内，思虑深远，是情深也；言之于外，情由言显，是文明也”等的说法，《易经》还有“内文明而外柔顺”的说法。孔颖达解释为：“经纬天地曰文，照耀四方曰明。”[34]所谓文明，就是摆脱愚昧、走向先进的意思。总之，“文明”、“文化”在汉语中具有复杂、文饰、教养等意义。[35]
在中国古代，“文明”一词的含义自一开始就与文治、教化、伦理和政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是一种以伦理—政治取向为发展进路的文明形态。中国自夏、商进入阶级社会后，直到近代，整个文化领域都非常重视如何治国安邦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是针对政治事务、管理而言的。政与治具有不同意义，“政者，事也”，指事务；而“治者，理也”，则指管理。从二者的含义看，“政”与“治”是相通的，中国古代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为政”与“治国”意义相当。如《说苑·建本》中称：“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36]中国古代的政治书籍，多为论政、治政等内容，如《书》实即一部政书，在《洪范》篇中明确地提出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所谓“农用八政”，这实际上是维护统治权所必需的八件大事。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政治问题成为各家各派的中心议题。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思想家们也主要是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认识和观点。甚至到近代，孙中山仍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37]明显地带有中国古代理解政治的特色。中国古代实际上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国家统治者处理各种关系的、管理和维护统治的手段，而不是把政治作为一项人民的“善业”来追求的，所以，中国古代所理解的政治主要是一种“治国之道”和“治政之道”。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这样评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悠悠二千载，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38]应当肯定，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存在大量的积极成果和文明智慧，以其基本不变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管理和调节中国古代社会达几千年之久。从秦汉以来所实行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体制，以及为此而奠基的儒家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由于政治的特殊社会功能，在社会经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曾经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是中华古代繁荣昌盛的内在条件之一。这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积淀。我们应本着客观公正、批判吸收的态度进行分析，加以借鉴，从中获得对今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资源和重要启迪。[39]
(二)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指自我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直到1840年以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政治文明。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政治文明一直是其主体。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在一定的意义上，主要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或儒家政治文明，是统治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念和治政、治国经验等的总积淀。[40]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决定了其在本质上是以伦理—政治为取向、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具有一系列的伦理特征：
第一，“协和万邦”、“大而一统”的社会整体文明。中国自古就有“协和万邦”的政治传统，崇尚“大而一统”的政治制度。早在《尚书·尧典》称赞帝尧的功德时，就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记载，表明我国古代就崇尚一种人性善良、道德淳朴、万邦协和、国泰民安的文明社会。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汉承秦制”，意味着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终于确立。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才出现雏形，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才从制度形态上被彻底推翻。
第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政治文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并以此作为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从奴隶社会开始，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根据族制来区别人们等级地位和决定财产与权力继承的宗法关系就成为了维系社会纽带的主要社会基础。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代替了分封的君主制，以君主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41]
第三，“为政以德”的德治政治文明。“为政以德”是孔子在总结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思想基础之上提出来的重要政治命题。德政、德治的实质是要求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感化百姓，并通过“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来教化百姓。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42]正所谓“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43]。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为政者通过其人格的示范作用和榜样功能来实施管理。“以德为教”、“明人伦之教”等都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政治思想的极好注解。在德、礼、政、刑四种方法中，德政历来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44]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伦常问题始终是政治文明的中心内容。宗法伦常关系就是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伦理纲常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既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础，又以政治手段的形式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对于维护专制王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格外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被置于至高的地位。[45]
第四，“政在得民”的政治行为文明。中国古代政治十分重视如何对待“民”的问题。早在周代就提出了“怀保小民”、“惠鲜鳏寡”[46]的思想。接着先后出现了“富民”、“养民”、“牧民”以及“民惟邦本”[47]、“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有关“民”的思想。这些关于“民”的思想，尽管是作为君主专制政治维护统治的手段而提出的，却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民”的重视。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以民监。”“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百姓内心和痛苦)。”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8]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汉代著名思想家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因此，中国古代统治者非常强调“政在得民”和“国以民为，社稷为民而立”的政治行为文明，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如孔子不但主张对民要“教之”，还要“富之”，要“利民”、“惠民”、“养民”；孟子则强调“制民之产”；荀子不但主张“利民”、“裕民”、“富民”，还主张富国，“不富无以养民情”，“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理)，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49]。儒家主张仁政，其目的就在于“为政得民”。
第五，以德治吏的政治主体文明。吏制是国家的干部制度，它既是政治文明的体现又是实现政治文明的组织和主体保证。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50]。重视官吏道德的修养和社会政治的清明，要求官员廉政勤政，遵纪守法，关心大众的疾苦，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又一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主张“以德修身，再施于政”。加强官吏的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天子有德，能保天下”、“诸侯有德，能保其国”。百官有德而国治；百官无德，入主难安，天下必乱。从“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51]，到《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是儒家政治“以德修身，再施于政”的典型表述。二是在选吏、任吏、察吏的标准上，选贤任能，坚持德才兼备。“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52]官吏“在任无德，其祸必酷；在位无能，其殃必大”。有德有才者，为治也；有德无才者，难治也；有才无德者，为乱也。“得贤者昌，失贤者亡”[53]，对于德才兼备的贤人，需要“知贤、爱贤、亲贤、尊贤、敬贤”，进而“求贤、得贤、任贤”。
第六，“制度在礼”的政治礼乐文明。礼乐作为一种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几乎是同步产生的。据史籍记载，传说中的尧就曾命令舜“修五礼”，也就是制定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舜也曾命令伯夷“典三礼”、“为秩宗”，[54]即主持天神、地祇、人鬼三种礼仪，确定等级秩序；又命令夔“为典乐，教胄子”，即主持诗歌音乐教育，培养人才。随着古代宗教祭祀活动的发达，礼仪亦趋兴盛。所谓“度制”，亦即文物典章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和纪纲法度。“制度在礼”反映了礼乐作为古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包括政治上的纪纲法度和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礼乐被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乐文化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规范政治制度、强化道德教育、协调社会运行的功能，因此，礼乐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55]
三、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沿革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政治文明有其不同的特点，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明，由于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各有不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也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之间会相互影响，彼此借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就是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社会主义要全面体现自己的优越性，既要继承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又要创新性地推动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
(一)西方政治文明思想的萌芽
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译自于英语“civilization”，而“civilization”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拉丁语中的“市民”一词，与之密切相关的术语有“civis(公民或市民)”、“civilis(公民的、国家的)”，它们大多有“教养”、“开化”等意思，与后来出现的“文明”概念直接相关。有趣的是，现代汉语中“政治”一词的英文“politics”源于希腊文的“polis(城邦)”，它与古拉丁语“civis”、“civils”意义相同，也就是说“文明”与“政治”是同源的，概念是统一的。“文明”原本就具有“政治”的意义，而“政治”也具有“文明”的含义。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是天生离不开政治生活的，所以人类社会几乎一开始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人类在很早就开始了他们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以及良好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的安排和设计。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明”与“政治”是同义的，都具有“教化”、“进化”和“开化”的意义，实际上是在培育一种“公民文化”。亚里士多德强调公民的道德观念，公民虽有财产、容貌、智力上的差别，但公民是平等的，大家都服从法律，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决策。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在《“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议》一文中评述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道德是政治的重要构成因素的观点时说：“古雅典所孕育出来的公民道德的观念及其实践，与亚里士多德以在政治过程中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来对人的特性及其能力之发展的界限，乃是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渊源之一。”[56]政治的“文明”观念直接受到希腊“公民”观念的影响，文明概念包含了培育人和公民具有参加相对复杂、日益分化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古希腊罗马时期尽管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文明”观念，但是他们将政治、文明等概念与城邦、公民等密切联系起来，是西方政治文明概念的萌芽。[57]
(二)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对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18世纪中叶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政治文明包含了城市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等多种意义。法国思想家米拉波侯爵在其名著《人类之友》一书里将“文明”概念引进政治学中，认为文明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还指一种行为，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含义。“文明”的概念在政治的意义上得到了新的发展：第一，欧洲启蒙学者在规范政治文明概念的过程中继承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观念，将中心主义转化为城市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认为唯有城市发展的地方，才可能创造复杂的文明。欧洲中心主义强调欧洲是“文明”和“有教养”的标志，是“有同样的时尚、同样的情感、同样的生活方式”。[58]欧洲以外被认为是野蛮社会，对外殖民则被认为是在政治上传播“文明”。第二，启蒙思想家把文明同人的内心信念统一起来，文明在政治上被用来表示个人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文明作为人类整体进步是指整个人类从野蛮状态向一个从未达到过的高级社会状态的发展。第三，启蒙思想家特别强调文明社会中的个人应遵守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规则和公民的道德。米拉波认为文明赋予社会以道德的原则和形式，这是人类群体从野蛮状态进入到高度文明的进步动力。第四，启蒙思想家将建立在理性和公正基础上的政治社会称为文明社会。文明的价值诉求反映了“处于很大变动当中的西欧产业社会，迫使人们去寻求社会总体的方向性是什么或者说应有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59]。
(三)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特征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继承和发展，它应高于资本主义民主。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的特征：
第一，权力制衡制度和代议制度。“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60]所谓“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权平行分设，地位平等，互不从属，而又互相制约。这一制度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成为资本主义法治的重要制度和基石，充分证实了西方国家运用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在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的作用。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代议制政治。虽然各国都把人民主权作为指导思想，但现实中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使每一个人去直接掌握国家事务，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因此，作为间接实现民主形式的代议制成了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中人民主权原则实现的基本制度选择。标志着人类自我管理水平、管理技术的巨大进步。列宁曾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61]。
第二，人权与公民权的政治理念。这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62]。美国人权学家杰克·唐纳利认为：“一个战略，无论它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要以牺牲政治参与、人权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质的展现为代价去实现物质进步，那它绝对是不完整的。”[63]人民主权是指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所有者，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控制者，实质是权力在民，人民当家作主。完整系统地论述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卢梭。“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64]人民主权理念为解决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这一基本关系提供了一种指导思想和逻辑方法。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权力是手段，国家权力存在的全部理由在于对公民权利实施有效保障。
第三，法治机制和政党政治。法制是自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法制是人治。资产阶级首创了资本主义法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政党制度，形成了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西方政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第四，政府职能和违宪审查制。纵观资产阶级政府发展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自由放任型”和“积极干预型”等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当代资产阶级政府在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65]其他法律和法律行为不得同宪法条文相违背。“宪法原则至上的思想”“只有存在独立于政治权威的机构的保障，并且政治权威的行为还得接受审查的时候才是真实的”[66]。因此，违宪必须接受审查。其意义在于：一是保证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人民或其代表意志的体现。二是保持一国的法律在宪法之下的统一性。目前有美国和欧洲两种典型的模式。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实践中，违宪审查制已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
第五，普选制和监督机制。这是资本主义标榜民主与自由的一种形式，公民的直接参与反映了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西方政治实践看，公民可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新政府的产生、国家重大决策的出台、政府官员行为的评定等活动，而最重要的参与方式是选举。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监督；二是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主要是政党、公民、社会团体、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西方经历了完整的社会发展形态，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认真研究其有益成果并大胆加以吸收和借鉴，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很有意义。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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