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互鉴、相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

时间：2023-09-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哲学思维、经济理念、社会理想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互鉴、相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现实文化路径。

契合、互鉴、相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兼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界契合

粟国康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一在于其作为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工具理性；二在于其作为一种文化所具有的价值理性；三则在于其作为一种文化在文化理念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可互鉴、能相通。在哲学思维、经济理念、社会理想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互鉴、相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现实文化路径。

关键词：契合　互鉴　相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路径

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它们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不可分割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这三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化。文化传播学认为，一种文化要在传统迥异的新国度得到广泛传播，为其民众所接受并深刻地影响到该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它就必然要同该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相契合，只有两种文化具有契合、交融的思想基础，具备相通的文化精神，才能实现文化的融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具备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思维、经济理念、社会理想上的契合、相通，才能实现其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辩证思维上的视界契合

所谓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的视野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是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辩证发展过程的正确反映。辩证思维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重要哲学基础。哲学理念是两种文化之间实现交流、交锋、交融的脉络主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在辩证思维上的视界契合，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理念上的共通之处。

辩证思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首先，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辩证法的本质即其“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思维。马克思在1843年枟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枛导言枠中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在1872年枟资本论枠第2版跋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由此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思维。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3]，是一种辩证思维。恩格斯在其枟自然辩证法枠枟反杜林论枠枟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枠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枠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证和阐发了辩证思维的思维方式，在总结和概括科学史、哲学史及其过程中思维方式历史发展轨迹基础上，阐明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就是辩证思维，是理论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极为丰富的辩证思维，中华民族是深谙辩证思维之奥妙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流源于殷商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是朴素的辩证思维的萌生，老庄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辩证思维达到顶峰。首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富含“物无孤立”“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点。枟尚书·洪范枠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曰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种观点体察到不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将不同事物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枟易传枠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徳”；枟老子枠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枟庄子枠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观点，则把天、地、人放到一个系统中加以探讨。其次，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内蕴“万物皆化”“变不失常”的发展理念。枟周易枠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就在于看到了阴阳对立的互相转换构成世界的运动变化，体现了用变化的眼光看世界的朴素辩证思维。枟庄子枠中的“万物皆化”“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卓见；枟易经枠云“动静有常，刚柔断也”等都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有关万事万物始终处于发展变化状态的思想。张岱年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5]再次，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深具“物生有两”“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思想。关于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思想，中国先哲们有较为精湛的言论。枟二程遗书枠提出“物生有两”，认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老子在看到“物生有两”的同时，既看到对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云“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又看到对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对立统一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极具共通性，正如张岱年先生曾指出的：“中国哲学中两一的观念，可以说与西方哲学之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统一原则，极相类似。”^[6]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相契合，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文化路径。当然，我们并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简单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虽然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但并不完备，虽有丰富的论述却无充分的系统的论证，缺乏系统学理性和逻辑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科学的完备的形式和逻辑性，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武器。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理念上的视界互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视界互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思想基础，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文化路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缺少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理念契合则无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无论是作为一门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还是作为一门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分析研究特定社会制度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经济规律，以此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和革命指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最小单元——“商品”入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揭示其内在矛盾、阶级对抗性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与灭亡的客观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出发点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任何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肯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关系。在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具体研究了商品的价值问题、货币问题、价值规律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劳动力商品入手发现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进而由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预见到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有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许多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的社会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人民内心深处颇具民族性的一种经济理念。综观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不外乎两条主线：一是较为系统地研究整个国家经济、财政、税赋、货币的富国之学；二是研究个体、家庭、家族从事生产和经营以富民的治生之学。首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者基于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境遇，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尤其从当时物质资料生产的最小单元——“土地”出发，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突出认识。荀子在枟富国枠中讲“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司马迁认为，“农、虞、工、商，民所衣食之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都突出了对农业的重视，对农业基础地位的体认。其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者基于自然经济主体上的商品经济因素，从农业社会的最主要商品——“农产品”出发，探讨商品经济发展中有关生产、交换、分配（赋、税）、价格、货币、价值等问题。中国古代虽是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但仍存在一定的商品经济因素，有关商品经济的思想也就极为丰富。荀子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使之贫”（枟天论枠），“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枟礼论枠），这些言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关于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司马迁在枟史记·货殖列传枠中介绍了商品价格和供求之间的关系，“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这些思想探讨了物价变动的规律，成为中国古代关于价值规律的朴素认识。再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者基于富国目的提出对国家经济进行有计划的干预。中国古代在经济管理上存在两种观念的分野。一种是主张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典型代表是司马迁在枟史记·货殖列传枠中提出的“善因论”，“善因论”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行按某种规律运转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司马迁反对干预社会经济运行。另一种是主张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有计划的干预。典型代表是枟管子·轻重篇枠中提出的“轻重论”。“轻重论”主张国家控制经济，压制富商大贾，国家直接经营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控制物资、市场、供求和物价。“轻重论”的主张颇具宏观调控的雏形，其关于国家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行业的做法更是与计划经济的某些理念相契合。

当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所立足的社会时代不同，其所针对的经济形态不同，所以不能牵强附会地得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等同之处，持此观点的人毫无疑问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但是由此而否认中国古代存在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7]“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既然“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自然也可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著作家和他们的经济思想中见到。虽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别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出发，提出各自的经济思想，但是这些经济思想在理念上是存在共通之处的，它们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借鉴，正是这种理念上的互鉴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化的经济理念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文化路径。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上的视界相通

社会理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理解“社会理想”，至少应包括几层含义：首先，“社会理想”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它既是价值的，同时又是超价值的；其次，“社会理想”不是对现实的关注，而是对现实的超越；再次，“社会理想”是通过对现存状况的“否定”而达到对可能状况的“肯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上都有着自己的“超越”与“肯定”，这种社会理想上的相通，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思想基础。

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新的联合体、新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认为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适应了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废除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相适应，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将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国家、军队、战争将不复存在，三大差别必将归于消失，社会关系将是高度和谐的，人们的精神境界将得到极大提高；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下，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认为，那时，人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9]

理想性是每一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也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类似的社会构想。中国古代的进步思想家立足于劳苦民众的艰辛生活对未来的人类理想社会进行了诸多构想，这些构想的核心是追求社会公平，实现人人平等。枟礼记·礼运枠设想了一个诚信和睦、财富均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同时提出了“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将“小康社会”视为社会理想的初级阶段，将“大同社会”视为社会理想的最高阶段。依循这种理念，洪秀全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则提出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理想社会；甚至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也提出相应的构想，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10]

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揭示出来的，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1]。这种共产主义理想由于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它必将鼓舞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大同社会”理想则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以及对劳动群众生活境遇的同情而提出的一种构想，它实质上只能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简单复归，缺乏系统的逻辑性和实践的可行性，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但无论共产主义还是“大同社会”，都是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否定，是对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公平分配、诚信和睦的理想社会的肯定。这种对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文化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2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3］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4］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8］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张国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0］乔湘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J］.求索，2005（9）.

［11］周徳丰.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成就及其当代价值［J］.中州学刊，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