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

四、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普遍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0多年的实践，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所展示出来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以及主动型“内生式”现代化特点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世界现代化发展以及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又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它为正处在低潮中的社会主义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第一，具有中国特点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开辟，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在晚年曾通过对俄国社会的考察，认为俄国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强调：“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马克思的思路和设想是，要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俄国公社必须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以此来建设一个“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换言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跨越”设想的核心部分，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制度方面是可以跨越的，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阶段，而通过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二是发达的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先进的文化比如民主等是不能跨越的，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一旦完成制度跨越之后，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包括生产力方面的成果和民主的成果。

历史进入20世纪，在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理论设想之后，列宁抓住机遇，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通过十月革命实现了制度上的跨越，而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开始还是按照马恩设想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去理解和建设，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是，现实推动了列宁的思考，终于回到现实，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直接过渡转向迂回过渡。但由于列宁过早地于1924年去世，没有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的阐述。此后的斯大林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搞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终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建设走入死胡同。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但是，毛泽东犯了和斯大林同样的错误，就是把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性成果”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已经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性成就”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因而导致了缺乏物质基础和民主基础的“穷过渡”，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挫折。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入死胡同，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愈演愈烈，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要使社会主义有新的前景，必须回到历史源头，去弥补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同时，被一并跨越了的生产力基础和民主的基础，也即必须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建立起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的对接，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新的振兴。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旨就是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使得对资本主义肯定性成果的吸收有了具体实在的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问题，从而决定了这些国家在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还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去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等；“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为冲破意识形态对立和冷战思维，正确处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进而顺利地吸收资本主义肯定性成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政策解决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建立，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建立起了有效的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它的成功实践承担起了社会主义在当代振兴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具有主动型“内生式”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有重要启迪，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也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影响。

西方学者按照各国现代化启动与推进的时序差异，将现代化分为早发式和后发式两大类，认为早发式现代化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凭借自身力量主动进行而发展起来的。西方发展理论认为，早发式现代化模式是其他地区仿效甚至全盘接受的样板，他们根据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模式亦步亦趋。这种现代化就是用西方化的观点抹杀各国间国情的重大区别，背离了各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带有本质性的特点，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片面性，又可集中发挥优势，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合理地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是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就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就既突出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又体现出世纪之交的时代特征。后来在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很快等状况，所以，邓小平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离开了中国国情，现代化在中国就扎不了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发式现代化模式，它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且具有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整体和谐特征以及以人为本的特征。

西方发展理论认为，早发式现代化是时势使然自发进行的，而后发式现代化则是由于外部生存环境逼迫所作出的迫不得已的“反应”，因而只能是被动的、“外生式”的。这一观点同样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是一个后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却不是被动的、“外生式”的，而是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动型和内生式的特征。它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主动迎接现实世界挑战，为振兴中华民族、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发展所进行的伟大事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竞争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经济和科技领域，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这无疑是一种压力。但是，中国把这种国际性的挑战变成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正如邓小平说，“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3]，这些正是有利于我国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后发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充分发挥了内部巨大的潜力，极大地推动着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刻变化。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变革、企业内部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加强、政府及行政的职能逐渐改变、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速度不断加快，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主动型和“内生式”现代化的特点。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以世界现代化运动为借鉴，走出的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被动式的，也不是“外生式”的，中国的现代化更不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强调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获得成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来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得到广大人民支持和广泛参与的现代化，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实现内生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了世界历史新局面，给了世界以启迪。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积累了大量不发达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经验：第一，为追赶早发式现代化的国家，后发展国家特别需要政治领导权威，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而社会主义制度正好能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并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4]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第二，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这一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中，总是特别强调政治秩序和稳定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抛弃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保证。为了统一思想，稳定社会，推进改革，中国现代化还在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下，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发展道路。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就是成功地实现了由僵化、封闭的建设模式向改革开放建设模式的转变，为中国现代化找到了动力源泉，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第四，在当代以知识经济为先导的全球化时代，后发展中国家既要完成西方国家早已实现的现代化任务，又面临后现代化的挑战，也即面临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使命。对此，中国走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行赶超战略，不再重复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为实现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采取了跨越式发展，走了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核心，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第五，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在内的整体现代化，奋斗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又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整体性选择和现代化的理性发展。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无疑会给不发达国家提供重要的参考。2004年5月7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的文章《北京共识》，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后指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是适用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中国模式之所以能为发展中国家效仿就在于中国不把这种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也在于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一条强调与本国国情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6]著名学者郑永年也撰文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已被第三世界国家认可和借鉴。^[7]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必将极大地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必将极大地推进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