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并且很快波及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机器的普遍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的生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这一矛盾在阶级关系上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日益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
克劳德·昂利·德·卢夫罗阿·圣西门(1760－1825)，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777年入伍，1779年前往美洲，参加英国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回到法国后被提升为上校。1785年到了荷兰。1787年到了西班牙。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年年底圣西门回到了法国，开始进行金融投机活动，并且获得了成功。1798年，圣西门开始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后又游历了日内瓦和德国的一些地方，开阔了眼界。1802年，他写出了第一部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以后他专事科学研究和写作，著述颇丰。圣西门具有天才的慧眼和博学的头脑，他觉察出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所有思想的萌芽。
圣西门在著书立说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在他的学说里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封建制度”。他在《实业家问答》里说：现代的社会出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实质上实业性质的民族，却有一个实质上是封建性质的政府。这种制度同封建制度相比不过是一种“新”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同样不合乎理性、不正义和不道德。所以，这种新封建制度不过是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制度”。
圣西门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和无政府状况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是引起其他灾难的原因。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缺乏组织经济生活的能力，一切都是孤立进行的。这就必然会引起无政府状态。只有在他设计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实业制度下，才有可能消除这种灾难。
圣西门批判资本主义“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各行各业中，都是一些没有才能的人去管理有才能的人；在道德方面，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去陶冶公民的操行；在分赃的法庭上，都是由大罪犯来惩办犯了轻罪行的小罪犯。他在《组织者》一文中假设说：法国突然失去了五十名第一流物理学家、五十名第一流的银行家等总共三千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民族要是一霎时失去他们，便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立刻沦落到屈居于今天正在同它竞争的民族之下的地步。我们再设想另一种情况，假设法国把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一切天才人物都保存下来，而在同一天不幸失去某某大人、国王兄弟，以及三万名被认为是国家栋梁的达官显贵，这个意外会使法国人悲伤，当然是纯粹出于感情而难过，因为这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政治损失，因为遗缺的职位很容易补上。能履行国王兄弟职务的，法国大有人在，而且完全一样胜任。
圣西门还批评充斥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他说：“利己主义支配了一切社会阶级；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感让位于贪得无厌的欲念。对公益毫不关心，人民不爱祖国，而一心希望游手好闲。”[9]
圣西门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实业制度。所谓实业制度，按照圣西门的说法，它是一种可以使一切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保证社会得到它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安宁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实业家(农民、工厂主和商人)应当占有首要地位。实业家在人口中占有优势，他们生产一切财富，他们最有能力管理全民族的钱财，他们拥有强有力的手段来改革社会组织，而这一改革将使他们由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
在实业制度下，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他说：“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进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10]社会在这种组织制度下将会非常繁荣，社会的一切阶级的福利都能够大大提高。
在实业制度下，并不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圣西门认为所有制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个制度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善。他甚至认为必须使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带来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的结果，以使无产者能够出色地管理财产。但他始终没有提到要废除私有制，以公有制取而代之。在他的实业制度里，实业家不仅包括了农夫、手工业者、商人、马车夫和海员，同时还包括了工厂主。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最大的灾难。“在新体系下，与此完全相反，主要的措施都以制定明确的和配合得十分合理的工作计划为目的，而所计划的工作则都是社会为了改进它的全体成员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处境而实施的。”[11]有组织的分工将把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把科学、艺术、手工业等一切工作结合并协调起来。在实业制度下，银行将成为组织生产和指挥生产的社会机构，担负起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
个人的收入应该与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这是圣西门设想的实业制度下的分配制度。这虽然还不完全是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按劳分配，但是已经包含了按劳分配的思想萌芽。后来，圣西门的学生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提出“每个公民按自己的才能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按自己的贡献从社会得到报酬”。所有这些，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按劳分配的思想原则提供了思想材料。
此外，圣西门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是：
第一，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思想。
圣西门说：“一切人都应当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人，这个工场的工作目的，是使人类理智接近我的神明的预见。”[12]他又说：“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一些共同的利益，所以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只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劳动者社会的一员。”[13]这些都是完善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
第二，政治学是关于生产的科学。
圣西门说，政治学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恩格斯说：“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14]
第三，人的幸福应当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幸福。
圣西门说，在新的制度下，人们生活在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得最好，能够随意旅行，到处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上的美好东西的国家里，在物质方面是最幸福的。但这还不够，人们还必须满足自己的身心需要，才能成为最幸福的人。所以，如果人们的智力水平很高，如果人们有鉴赏美术的能力，如果人们了解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和自然现象的变化方式，如果人们都彼此善意相待，那么，他们精神方面的幸福也是最美满的。总之，法国人的幸福应当是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幸福。圣西门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第四，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的共同特征。
圣西门认为15世纪以后的历史过程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各阶级的斗争。至于法国，大革命以前，全民族被分成三个阶级，即贵族、资产者和实业家。现在，即法国大革命以后只有两个阶级了，发动革命者使革命有利于自己的资产者和实业家，现在是实业家出钱维持贵族和资产者。通过改革，实业家将由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但是，圣西门的实业家又是包括工厂主的。尽管如此，圣西门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还是极有价值的。恩格斯说：“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15]
第五，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圣西门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结，而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每一个趋于衰老和灭亡的旧的社会制度，都是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前提，而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又都是以往全部历史的必然结果和延续。圣西门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五个时期：(一)开化初期；(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三)中世纪神学和封建制度；(四)“新封建制度”；(五)未来的“实业制度”。圣西门的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五种生产方式的划分至少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法朗斯瓦·马利·沙利·傅立叶(1772－1837)，19世纪初期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之一。少年时期学习成绩优秀，兴趣广泛，中学毕业后遵父亲遗嘱开始学习经商，到过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当过会计员、出纳员、推销员、交易所经纪人、商业职员。经商的阅历使他对资产阶级的奢华和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使他认识到大革命后的法国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的天堂和劳动人民的地狱，这些对于他转变成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803年12月3日，傅立叶在《里昂公报》上发表了题为《全世界和谐》的论文。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文中申明，现有的文明制度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它将被一种合理、公正的和谐制度所代替。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宣传他的学说和主张，并为实现他的和谐制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直到生命的终结。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傅立叶全部学说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傅立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不合理性，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罪恶，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刻性和尖锐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现之前所不多见的。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傅立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不可避免性。
傅立叶认为，文明制度是一方面拥有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生产仍然是分散的。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劳动是构成文明制度的首要因素，也是文明制度下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一观点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在1825年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后，傅立叶正确地认识到了这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
傅立叶还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初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这一经济规律。他说，生产的分散性导致竞争，竞争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垄断的发生。这种认识在19世纪初期应当说是相当有见地的。
第二，傅立叶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会被新的制度所替代的历史规律。
傅立叶认为，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永恒的，就是整个人类也要归于灭亡。尽管文明制度代替野蛮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当这种制度到处制造无穷的灾难和不幸，成为社会继续前进的障碍时，它就丧失了优越性，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傅立叶说：“还有能比这种引起一切灾难的文明制度更不完善的制度么？还有能比这种制度在将来的必要性和永久性方面更使得人们怀疑的东西么？它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难道还有疑问么？如果说在它之先已经存在过三种社会制度——蒙昧时期、宗法时期和野蛮时期，那么是否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它是第四种制度所以它是最后一种制度呢？再不能从这种制度中产生其他的社会制度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比文明制度可能更少灾难的、由于人们从来就没有去努力发现它们所以至今尚未为人所知的第五种、第六种、第七种社会制度么？因此，应该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以及怀疑它的永久性。”[16]
第三，傅立叶揭露了资本主义商业的种种黑幕。
傅立叶有着经商的经历，熟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秘密，因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批判和揭露也最为深刻。在他看来，商业就是欺骗的场所。资本主义商业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给商人们以绝对的自由。而商人是一伙无恶不作的骗子、抢劫犯、强盗、恶棍。商人们有权停止商品流通，有权把商品隐藏起来甚至毁掉。商人们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经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在《论商业》一书中，傅立叶列举了资本主义商业的三十六种罪恶，如寄生现象、囤积居奇、证券投机、高利贷、殖民地垄断、海洋垄断、挑拨离间、走私、破产、人为停滞、海盗行为、普遍的利己主义等。总之，商业集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
第四，傅立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以及充斥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利己主义现象。
傅立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贫困是随着生产发展的程度而增长的。与此同时，三分之二的社会成员则过着寄生生活，其中包括官吏、军人、商人、大半数的企业主、法学家、政治家、绅士等。这种广泛的寄生现象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加剧着劳动者的贫困。傅立叶还辛辣地嘲讽了充斥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现象。他说，在文明制度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要求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只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破两套衣服和多穿坏两双鞋子；甚至法院都希望继续发生大量犯罪案件，以维持自己的经费。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是和谐制度。所谓和谐制度是以自愿参加为原则的协作社的总和。这种协作社叫做“法郎吉”，它是和谐制度下的社会基层组织，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一种生产消费联合社。“法郎吉”内部按劳动性质划分专业劳动队，名为“谢利叶”。每个“谢利叶”又分若干个劳动小组，每个劳动小组7～9人。每个法郎吉一般由1620人组成，占地一平方英里。和谐社会将把工业、农业、商业、家务、教育、科学、艺术这七种劳动组织起来，形成完整的联合协作体系，运用科学技术合理地组织生产。
在消费方面，傅立叶反对禁欲主义，认为人应该得到无限满足和十足幸福，节制嗜好和欲望的需要是对人的本性的歪曲。在和谐制度下，人们普遍地讲究衣食和陈设，穷人的生活可以超过现在的达官贵人。傅立叶设想，法郎吉的成员都住在一个叫“法伦斯泰尔”的大厦里，这是一座比法国国王的凡尔赛宫还要高大漂亮的建筑，它的中心是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研究所、学校、电报局、礼堂、气象台、花房，一侧是工厂，另一侧是旅馆、宿舍和会议厅等。
在分配方面，傅立叶主张按“资本、劳动和才能”三种手段去分配。在法郎吉的总收入中，十二分之四按资本分配，十二分之五按劳动分配，十二分之三按才能分配。傅立叶的按劳动和按知识和才能分配的思想包含着按劳分配的思想萌芽，但按资本分配却包含着承认非劳动收入的存在。不过在他的晚年，他已经放弃了对非劳动收入合法性的承认。在傅立叶的分配思想中，难能可贵的是，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平均主义。他说：“在和谐制度下，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17]
在交换方面，傅立叶主张和谐制度下社会成员间不进行商品买卖，不存在私人商业和中介商人，商品交换是在各个法郎吉之间以及法郎吉与其成员之间进行的。按照傅立叶的设计方案，和谐制度下是没有商品交换的。商品生产实际上表现为产品的生产。
在教育方面，傅立叶主张儿童应由社会来抚育，婴儿时期就开始注意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体力，两岁起就要开始按能劳动，三岁进入小工厂，培养劳动习惯，学会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通过劳动激发儿童的求知欲，促进他们的学习。在这里，傅立叶和他的前人一样，提出了一个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傅立叶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并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者的怪癖”。他是希望用“招股”的办法来募集法郎吉的资金。他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王公贵族、政治将军、金融家、慈善家、大主教、哲学家的身上，寄托在国王身上，认为只要国王认购了第一股，其余的股份在第二天中就会被认购一空。傅立叶为此到处奔走呼号，他甚至收集了法国所有富翁的名单，并从中挑出了四千人，希望这些人中有人肯借钱给他搞移民区实验。结果他等了十年也没有富人肯掏腰包来资助他。傅立叶的社会改造方案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是建立在劳资合作基础上的社会改造方案，因此在实践中是注定行不通的。
罗伯特·欧文(1771－1858)，19世纪初期英国伟大的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家和实践者。自小在商店里当学徒，18岁起开始投资办厂，20岁起应聘担任一家细纱机制造厂的经理，由于他善于管理，四年后，使自己声名大振。1799年，他同人合伙买下了苏格兰拉纳克大棉纺厂，并从翌年起出任经理。尔后，欧文在自己的工厂区开始了社会改革的实验。
欧文的实验是在不影响股东们赢利的条件下进行的。欧文采取的措施是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改善工厂的生产环境，创办幼儿园，建立公共食堂，开办商店，商品按批发价卖给工人，开办医院免费为工人治病，发放抚恤金等。欧文这样坚持了二十多年，使新拉纳克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欧文自己也成了闻名欧洲的慈善家。
自1813年起，欧文开始著书立说，先后发表了不少的著作和文章，宣传自己的思想。1820年，欧文发表了《致拉纳克郡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欧文阐发并论证了自己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他已经由一个慈善家开始转变为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
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同圣西门、傅立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更加注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私有制的批判，并指出了私有制将被公有制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欧文说，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私有制把人的思想禁锢在关心私利的圈子里，使人们养成了非常恶劣的性格。私有制使人们拜倒在金钱的统治之下。财富夺去了人们的理智，使世界变成了一座疯人院，每个人都公开或暗地里与他人为敌。私有制又是贫困的唯一根源，它使穷人失业、贫困、饥饿和无知。私有制又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
欧文不仅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对于维护私有财产的宗教和资产阶级的婚姻形式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欧文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当时的婚姻形式。欧文认为，一切宗教都纯粹是荒诞无稽的胡说。宗教制造恶习，培养坏的性格，毒害人民。而当时的婚姻形式不是以爱情为基础，而是以私有财产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它给家庭，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带来无穷的灾难，应当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一起加以消灭。
欧文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创造财富的人应当享有这些财富。欧文通过经营工厂发现，工人除了“生产出自己的生活资料”以外，还“生产出剩余产品”。工人生产的产品比他们消费的多，二者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利润。利润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却被企业主所占有。在这里，欧文已经在实际上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欧文的理想社会制度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需分配、消除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劳动公社。劳动公社根据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特权均等的原则建立起来。每个公社一般占地八百至一千五百英亩，地形呈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的四边设置成年人的寝室和儿童的公共宿舍、存放产品的仓库、旅社、招待所和医疗所，在中间的地方建筑学校和食堂。每个公社三百人到两千人不等，男女老幼比例听其自然。公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副业，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农业能供养更多的人口，人们的生活享受也要高得多。
公社将消灭阶级和剥削、消灭社会地位的差别，实行一切人生下来就有平等的权利的原则。每个成员都担负同自己的年龄和特长相适应的工作。由于消灭了剥削和旧的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每个成员都“各尽所能”，生产力将大大提高，产品也将极大地丰富。在统一的计划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是直接满足社员的各种需要，这样一来，社会生产就会摆脱无政府状态，从而永远摆脱经济危机。
劳动公社将实行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公社设立公共仓库或货栈，存放充足的物资，使居民有备无患。谷仓和货栈将指定专人管理，以便收进、检验、贮存并发放财富。公社将把自己创造的财富分配给社员，并将剩余产品和其他协作社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另外，公社还必须将剩余产品拿去出售以换回货币，用以偿付政府所要征收的赋税。
在社会生活方面，公社的成员在一个大食堂里吃饭。在欧文看来，这样的安排比个人或家庭的安排要便宜得多、方便得多，一旦人们习惯之后，就再也不愿意恢复旧的生活方式了，并且在清洁、宽敞、阳光充足和空气新鲜的房间让大家去分享美食，而周围的人又都衣服整洁、教养有素、教育良好、知识丰富，这纯粹是一种享受。
欧文不但是一位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实验家。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他遭到了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甚至是诋毁。这使欧文感到十分失望。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和几个信徒于1824年到了美国。他从印第安纳州的腊普派教会手里买下三万英亩的土地和地面建筑物，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新和谐公社”，开始他的共产主义的试验。公社建立之初，吸引了不少的人参加，社员的积极性普遍高涨。但到了1829年就出现了困难，公社的人心也开始涣散起来。最后，欧文的试验失败了，欧文并为此损失了他几乎所有的财产。后来他又打算到墨西哥购买土地，继续他的试验，最终没有实现。回到英国后，欧文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组织合作社和交换市场方面。欧文认为，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劳动公社，就必须同时改组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按照合作社的原则组织生产以及按劳动公平交换的原则组织市场。合作社和交换市场的建立，可以使劳动人民摆脱商人的中间剥削。1832年，欧文在伦敦的夏洛蒂大街创办了“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易市场”，根据劳动估价交换产品。1833年，欧文领导建立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推行他的合作社计划。但这些努力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同时也是它的最高阶段。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三位空想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贡献在于：
第一，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胜利之初，他们就洞察出了这个制度的几乎所有的弊病，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第二，他们天才地预示了一些社会真理，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但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列宁说：“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18]
三大空想家的缺陷在于：
第一，三大空想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了它的不合理性，幻想消灭它，也幻想有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出现。但他们没有在理论上揭示出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
第二，三大空想家试图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但却未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第三，三大空想家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寄予无限的同情，但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可怜的穷苦阶级，看不到它是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他们把建立新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剥削阶级当中有地位的人身上，这就不免会陷于空想。
另外，三大空想家不懂得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反对阶级斗争，不赞成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大空想家的学说存在的上述缺陷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才刚刚开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显然已经有所暴露，但暴露得并不充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才刚刚从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还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不成熟的理论正是同这种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恩格斯说：“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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