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其影响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其影响

在革命成功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改造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提出可以用两种办法：间接过渡和直接过渡。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考虑过用间接过渡的办法，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用和平赎买的手段来进行，但却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拒绝。1918年，当长达三年之久的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发起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只好采用直接过渡的办法，即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来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进行改造。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具有双重起因、双重作用和双重后果。从历史起因来看，应当说它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双重产物；从历史作用来看，作为对付战争环境的应急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取得巨大的成功的同时表现出了它自身难以摆脱的错误和危机；从历史后果来看，它既是作为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最初的积极探索，但它又因特殊条件而在事实上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带去了不好的影响。

(一)从历史起因来看，帝国主义军事包围的严峻战争形势，是布尔什维克转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客观因素。

1918年夏，英、法、德、日、美等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妄图通过铁血手段，把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成立了列宁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果断地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紧急措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9月宣布全国统一为军营，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全部纳入战时轨道；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城市中对资本主义企业(雇工在5人以上)实行国有化；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实行平均主义的实物分配制；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共耕社、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等，这些措施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形成战时共产主义还有相当重要的主观因素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即试图借助国家垄断制，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可简称之为“直接过渡”的思想。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分崇尚国有化，几乎把国家垄断制看成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从十月革命前夕所写的《国家与革命》到1918年春天的设想，列宁都把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工厂、统一劳动、平均分配看作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有化、国家垄断制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作用，多少有些忽视小农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这一思想甚至写进了党纲，1919年3月通过的正式党纲，把彻底实行国有化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

第二，把自由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排斥商品的产品经济。1919年党纲规定，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尽管当时认为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把这一任务排上了议事日程：“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10]

第三，把实行粮食垄断制和余粮收集制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忽视了小农必须以一定的贸易自由作为生存条件的现实。当时把国家垄断粮食贸易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忽视了它是被迫采取的、近似于剥夺农民的强制手段这一现实。把小农要求一定的自由贸易看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忽视了这是长期存在的小农的天然合理要求这一现实，否认了个体小农存在的长期性，助长了对农民粮食进行十字军式讨伐的倾向。

第四，试图靠国家行政命令组织生产和消费，从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夸大了国家政权的行政强制作用，要求把苏维埃国家变成一个经济整体，完全排除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通过国家强制组织生产和消费，简捷而直接地走向社会主义。

在指导思想上出现这一失误，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少实践经验的检验和修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沿袭并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还没有能够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把它们和苏维埃俄国的特殊国情糅合到一起；而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际过程中，暂时的、表面的成功又造成了某种政治幻觉，更助长了指导思想中某些空想因素，好像只要借助国家政权的行政强制，再加上人们的革命激情，就可以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二)从历史作用来看，作为对付战争环境的应急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又表现出自身的错误。

这种成功尤其是表现在余粮收集制上，它保证了百万红军和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建立起集中统一的战时经济，把仅有的工业资源、设备和产品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保证了战争前线的胜利。它还造成了高度统一的政治体制，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军营。如果没有经济上、政治上、人力和物力上的这种高度集中统一，一个刚刚诞生的落后国家是无法对付14个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铁壁合围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种英勇的创举，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它自身的错误。事实上，正是列宁最早指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1]

造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在俄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前，当时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都信奉民粹主义。民粹派思想宣传主观唯心主义的社会学观点和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广大农民拥护民粹派及后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社会化纲领。民粹主义否认俄国的资本主义，否认政治革命，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是空想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社和列宁都批判过民粹主义，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的道路。但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主张在俄国农民中颇有市场，该党活动家十分活跃的情况来看，民粹主义的影响仍广泛存在着。事实上，任何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都是不会一下子销声匿迹的。民粹主义是俄国共产党和俄国人民的一种民族负担，在一定时期起了负面作用。

其二，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搬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没有充分认识到俄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同西欧国家的重大区别，对于落后的农业国家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的认识模糊，总想按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去规划全国的行动，去搞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其三，是俄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估计过高。

俄共主要领导人认为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仅仅是在经济上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改变土地制度，在政治上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对于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制度很少提及。所以，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执行“土地法令”，没收了地主土地以后，俄共(布)中央认为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些事例看出为什么说其过高估计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如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就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的俄国，还保存着以地主、国家或国家首脑奴役劳动群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旧制度的许多残余。”^[12]这个估计显然过高了。经过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后的俄国，还不能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俄国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沙皇政府从上至下进行的，所以俄国资本主义从一产生就带有明显的高度集中和官僚垄断的特性。如1913年产业工人人数达350万人，其中40%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工作，这种集中程度甚至超过西欧一些国家；银行金融机构的垄断性也十分明显。这些现象很容易使人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估计过高。但在农村则是另一番景象，1910年俄国农村还普遍保留着大量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这样的国家不能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前资本主义的旧制度也不仅仅是残余，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农村还占据了统治地位。俄共(布)对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作了过高的估计，这直接影响了它的政治路线。

政策自身的错误造成了当时难以摆脱的严重危机。在3年内战的非常时期，战时共产主义的积极作用是主导的，它的消极面暂时被抑制着、掩盖着，而战争一旦结束，这种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立刻暴露无遗。战争虽然结束了，但由于指导思想上还没有马上实现相应的转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在继续推向高潮。因而1921年春天，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关头，产生了相继而来的三大危机——农民危机、工业危机和政治危机，把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道路所潜藏的问题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

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危机。

在3年战争时期，农民交出了3亿5千万普特的粮食，得到的却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纸币。支撑着工农之间政治、军事联盟的支柱，主要是农民在十月革命后得到土地的翻身感，对苏维埃政权能保护自己土地的信任感。但是农民的支持和忍耐是有限度的、短暂的，因为强行收走余粮甚至口粮侵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即使在战时共产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候，农民，特别是中农、富裕中农，也酝酿着不满情绪，采取反抗形式，主要有瞒产私藏、私下贸易、消极怠工，好多农民干脆少种地、不种地。1920年粮食产量已减少到1913年的45%。因而，俄罗斯面临着一场特大饥荒。在转向和平的1921年春天，在还没有见到余粮收集制终结的情况下，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了绝望情绪，消极对抗变成了积极对抗，农民暴动遍及33个省。带头暴动的往往是富农，但也有不少中农参加。如果没有政策的根本转变，农民暴动的浪潮势必进一步蔓延。农民危机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生命线的致命危机。

接踵而来的是工业危机。

农民危机不是孤立的，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它势必带来连锁反应。1921年春开始，燃料危机、运输危机和工业危机接连降临。工业危机有深刻的内在原因，极度集中的国家垄断制、总局管理制是根本不适应工业经济正常发展的。在战争环境下，全部工业经济体系完全服从于整个战争机器，靠着行政命令的外力推动，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超常运转。在从战争环境到和平环境的急剧转折中，原有工业经济体系中的内部潜在危机一下子表面化了。整个工业危机的导火线是燃料危机。煤炭、石油和木材的供应严重短缺，造成许多企业无法开工。燃料危机又连带引起运输危机，1921年2月初，完全停运的铁路多达11条。产业工人减少了一大半，或者抽调前线或者到农村自谋出路。1920年的工业产值仅达到战前1913年的14%。整个工业面临全线崩溃的危机。

最后是作为经济危机并发症的政治危机。

1921年春还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的根源是双重的，既植根于经济体制的危机中，又源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中。政治危机的典型表现是工会争论和喀朗施塔得武装暴乱。

工会争论发生在1920年到1921年相交之际。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上层，在从战争转向和平的紧要关头，全党上下却为工会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它像一面镜子，映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必然存在的三种倾向：托洛茨基要求“工会国家化”，把生产的全部管理工作集中到工会手中，有计划地把工会变成工人国家的机关，逐步把工会机关与经济机关结合起来，代表了一种继续原有集权体制的惯性力量，反映了权力集中化的官僚主义趋势；“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则代表了与此对立的、要求权力分散化的趋势，他们既反映了工人群众反对集权化、要求民主化的倾向，又更多地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自发倾向。他们提出“国家工会化”的口号，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列宁等人代表第三种倾向，即在保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的前提下，让工会成为学习管理的学校，有领导、有步骤地走向民主化。整个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卷入了公开论战。这是继布列斯特和约争议之后，列宁再度处于少数地位，最后不得不诉诸全党投票表决。

政治危机的后一件事是1921年3月喀朗施塔得海军发生武装暴动。

这一武装暴动实际上是农民危机的政治表现。喀朗施塔得是彼得堡的军港，处于咽喉要地。这里的水兵在十月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被誉为“十月的骄傲”。内战时期，优秀的老水兵大都开赴前线，补充进来的大半是未经政治训练的农民。这次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国外白卫分子策划的，反革命叛乱头目打出了“贸易自由、党派自由、选择自由”等口号争取人心，并把“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作为政纲。如果武装暴乱再引起连锁反应，整个局势将不堪设想。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不得不从正在召开的党的十大代表中抽调了几百名代表，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军队，督阵作战，才及时平息了这场武装叛乱。

1921年春天，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全面危机，经历着它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危机一次次拷问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现实性。

(三)从历史的后果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确是当时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最初的积极探索，但它又因特殊条件而在事实上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只是战时经济的个别政策，在1918年夏－1920年间逐渐发展为一整套政策，形成了一种极端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急于实行全盘国有化和国家垄断体制；在管理体制上，推行中央集权的总局制，按工业部门划分的总管理局对企业实行垂直的集中领导；在农村，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强制收集的往往不仅是余粮，而且包括农民必不可少的口粮；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国家统一配给制；在经济联系中，用经济关系的实物化代替商品货币关系。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仅形成了极端集中的经济体制，而且在一定指导思想下形成了与此相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或政治体制，是在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创造活动中形成的。它犹如两个源头的大江，一个源头是在1905年革命中创造的、在1917年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民代表苏维埃民主制；另一个源头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从不合法的地下小组成长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于，这两个政治传统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结合起来。这里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在建构新的政治体制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三道难关：首先是缺少前人的历史经验，没有系统具体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和新型政体可供借鉴；其次是苏维埃俄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沙皇专制的长期统治造成民主传统严重缺乏；再则是重兵压境的内外交困境地，要求权力高度集中。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治体制在战时共产主义实践上走了一段弯路，仿佛是从十月革命时期苏维埃新型民主制上倒退了，形成了某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这种体制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人民直接管理制转变为政党代表制。

从十月革命前到十月革命浪潮之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追求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巴黎公社显示的新型民主远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语)，并且把苏维埃看做走向这种新型民主的良好形式。但是，当问题转入管理俄国，转入经济建设的常规发展时期，广大劳动者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了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由少数人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进行管理，是这种政治体制的首要特征。

第二，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变为“一切大权归政治局”。

最高权力机关二重化问题的萌芽，在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就潜在地存在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1918年7月制定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规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全俄最高权力机关，全俄执行委员会作为其常设机关，是最高立法机关。可是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危机形势下，往往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高度集中，随机做出重大决策。1917年10月10日，在党中央委员会内部首次设立了政治局作为核心组织。在十月革命热潮中，人民代表苏维埃在民主政治中起了主导作用，党的政治局只是在下面运筹帷幄。1919年党的八大对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从属关系做了如下规定：中央委员会至少每月在事先确定的日子里召开两次全体会议；一切非急需解决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政治局和组织局各由50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并且将自己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定期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但由于战争环境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往往难以定期召开，实际上政治局却成了常设的最高机关。列宁在各种场合下曾多次坦率地描述过这种状况：“未经政治局不要作最后决定”；“政治局解决一切有关国际、国内政治的问题”^[13]。党的政治局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治局不仅成了实际上党的最高决策机关，而且成了实际上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决策程序往往是首先由政治局直接做出决策，然后交各人民委员部去实施。当然，从来没有提出过“一切大权归政治局”这个口号，但这是当时政治体制中权力结构的现实状况。从形式上看人民代表苏维埃仍然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中枢却转到党的5人政治局手中。这是列宁后期改革党的政治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由苏维埃民主选举制、罢免制转变为党的委任制。

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阶段，列宁在阐述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性质时，特别强调人民的自由选举权和罢免权，并制定了专门的法令。可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却用党的委任制代替了人民的选举制和罢免制。在当时战争环境和文化水平下，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而后来这种委任制的盛行，削弱了人民的民主权力。

第四，从工人群众直接监督管理企业变为国家管理企业。

原来列宁设想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是由工人监督企业，进展到工人管理企业。由于战争压境，工人缺乏管理经验，就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在实行“总局制”之后，企业领导人完全由上面指派，企业管理权完全转移到国家机关手中。

第五，从独立的人民监督权转变为从属于国家监察机构。

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阶段，颁布了工人监督条例，要求成立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是平行的，不隶属于任何国家监察机关，并可独立地行使“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14]。可1919年4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要求：所有监督检查机关转交国家监察部管辖。次年，在国家监察部下设立了工农检查院。工人监督机关的地位和权限都下降了。

第六，从强调革命法制转变为赋予肃反委员会以特殊权力。

从十月革命的最初时刻起，列宁就领导党和苏维埃政权为确立革命法制而斗争。在战争局势十分严峻、内部破坏活动极其猖獗的非常形势下，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1918年9月，在反革命恐怖活动猖狂，列宁、乌里茨基等人连续遭受暗害的紧急状态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实行红色恐怖的非常措施，由肃反委员会贯彻实行。肃反委员会被特许，可以不经过法院法庭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法律程序，施行审讯权、逮捕权，直至枪决权。它受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垂直领导。当时党的委员会往往直接介入和干预肃反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工作，它可以为被捕的人作保，有权参加审讯。党委会的决定成为党对法庭的指示和预定审判的结果。后来在列宁的亲自干预下，这种破坏法制的情况才得以扭转。

由此可见，苏维埃新型民主的政治体制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非常时期发生了一定的变形，形成了一种权力极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同样是主客观因素的双重产物。一方面，它是迫于战争形势而实行的临时政体；另一方面，它也是指导思想上一定失误的历史产物。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完全从理论上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化问题、发展新型民主的特殊规律和现实途径问题及党领导国家的正确途径和正确方式问题。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已产生了权力集中、民主受阻、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苗头。

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特殊条件而事实形成的这种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给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他们错把这些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加以实践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