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欧剧变及其原因和教训
1989-1990年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在国际大气候(苏联改革转向、西方国家加紧和平演变)和国内小气候(改革受阻、经济陷入困境、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盛行)的相互作用和巨大冲击之下,发生了急剧变化。东欧剧变的过程,综合起来大体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原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面临严重的困难,一时又找不到解决困难的方法,党内出现了反对派并与党外的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执政党不断施加压力;第二阶段是执政党在国内外的种种压力下不得不对反对派妥协退让,甚至放弃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同意实行多党制,通过与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等方式来调和双方的矛盾,而反对派则乘机扩大势力,继续向执政党进逼;三是反对派从执政的共产党手中夺权,方式有通过大选合法上台,或是通过不断制造动乱,向执政党施加压力,迫使其主动放弃政权,个别国家(如罗马尼亚)甚至通过武装冲突,最终实现政权更迭。
1989年,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反对派与波兰政府举行“圆桌会议”进行协商,会后团结工会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大获全胜,从而控制了议会。1989年8月,新选出的波兰议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对团结工会成员马佐维耶茨基的总理任命,随后组成了以团结工会为首的联合政府,从而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党人在其中占极少数的政府。同年年底,原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波兰新总统,波兰统一工人党完全丧失了政权。
1989年2月,执政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10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将党名改为匈牙利社会党。同年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原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取消了原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1990年大选,社会党仅获得不足9%的选票,沦为在野党。
民主德国自1989年中起局势开始动荡。在东欧其他国家剧变的冲击下,政治动荡步步升级。12月1日,民德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中国家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条款;12月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把党名改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举行的民德大选中,该党遭到惨败,沦为在野党。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民主德国于同年10月3日并入联邦德国。
保加利亚的局势动荡也开始于1989年,11月,长期担任保共领袖的日夫科夫辞去总书记职务,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接任。1990年4月,保共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在大选中虽然获胜,但在反对派的压力下被迫继续让步,1991年大选,保加利亚社会党失败,民主力量联盟掌握了政权。
捷克斯洛伐克从1989年初开始,以“七七宪章”为首的反对派与捷当局的冲突日益激烈。同年年底,捷共在内外压力下向反对派妥协,基本丧失政权,其内部组织也日趋瓦解。12月21日,捷共召开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在1990年6月举行的多党选举中,有22个党派参加角逐,结果,公民论坛及其盟友“公众反对暴力运动”获胜,成为新的执政党。新成立的政府中,无一名捷共党员。
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执政晚期日益独断专行,其家族垄断政治权力,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愈益恶化,国内的不满与日俱增。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西南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反对政府的群众抗议和示威游行活动。齐氏调动军队镇压,结果国防军倒戈。22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出走后被捕,于25日经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后立即处决。政权由新成立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罗共也就此停止了活动。
阿尔巴尼亚在苏联及东欧诸国一系列变化的巨大压力下,阿劳动党仍试图坚守阵地。但1990年下半年阿国内形势开始动荡,难民潮、罢课潮、罢工潮相继出现,民主党、共和党、农民党等反对党先后成立,并迫使劳动党领导人阿利雅同意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1991年3月阿议会决定取消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定语。国家和政权性质发生了变化。6月,劳动党也决定更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1992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主席贝里沙取代阿利雅担任总统。
从1989年初起,南斯拉夫的国内形势开始恶化,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国内示威游行以及工人罢工此起彼伏。1990年,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再加上西方不断施压以及国内反对派公开挑战,南共联盟发生大分裂,实际上分裂为六个共和国共盟组织。5月26日南共联盟宣布解散。各共和国联盟相继改称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民主改革党。在4-5月举行的各共和国选举中,共盟(及更名后的社会党)仅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尚能保持执政党地位。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10-11月,马其顿和波黑两国也宣布独立,1992年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至此,原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原来的国家和党组织都已瓦解,并陷入了内战深渊。
东欧剧变绝不是社会主义自身完善的改革,而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教训。北京大学历史系刘祖熙教授负责的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研究成果认为,“东欧剧变的原因不应当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去寻找,而应从不符合东欧国家国情的苏联模式中去寻找。战后东欧历次危机无不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党的决策失误以及领导人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所引起”[65]。东欧剧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苏联背景,在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期,“斯大林强迫东欧共产党接受苏联模式,加速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1948年,人民民主模式的试验被迫中止,凡反对苏联模式、坚持民族道路的共产党人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和‘反苏’的帽子遭到清洗”[66]。东欧国家因此难以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还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并干涉其内政。东欧国家在内外政策上被迫同苏联保持一致,其国内改革政策往往遭遇苏联干涉而难以推行。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东欧的剧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7]。还应指出的是,西方国家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
从东欧国家内部来看,东欧剧变的根源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东欧国家除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外,普遍经济欠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对这些国家来说,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安排经济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东欧国家领导人却不重视农业,而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普遍规律,造成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和生产力萎缩,拉大了东欧国家同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他们搞的实际上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显示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自然会逐步丧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第二,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绝不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
“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穆尔卡、哥特瓦尔德等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东欧国家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和战争中形成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通过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人民民主模式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68]。人民民主模式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在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在工业化方针上多采取渐进、缓慢的方式,反对依靠损害农民利益或降低人民消费水平来发展重工业。1944-1947年东欧国家普遍开展的人民民主模式的实验在恢复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曾收到明显效果。但是,随着冷战开始和美苏对立的加剧,苏联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东欧各国相继放弃人民民主模式,纷纷照搬苏联模式及其超越阶段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国家在1960年前后宣布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接着在60-70年代又相继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把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这种做法超越了这些国家实际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第三,改革必须以本国具体情况为依据,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与本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持续了30多年的东欧各国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铺开,但由于内部原因和外部干涉,都以失败告终。东欧改革是在旧经济模式积重难返的环境下进行的,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旧模式的框架内作些修补就能奏效。但主持改革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囿于传统观念,不敢突破旧模式框架,没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在所有制改革上没有触动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反而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使经济生活国家化,企业也就无法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
第四,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党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
实践证明,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制定的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符合东欧国家实际情况的。但从1948年起,他们接受苏联模式,“从而走上了‘左’倾教条主义道路”[69]。80年代末,他们慑于国内反对派和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压力,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全面抛弃科学社会主义,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导致党组织日益涣散和党的分裂瓦解。东欧各国共产党虽然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但由于历史和体制上的复杂原因,党内长期存在宗派斗争,没有实现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不少领导人破坏民主集中制,压制批评,纵容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结果,反对派利用经济困难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乘机夺取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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