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和变化

二、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和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无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暴露了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无产者和资产者都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事实上，19世纪后期起，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压力下，德国等国已开始了一系列有关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和调整更加明显。

第一，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进一步结合，资本主义转变到全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多半带有特殊性和不稳定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垄断已经逐步摆脱纯军事性和应急性，发展为经常的、稳定的经济垄断形式。新科技革命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社会化程度的空前提高，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私人垄断资本，不能满足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客观需要，如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扶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教育科技的发展、管理的提高和环境的保护、生产的扩张与市场的开拓、国际的竞争与合作的加强，等等。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在私人垄断的基础上，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进一步结合，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全方位、经常性的调节。为此，西方各国一度除了对一些基础工业及设施增加投资外，还把部分银行和企业收归国有，从而掌握了大量的产业资本、财政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此基础上，政府还借用国家的力量，运用财政、金融、收入再分配和指导性宏观经济计划等手段，对经济实行全面的调节。在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大致在10%左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升为20%左右，到70年代后期除个别国家外，一般已达到30%，最高达到50%。据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198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日本17.0%，美国22.9%，联邦德国29.9%，英国37.6%，法国43.1%，意大利51.3%。这表明，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广泛和全面的结合，国家垄断资本已深入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化，股权分散化。

二战后，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空前提高，西方国家的所有制出现了多种不同形式，如国家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所有权和控制权统一于资本家自身的个体资本所有制、垄断资本法人所有制等。其中的垄断资本法人所有制是所有制形式多样化进程中的典型。剧烈的竞争，特别是大垄断资本之间大规模剧烈的竞争，迫使资产者不得不拼命扩大生产规模，大规模更新设备。而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特别是在全球化时期，要把生产规模扩大到全世界，要大规模更新设备，没有大规模的投资，没有大量的资金，是不可能的。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法人垄断资本所有制形式出现了。这种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社会法人，包括工商企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年金基金、保险公司、社会共同基金等参与企业投资，并逐步成为投资的主体。法人成为企业投资的主体，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向社会化发展的又一重大变革。正是这些强大的法人资本，为垄断资本的技术大开发及在全球的大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和资金上的保证。

二战前，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股票一般都集中在大资本家手中，如20世纪30年代的福特家族和梅隆家族都拥有本公司80%以上的股票。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个人购买股票和企业法人之间互相购买股票的越来越多，个人直接持股人数激增，股权分散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美国，持股人数占本国人口40%以上，持股家庭已占半数以上。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目前拥有70万个小股东，占有该公司80%以上的股票。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授予实行雇员持股计划的企业以实质性的税收补贴等措施，逐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推动资本主义企业由以股东为中心到兼顾利害相关者(经营管理者、雇员、债权人、供应商、股东、消费者)的转移。据美国雇员持股中心报道，截至1996年，美国已在10000家公司中有雇员持股计划，覆盖雇员900多万人，他们共持有公司资产80000多亿美元中的9%，达7500多亿美元，而且正在以每年300－600家公司的速度增长着。

第三，在企业的组织机构和治理结构方面，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雇员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

例如，联邦德国在一些大的煤钢企业中，实行由劳资双方推派数目相等的代表组成股份公司的监事会，负责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免和监督，对它的决策进行检查的“对等共决”制度；法国实行由各派工会提名、经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组成的企业委员会制度；日本实行由劳资双方最高领导人参加的“劳资协议会”、“经营协议会”制度。除此之外，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实行“目标管理”、“质量管理小组”，实行吸收工人参与安全、养老金、利润分享、假日和工作时间等问题的决策的“工厂委员会”。有的国家则实行“提案、建议制度”，奖励其意见和建议被采纳者。

第四，在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努力调节差距。

在工人阶级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进行不懈斗争的情况下，为了抵消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吸引力，为了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从国内和海外获得高额利润的基础上，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政策，并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调节、义务教育调节、反贫困调节等措施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多数发达国家，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所需的费用一般占政府开支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在瑞典、丹麦、西德、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其福利开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达到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特别是瑞典，居民在享有福利权利和政府尽力提供社会服务的广泛性和综合性方面的确居于世界前列。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居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养老、医疗、教育、居住、子女抚养、就业援助甚至休假等方面提供的各种保障措施名目繁多，其覆盖范围之广、服务内容之细和支持力度之大都堪称世界之首。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在缩小分配差距、缓解社会对立情绪、减少社会不公等方面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