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全球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使用过“全球化”的概念。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0]“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更是从世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出发,具体地描述过早期全球化的现象,洞察了全球化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并从中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前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往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交往的发展,而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3]。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普遍的交往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奠定了所需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要得到高度发展,必须以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为前提。这种世界性的普遍的交往,将一切民族都卷入了竞争斗争。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形成了,与此同时,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也形成了,因而也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走向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走向全球化。恩格斯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4]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多次论述到的“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与“全球化”这个特定术语非常接近。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与全球化有着必然的联系,离开全球化,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用“全球”眼光分析问题的方法。他敏锐地洞察到1871年德国统一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指出,已经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要比《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深刻得多。同时列宁也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不可能给世界带来普遍一致性,相反,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而由这一规律显现出来的诸多矛盾给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个或若干个国家的胜利提供了机遇与可能,也就是许多理论著述认为列宁形成了“一国胜利”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关于全球化的一系列预断已经为百余年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列宁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时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世界革命论的逻辑延伸,因此,最初的战略仍是全力促进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以便获得落后条件下缺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前提。只是到了后来,陷入孤立状态的苏俄为求自我生存才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此后,一批落后国家踏着苏俄的足迹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新高潮。据此,20世纪全球化进程的主线一时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和制度的竞争与对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自己成功的实践出色地解决了这一历史性难题,开创了一条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是在邓小平主持下确定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做出了参与全球化的战略决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中国走出的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让所谓引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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