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化型政治与其他变革模式的独特特性,研究问题及其概念化

一、研究问题及其概念化

（一）研究问题

革命与改革是当代社会政治变革最为主导的变革模式⁽¹⁾，但是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和不足。如革命，代价高昂，牺牲惨烈，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会使社会陷入完全的对抗状态，而其后果也常常值得怀疑——许多革命产生的是更为集权、专制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常会处于停滞的状况。所以存在走出革命、告别革命的呼吁和行动。

改革是对革命的一种替代或调整。但是，改革也面临着执政者动力不足，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改革方向致使变革避重就轻，甚至停滞等难题。改革者必须承受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冲击而如履薄冰，一旦因应不慎，则可能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所以改革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

本书的探究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思考——是否有别的道路可以尝试?这种道路，能否取代原有的两种主导变革模式，又或者它能否改变旧的变革博弈格局，导致新的变革竞争环境?总之，它对现代政治变革具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

为此，我们把目光投向了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那里正在进行着一次人类前所未有的试验。圣雄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引导印度人民采取非暴力抗争的方式，寻求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甘地把这种运动称为“坚持真”，它也成为甘地式非暴力抗争方式的独特用语。这种“坚持真”式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既非改革，也非革命。它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又是“非暴力”的革命。它也区别于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首鼠两端的“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方式。它是严格自律的、完全奉行非暴力宗旨的非暴力斗争方式。其在本性上，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和动力机制——依赖于感化而非强制（coercion）来推动社会政治变革。其在外在运动方式上，有非暴力不合作（Non-violent Non-cooperation）、文明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净化行动、非暴力军队和绝食等多种类型。而在独立运动期间，甘地发动的这类运动达到了40多次，其后直至今日在印度国内也得以广泛采用。在20世纪后半叶，诸如南非曼德拉的民权运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90年代的颜色革命，都从甘地的“坚持真”中汲取养分，获益颇深。⁽²⁾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从甘地出发，在甘地“坚持真”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和运动的基础上，可以梳理出一种区别于革命和改革的独特政治变革模式——感化型政治。如前所述，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变革模式，在指导精神、斗争方式、理论基础和动力机制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以往其他变革模式的独特特性。我们要考察的是，这种变革模式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它能否获得独立的变革功效，以使之区别于革命、改革，又同时超越出在它之前一般的（如“消极抵抗”类型的）非暴力斗争方式?

对此问题，我们的切入点是考察其核心动力机制和指导精神——政治感化的可能。因为，这个政治感化的理想和概念乃是整个感化型政治的基石，是构筑感化型政治的深层基础和理论指南。一旦政治感化沦为纯粹的乌托邦，那么感化型政治就与其他政治变革模式（如革命、改革）没有什么不同，它对人类社会政治变革的意义也只能沦为一种依附和从属的地位。政治感化是感化型政治获得现实可能和独立特性的试金石，我们从这一点出发，考察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及意义。

进而，我们选取感化型政治中最为典型、最具感化特性、最具研究探讨可能的“坚持真”绝食作为案例，进行集中分析。之所以选取绝食，而非其他诸如非暴力不合作、文明不服从等大型社会运动作为研究对象，除了与研究者的旨趣有关之外，也与这些运动的两个特质有关：

第一，这些运动在实践中存在严重走形的现象，使我们难以轻易判断其感化的成败（可见第三章“绝食政治：感化型政治探究的一个起点”）。事实上，这些运动都是“甘地＋国大党”式的。甘地将政治感化作为信条来奉行，而国大党人则视其为行动策略，这种结合使这些运动不再是纯粹甘地式的感化型政治了。

第二，对这些运动的系统研究是一个巨大工程。它涉及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牵涉到千丝万缕、方方面面的历史细节，在今天对其研究，只适合从局部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却难以以一种政治学的眼光俯瞰这些运动，轻易地判断其政治感化的成败。

而甘地的绝食理论和实践，恰好是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它是迷你型的感化型政治，也是甘地亲历亲为的感化型政治，又是政治感化的典型和最高峰，这三点，使我们能够透过绝食考察感化型政治的可能性问题，具有现实操作性和理论意义。⁽³⁾

但是，研究者必须在这里再度强调：绝食并非感化型政治的唯一或最主要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甚至是感化型政治的非常手段，因为按照当事人（指甘地）的话说，绝食是最后的“坚持真”斗争方式，是当包括“坚持真”在内的所有法定或非暴力的其他抗争方式都失败后才能运用的方式。这种抗争方式，在感化型政治的创始人眼里，是具有多样的限制和条件要求，是不可轻用的斗争武器。因此，如果把感化型政治等同于绝食，显然曲解了感化型政治的多样存在方式和极大的应用前景。

我们选取绝食进行案例分析的目的，绝非要压缩和简化感化型政治的理念和现实形态。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政治感化理念的现实可行性。我们试图通过对案例细致深入的描绘、分类、对比等分析，探讨政治感化的实现程度、政治感化理想对非暴力抗争的提升意义，进而发掘其独特的社会变革价值和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的问题可以归纳为：

本研究选取甘地感化型政治中，最为典型、最具感化特性、最为研究可行性的绝食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试图探讨政治感化以及整个感化型政治的可能性问题，进而彰显其对人类政治变革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当然，正如任何一个案例研究所难以克服的局限一般，我们也对自己的抱负有清醒的自觉。我们必须一再强调，我们的研究并不能完全达成对感化型政治可能性的全面、最终的判断——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努力。但是，我们试图从绝食这个小窗口远眺整个政治感化的远景，以一种案例分析的方法，为未来更为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提供某种前期的储备。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研究并没有结束，它会是另一个研究的一个起点。

（二）概念的界定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本书所采取的一些重要术语进行界定，以免因概念模糊而导致论证中出现歧义与误解。具体有：

1.政治变革

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政治变革、社会政治变革两词。就本书主题而言，这两个词是被视为可以交替使用的术语。因为本书的研究主题在于，如何从政治上入手对社会采取有意识、自觉地变革。就变革对象而言，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相反，政治领域的变革是作为社会变革自觉的手段而存在，变革政治结构的目的在于重塑社会。所以，这种变革同时包含着政治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意义。它比那种更为狭隘的、仅仅在政治层面进行的政治变革，来得更为深刻、涵义更广。这种做法在政治社会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几个重要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的对比研究、马克思主义对政治革命使命的定位等，都采取这种广泛意义的政治变革涵义。从《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革命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定位来讲，实质都采用这种广义的政治变革概念。⁽⁴⁾

2.政治变革模式

在本书中，方式、模式（或范式）是严格区分开的。就“方式”而言，它只是一种基于自然或现象的初步分类。“方式”的分类方法只是浮于表层，而不涉及事物的本性。比如说，从抗争的方式上看，“坚持真”与“消极抵抗”都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方式，但是其精神和动力机制，其道德涵义和自我约束程度，却完全不同。而在本研究看来，“消极抵抗”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变革模式，其对社会变革的地位和作用，是无法与“坚持真”（或感化型政治）相提并论的。

而所谓的“模式”，在本书中的含义则与“范式”相近，它所指的是近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意义上的“一种公认的模式或模型”⁽⁵⁾，是“在一段时间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⁶⁾的贡献。差异仅仅在于，库恩的“范式”本意指的是自然科学范围的，并且具有范式更替取代的意义。“而在社会科学中，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相同”，“社会科学中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⁷⁾

具体而言，我们衡量政治变革模式的标准有：是否具有独立的变革指导精神和运作逻辑、是否可以独立承担社会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及是否具备多种多样的变革方法、手段，并且为广大的拥护者可以追随和采用。

就此而言，本书采取的分类标准，既采用人类通常的经验，又结合逻辑推演，按照变革的主体（当权者或社会民众）、变革的方式（暴力或非暴力），将其划分为四种政治变革方式，其中革命与改革是最主要的实践类型。⁽⁸⁾革命是自下而上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暴力变革模式，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由当权者自觉发动的、并不采用暴力的变革模式。而征服则是自上而下的暴力变革模式，但是因为它并非内部自觉地变革，而且也不具备广泛的采用可能，所以并非本书讨论的重点。最后，本书研究的感化型政治，则是一种非暴力的、自下而上的、依托于民众的社会变革模式。它以甘地的“坚持真”为原型，进而提炼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

当然，由于分类的标准不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分类方法并非排外性的，诸如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特里·林恩·卡尔兰德（Terry Lynn Carland）和菲利普·C.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以及更多民主化、现代化研究专家，都曾提出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⁹⁾这些分类方法，根据各自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分类标准而产生，与本书的分类法并不存在冲突或矛盾，而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本书对变革模式的分类、归纳和提炼，绝非一种整全意义的，而毋宁是一个对变革模式的补充性发掘。我们要说明的是在革命、改革之外存在的新的可以借鉴、援用的变革模式，这种变革模式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可以为我们变革社会政治提供新的启发。当然，这决不否认存在其他变革模式的可能，本书强调的恰是其中的一种努力。

3.政治感化（Political Conversion）与政治强迫（Political Coercion）

在本书中，政治感化、政治强迫是关键性术语。在我们看来，感化意味着强制的不存在。而所谓的强制，对于甘地研究而言，一般的定义是“使用物质的或道德的力量（physical or moral force）来迫使他人做出违背其自身意愿的行动”⁽¹⁰⁾。在本书的语境中，这种强迫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的强迫⁽¹¹⁾，另一种则是非暴力的强迫（Non-violent Coercion）。之所以要将非暴力的强迫另归一类，在于我们要防止对政治感化的误解，避免将所有的非暴力都理解为非强迫的错误做法。我们要强调的是，即便是非暴力的行为中，也可能构成强迫的事实。这一点在甘地的语境中受到高度的重视：所谓政治感化，不仅仅要区别于一般的政治强迫，而且还要超越非暴力的强迫。只有同时避免这两种强制的出现，政治感化才能真正得到确立，感化型政治（“坚持真”）才能得到最终落实。

对这三个术语的区别，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入手：目的（包括事由和意图）、手段（方法和依据的力量）、结果、人性论基础来进行划分。具体可见表1.1：

表1.1　政治感化、政治强制、非暴力强制的对比表

由表1.1可见：

在目的上：政治感化强调事由的正当性及公共性，既要求诉求是正当的，还要求其是非纯粹个体性的，必须有公共性、涉他性在其中；而政治强迫、非暴力强迫则没有这些限制，完全存在不合法、不正当的政治或非暴力的强迫，更不用说诉求的崇高性了。另一方面，在正确诉求得到满足的意图上，政治感化有明确的避免强迫的意识，它会尽其所能地避免强迫对手，尽可能地让对手以转变态度和观点的形式来推动变革；而这一点，无论政治或非暴力的强迫，都不会予以考虑。

在手段上：政治感化与非暴力强迫采取的方法在形式上是一致的，都采用诸如抵制、不合作、不服从等消极抵抗的办法，其差异仅仅在于精神层面。政治感化强调必须以精神去感人，以心灵的力量去感召对方，其最多只给对手带来道德羞耻或道德不适，而不会故意从精神上去羞辱或压迫对手；非暴力强迫则无视这一点，它与政治强迫一样都是奉行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差别仅仅在于不具备采取武力的条件，而不得不退而采取非暴力的手段，在本性上，它与政治强迫并无二致。政治强迫一般依靠政治合法性、政治权力，这些是以暴力作为后盾的，并在适当的时候直接诉诸暴力。

就结果而言：成功的政治感化是对手与本方达成一致意见和态度，心悦诚服地推动变革；而政治强迫、非暴力强迫则不存在这些一致性，被压迫者仅仅是出于对威胁（threat）的恐惧而屈从于强迫施加者。

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政治感化强调正义感的普遍性、人的理性共享性，所有人都有正义感，都可以通过某种机制（自觉的或被感化的）来实践正义；而政治强迫或非暴力的强迫，则视人类为功利主义者，避免惩罚、谋求利益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为此采取威吓手段来推动社会政治变革。

4.非暴力抗争、消极抵抗、感化型政治、“坚持真”

在本书中，我们会反复看到这样几个跟非暴力斗争方式有关的术语。

一是非暴力抗争（Nonviolent Resistance），我们用之以指称所有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以区别于采用暴力或强制力的变革方式（如革命或改革）。

二是消极抵抗，我们用以指称一种特定的非暴力抗争方式，这种非暴力抗争方式将非暴力视为纯粹的斗争策略，不存在任何对非暴力价值的信仰或推崇；在进行非暴力斗争中，其精神状态也完全可能是充满诸如仇恨、愤怒、埋怨等消极情绪的；这种斗争方式随时都有可能向暴力斗争方式蜕变。

三是感化型政治（Politics of Conversion），是以政治感化作为指导精神和动力机制的非暴力变革模式。就其来源和外延来讲，它是基于甘地的“坚持真”理论和经验而抽象出来的更具有广泛适用意义的非暴力斗争方式。它以甘地的“坚持真”理论、斗争方式及经验为原型，但是包括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一些推崇非暴力原则，自觉采取非暴力抗争方式，试图从精神上消解负面情绪的一些非暴力斗争运动。在本书看来，诸如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民权运动、南非国大党的非暴力斗争运动，以及颜色革命中的部分运动（如天鹅绒革命等），都具有感化型政治的一些特征。

四是“坚持真”，是甘地首创的一种非暴力抗争方式，它将非暴力视为一种原则，而非仅仅是一种斗争策略。这种斗争方式具有深厚的宗教、历史文化积淀，也有深刻的精神关怀，还有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它试图超越原来以“消极抵抗”为主的非暴力抗争方式，从而将政治感化置于核心的精神和动力机制。它一方面给非暴力抗争以多种限制和运作原则，另一方面也丰富了非暴力抗争的实践方式，并首次将非暴力抗争发展成为长期的、稳定的、有组织的、大型的社会运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在各个层面得到极大提升，成为一种可以广泛运用的社会变革方式。“坚持真”的斗争方式非常丰富，实践中包括非暴力不合作（如游行、经济政治等抵制、退出公共部门、退还公共荣誉等）、文明不服从（触犯恶法、主动争取入狱、抗税等）、净化心灵运动（祈祷、短期绝食等）以及公共绝食抗争。

有必要说明，就“Satyagraha”而言，在一些语境中，尤其是印度语境下，已经不再仅仅用以指称甘地的非暴力抗争运动，而是泛指所有具有甘地意义、甘地式的非暴力抗争，如印度现代土地改革运动领袖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的运动也常被称为是一种“坚持真”。在这个意义上，“坚持真”已经获得了普遍的适用性，所以本书将其与感化型政治，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两个词。

在这里，我们只是简要地对这几个定义进行对比，更具体详细的论述，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看到。

所以，就这几个概念而言，其逻辑关系为：

图1.1　各种非暴力抗争方式图

如图1.1，就其外延来看，这几个术语的包含关系为：

（6）∈（5）∈（4）∈（1）；（3）＆（2）＆（4）∈（1）

即：绝食∈甘地“坚持真”∈感化型政治∈非暴力抗争；

消极抵抗＋感化型政治＋其他非暴力抗争方式∈非暴力抗争方式

5.绝食（Fasting）、禁食、饥饿抗议（Hunger Strike）

这三个词都有停止进食的意思，只不过在不同的适用语境，并且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系统中，对应的含义也不同。

比如在英文中，Fasting适用于宗教性或医疗性的绝食，而Hunger Strike则用于指通过绝食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行动。

而在中文中，有些翻译将Fasting译为禁食，而将Hunger Strike译为政治绝食。

但是，在甘地（或者受甘地影响的印度或甘地研究著作中）的话语系统中，Fasting可以用以指称所有类型的绝食，包括宗教的、医疗的和政治目的。而Hunger Strike则指非甘地类型的政治绝食，这种政治绝食仅仅是政治性，没有任何精神内涵，对非暴力的强调也仅仅是策略性的，它与甘地式绝食的区别，正如“消极抵抗”与“坚持真”一般。关于这种政治绝食与甘地式政治绝食的区别，我们将在第四章“论一般绝食”中论及。

必须指出的是，本书采取甘地的话语系统来论述这几类绝食。只不过，还需强调的是，本书主要研究对象是甘地的政治或公共性绝食，而作为宗教或个人生活自律、医学意义的绝食，则只是在涉及时简单介绍。所以，本书所指的“绝食”，基本上都是甘地的政治或公共绝食，我们不再在术语上进行反复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