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框架
根据本书的问题定位，我们将从三个逐步递进的逻辑环节来探讨感化型政治的可能及其意义，主要为：
（1）政治变革的模式分类；
（2）感化型政治的可能性（即政治感化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我们通过绝食政治的案例分析来考察；
（3）感化型政治独特的政治变革价值和意义。
具体如图1.2：
图1.2 本书逻辑结构图
由图1.2可见：
第（1）部分是我们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全书关注的焦点。我们对感化型政治的关注，源于我们对政治变革新模型的一种探讨和追求。
第（2）部分是本书的核心或主体部分，感化型政治在政治感化具有可能而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独立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即第（1）部分，也才能改变政治变革模式格局，实现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即第（3）部分。所以，它与第（1）部分在逻辑上相互支持，也成为第（3）部分的逻辑基础。
第（3）部分是在前面两部分的分析基础上，总结全书，并做一些大胆的引申和讨论，试图彰显这种新的政治变革模式的价值和意义。
根据这样的逻辑框架，我们确定章节结构及其关系如下：
图1.3 章节结构图
其中第二、三章的目的构建政治变革的模型分类。革命与改革被视为传统最为重要的政治变革模式。而甘地的“坚持真”则被我们归纳为一种新的独特政治变革模式——感化型政治。
第四、五、六章则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我们试图解释选取绝食的目的和意义，并通过对绝食感化理论的梳理、绝食实践的分析和绝食政治感化的一些困难的回顾，探讨绝食感化的可能性问题。
第七章则是回到主题，全面把脉感化型政治，探讨感化型政治的现实性、局限性、条件性等问题，并发掘其社会变革意义。
结语则总结全书，认为感化型政治是有效的、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在某种条件下，它能帮助我们走出现代变革的泥潭。
【注释】
(1)当然外来征服也是另一种方式。但是对既定的政治体而言，它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是内部自主、可以主动争取的进程。
(2)甘地曾在南非开展过非暴力抗争运动达9年（1906—1915年）之久，曼德拉所在的国大党所奉行的非暴力策略，就深受甘地的影响。马丁·路德·金曾专门到印度学习甘地经验，并且也在自传中承认甘地对其深刻的影响。从颜色革命中的话语来看，诸如“用善良战胜邪恶”、“我们的武器是爱和非暴力”，都有明显的甘地痕迹。具体可参见：［美］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自传》，［美］克莱伯恩·卡森编，张乐梅、张安恩、杨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南非］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英］提摩西·加顿·阿什：《天鹅绒革命的前景》，吴万伟译，引自“中国治理与选举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4687，2010年10月6日。
(3)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绝食政治：感化型政治探究的一个起点”。
(4)可参见姜椿芳、梅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5页；［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489页。
(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6)同上书，第9页。
(7)［美］艾尔·巴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础》，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8)从国内外的研究看，革命与改革是最为通行的分类方法。如安东尼·奥罗姆就持有这种观点；而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以革命、改革作为最为主要的现代化手段；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虽然以资产阶级革命、法西斯道路、共产主义革命为三条道路，但是显然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都是属于革命路线，而德日的法西斯道路，都是采取“来自上层的革命”，事实上是一种改革道路。所以，他的观点只能强化革命与改革的二分法，而非对立。详细可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何俊志、孙嘉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五、六章；［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9)如亨廷顿在《民主的第三波》就提到变革、置换、移转三种类型。卡尔和施密特就按照战略和行为者，划分为协定、强加、改革和革命四种类型。按照我们的分类来看，这些划分法并不构成对革命—改革二元分类的冲击，而只不过是这两种变革模式的混合或者更为细致的分类而已。如变革和置换，实质是改革与革命，而移转则属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其本性上更近于改革。而所谓的协定、强加都不过是改革的几种表现形态而已——因为这些变革最终都没有出现大型暴力来推翻政权的现象，而是以不同方式实现政权的变革而已。具体可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三章；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10)此定义来自鲍琳（Paullin）且先后为约翰·V.邦杜兰特（Joan V.Bondurant）、阿恩·纳什（Arne Naess）等所采用。见Arne Naess，Gandhi and Group Conf lict，Netherlands：Springer，2005，p.90；Joan V.Bondurant，Conquest of Violence：The Gandhi Philosophy of Con f lict，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10；Theodore Paullin，Introduction to Non-vio-lence，Philadelphia：the Pacifist Research Bureau，1944，p.6.
(11)本书认为政治强迫是以暴力为支撑和基础的，所以与非暴力的强迫对应，可参见第7页。
(12)以笔者在印度德里大学、甘地纪念图书馆、尼赫鲁纪念图书馆的查询情况来看，在几千本甘地研究著作中，竟没有发现有绝食研究的专门著作，仅有几本篇幅短小的绝食言论编撰小册子和几篇发表于“甘地之路”（Gandhi Marg）的论文，详细可见参考文献。
(13)关于这段的论述，可见文献综述的第三部分“历史人物对甘地绝食的评论”、第四部分“研究者对甘地绝食的评判”。Thomas Weber，The Lesson from the Disciples：Is There a Contradiction in Gandhi’s Philosophy of Action?Modern Asian Studies，Vol，28，No，1，Feb.1994，pp.195-214；Mark Juergensmeyer，The Gandhi Revival—A Review Articl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3，No.2，Feb.1984，pp.293-298；William Robert Miller，Non-violence：A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1964.
(14)参见Arne Naess，Gandhi and Group Conf lict：Explorationsof Nonviolent Resistance，Satyagraha，Dordrecht，Netherlands：Springer，2005，p.91；Micheal W.Sonnleitner，Gandhian Nonviolence Levels of Satyagraha，New Delhi：Abhinav Publications，1985，pp.51-52；Joan V.Bondurant，Conquest of Violence：The Gandhi Philosophy of Conf lict，Princeton ＆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9-11。
(15)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57，p.147.
(16)参见Jayantanuja Bandyopadhyaya，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Gandhi，Delhi＆etc：Allied Publishers，1969，pp.232-252；Afaque Khan，Gandhian Approach to Communalism，Delhi：Ajanta Books International，1986，pp.50-52；S.M.Burke，and Salim Al-Din Quraishi，Quaid-i-Azam Mohammad Ali Jinnah：His Personality and His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388-389。
(17)Himansu Roy，Poverty of Gandhian Philosophy，New Delhi：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2001，pp.201-206.
(18)参见Pyarelal，The Epic Fast，Ahmedabab：Mohanlal Maganlal Bhatt，1932；E.Stanley Jones，Mahatma Gandhi：An Interpretation，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St.Paul’s House，1948，p.147；M.M.Verma，Gandhi’s Technique of Mass Moblization，New Delhi：P.K.Gupta＆Co.，1990，p.145。
(19)参见Dennis Dalton，Nonviolencein Action：Gandhi’s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Harold 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B.R.Nanda，Gandhi and His Critics，Delh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Ignatius Jesudasan，A Gandhian Theology of Liberation，Maryknoll＆New York：Orbis Books，1984。
(20)参见B.R.Nanda，Gandhi and His Critics，Delh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07。
(21)Jawaharlal Nehru，Jawaharlal Nehru：An Autobiography，Delh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72.
(22)Horace Alexander，Gandhi through Western Eyes，Asia Pub.House，1969，pp.52-53.
(23)Louis Fischer，Gandhi：His Life and Message for the world，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4，pp.79-80，122-124，178-187.
(24)参见Jayantanuja Bandyopadhyaya，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Gandhi，Delhi＆etc：Allied Publishers，1969，p.252；Afaque Khan，Gandhian Ap proach to Communalism，Delhi：Ajanta Books International，1986，p.252；Raghaven N.Iyer，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hatma Gandhi，New York：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333。
(25)［美］艾尔·巴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础》，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26)同上书，第283页。
(27)同上书，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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