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绝食的目的而言，存在着三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绝食

一、论一般绝食

绝食，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是“主要指一种有意的在某些时段全面或部分地禁止食物或饮品的行为。绝食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绝食的目的，它会因此在绝食期间延续或中断绝食。绝食在实践中，会中止性行为或停止进食，或者只是禁止就食特定类型或某些食物，比如，有些人可能放弃食肉。在传统意义上一个全面的绝食，是完全停止任何食物及除了水之外的任何饮品的”⁽¹⁾。

可见，绝食既有全面的禁食，也有只是部分禁食的情况。而绝食之所以区别于饥渴，就在于它有明确的目的性。它不是被动地挨饿、受渴，它是绝食者出于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自觉地对某些或全部食物的放弃。这种放弃可能是有期限的（某段时期的绝食），也可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所有的这些，都围绕着绝食的目的而展开。

就绝食的目的而言，存在这三种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的绝食。⁽²⁾

（一）医疗性绝食（Medical Fasting）

这种绝食纯粹是为了医疗的目的，它可以是出于诊断病情的目的而设定的短时间（诸如8—12小时）的禁食，也可用于调整人体的新陈代谢。在许多文化中，这种绝食还会被看作是一种医疗手段，被医生们广泛地运用。

（二）宗教性绝食（Religious Fasting）⁽³⁾

绝食作为一种宗教精神生活的手段，远在史前就已经在运用了。在《圣经》、《可兰经》，在印度伟大史诗《摩呵婆罗多》和印度教经典《奥义书》中，都有关于绝食的记载。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耆那教等，都有广泛的绝食纪律。

其中，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绝食，当属北传佛教徒（尤其是僧人）的素食。而宗教性绝食最为广泛的运用，又应属伊斯兰教的“斋月”。在伊斯兰教历九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所有教徒穆斯林必须严守斋戒，即穆斯林每天从朝光拂晓开始，白天不吃不喝、不抽烟、戒房事，直到日落后，才能饮食。

作为宗教性的绝食，其目的自然在于内心的净化、精神的修养，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它也是一种宗教性自律，是锻炼教徒精神品质，培养对贫困者或弱小动物仁爱、恻隐之心的行为。宗教性的绝食，还可以是一种祷告和精神探索行为。比如，《新约》中就记载耶稣曾在荒野绝食40余日，而后遭遇魔鬼试探的故事⁽⁴⁾。在有些人看来，这次“主禁食也是为专心祈祷，与父神并圣灵联合起来专心对抗魔鬼”⁽⁵⁾。

（三）政治绝食（Political Fasring）

绝食也经常被运用于政治或社会活动领域，“它被使用来作为一种政治宣传、表达反抗或者提醒（当局或群众）对某些事情关注的手段。”⁽⁶⁾

作为宣传和引起大众或当局同意的例子，当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世界视野”组织（World Vision）每年发动的大规模绝食活动，它试图以之吸纳捐款和引发人们对于终止世界贫困、饥饿问题的关注。

而作为社会反抗的绝食，更是有广泛的运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20年8月11日，北爱尔兰共和军9名人士反抗英国统治，而在监狱中进行的绝食。还有台湾的施明德在1984年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暗杀异议作家江南而开展的无限期绝食。这次绝食维系长达四年七个月，施明德也被插鼻胃管强制灌食达3 040次。

即使是在绝食氛围不太浓烈的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的绝食例子。比如，我们在维基百科（中文版）中，就可以看到以下几个例子：

“状元何桌被金兵俘获，绝食而死。杨家将杨业中箭堕马被俘，绝食三日而死。1276年11月，元兵陷兴化，陈文龙被俘后绝食而死。南宋文天祥在广东力战失败被俘，押往大都路上绝食八日，不死。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高宏图于会籍绝食九日而亡。南明亡后，左都御史山阴刘宗周绝食二十三日死。”⁽⁷⁾

近年来绝食这种政治斗争方式正在日渐广泛地为各种社会斗争所采用，笔者用google.com查询中文“绝食”，就可轻易地获得136万个相关信息；更精确的“绝食　抗议”，也能获得37.1万个相关信息⁽⁸⁾。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属萨达姆反对辩护律师遭枪杀的绝食等。

按照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观点，政治绝食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种类型：⁽⁹⁾

（1）“饥饿抗议”

这是英文世界的政治绝食的常用语。中文版的维基百科专门将它翻译成“绝食”，而将医疗性或宗教性的“fasting”，翻译为“禁食”。可见，该词使用的普遍程度。这类绝食，“通过拒绝就食来迫使对手服从自己的要求，而没有任何要使对手感化或‘改变观念’（Change of Heart）的尝试”⁽¹⁰⁾。这种类型的反抗最常用于那些没有任何有力反抗工具的牢犯。前述爱尔兰共和军的绝食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

（2）“坚持真”绝食

这种绝食最早是由甘地发明的，它试图超越传统的、带有强迫性特征的饥饿抗议模式，它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感化”。“按照甘地的观点，‘坚持真’绝食是在所有非暴力的手段都已经失败后，通过自愿受苦的方式‘激发’犯错者良知的绝食”⁽¹¹⁾。它可以是有既定期限的，也可以是无期限的、直到要求被满足为止的。

（3）“道德压力的绝食”（the Fast of Moral Pressure）

这种类型被视为是介于前面两者之间。它试图给对手制造道德压力来实现某种目标，但是却缺乏“饥饿抗议”那种公开的强迫性特点，又缺乏“坚持真”绝食的“感化”性要求。对于这种类型的绝食，夏普列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殖民地时期美国人民在1774年5月24日（即“波士顿口岸法案”实行之日），弗吉尼亚议会将当日作为“绝食、受辱和祈祷”之日。其目的在于恳求皇室（及英政府）能够体察该法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以拯救美国臣民免于祸害之中⁽¹²⁾。其后，在1774年6月1日、1775年2月16日，包括杰斐逊在内的美国殖民地抗争人士都进行了这种类型的绝食斗争，而这一种斗争又成为美国独立运动史上光彩夺目的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的研究者对政治绝食的研究，多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审查，将其视为以身体作为武器或自戕的消极政治行为，是一种无奈的行为策略。绝食一般被视为是一种消极抵抗，或者是个人的独角戏，又或是群体的展示行为（如群体性的绝食接力等）。绝食之进入政治，乃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策略而存在，其自身不具备任何的目的价值，也没有其他更多的工具价值。对此而言。大多数绝食行动者和研究者对绝食的理解基本上都停留在“饥饿抗议”这一层面，而忽视了其更为广深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成为人们对绝食的认识和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