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化型政治的现实性问题探讨

一、感化型政治的现实性

将感化型政治（“坚持真”）的现实性（即可行性），分为两种类型来进行分析并不是多余的。因为绝食感化是一种理想条件下的感化型政治，是在克服素质困境下、较好践行甘地政治感化理念的一种实践。采用“坚持真”绝食来研究政治感化现实性的理论意义，我们前面（导论和第三章）已有论述。在这里，我们需指出的是，这种绝食政治感化，反而因为过于“典型”、“理想”，而需要其他的感化型政治现实性分析作为补充。

而其他“坚持真”实践（尤其是群众性的不合作、文明不服从运动），则没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们是在没有克服素质困境、难以完全贴近理想条件的前提下进行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与实际折衷的产物。但是，它们却在实践运用得更为广泛，影响更为重大。它们的政治感化现实性，又呈现出与绝食政治感化不同的现象。由此，需要分开论述，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命题。

（一）“非完美的感化”

绝食政治感化的现实性，从本书第四、五、六章的分析中已经基本构建完成。在这里重新强调一下，并非没有意义。从理论可行性、实践可行性和局限性三者相结合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紧密相连的结论：

（1）绝食（乃至整个“坚持真”）政治感化是可能的；

（2）绝食政治感化在实践中呈现程度的差异；

（3）绝食政治感化程度的差异与多种要素有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绝食理论的践行程度；

（4）绝食感化的实践证明了绝食感化理论的合理性，也证明了在满足理想条件下的绝食（乃至整个“坚持真”）实践，能够实现政治感化的目标；

（5）政治感化并非全面成立，它自身也存在一些困难。在此意义上看，感化是相对的、特定的、条件性的，而非其理论所承诺的那么理想、美妙。但是，这些都无法构成对感化的整体性否定。

这些分析是建立在对甘地意义的感化——非强制性与有效性有机统一——分析的基础上，是对甘地历次绝食经验全面分析的总结。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看到，完完全全的非强制而又强有力的绝食，事实上并不存在。完美意义上的政治感化仍然是一种理想坐标，只能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指引和精神动力，是无法完全得以实现的。但是，经过这种伟大理想重塑的抗争，却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感化，促使对方和相关各方转变观念和态度，实现和平变革。因而，这是一种“非完美”的感化——虽然这种实践本身是相对完美的。

这样的一个结论，它的意义在于：它既否认了政治感化不可能论，也对简单笼统地判断政治感化的观点进行了修正。⁽¹⁾根据我们的分析，政治感化（以绝食感化为例），它是存在的，但是不是简单地完全实现或完全不实现，而是介于这两种之间；政治感化不是有无，而是程度究竟为何的问题。这引导我们必须改变简单划一的分析方法，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据实际情况，对每次绝食的政治感化分别做出独立的判断。

这样的结论，它的意义还在于：它彰显了绝食感化案例分析的独特意义。通过绝食这个理想案例，我们可以投射到更为广泛的感化型政治的研究中去。绝食研究启发了我们，政治感化（如果能够在“坚持真”的指导下）不是简单的有无的判断，而是一个必须采取理论—实践对比、性质—程度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法才能下客观判断的复杂问题。感化型政治并非不可能，也非完全实现，它的现实性取决于具体的理论及其践行程度。“非完美的感化”虽不完美，却仍然存在感化——即便是十分严格的甘地意义上的。

（二）“非甘地意义的感化”

1.不同的强制性

绝食以外的其他“坚持真”斗争方式及其运动，并非本书分析的重点。本书也很难就其理论及实践合理性进行评判——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当然，我们对绝食感化的分析可以为将来进一步研究其他“坚持真”斗争方式的政治感化现实性提供借鉴和一个新的起点，但这决不能取代对它们的独立研究。

这里之所以要简单揭示出其他“坚持真”斗争方式政治感化现实性，在于我们需要对整个政治感化的现实性做出某种判断——而其他政治感化形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此，我们只能借助于文献，简单梳理出其基本特点，而具体的修正则留待进一步的研究。

就绝食以外的“坚持真”而言，我们已经谈及，它们多数是一些群众性的运动，也存在素质上的不足——民众难以完全按照“坚持真”的精神贯彻实施其运动。这被甘地称之为“弱者的非暴力”⁽²⁾。但是，这种“弱者的非暴力”到底是完完全全的一种“消极抵抗”，还是有所不同，显然甘地本人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甚至在不同阶段答案也完全不同。⁽³⁾

即便如此，正如一些作家们（如纳什、宋雷特纳、邦杜兰特等人）所做的那样，⁽⁴⁾我们仍需对“坚持真”的强制与其他类型的（包括暴力）强制及其功效进行区分。因为，在这其中，“坚持真”更为广泛的意义才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就强制的本性看，“坚持真”的强制与一般的暴力强制还是存在这样的几个区别：

第一，强制的意向性不同。

“坚持真斗士”，本意上是试图避免强制的，也尽力去避免给对手带来伤害，强制和伤害只是无可避免的客观附带物，并非“坚持真斗士”主观利用的对象。这与暴力抗争以物质伤害相威胁、“消极抵抗”以道德窘境相威慑完全不同。

第二，强制的方式不同。

“坚持真”的强制（即便是客观上存在的），也只是局限于非暴力的范围，给对手带来的只不过是客观的财物损失和道德尴尬。其强制，充其量也只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其伤害，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不能和暴力强制相比拟。

第三，要强制的内容不同。

正如纳什所指出的，“坚持真”强制，是向对手提供新的场景，迫使对方面对道德窘境和良知追问；而不是简单地以某个观点强加到对手身上。这一点也与“消极抵抗”、暴力抗争的精神完全不同。

第四，斗争中的主要受苦主体不同。

“坚持真”的基本原理是以受苦感化对方。抗争中，受苦最大的是抗争者，而不是对手。以文明不服从中博取入狱为例，政府遭遇的只是某种不便，而“坚持真”斗士却还需做一个模范囚犯，甘愿受苦，这与暴力强制所造成的苦痛性质和程度完全不同。

2.“坚持真”斗争方式的独特功能

如果我们不简单地将一切强制都混为一谈的话，那么这样区别显然是具有独特意义的。以印度非暴力抗争运动为例，即便是这个不完美的“坚持真”试验，也呈现出与暴力革命不同的景象，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特功能：

第一，社会动员功能。

与革命的手段一样，“坚持真”也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某些方面来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甘地及其论者所指出的，非暴力抗争方式，使得抗争不必受到武器的限制——毕竟拥有武器的最终都只能是社会中的少数分子，即便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也无法与可以鼓动普罗大众广泛参与的非暴力抗争运动相媲美。

甘地的“坚持真”所具备的独特的社会动员功能，也被历史所证明。正如尼赫鲁所指出的：

“任何有一丁点洞察力的人都能看到，它（指‘坚持真’）已经让亿万印度民众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赋予他们个性、力量和自信——没有这些，任何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都无法得以展开……我很确信，就这一点而言，非暴力的方法具有无以伦比的价值。它确实激发、提升了甘地翁所说的‘社会酵母’——虽然这些酵母需要一定的基础性原因和条件。它加快了唤醒民众的步伐，为革命性的变革提供了条件。”⁽⁵⁾

第二，和平演进功能。

与暴力革命强调狂飙突进不同，“坚持真”相信真正的进步不在外来的强加和强迫，而在于社会内部的自我演进。这表现在行动上：

一是在外在表现上，是完全严格的自我克制的非暴力，绝不采取现实的暴力手段去伤害对手；

二是在内涵上，提供“非强迫性”的理念，避免流于表面的非暴力最终走向其反面——暴力。

这两点是相互支撑、互为援助的，它确保了坚持抗争的同时，保证抗争方式的自我克制，避免因为抗争的极度恶化，而导致肆无忌惮、洪水猛兽般的群体暴力行动。保持和平和友善，在甘地看来，是社会演化的重要前提和自身过程。在这其中，隐含某种抗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和平演化的功能表现在整个印度独立运动中，使得这种抗争代价最低。按照夏普的分析，印度独立运动仅牺牲了八千多人。然而，如果参照阿尔及利亚暴力抗争殖民者的牺牲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计算的话，采取暴力斗争方式的印度，则可能得牺牲三百多万人⁽⁶⁾。而这种和平主义的抗争方式，也使得印度避免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革命，高度集权的革命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印度走向民主国家，虽然旧的社会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内清除，但是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社会没有陷入革命社会的癫狂和整肃中，经济社会发展稳步前进，从而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⁷⁾

第三，社会和解功能。

这一功能，比前面两个意义更为重大。因为没有施暴（形式上），所以双方的冲突没有达到敌我的状态。即便存在强迫性的情况，也没有因“坚持真”斗士一方的失控，而进入你死我活的极度对抗状态。在此情况下，和解的可能始终存在。对社会运动而言，在“坚持真”熏陶下的印度独立运动，最终没有变成英印大战，却以英印和解结束：英国自动退出、印度加入英联邦。印度甚至邀请最后一任殖民总督蒙巴顿将军担任新印度联邦的总督。在独立庆典上，印度人也与英国人携手联欢、亲密无间。此情此景，敌我融为一体，恐怕在人类史上甚为鲜见。就国际关系而言，因为避免了暴力革命的路线，使得印度得以与英国等老殖民地国家保存友善，为后期印度“左右逢源”的国际政治环境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不完美的试验，“坚持真”也能体现出别具一格的个性和功能。经它塑造的社会变革模式，虽然无法完全实现甘地意义上的政治感化，却能够在恰当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动员、和平演进和社会和解功能。尤其是从后面两个意义上看，和平与和解虽然并非严格意义的“感化”，但是却未将双方拖入敌我境地，社会也没有陷入仇视、报复和阵痛之中。相反，双方最终和解的实现，却令双方在新的平台上携手共进，这虽不是甘地意义的感化，却也能起到感化的功能——社会和解⁽⁸⁾。所以，某种意义上看，“非甘地意义的感化”确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三）在感化与压力之间：对现实性的深层透视

是什么把这种独特的强制性与感化杂糅到一起的呢?经过“坚持真”洗礼的非暴力反抗，何以能够体现出完全不同于一般的非暴力反抗的独特效力?其内在的奥妙究竟何在?其充满神学、道德劝导的“陈词滥调”背后存在着何种普遍的合理性?

在这里，我们必须深入地去挖掘“坚持真”背后的深刻逻辑，将其世俗化和理性化进行到底。

通过对感化型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隐含着这样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深藏在甘地式术语背后的政治学逻辑，具体可在表7.1中得到充分体现：

表7.1　感化型政治现实性的深层透视逻辑表

如表7.1，感化型政治的感化现实性来自于三个紧密相关的逻辑环节和实践步骤：

1.瓦解不正当统治的道德基础

正如心理学家威廉·H.布兰察德（William H.Blanchard）所说的：

“一支军队的力量来自武器，也同样来自于道德。即便是最顽固的职业军人，也必须相信他的事业里包含着某些道德的因素，否则，他是无法怀着同样的热情去战斗的……英国人从印度撤离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肉体上害怕丧命，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在道德上被打败了，他们被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力量的运用家打败了。”⁽⁹⁾

很显然，甘地在印度的成功，得益于他（或者更恰当地说国大党和他）将两个相互冲突的要素结合到一起了——“害怕丧命”和“最伟大的道德力量”。而且，布兰察德也准确地说明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英国人在道德上的完全失败。显然，这两者都在感化型政治（即便是走样的）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要运用道德力量来进行对抗，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和困难，必须具备高超的技艺。甘地则显然是这个方面的大师。他对感化型政治的运用，首先就在于瓦解统治的道德基础。

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正义的、正确的事由是绝对必需的。采用非暴力方式来寻求非法、不正义的事由，必然是缘木求鱼。接着，如果这个正义、正确的事由，仅仅是在个人层面为了个人的利益来争取，也无法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道德力量的效力必须在一个公共领域才能获得其强大的压力，促使不义者检讨和反思；相反，纯粹私人化的议题或将议题限定于私人范围，则难以引发社会的反响，起到变革社会的作用。因此如何将议题提升到公共的层面，如何让行为者脱离暂时的个人私利，从而引发社会联动，显然是这种感化型政治的必要前提。⁽¹⁰⁾

对此，抗争者必须做到，让社会相信自己的抗争是社会的、公共意义的抗争，他必须采取公共性的（而非私人性的）话语，必须寻求制度性的（而非个案性的）解决方式，必须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错误制度的变革者，而非仅仅是一个寻求救济的受害者，等等。所以，这些要求绝非是要抗争者掉入“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陷阱中，而是要还政治变革以公共意义，给社会抗争以普遍意义，惟有如此，道德的力量（及其表现出的公共舆论）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紧接着，要进一步瓦解统治的道德基础，要进一步揭穿不正当统治的诸种神话和谎言，那么一个纯洁的、严格非暴力的抗争者形象是必须的，甚至他有时还有扮演着宁可自己受苦也不伤害他人的受难者形象。因为，纯洁的斗争，才有足够的资格让对手不采取狡诈的对抗方式。也只有严格的非暴力，才让对手找不到采取或长期维系暴力的任何理由。在道德斗争的战场上，要战胜对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展现出自己比对手在道德上更为优胜。这绝不依赖于表面的言辞攻击和诘难，恰恰相反，必须是真材实料的道德品质博弈。因此，塑造一个博爱、不伤害他人、坚持正义不屈服、纯洁、勇敢、善意的受难者的形象，显然具有无可取代的功效。

所有这些，就是要巧妙运用道德力量的博弈，瓦解统治的道德基础，瓦解其无形的统治力量。当然，顽固而麻木的统治者，决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就退缩、让步，这时，感化型政治就必须进入更为形式化的抗争阶段——非暴力抗争运动了。

2.抽空不正当统治的政治基础

对不正当统治的道德基础的瓦解，为这一阶段提供了有益的前期准备。非法的、腐化的统治会让民众产生愤恨⁽¹¹⁾，而这种统治对于纯洁的、无私的受难者的冷漠乃至攻击，更会在民众产生崇高的悲剧情绪——一种极度强烈的正义感会由此产生，对不正义的愤怒和对正义的同情、支持，在感化型政治的恰当组织和引导下，可以转变为轰轰烈烈的大型非暴力抗争运动，从而冲击整个统治的政治基础。

在这时，抗争采取的是诸如非暴力不合作、文明不服从、经济政治抵制等行动，这些行动的合理性在于，统治者的任何统治都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自愿或不自愿服从和合作的基础上。通过感化型政治的意识形态（勇敢、“坚持真”、牺牲、纪律、受苦等）塑造，抗争者们克服了对暴力和惩罚的恐惧，基于纯粹暴力的统治显然失去其效力。这时统治被空壳化，统治的效力大打折扣，其发展到极致，甚至政权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如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就出现了甘地与总督（或者国大党与英殖民政权）共治的事实，当时所有关于印度政治的大政方针，如果没有甘地或国大党人的同意，将无法得到实施。在民族抗争的非暴力斗争中，感化型政治取得了实质的效果，建立了真正意义的“平行政府”。而在其他的抗争之中，感化型政治也能因此不借助于暴力或战争的威胁，而获得足够的政治力量（如马丁·路德·金的运动），与当局者对抗，直至变革得以实现。

这种抗争有效性的奥秘在于两点：一是统治必须基于服从的铁律；二是非暴力的抗争，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分析的，一些思想深邃的作家如坎明汉，就看到了感化型政治相对于革命更为巨大的威慑力——即便没有武器的普遍民众也能采用，从而具有更为广大的适用前景，它使社会变革不再依赖于社会的少数（因为任何社会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毕竟都是少数），而成为一种更为深入、普及的抗争了。

3.造成革命的幻觉及威慑力

当感化型政治发展到第三阶段，它就具备了革命的基本条件——除了不采用暴力以外。民众被发动起来、统治者的道德和政治基础被抽空，一切都仿佛进入了革命的阶段了。这一点对双方来讲都有极强的暗示作用：对不正当的统治者，感觉风雨欲来、革命在即；对于不坚定的非暴力抗争者，则有极大的冲破非暴力界限，走向暴力革命的诱惑力。所以，革命的幻象产生了，双方进入了更为紧张的对抗阶段。

在这时，感化型政治的领导者必须坚定地同时两线作战：一方面，继续维持抗争，继续对不义的统治者施加压力，其极端的如1942年“退出印度”中提出的“死亡或行动”的口号，发动群众继续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抗争中的不坚定的行动者，实行控制，在暴力屡禁不绝时，采取绝食来迫使其服从。绝食在这个阶段，具有两面的意义：一则把抗争维系在非暴力的范围，不至于沦为革命；二则也给对手带来巨大的紧张和压力。毕竟，在革命幻象形成的背景下，一个坚持非暴力的领导极度重要。在这其中，采取感化型政治的领导者获益最多——不坚定者和对手，都有动机去屈服，以避免抗争失去领袖或革命出现。在这个意义上，甘地把绝食视为最终的手段和最强的武器，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当然，直接运用绝食（尤其是绝食至死类型）于对手，则是感化型政治所尽力避免的。从实践中看，甘地对对手采取绝食只有4次，其中2次是关于监狱内待遇的小问题（1932年、1933年）、1次是自己承认失败的绝食（1939年），另1次则采取的是在能力范围内定期绝食的方式，目的也仅仅在于澄清自己的清白。⁽¹²⁾甘地从来没有妄图通过对对手绝食来直接实现其宏大的政治目的，而更多只是一种囚犯的无奈和自白。这一点，显然并没有触犯政治感化的初衷，甚至恰恰证明感化型政治的行动者对自己手段的极度克制。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逻辑环节还是实践步骤来看，感化型政治——这种依赖于道德和精神的力量——仍具有强有力的现实性。这完全得益于它对人类政治生活深层和合理的理解，也得益于它对非暴力和感化的坚持。在这其中，压力始终是存在的。那些认为政治中可以没有任何压力的观点，只能是对政治的完全否定，沦为无政府主义。现实毋宁是，对不正当的对手的压力始终存在，只不过这种压力始终被控制在非暴力的范围。这种压力，也许在抗争所针对的对象看来，无异于一种强制。但是，暴力性的攻击和强迫，与出于自卫、正义的、克制的、受难式的非暴力抗争的攻击和强迫，无论从其本性，还是客观效果上看，还是有明确的区别的。在这种区别中，感化的希望被始终谨慎保留着，即便感化困难重重，也能在更广大的领域中教育社会、启发反思和引导舆论，并且为社会最终和解提供可能。在这一点上，感化型政治获得了自己的力量及现实性，政治感化的理想及其运作模式凸显了自己独特的变革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