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政治变革的泥潭问题探讨

结　语　走出现代政治变革的泥潭

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及运动，无疑是人类非常独特且影响巨大的一次伟大经验。对此，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有不同的解读、阐释和批评。本书的着眼点乃在于其对社会政治变革的行动模式的贡献上，试图探讨“坚持真”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政治变革的启发意义。我们的方法是选择典型案例——甘地绝食，采取内部阐释与外部功效对比、历史对比研究、博弈论等方法，探究“坚持真”政治感化的现实性问题。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尤其是第二章、第三章），“坚持真”是一种既非改革、也非革命的独特政治变革模式，它甚至还超越了一般意义的非暴力反抗，具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和理论范式，它完全与改革、革命和“消极抵抗”区别开来，是别具一格、完整的社会政治变革模式。其精神在于以自身受苦去感召对方良知，以不合作、不服从和其他抵制方式，教育和呼吁社会及当权者，促使社会其他力量参与进来，一起与社会非正义、非道德作斗争，最终感召当权者，使其回应社会呼吁，共同推动社会政治变革。其具体形式为非暴力不合作、文明不服从、平行政府、迁移乃至绝食等。这些手段在甘地南非非暴力运动、印度独立运动、殖民地时期印度社会改革运动、印穆关系调解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并且影响到了后来的美国民权运动和南非黑人民权运动，以及独立后印度的诸多非暴力抗争运动。

我们审视的中心问题，是感化型政治的核心概念——政治感化——是否可能，即是否可能在无强制的前提下，使对方从内心转变，一起推动社会政治变革。这个问题，通过我们对绝食的审查，发现政治感化既非像有些学者轻易否认的那样，完全不存在；也非像一些甘地主义者所声称的那么完美无缺。事实毋宁是处于这两者之间——感化部分地实现，感化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有时失败、有时对利益攸关者造成强迫等）。但即便如此，它也能在一定程度对一定对象造成一些真正的影响。任何简单否认感化存在或简单过高推崇感化性的做法，都不是客观的。感化的实现，取决于对“坚持真”理论的践行程度，也取决于感化对象、感化内容、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等方面。这些都说明了，政治感化是一个度的存在，而非简单的有无的判断问题。对政治感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具体事件、不同主体的个体分析的基础上。但整体来说，从绝食来看，感化型政治还是能够获得预定的感化效果——尤其是在满足理想条件，并严格依照“坚持真”理论实施时。这当然不能否认其同时存在着的一定局限性。

对绝食政治感化的研究，在于明确否认了那种简单视之为虚妄的反对派的观点。通过绝食研究表明，“坚持真”实践要求虽然条件苛刻、践行困难，但是恰当采用这些手段，正确依照“坚持真”理论去实施，政治感化并非完全不可能。它使得即使是单枪匹马的匹夫（如甘地），也能让一个帝国在其面前颤栗、妥协，屈从其合法要求。

借助于群众性的其他“坚持真”运动，则具有更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力量，虽然它们因为素质困境等不足，无法完全按照“坚持真”指导精神贯彻实施。但是，政治本身乃是一种现实的折衷，这些运动经过“坚持真”领导的恰当组织和灵活引导，虽然未必能实现政治感化的理想，但是，作为一种严格自我限定的非暴力运动，它们的强制特征毕竟与暴力强制不同，其社会功效也完全不同。这些运动具有社会动员、和平演进和社会和解等变革功能，可以让一个社会在更为平稳、和平的环境下推动社会政治变革。

由此而言，以“坚持真”为典型的感化型政治，并非完全不可能。从20世纪的经验来看，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正在逐渐被广泛适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人类的社会政治变革进程。从印度（乃至美国民权运动、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经验看，这种政治变革模式正在使人类社会政治变革方式发生巨大变化：革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非暴力抗争运动（包括“坚持真”在内的）正与改革相互辉映、协力合作，共同推进人类社会政治变革。

当然，正如改革与革命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样，感化型政治同样需要恰当的条件——如理性的抗争者、理性的当权者和恰当的抗争手段等。但是条件性的存在，不应构成对普遍性的否认。相反，我们相信，历史的进步是在条件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中前行的。正如甘地所指出的，“我的生命即是我的教义”（My life is my message），“对一个人可能的，对所有人都有可能”（What is possible for onewill be possible for all）⁽¹⁾。以狭隘经验论来否认“坚持真”的普适性，既与事实不符，也与逻辑不合。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通过“理想模型”的建构手段，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感化型政治模式（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感化型政治的条件性及普遍化”所努力的那样）。

就其意义而言，感化型政治一旦获得可能，就能对人类政治变革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本性上看，它反对革命，它区别但容忍改革。从实效看，它能规避革命，推动改革。通过一种感化型政治的努力，我们发现，确实可以优化政治变革，帮助人类走出现代政治变革中“革命—改革”的二元抉择困境。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简单预言革命已成过去，显然是对人类的过高估计；这恰如说，“政治感化从来没有失败”一样偏执顽固。但是，如果人类对于残酷惨烈的近现代化变革有足够的深思，对于高科技战争和原子弹时代及其危害有足够审视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特别珍视感化型政治（乃至整个非暴力斗争）的伟大变革意义。在它还能发挥功效，还能推动社会正义、社会和谐同时共存时，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审查。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在核武器的时代再度将人类抛入灭绝的险境，也只有这样，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烈杀戮才有真正的教训意义。就此而言，本书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始，其背后所负载的关怀和思考，绝非一本书所能承担。为此，作者不能不希望它能引发更多的关注和讨论，以增进我们对感化型政治——这种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更为深入细致的认识。

【注释】

(1)这两句是甘地的经典名言，尤其第一句被刻在印度德里国家甘地纪念堂（National Gandhi Museum）的甘地雕像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