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进展

绪　论

近几年来，无论是期刊，还是各种学术著述，有关全球化的讨论都是一个热门而时髦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政治家、商人、学者等，都试图通过“全球化”这块透镜，来观察和理解这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1]作为全球化讨论延伸到政治领域的必然结果，有关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因此构建了形态各异的理论话语，比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世界主义”理念，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Rosenau）的“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构想，以及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倡导的“新帝国论”。不过，“世界主义”也好，“没有政府的治理”和“新帝国论”也罢，隐藏在这些叙事背后的无非是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弱，因而不再具有先前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性。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质疑“国家主权弱化论”，并指斥“民族国家的终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在这些学者看来，国家在创造和维持资本积累方面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组织、没有任何跨国机构已经着手取代民族国家并试图承担起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社会稳定、合同信度及任何其他的资本日常运营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的管理和强制保障的作用”。^[2]戴维·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指出，将全球化视作巨大的、相互关联的和不可阻挡的力量，而国家则是孤立的个体，在全球化这种无比强大的进程面前显得极其脆弱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全球化面对的也是同样强大的相互联结的国家体系，这些国家通过与该体系所独有的规则和过程相一致的社会互动来相互学习并确认作为一个国家的意义。^[3]琳达·韦斯（Linda Weiss）也认为，国家并非以某种总体消极的方式来对待其他权力实体，并与之保持某种被动的距离；相反，国家一直积极地寻求权力共享的格局，由此赋予它维护自身核心地位的舞台，并使它成为“刺激反应型”国家。^[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认为，关于民族国家的讣告纯属无知，最好是把全球化理解为不过是民族国家的政府所承受的众多压力中的一种。

全球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挑战，对作为一种批判性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构成了巨大冲击。今天，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已经全球化或者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以及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退却，一个必然会生发的疑问是，我们真的还需要一种国家理论吗？尤其是，我们还有必要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吗？^[5]

在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疑问不过是马克思主义遭遇新时代所必然要发生的插曲。它既可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获新生的又一次机遇。这些论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它的范畴需要随着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情景加以修正。一旦从各种教条中突围并加以重构，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和政治源泉。就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言，它事实上也是在各种挑战中获得新生，并一次次地证明了它的当代解释力。因此，正如C.B.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所说，我们仍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尤其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学习更多的东西，较之大多数其他理论而言，它们更清楚地洞察到了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也可以修补20世纪传统自由理论——它接受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没有审视这一接受的影响——的重大缺陷。^[6]帕特里克·邓利维（Patrick Dunleavy）和布伦丹·奥利里（Brendan O’Leary）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局限和偏见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它和多元论的、新右派的、精英理论的新多元论国家理论一道，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7]

通常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的性质、作用和对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的消亡等问题作出过大量的论述，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创建出一个系统的国家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和列宁等，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国家给予了关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这个“问题域”得到了某些充实和扩展。但总体而言，他们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未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出细致的分析和考察，未能对国家机器、国家权力、资本积累及其社会前提条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而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尽管他们坚持着对第二国际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重新激活了辩证法思想和主体性思想，但在他们那里，学术中心已经发生偏转，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已不再是他们的中心议题，作为替代，他们将主要的智力和才华都挥洒在了文化领域。^[8]也因此，佩里·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就政治学领域而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结构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空白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极少关注它生存其间的西方政体的确切性质。^[9]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长久以来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原因自然纷繁复杂。理论建构的缺失和相对贫乏与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方面。从理论建构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未被系统地理论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甚至被淹没了。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拉尔夫·密里本德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未获进展的原因分析，这一结果的出现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的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需要被仔细“辨认”才能够发现。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及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使得政治从未被作为一种特定的现象来论述。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及由此引出的含义，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国家理论更特殊、更直接的原因。最后，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所作的基本区分，也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导致一种忽视政治理论的倾向的出现。^[10]

20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这一传统的薄弱点终于得到极大的改观，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活跃和最多产的领域。^[11]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左派中掀起了一股回归国家的热潮，他们围绕资本主义战后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职能及其发展前景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当是发生在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密里本德和尼科斯·普兰查斯^[12]——之间围绕资本主义国家性质而展开的交锋，并常常被人们视之为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国家理论之间的一场较量。

以密里本德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继承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时期的国家理论，试图基于经验主义的观察，通过把资本家个人作为观察分析的单位，把资本家阶级视作政治代理人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分析，以此批判当代西方流行的多元民主理论。^[13]密里本德承认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确实存在着多元的经济精英，这些经济精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并且他们的竞争极大地影响了政治进程。但这种“精英多元论”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分离的精英构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14]，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在经济生活极其重要领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即便不能绝对保证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特定政治情况下拥有政治决策的控制权，但也往往能确保其在政治竞争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借助政党、宗教、社会媒介、教育机构等媒介，通过社会合法化过程来维持自己的阶级统治以及获取从属阶级的同意。也因此，在密里本德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一表述虽仍不够完善，但还是比任何别的看法更能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15]

作为结构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6]，普兰查斯则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指出，要对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作出有效的解释，就必须注意到客观的资本力量对国家构成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像密里本德那样把重点放在国家官员的阶级背景之上。结构主义国家理论认为，每一个生产方式都可以依据它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功能关联来加以分析，在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结构构筑成一个体系，维持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分离，政治制度和国家具有相对于经济层面的自主性，但由于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及合法性都依赖于资本积累的经济过程，因此，国家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利于商业氛围，维持足够的商业信用，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利益。否则，资本将拒绝投资或外逃，从而市场将发挥惩罚作用，以使国家回归到结构的限制之中。^[17]

概括地说，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兴趣的复苏，本质上是对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成功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在这次复兴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一种相对单纯的、决定论的推论过渡为对国家自主力量所具有的形式的分析——这是人们对各种结构性矛盾、各种策略性困境，以及对各种具体国家形式的路径依赖性的发展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抛弃了认为国家机器是一种阶级统治的中立工具，或者认为国家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使资本家的利益得到保证的结构性单一整体的观点，开始把国家权力当作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分析。^[18]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理论实现了新的复兴。在这次国家理论的复兴中，新国家主权论运动是一个关键性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理论取向上，新国家主权论者向古典的国家理论回归——新国家主权论者把现存的各种理论，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当作过于“社会中心化”的理论加以批判。受经济学调节理论的影响，新国家主权论者认为应当根据国家的各种活动和影响本身所具有的作为调节机关或者压迫机关的独特性，或者根据一种更加宽泛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同样的独特性，来对这些活动和影响进行说明。相比之下，各种社会因素是第二位的。20世纪80年代后则出现了三种“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福柯主义的探讨、女权主义的探讨以及话语分析的探讨。福柯学派把国家理论当作一种本质主义的体现而加以批判，提倡一种关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基于这样的理解，福柯学派把国家权力重新设想为处于各种各样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社会势力进行的、复杂的策略性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暂时性结果；女权主义认为国家是一种父权制/男权主义的表达，是一种应该加以拒斥的“男性主流”；话语分析则认为国家并不存在，它只不过是政治家想象力的幻觉性产物而已。国家的共同话语也不存在，充其量只有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或者拥有霸权的话语存在。^[19]

在上述三次国家理论的复兴中，尽管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兴中的国家叙事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比如，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议程中，新议题如国家能力和政治体制的内部动力、地缘政治学议题、战争、国际关系成为主要的关注点；而福柯学派则对各种政治实践，以及治理术在塑造各种政治体制能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建构性作用更感兴趣。但它们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部的争论一道，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构确立了一个新的基础。在这里，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因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建所作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杰索普是英国兰开斯特大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早年在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从事社会学研究，后获剑桥大学政治社会学博士学位。1975年任教于埃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1990年受聘于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国家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近年来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福利国家的重构以及治理问题。杰索普教授著述颇丰，代表性著作有：《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1982年）（The Capitalist 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1982）；《尼科斯·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1985年）（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1985）；《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其位》（1990年）（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1990）；《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年）（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2002）；《超越规制方法：使资本主义经济回归其位》（2006年）（Be-yond the Regulation Ap p roach：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2006）；《国家理论：策略关系视角》（2007年）（State Power：A Strategic-relational A p proach，2007）。

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20]，杰索普事实上长期以来并不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知晓。这里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就思想的深度及影响力而言，杰索普可能无法和尤尔根·哈贝马斯、詹姆逊等大思想家相提并论，对于热衷于大思想家的汉语学界来说，杰索普自然不在搜索和考虑之列；另一方面，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国家理论这一研究领域还极为薄弱，对由密里本德、普兰查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推进的国家理论探讨，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21]因此，对一向致力于国家理论研究的杰索普缺乏足够的关注和了解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22]不过，近年来杰索普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国家理论也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注意。^[23]比如，《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上曾隆重推出了艾彦先生译自杰索普的论文《国家理论的新进展》；《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和2005年第1期分别刊载了尹树广教授译自杰索普的另一篇论文《文化政治经济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此外，杰索普的主要著作《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其位》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翻译也已经在进行当中。^[24]就杰索普国家理论的相关研究而言，尹树广教授可谓是国内学界关注杰索普国家理论的第一人，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中，尹树广教授第一次向国内学界简单地介绍了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一部分——杰索普的国家理论。

作为一名颇负盛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杰索普长期以来致力于综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流派的思想，试图超越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资本决定和阶级决定，以及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等一系列国家理论的二元对立；最终，在整合和融会贯通各种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杰索普建构了一个新的国家理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试图在制度分化的基础上探究经济、政治、话语实践、生活世界之间的多纬度关联，分析国家、劳动力与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2002年，杰索普的著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杰索普一方面继续对他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加以完善，另一方面，基于他所建构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杰索普试图对福特主义语境下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重构作出诊断和分析，并尝试对其未来的国家形态作出说明和解释。因此，研究和考察杰索普的国家理论，一方面可以对六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概貌有一个大致了解；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即通过检视杰索普“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了解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构作出的贡献，并评判“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优劣、得失。“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孕育、发展和引申是杰索普多年来致力于国家理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也是本书的主要追溯点。依据这一主导性线索，本书由绪论、五个核心章节以及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通过相关背景的铺陈，从而把杰索普引入本书的“叙事”中来；五个核心章节旨在揭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萌芽、创建以及具体运用。结论部分试图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理论复兴中，结合杰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论述，从而提出一种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建构方向。本书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成为分析全球政治形势变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仍然寻求对当代事物的一个充分解释的话，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实现方法论的自觉转变；其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要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它不仅必须深化抽象的理论探讨，还必须实现从抽象的理论探讨向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转变；最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可能性还在于，它还必须在规范研究和实体研究的结合中，有能力提出一种“可执行性策略”，从而为未来的社会形态确立一种新的规范基础。

【注释】

[1]马塞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全球化和对管理的挑战》，载［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

[2]［加］埃伦·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3]参见戴维·阿姆斯特朗：《全球化和社会国家》，载［美］戴维·赫尔德、詹姆斯·N.罗西瑙等：《国将不国》，俞可平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参见［英］琳达·韦斯：《“无权力国家”的神话》，载［美］戴维·赫尔德、詹姆斯·N.罗西瑙等：《国将不国》，俞可平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C.Hay，“Marxism and the State，”in A.Gamble et al.（eds.），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Basingstoke：MaCmillan，1999，pp.171-172.

[6]C.B.Macpherson，“Do We Need a Theory of the State？”in Graeme Duncan（eds.），De-mocracy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1.

[7]参见［英］Patrick Dunleavy、［美］Brendan O’Leary：《国家论：自由民主政治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

[8]葛兰西也许是个例外，但其思想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得到真正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边缘性的思考中，政治问题或国家问题还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关注。比如，霍克海默于1940年撰写的《极权主义国家》和波洛克于1941年撰写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把苏联和纳粹德国视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典型而加以批判；对国家这一论题更为系统的思考则在纽曼的著作《巨兽》中得到了展示。

[9]［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列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1页。

[10]参见郁建兴：《国家理论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

[11]Axel Van den Berg，The Immanent Utopia—From Marxism on the State to the State of Marx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465.

[12]又译作尼科斯·波朗查斯。——本书作者注

[13]参见王远嘉：《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之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1998年2月（总第22期）。

[14]［英］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15]［英］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16]就普兰查斯的早期思想而言，“结构主义者”的标签贴也许是合适的。但就普兰查斯的总体思想而言，这一指称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17]C.W.Barrow，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Wisconsin，1993，pp.51-60.

[18]参见［英］B.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各种探讨、争论点和议程》，《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

[19]参见［英］B.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各种探讨、争论点和议程》，《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

[20]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

[21]参见孔明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评述》，《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年第2期。

[22]在中国学界，杰索普的声誉迄今为止主要是建立在治理理论之上的。1998年，杰索普刊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的《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为他在中国学界赢得不少的喝彩声，成为国内学人谈论治理理论引用率较高的一篇文献。

[23]2006年11月，杰索普应邀参加了由南京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等举办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作为一个空间理论家的葛兰西》的大会报告；2007年1月5日，杰索普教授应邀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进行了学术交流，并作了题为《重构国家，重新定位国家权力》的讲演。

[24]据出版通告，主要由尹树广教授主持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