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分析

第三节　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

事实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一书中，普兰查斯已明确指出，“国家不是拥有固有的工具性质的‘实体’，它本身是一种关系，更准确地说，是集中起来的阶级关系。”^[51]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普兰查斯则直接得出了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论断，从而在国家观上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

《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的写作明显地受到新的学术思潮，尤其是福柯的影响。不过，与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普兰查斯保持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原则的认同。比如，普兰查斯坚持认为政治阶级统治铭刻于国家制度的物质组织和机构中，“制度的物质性”则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分工中。在《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普兰查斯不再“结构主义式”地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建构起来的结构矩阵关系，而是试图捕捉社会劳动分工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关系。普兰查斯指出，生产过程是建立在劳动过程统一的基础上，生产关系是在劳动过程的统治下组织起来的；这些关系并非纯粹是经济的（更别说纯粹是技术的），而是包含着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并非局限于再生一般的外部条件，而是作为构成要素显现于劳动过程的核心。这意味着生产关系有机地和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稳固和使它们合法化）结合在一起，并在特殊的阶级权力中得到表达；它同时还意味着生产和剥削的过程再生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也因此，就国家的一般特征而言，国家不仅包含镇压的实施和意识形态欺骗，也并非只是消极地界定和保护经济博弈的规则，或者把虚假的意识输灌给从属阶级，而是积极地参与建构和维持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分工，组织权力集团中霸权阶级的统一，并管理普通大众中同意的物质基础。总之，普兰查斯认为，国家在再生阶级统治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决不能仅仅化约于简单的统治—意识形态这接合关系。^[52]具体而言，政治和经济领域通过国家分为四部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个体化、法律、民族。就其中的每一个方面而言，国家都不单纯是权力的附属品，而是出现并参与阶级权力的建构和繁衍。

（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

普兰查斯指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不能被视作那些用手工作的人和那些用脑工作的人之间的一个经验意义上的和自然意义的分离，而是直接关系到渗透在特殊生产关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借助于技术和生产过程的分离，利用科学和技术使权力合理化，以及孤立的脑力劳动与政治统治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就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以分离。^[53]“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脑力劳动和政治统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有机联系得到了最圆满的实现。”^[54]作为这种分工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独特的民族语言和书写形式，通过教育机构等形式，在这种分工的建构和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普兰查斯宣称国家自身即是独特的脑力劳动的物质体现。这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中知识和权力的关联中看出来。比如，通过将司法—政治意识形态转变成为一系列专家政治的事实，转变成基于科学研究和专门知识的决定，国家可以使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规范——合法化。而资本主义社会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中的知识分子也被国家建构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不断降格为现代国家的职员或雇佣者。^[55]此外，国家不仅控制着社会新知识的繁衍，而且也控制着知识的应用。比如，国家为知识分子筹集资金并雇佣他们，由此界定他们的专业知识，然后以特殊方式运用这些专门知识来排斥群众参与决策，从而使国家作为权力和决策中心合法化。

（二）个体化

阶级成员的个体化——资本主义国家使他们和自己的阶级相分离——是普兰查斯的一个基本信条。^[56]普兰查斯认为，国家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的记录和体现，而且通过不断地再生社会的碎裂——个体化（fracturing-individualization）而成为组织社会分工的重要因素。“这种个体化的意识形态不仅掩饰和遮蔽了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从不将自己展现为一个阶级国家），而且在孤立和分化大众方面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57]此外，通过与福柯的持续“对话”，普兰查斯强化了有关“孤立效应”的理解。在普兰查斯看来，“孤立效应”不仅是特殊的司法—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源自那些福柯所界定的“规训”制度实践。这些特殊的社会控制机制在多样化的、弥散的微观场所运行，包括特殊的权力技巧、科学知识形式、社会规范、社会控制的灵活策略。不过，普兰查斯仍然认为个体化实际上根植于生产关系中，这可以从市场导向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看出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是公共的和社会性的，但却被组织为一个私人劳动体系——这在大众生产线和泰勒主义中尤其明显。并表现于这样一些方式中：其中资本主义的空间和时间形式加强了经济领域和国家官僚组织中的孤立效应。因此，尽管规训规范极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对已经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个体化的确认而已。^[58]

（三）法律

普兰查斯从两个方面论及了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以及法律的再生产功能。首先，普兰查斯认为法律是暴力组织的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公共暴力的符码（code）。资本主义国家既没有将法律和暴力分离开来，也没有以权威—强制机制取代操控—说服机制（镇压或者说压制的内化）。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对暴力使用的合法垄断与法治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垄断“永久地支撑着权力技巧和同意机制：它被铭刻于规训和意识形态装置的网络中，并且即便当它没有被直接使用的时候，它也仍然塑造着统治加诸其上的社会体的物质性。”^[59]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权力、惩戒机构以及议会、学校之类的意识形态机构的确立，都是以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为前提条件，而暴力则因为其合法性（legitimacy）向合法律性（legality）和法治的转移而得到了掩饰。其次，法律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予以界定。资本主义的法律不仅没有掩饰人民之间的实际差别，反而使这些差别明确化和合法化。法律使个人本身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又使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它既可以通过附属于私有产权的作为权利的司法表述来认可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关系，通过合同法和商业法来组织流通，并调节国家的经济干预；它也给予被统治阶级真正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它来追求他们的经济社团利益。以这种方式，它也有助于组织同意。另外，在创立抽象的、普遍的、形式的和得到严格控制的私人和公共行为规范时，它同时有助于稳定社会关系、调节国家权力以及缓冲政治危机。^[60]

（四）民族

最后，普兰查斯考察了国家在建构和再生资本主义民族体（nation-hood）和民族主义形式中的作用。民族体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基体中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历史上，后者倾向于包含一个单一的、不变的民族，而现代民族则具有一个相应的建立它们自己国家的趋势。因此，探究资产阶级的民族形态极其重要。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确立了一个特殊的时—空矩阵，其中，民族的领土特性和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具体体现。普兰查斯指出，尽管现代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中，但他认为是现代国家才使这些观念系统化，并将它们延伸到政治领域。因此，他讨论了国家在划分边界、在这些边界中整合民族空间、统一得到建构的内部市场，以及同化生活在这个民族边界中的人民的作用。同时，普兰查斯注意到，一旦这些边界、内部市场和民族得到建构，它们对于生产的国际化、领土重新划分的争端甚至种族大屠杀都是波节点。普兰查斯同时还论及了国家在确立资本主义时间和历史性中的作用。普兰查斯指出，与前资本主义的时间完全不同——前资本主义的时间是连续的、同质的、可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新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机器大生产、大工业以及流水线式的劳动使得一个分割的、连续的、平等划分的、累计的和不可逆的时间成为必需。同时，资本主义的时间必须是可测量的，并严格受钟表、精密计时器以及精确历法的限制。由于资本主义时间的分割和连续性，它引发了时间的统一和普及问题，即如何通过一个单一的、同质的时间标准，从而使孤立的时间节奏统一起来（工人的时间；资产阶级的时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时间），以形成普遍化的资本主义时间概念。^[61]为此，普兰查斯注意到国家是如何确立时间规范和度量标准，试图控制不同的时间性和社会发展节奏，表达从属民族的传统，垄断民族传统，绘制民族的未来，等等。对于空间和时间组织来说，普兰查斯强调国家总是试图修改所谓的自然的、首先给定的民族体要素。它总是将经济统一、领土、语言、传统等整合到资本主义基本的时—空矩阵中来。事实上，普兰查斯谨慎地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古代以及封建体系中的空间和时间组织，并且探索了它对于民族之间、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以及信教者和异教徒之间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普兰查斯强调了现代民族总是国家干预的产物，并且不应该被视作前政治的或原始的。普兰查斯同时强调时间、空间以及民族体的观念由于阶级斗争而多元决定。存在着资本主义时—空矩阵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变量，以及对立的民族的阶级视角。因此，现代民族不是资产阶级独自创造的，而是反映了现代社会阶级之间力量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不应该把国家视作类似资本那样的实体，倒不如说，它是各种权力之间的一种关系，更精确地说，它是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的关系的物质凝聚，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在国家之中。”^[62]作为阶级间力量关系的物质凝聚，国家在把现行的阶级关系体系加以具体化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并“彻头彻尾地被阶级矛盾构成—划分（constituted-divided）”。因此，“一个旨在再生阶级划分的制度就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裂缝的、铁板一块的集团，可以不顾及它自身的矛盾而制定政策。”^[63]如此看来，普兰查斯认为我们因此可以避免把国家视作一个物——工具，以及把国家视作为一个主体所造成的二元对立。国家若被视作一个物，那么国家就是消极的甚至是中立的工具，从而可以完全被一个阶级或派系所操纵（被剥夺了自主性）；而如果国家被视作一个主体，那么国家有可能具有绝对的自主性。^[64]普兰查斯认为这两种国家观都把国家和阶级的关系视作一种外在关系。“它们共同的观点是认为，国家只是外在地和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因而自然地表现为一个没有任何分歧的铁板一块的集团……在第一个例子中（工具论国家观），阶级矛盾是在国家外部表现出来，而在这里（主体论国家观），国家矛盾表现在社会各阶级外部。”^[65]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国家政策如何得到确立以支持统治阶级；或者无法理解国家中的内部矛盾这类问题。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国家政策的确立必须被解读为铭刻于国家结构的阶级矛盾的结果，国家内部的裂缝、分化和矛盾绝非功能紊乱的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66]也因此，普兰查斯认为，在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不仅应该把它和社会劳动分工以及一般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还应该考虑不同事态中的特殊阶级斗争。必须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阶级冲突和矛盾，以及不同的阶级、派别和范畴在争夺政治阶级统治时所采用的特殊政治策略。^[67]基于上述理解，普兰查斯强调国家既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集团，也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而是必须理解为通过相互交叉的权力网络而形成的一个策略领域，从而为由霸主派别操纵的政治建构一个有利的平台。总之，国家的建构是“一个策略领域和权力网络相互交叉的过程……这个领域被各种策略贯穿起来……它们相互交叉，相互冲突；或在国家政治机构中找到自己的目标，或是被其他策略所阻隔，最终绘制出这个力量的一般路线，即国家政策——它把国家系统中的所有冲突都贯穿起来”^[68]。

作为战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普兰查斯的著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分析保留了最重要的出发点。^[69]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阐述表明：国家权力（不是国家机器自身）应该被看作形式决定的政治以及与政治相关斗争中力量平衡的凝缩。这意味着我们既要考察作为一个复杂制度整体的国家形式（被描绘为反映和修正阶级力量平衡的结构选择性的特殊模式），同时还要考虑各种阶级力量的构成。尤其重要的是，在杰索普看来，基于“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论断和分析，借助普兰查斯的“策略”概念，我们有可能建构出一种“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从而超越长期以来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的二元对立。

【注释】

[1]转引自［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编著：《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2]克里斯托夫·皮尔森（Christopher Pierson）指出，尽管普兰查斯有关国家的论著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极力展示分析的灵活性、历史敏感性、策略选择性以及决定不足的要素，但由于1979年他的溘然辞世，普兰查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这一抱负。不过，普兰查斯的理论抱负却在杰索普那里得到系统的推进。杰索普的“野心”是创制一个综合体，这一综合体对于现实世界的社会力量更敏感，在驱除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不适宜要素也更严厉。Christopher Pierson，The Modern State，Routledge，2004，p.62.

[3]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1.

[4]［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5]Nicos Poulantzas，“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New Left Review.No.58，1969，p.70.

[6]［英］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7]Martin Carnoy，The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Princeton，1984，p.106.

[8]Martin Carnoy，The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Princeton，1984，p.106.

[9]在与斯图尔特·霍尔和阿兰·胡特的一次访谈中，普兰查斯坦承，他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通道是法国哲学，萨特的影响尤其深远。

[10]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55.

[11]Mark Poster，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f rom Sartre to Althuss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306.

[12]Alex Callinicos，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p.75.转引自徐崇温：《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13]［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4]［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15]同上书，第153页。

[16]同上书，第7页。

[17]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37.

[18]［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

[19]［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20]同上书，第175页。

[21]［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页。

[22]同上书，第206页。

[23]［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页。

[24]同上书，第38页。

[25]同上书，第285页。

[26]同上书，第286页。

[27]［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转引自［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89页。

[29]［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页。

[30]同上书，第207页。

[31]同上书，第343页。

[32]［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33]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51.

[34]［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

[35]尽管《法西斯主义与独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以及《独裁的危机》这样一些文本很难被当作纯粹意义上的国家理论著作，但如果不拘囿于国家理论的狭隘理解，我们还是可以从这样一些著作中辨认出国家理论的存在。

[36]Nicos Poulantzas，Classes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NLB，1973，pp.24-25.

[37]Ibid.，p.26.

[38]Ibid.，p.14.

[39]Nicos Poulantzas，Classes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NLB，1973，p.14.

[40]Ibid.，p.25.

[41]Ibid.，p.25.

[42]Nicos Poulantzas，Classes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NLB，1973，p.29.

[43]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215.

[44]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p.218-225.

[45]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225.

[46]Ibid.，p.307.

[47]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289.

[48]Ibid.，p.297.

[49]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p.102-106.

[50]［美］R.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铦、潘世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

[51]Nicos Poulantzas，Classes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NLB，1973，p.26.

[52]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p.128-129.

[53]Martin Carnoy，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Princeton，1984，p.112.

[54]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Left Books，London，1978，p.56.

[55]Ibid.，p.57.

[56]Martin Carnoy，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Princeton，1984，p.115.

[57]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Left Books，London，1978，p.66.

[58]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p.132-133.

[59]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Left Books，London，1978，p.81.

[60]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p.134-135.

[61]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Left Books，London，1978，p.110.

[62]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Left Books，London，1978，pp.128-129.

[63]Ibid.，p.132.

[64]Ibid.，p.129.

[65]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Left Books，London，1978，pp.131-132.

[66]Ibid.，p.132.

[67]B.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mil-lan，1985，pp.137-138.

[68]Ibid.，pp.140-141.

[69]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Polity，1990，Preface and Acknowledgement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