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走向一个社会体化的策略关系理论
20世纪80年代，国家理论的研究重心从中欧转移到了北美。为了应对由此而来的挑战，杰索普吸收了系统理论、调节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等理论资源，试图在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从而实际上成为杰索普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构的顶峰。[45]
杰索普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合成要素（synthetic element）是卢曼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使他不必诉诸“宏大理论”的建构，就能解决因解释“社会效应”（society effects）而产生的一些实质性问题。[46]此外，在这一阶段，福柯和普兰查斯的影响不容低估。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根植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分工，国家具有基本的阶级性并渗入其他权力关系中；在阶级对立的情形下，权力基础的形式就是剥削。[47]福柯则主张权力研究应该从微观权力学开始，即权力在不同制度场合的特殊行使形式。它包含不同的权力技术、规范化程序、策略的灵活性，并指向涉及创造、管制和联结主体的各种社会整体。[48]因此，福柯认为权力并非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策略，“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术、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49]也因此，福柯认为不能简单地依据国家、阶级、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去构想权力关系机制，权力无处不在并深深根植于社会网络之中。在《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这部晚期著作中，普兰查斯融合了福柯关于国家权力的构想，通过强调国家作为策略选择性系统的性质，以及政治斗争作为竞争策略争夺领导权的性质，从而发展出了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国家观。[50]尽管福柯和普兰查斯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对权力和统治的分析中也存在着重要的相似之处：两个人都对个体化的性质和机制有持久的兴趣；都采用了关系方法来研究权力，考察了权力和策略之间的关系；都关注权力和知识、权力和抵抗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微观权力的多元性和宏观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最后，福柯和普兰查斯都认为可以对没有计算主体的计算进行理论上的阐发。[51]对福柯和普兰查斯理论洞见的吸收则促使杰索普去重新思考“国家作为一种策略场所”的含义，并试图再一次详细阐述结构—策略的辩证关系。
一、自生成和相对自主
系统理论，尤其是卢曼和冈瑟·图依布纳（Gunther Teubner）把这种方法应用于法律社会学时得到发展和详细阐述的自生成（autopoiesis）理论，对于从理论上说明政治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52]卢曼和图依布纳的法律社会学认为，法律系统是通过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而非有计划的协调来维持它们的内部统一，它们的再生原则包含在它们的参照领域（sphere of reference），而非其他领域。
在卢曼等系统理论家看来，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以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基轴而发生分化和演化的话，那么当代社会则是靠其功能方面的不断分化而演进的。当代社会系统的这种演进，导致当代社会从最初刚刚由中世纪发展而来的近代大型社会结构，迅速分化成多重结构和多种类型的社会次级系统。[53]这些次级系统依照它们各自的功能得到区分，并依据“二元符码”的形式运作。例如，法律系统是基于“合法/不合法”的符码运行，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则分别基于“拥有/不拥有”、“统治/反对”的符码运行。此外，一旦系统界定了和它的环境相关的自身边界、发展出了它自身统一的操作规则、执行它自身的计划、在一个封闭的循环中再生它自己的要素时，它就可能达至一种所谓的“自生成的腾飞”（autopoietic take-off），它的操作自主再也不能从外面得到控制。因此，自生成系统（auto-poietic systems）非常独特，它们既不是作为输入—输出的机器那样运行，也没有被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控制结构中，而是以自我相关和自我指涉的方式来运作。就它们自身的运行过程而言，环境最多不过充当了一个干扰的作用，而不是其决定因素。因此，通常来说，自生成系统的再生或重建总是被维持它们自身基本组织形式的努力所支配，并通过自我指涉构建其组成要素及其基本运作程序。[54]
基于上述论述，卢曼把政治系统视作一个功能系统，它的本质在于权力的沟通以及制定和执行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策，且主要借助政治权力的二元符码展开运作。比如，通过政府和反对派、权力的合法和非法使用、进步和保守等政治符码区分进行运作。同时，卢曼也用“自我指涉系统”这一概念来描述政治系统。卢曼指出，在一个现代的、已然发生分化的政治系统中，在政治系统内对于什么是政治上重要的事物，只有联系已经是政治上重要的事物才能决定，超政治要素只是因为它们是公共部门、政府、官僚机构内部政治亚系统的一个，从而被认为是政治上相关的才得到考虑。换言之，一旦过渡到民主政治制度，由于政治已经变成非等级制的、对称的、可以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和递归（recursive），政治系统就达到了“自生成的腾飞”。它可以只对依据它们自身的术语来定义的问题作出反应，其他规则加诸它们的需要可以被当作无关联的而不予以考虑。此外，自我再生系统既非全然封闭也非全然开放，政治系统只有纳入和吸收来自系统环境的利益，才能够自我再生产。因此，政治系统自身性质的变化也反映社会体化形式中的变化。在传统的、分层化的社会中，它可能采取一个耸立于社会秩序顶端的主权形式。但是，在现代功能分化的复杂社会中，政治系统只是众多系统中的一个，而非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有效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或完全独立的主权权力。也因此，卢曼把国家仅仅视作政治系统的自我描述。作为一个集体的虚构或语义学的人工制品，它旨在标记系统的整体，给予系统以统一性。没有这样一个简化的自我描述，政治系统可能被它的内部复杂性淹没。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话语服务于集中、统一和整合政治行动。[55]
从上可见，对于政治自主性及其限制而言，系统理论，尤其是卢曼和图依布纳所发展的自生成方法，提供了更多也更连贯的解释，也使问题一般化了，从而自主性问题可以在其他领域得到表达。也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提出为什么国家如此难以控制资本流通，以及为什么资本家发现控制政治系统极其困难这样一些问题。[56]通过确认政治的自我指涉性，杰索普认为卢曼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便于进一步思索国家和其他社会行为领域（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系统理论的视域中，国家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对政治需求开放，但是传递这种需求却受到限制，因为这关涉到其他领域的矛盾和复杂关系。尤其是，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需要法律和货币的中介，而法律和金融干预会随着政治系统复杂性的增加而强化。结果，国家常常不得不忍受它自身干预所带来的一系列意料之中和未曾意料到的后果。进一步，杰索普认为这些系统的开放性根源于现代式分化社会的下述两个特征。第一个是语言的“互为话语”（interdiscursive）性，它促进了系统和亚系统之间的交流以及它们的自组织话语。其次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亚系统在功能上是相互依赖的，并且严格说来，假如任何全球社会型构要得到维持而不是崩溃的话，它们的共同演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得到协调。
正是社会系统的开放，同时它们包含了某些机制试图来确保封闭的构想，导致杰索普重新阐述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体化过程的社会概念。[57]在讨论普兰查斯和福柯时，杰索普就发现没有计算主体的策略计算的主张难以令人满意。杰索普认为，系统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之间，以及它与非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考模式。杰索普尤其注意到了结构耦合理论（theories of structural coupling）的潜在用途。结构耦合理论认为，在一个全球社会型构中，所有的系统和亚系统都是相互关联的，无论卷入其中的系统在性质上是多么的自组织。因此，一个系统的变化势必影响其他系统的变化——假如社会秩序的相对平稳运行要得到维持的话。此外，假如一个范围更广的自组织社会系统（或者说社会效应）要得到确立和维持的话，系统相互作用的干扰效应就需要得到弥补，冲突也需要得到管理。在杰索普看来，这就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非必然对应的历史集团型构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自组织系统来说，正是其内部运行决定了它们将如何应对外部事件。一个既定事件仅仅是扰乱性的并引发（系统的）自我重组，还是被证明为如此具有破坏性以致使整个系统遭到解体，这可能取决于它结构中过去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源于早期的环境干扰和（或）它自身内部的发展。因此，一个系统现在的运行和组织总是它自身动力和它的环境的共同结果。通过这一连续的、路径依赖的相互作用，系统开始和它的环境在结构上产生耦合。这个结构耦合看起来是某一行为的补充物；系统倾向于以维持它的自组织的方式来应对环境的变化。当一个破坏性的相互作用发生，这个过程随即中断，系统也宣告瓦解。”[58]利用图依布纳的著作，杰索普还确认了共同演化在建构这个方法中的重要作用。共同演化取决于三个一般的演化机制：变化、选择和保留。它的目标是系统运行中的相容性程度，并通过一系列的沟通互动来充当中介。当相互作用揭示了相互预期中存在破坏性的不一致时，要么相互作用被终止，要么预期被改变。这些变化将变成共同选择的，它们极少干预彼此互动系统的自生成，并随着适当地沉积于各种共存系统的计划、组织智能（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策略能力和道德经济（moral economies）中被共同保存下来。上述行为不需要真正的意见一致，所需要的是相互作用和个别自生成之间的一个长期和谐。[59]
杰索普将系统理论（自生成方法）运用于国家理论，也是为了解决伴随美国社会科学兴起的“重新引入国家”而带来的一些问题。[60]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中心和社会中心的观点不同——这种观点认为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是由根植于社会中的逻辑和（或）以社会为基础的力量的平衡所决定。“重新引入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坚持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解释[61]，认为国家有自身的制度逻辑、相关利益和行为，存在着独特的塑造国家形式和职能的政治压力和过程，它们赋予国家以真正的自主性。
作为重新引入国家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斯考切波以国家作为行动者的角色，以及作为社会动力中有独立作用的力量，来展开对国家自主性的论述。就其作为行动者的角色而言，西达·斯考切波把国家界定为“拥有对领土和居民控制权的组织，它可以系统地表达和推进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反映集团、阶级或社会的需求与利益”。其自主性源于：（1）植根于地缘政治要素以及国家间体系动力的需求；（2）捍卫法律和秩序的国内责任；（3）政治管理者尤其是职业官僚的行为；（4）危机阶段。作为社会动力中的有独立作用力量，斯考切波认为整个国家结构形式会影响到群体的形成、利益的表达和政治能力。[62]
埃里克·A.诺德林格（Eric A.NordLinger）认为国家包含了“那些占据了能赋予他们，也只赋予他们作出并实施约束任何以及所有社会部门的决策的所有个体”。依据国家偏好、社会偏好和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关联，诺德林格把国家自主性区分以下三种类型[63]：（1）在国家和社会的偏好之间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国家官员依照其偏好而行动；（2）国家和社会偏好之间存在差异，国家官员将其偏好转化为权威行动；（3）尽管国家和社会偏好有明显差异，但国家官员规劝社会接受国家偏好，并将这种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因此，国家官员可以通过加强支持它们的偏好、听从它们或对国家所作所为不关心的社会团体，从而遵循它们自己的偏好而不至于遭到外部力量的真正反对；可以通过成功地使那些政策偏好不同于它们自己（政策偏好）的社会行动者的影响最小化来实现他们自己的偏好；也可以直接攻击或削弱那些背道而驰的偏好力量，从而实现自己的偏好。[64]
不过，在杰索普看来，以国家为中心的论证不过是社会中心论证的颠倒。两者相互对峙的结果是，国家和社会之间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对抗和二分，从而排除了混合逻辑如合作主义、政策网络以及其他竞争形式和国家与社会的重叠。[65]也因此，杰索普试图在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的解释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而系统理论（自生成理论）的引入为杰索普对国家—社会辩证法的重释以及超越相对自主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概念。自组织提供了打破把国家和社会（或国家和市民社会，国家和经济）视作隔层（compartments）倾向的方法，“一旦我们考虑到社会和政治生活复杂的相互渗透，人员、权力和资源的循环流通，功能的相互依赖和操作自主的矛盾矩阵，中介者和守护者（intermediaries and gatekeepers）的行为，以及其他的复合因素，试图黑白分明的界定国家和社会是注定要失败的。”[66]
二、新的综合：国家理论与调节理论以及话语分析
如果说系统理论（尤其是卢曼和图依布纳把这种方法应用于法律社会学时得到发展和详细阐述的自生成理论）为政治（国家）自主的重新理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包含在社会体化过程中的概念重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那么通过对调节方法以及话语分析的整合，杰索普主要旨在阐述社会秩序如何产生这一实质问题。这一个社会秩序可以解释：（1）结构和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2）抽象和具体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3）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得以再度概念化的方式。[67]
杰索普对调节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其时，致力于社会民主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消退，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主义出现。因此，与撒切尔主义的出现以及确立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政治等的结构转换，就成为杰索普极为关切的主题。不过，在那时，没有哪一个调节方法在杰索普的思考中占据支配地位，一旦它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方式，杰索普就能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杰索普的概念工具主要来自法国调节理论家，特别是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和阿兰·利皮兹（Alain Lipietz）。聚焦调节理论使杰索普获得许多中层（middle-range）概念，这些概念可以在作为生产方式和资本流通的高度抽象的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以及处于特定历史势态中和特定国家调节形式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行之间发挥作用，可以表达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社会形式的运动。[68]
调节理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起源于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受到凯恩斯的启发，并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发展为不同的研究团体和流派。比如巴黎调节学派、对国际阶级的形成和调节模式感兴趣的阿姆斯特丹学派、试图将调节概念整合进国家理论并因此热衷于探询不同的社会体化机制的德国学派，以及对北欧国家经济政策体制有兴趣的北欧学派等。[69]尽管这些学派在对具体议题的关注，以及概念的使用上彼此互异，但所有这些学派采用了一个相同的方法论和实质性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方法：它们都遵从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70]，采用一种接合理论方法来进行理论建构；他们的实质关怀则源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感兴趣的历史唯物主义（至少在欧洲）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71]
调节理论既反对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均衡”概念以及市场经济是一个自我再生领域的理论预设，也不满于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主体能动性的忽视。为此，调节学派提出了一个动态的“调节”概念，试图从抽象概念（如生产方式）中寻找出一些中间概念和模式——比如工业范式、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增长方式等，以此来分析历史和理论，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调节”这一动态概念表明，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变化的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调节理论认识到资本流通的社会嵌入性和社会调节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从而将注意力转向不同结构形式、社会实践的结构耦合和共同演化，以及经济再生产—调节中的话语系统（discursive systems）。[72]并主要关注，在一个内在不稳定的阶级分化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如何得到确保的。借用詹姆森的说法，“从对系统再生产的某种分析的不可知论开始，调节学派想知道社会关系如何取得稳定的调节形式，即如何实现调节。假如并非有什么社会系统的再生产非发生不可，那么，任务就是认同延缓矛盾从而促进再生产的制度行为。譬如，调节体制的定义是调节—稳定社会关系，即便这些关系是矛盾的。”[73]因此，调节理论家很少将研究局限于经济学，大多数理论家同时还注意考察有助于确保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产阶级社会稳定的超经济条件。“这个方法的一个有趣的实质性方面是它对于经济的建构性的坚持。”[74]此外，对于调节理论家而言，问题不是去解释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起源，而是去分析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中，不同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以及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因此，他们试图更为详细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能力。
总之，尽管调节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矛盾和对立的统一体，但他们认为积累体制是稳定的，它们可以借助特定的反倾向动员形式来应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的危机。调节方式，比如制度形式、社会规范和策略行为模式可以成功地表达和调节这些冲突，通过阶级斗争的制度化，将冲突和阶级斗争限制在与积累体制一致的轨道内，以此加强和巩固这些体制。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语境，调节学派指认，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框架中进行和展开的。因此，调节学派极其重视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的重要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创立新调节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必要性；并拒斥一个超历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客观逻辑，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通过历史性地特殊制度形式、调节机制和行为规范而得到调节。[75]
结合上述论述，调节理论家如何定位国家取决于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要素：一是他们所审视的特定调节对象；一是研究对象所依据的实质性理论框架；三是资本关系的分期和形势分析中，与调节对象相关的特殊阶段或具体历史环境。不过，国家在调节理论中的位置并不确定，对于第一个使用调节术语的德·贝尼斯（De Bernis）来说，国家在当代的经济调节模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对于大多数调节理论家来说，调节则被认为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法律、社会习惯以及私人或公共契约等——以及多种制度场所达成的。并且，总体而言，对国家的分析是调节理论的薄弱之处，大多数理论家只是简单地把国家引入对调节的解释中，对此加以轻率地处理。不过，杰索普认为，假如我们认真地对待调节理论，它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并因此得出了三个结论：（1）国家是一个结构形式、制度和组织整体，其服务于资本的功能是大有问题的；（2）国家的统合在国家形式的层次上是不确定的，需要国家计划去提供统一措施，指导国家行动；（3）确保资本积累，以及驾驭国家和社会的妥协平衡需要借助很多的工具和政策，甚至还需要使用强制性的力量。把上述三点结合起来，杰索普认为国家是一个复杂的制度、网络、程序、计算方式和规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策略行为模式的整体。这一理解表明，国家不能被简单地视作每当资本需要，它就降落在舞台上的一个调节性解围人物。相反，国家自身就是调节的对象以及调节的代理人。也因此，杰索普认为下述四个问题非常重要：（1）国家并非一个得到充分建构、内部连贯、组织上纯粹以及操作上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聚合的、矛盾的、混合的和相对开放的系统。因此，国家的统一必须在国家制度自身中通过特定的操作程序、协调手段以及指导目标来达成；（2）策略选择可以被定义为铭刻于国家制度中的政治阶级统治形式。它应该依据国家部门、机构和制度的特定结构、特定权力和行动特权、特定的相对自主性和制度统一性以及特定的统治和从属模式来理解；（3）既然存在着不同的调节对象，那么不同的空间和工具就很重要，国家作用的相对性也随着调节对象而变化；（4）在恢复、维持或改变一个既定调节模式的斗争中，哪一个策略会被采纳，这不能在抽象的意义上作出回答。[76]
话语理论是另一个被杰索普整合到其国家理论中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拉克劳和墨菲在他们的主要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所发展的，对于社会实践和社会黏合的解释以及“领导权”接合的分析，对杰索普反思社会体化以及重新理解国家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拉克劳和墨菲以“领导权”为核心概念，将早期的研究拓展为一个领导权话语建构的一般理论。通过对“领导权”概念的系谱学考察，拉克劳和墨菲指出，长期以来，“领导权”都被用来围绕阶级概念将社会再整体化，因而和本质主义逻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便是葛兰西——尽管他比同时代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展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范围——也在领导权概念中残存了经济主义因素。不过，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范畴，一旦它从本质主义的逻辑中解脱出来，它就依然可以成为“左派进行政治分析的基础性工具”。借助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和后分析哲学等学术资源，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了一系列解构。他们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当作宏大的元叙事加以拒斥，切断了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确定性的逻辑支撑点，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先验的阶级统一性加以解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完全从经济层面扮演构造领导权实践主体的尝试必然会由于下述原因而遭遇到困难。首先，经济不可能成为一个按照其自身固有规律运作的自主世界，它会因为政治或别的外在干预产生不确定性。其次，在经济层面构造社会代表的统一性和均质性难以得到满足。第三，社会行动者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必须在经济利益基础上得到最后解释也难以成立。[77]正如D.马西（D.Massey）所说，“生产关系指出了经济结构中阶级关系的场所，但是这些场所不会把整个阶级指定为不可或缺的、行之有效的男女群体。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似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暗示任何其他经济主义的一致标准，更没有暗示任何一种基于预设共同利益的必然的政治统一性。”[78]这样，祛除了本质主义的领导权概念就引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逻辑，在这一新的社会逻辑中，尽管通过设立波节点（nodal point），社会的相对固定可以达成。社会不仅是差异的无限作用，也是限制这一无限作用的尝试，它要把无限的差异归化、包容在一个暂时的社会秩序中。但这一社会秩序并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本质，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多元决定过程而得到建构。换言之，社会并没有积极的本质，它只在其根本的开放性中包含消极的本质，其要素和整体都没有事先给定的必然性。而“每一个总体的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社会’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并不存在一个用于整个差异领域的单一的基本原则”[79]。社会关系只能依据赋予它们以意义的特定话语来得到区分——话语不仅包括语言，同时还包括物质实践。但是，没有话语可以完全固定要素的意义，总是存在着意义的多价性和剩余，并因此为它们和其他话语的接合留下了空间。
拉克劳和墨菲的论述表明，一个完全闭合的、自我同一的社会型构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个人认同，和微观社会关系也都是不稳定的。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差异系统，社会认同因而依赖于一个不稳定社会系统中领导权接合的偶然模式。社会的意义、结构和主体地位在社会建构中总是不断被固定，又不断被破坏。由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得到清楚界定的政治空间，政治话语在一个相对开放的领域中展开，它们还没有沉积到它们可以只通过重复而非连续的接合来再生。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会局限于国家之中或任何其他单一的权力中心，而是跨越整个话语性领域（field of discursivity）而存在。[80]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对国家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假如同一性不能完满地得到确立，假如社会是不可能的，那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将毫无意义，国家的补充概念也会成为疑问。此外，一旦政治被视作为分散的和去中心化的，领导权被认为依赖于“社会的开放性”，它自由漂浮而非固定在国家之中，那么国家也可能被认为是没有本质、无法表达完整的整体性，因此也不能建构性地存在。
概括地说，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分析在一个话语的后结构主义解释中利用了葛兰西式的领导权概念。其中，知识和现实自身就是话语的范畴。在这一理解中，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被看作是围绕流动的和不断增殖的主体立场通过物质实践而在语言上建构起来的。对于杰索普而言，话语理论的引入使得他能够重新审视他在利用系统理论时所出现的问题；与此同时，杰索普也构想出一个用系统理论来整合话语分析的有效途径。其中，他把系统视作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既是自组织的又是它生产的（allopoietic）。在此基础上，杰索普认为社会、国家或任何制度形式都可以说是存在的——就它是部分地、不稳定地和临时地得到建构而言。从而将话语分析置于特定形势的实际存在的制度形式中，避免了将后结构主义的唯心主义概念型构整合到一个宽泛的实在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克服了一些调节理论形式的功能主义倾向。此外，拉克劳和墨菲对语言的“互为话语”领域的漂浮要素和特定话语中相对固定因素之间关系的解释，也给杰索普提供了清楚地确认社会关系偶然性的手段。[81]杰索普尤其为承认调节对象先于调节自身而存在时如何避免本质主义的问题所困扰，“两者都先于调节而存在，并通过调节而得到建构。它们先于调节而存在，如此一来，许多相对自由的要素可以变成特殊调节的对象。一旦被整合进一个特殊的调节模式，它们将被转换成那个模式的因素，并因此获得一个相对的固定性。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它们变成了确定的调节对象。此外，相同的要素和替代性的调节模式也有接合点，并且从来无法在任何的调节模式中被完全固定。由此调节总是部分的和不稳定的，固定和流动之间的平衡是复杂的和变化的。”[82]
综合上述考察，借助并通过整合系统理论、调节理论以及话语分析等理论资源，杰索普旨在进一步分析结构与策略，抽象与具体分析层次之间，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在重新审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使国家回归其位。在杰索普看来，国家和社会之间往往呈现一种悖论性的关系：国家只是社会形态中众多制度的一个，但却担负着整合社会的责任。因此，（1）尽管国家在界定社会的认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的认同反过来被根植于其他领域中的力量所争夺。国家塑造了社会，社会也塑造了国家；（2）尽管国家有它自身独特的动力和策略能力，通过发展自身的政治话语、节奏和时间性以及它自身的利益和能力，从而抵抗外部的直接控制；但是社会的不同领域也有它们自身的独特逻辑和能力，有它们自身的计算方式，遵从它们自己的时间模式，从而使得它们可以反抗国家的直接控制；（3）随着国家越来越多地干预社会的不同领域（给人一种国家权力正在不断增长的印象），它却同时以两种方式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方面，随着它内部变得越来越复杂，它自身的统一和独特认同被削弱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被不同的部门和政策网络所分割，协调的问题也随之增加。
可以看到，通过把系统理论、调节理论和话语分析整合到他的国家理论之中，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含义和总体图景得以进一步清晰：首先，一个充分的国家理论只能作为一个充分的社会理论的一部分而得到发展，国家的独特政治形式和计算方式镶嵌于社会之中，在一个交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中相互型塑。其次，现代社会如此复杂和分化，以至于没有任何子系统能够在结构上起“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相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子系统以及权力中心。第三，国家是这个矛盾的最高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秩序中，正是国家才归根结底地负责管理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作为众多制度秩序中的一个，它只能通过它自身的制度组织和程序来实现上述行为。因此，尽管国家被授权制定和执行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策，但是它在这个方面的行动是整个政治系统中斗争的一个特定的、有选择的集中和凝缩，并且它的成功还取决于超出它直接控制的条件和力量。第四，国家必须被当作一个具有自己的计算方式和运作程序的制度整体来分析，还应该被看成试图运用各种制度和能力服务于特殊目的的政治实践场所。第五，作为一个制度总体，国家不（也不能）执行权力，它不是真正的主体；事实上，不应该谈论国家权力，而应该讨论嵌入作为制度总体的国家中的各种潜在的结构权力（或国家能力）。这个权力（以及任何相关联的倾向性）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得到实现，这取决于处于这个复杂整体之内和之外的特定社会力量的行动、反作用和相互作用。第六，这些结构性力量或能力及其实现，都不可能通过单独聚焦国家得到理解——即便我们可以确切地界定它的制度边界。[83]
从《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尼科斯·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到《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其位》，杰索普的学术历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试图通过统合各种国家理论，从而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国家理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思考的重心是抽象的国家理论以及方法论（“接合方法”）建构。此后的著述，尤其是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理论的建构让位于对国家的实体分析。借助于制度和演化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分析以及自组织理论，杰索普详细考察了战后福特主义语境中福利国家的一般特征、它的特殊变体以及对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作用；批判地分析了为回应大西洋福特制的危机和全球化的挑战，福利国家在当代的重构；试图在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构的大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作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危机之后（post-crisis）福利国家的一种理论图绘[84]，这一尝试和努力既可以视为杰索普在资本主义国家理论这一领域中的新进展，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具体运用。
【注释】
[1]Rianne Mahon，From“Bringing”to“Putting”：The State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Social Theory，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6，No.2（Spring 1991），p.120.
[2]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中，杰索普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充分解释，充其量只不过是实在论科学方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正确应用而已。”杰索普同时讨论了当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在潜在的结构和政治形势之间作出区分，未能将这些结构和政治形势运行的抽象层次阐释清楚时，他们所面临的方法论困难，并初步阐述了和实在论有亲和性的“接合方法”（the method of articulation）。B.Jessop，The Capitalist 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Oxford：Martion Robertson＆Company Ltd.，1982.
[3]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p.234.
[4]实在论者赞成“分层的实在概念”，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构成，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并将实在划分为三个领域：经验的（包括经历和印象）、实际的（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真实的（包括结构和机制）。参见［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5]B.Jessop，The Capitalist 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Oxford：Martion Robert-son＆Company Ltd.，1982，pp.215-216.
[6]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1.
[7]Ibid.，p.12.
[8]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48.
[9]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4.
[1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5-38.
[11]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8-41.
[12]Ibid.，pp.41-44.
[13]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50-252.
[14]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52-253.
[15]Ibid.，p.253.
[16]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53.
[17]Ibid.，p.254.
[18]杰索普认为，这就排除了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也对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方法的相互排斥提出了质疑。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56.
[19]M.Foucault，History of Sexuality，Vol.1：Will to Know，Harmondsworth：Penguin（1976），（WK），p.95.转引自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55-257。
[2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60.
[21]相对于国家系统形式统一而言的实质运行中的统一。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61.
[22]源于德国概念（Vergesellschaftung），借用自德国学者希尔施。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s p.x.
[23]Ibid.，p.6.
[24]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6.
[25]Ibid.，p.8.
[26]Ibid.，p.8.
[27]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07-209.
[28]杰索普指出，并没有理由认为领导权计划在性质上应该是直接经济的或者给予经济目标以优先性。但是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却极为重要：领导权计划的成功实施也取决于对附属社会力量作出物质让步，因而也取决于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通常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领导权计划往往和一个适当的积累策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10.
[29]Ibid.，p.209.
[3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63.
[31]Ibid.，pp.123-124.
[32]P.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in P.C.Schmitter and G.Lehmbruch，eds.，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9，p.13.转引自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33]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163-165.
[34]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06-212.
[35]Ibid.，pp.211-212.具体论述则可参见杰索普：《撒切尔主义：两个民族的传说》一书。该书描述了撒切尔夫人如何打破保守党自狄斯雷利直到麦克米伦、希思的“一个民族”的保守主义，推行“两个民族”的策略。以特权的、受惠的所谓优秀公民来反对服从的、被统治的“民族”，以富裕的南方来抗衡工党控制的贫困的北方。See B.Jessop et al.，Thatcherism：A Tale of Two N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Chapter 4-9.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36]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6.
[37]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196-198.
[38]Ibid.，p.198.
[39]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199-201.
[40]Duncan Kelly，The Strategic-Relational View of the State，Politics（1999）19（2），p.110.
[41]［加］罗伯特·阿尔布里坦、［日］伊藤诚等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张余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42]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p.201.
[43]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chapter 9.
[44]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
[45]Ibid.，p.202.
[46]Ibid.，p.158.
[47]参见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8]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21-222.
[49]［法］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5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21.
[51]Ibid.，pp.225-227.
[52]Duncan Kelly，The Strategic-Relational View of the State，Politics（1999）19（2），p.112.
[53]高宣扬：《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和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54]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20-321.
[55]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22-327.
[56]Ibid.，p.333.
[57]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p.208.
[58]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28.
[59]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29.
[60]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p.205.
[61]这在“回归国家学派”理论家所探讨的一些主要议题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些议题包括：（1）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不同现代国家的地域政治地位以及它对国家行动逻辑的影响；（2）在现代国家的发展中，军事组织和战争的动力；（3）现代国家的独特权力——尤其是那些根植于中心组织的、领土上受约束的社会中制定和执行对集体有约束力决策的能力——以及在其范围内跟其他所有社会关系亚系统（包括经济）、组织（包括资本主义企业）和力量（包括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策略范围；（4）作为塑造国家之外的经济和市民社会中的制度以及社会力量特性时的国家性质；（5）国家制度和政府独特的病理学；（6）与其他社会力量相对的国家管理者的特定利益和能力。See 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79.
[62]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81-282.
[63]在对诺德林格国家自主性的阐述中，杰索普只是提到诺德林格把国家区分为三个自主性形式，但没有给出具体论述，因此，此处的三个区分是根据相关资料的补充。参见［英］Patrick Dunleavy、［美］Brendan O’Leary：《国家论——自由民主政治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07—211页。亦可参见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19页。
[64]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79-281.
[65]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88.
[66]Ibid.，p.303.
[67]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p.209.
[68]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p.210.
[69]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08.
[70]杰索普在《资本主义、调节方法和实在论》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调节学派早期理论家提出的福特主义分析框架以及相应的调节模式、积累体制等概念，所使用的正是批判实在论所推崇的逆推法（retroduction）——即追问什么样的生成机制（generative mechanisms）造就了我们所经验到的事实。具体而言，也即提供了对经济和超经济制度、规范和实践的变化结合的一个逆推性（retroductive）解释，这些经济和超经济制度、规范和实践有助于，假如只是临时性地并总是在特殊的经济空间中，经济行为和积累中的某种稳定和可预测性。在此意义上，杰索普认为调节方法分享了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See B.Jessop，Capitalism，The Regulation Approach，and Critical Realism，in Andrew Brown ed.，Critical Rrealism and Marxism，London：Routledge，2002.
[71]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08-309.
[72]B.Jessop，Capitalism，TheRegulation Ap proach，and Critical Realism，in Andrew Brown ed.，Critical Rrealism and Marxism，London：Routledge，2002，p.94.
[73]Jenson，J.，“Different”but not“Exceptional”：Canada’s Permeable Fordism，Canadian Re-view of Socilogy and Anthropology，26（1）：72.转引自［美］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的批判》，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需要作出说明的是，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为了文章的统一以及当下的翻译习惯，我依据英文将原文中的“管理”一词皆置换为“调节”。
[74]B.Jessop，Survey Article：The Regulation Approach，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ume 5，Number 3，1997，p.293.
[75]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07-311.
[76]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11-319.
[77]［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78]D.Massey，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New York：Methuen，1984，p.43.转引自［美］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的批判》，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5页。
[79]［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3页。
[8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89-292.
[81]M.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pp.216-217.
[82]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187-188.
[83]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65-367.
[84]Chris Pierson，Marxism and the Wel fare State，in A.Gamble et al.（ed.），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Basingstoke：MaCmill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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