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

第三节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对于大西洋福特主义的主要贡献即它控制、移置或推迟了资本关系不同形式中的矛盾，以及福特主义积累制度中所表达出来的策略困境，成功地遏制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固有矛盾。从而既促进了战后经济的繁荣，又赢得了相对和平和安定的政治局面，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三十年的黄金繁荣期（“光辉三十年”）。然而，20世纪70年代，伴随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随即陷入多纬度的深层危机中。

经济上，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持续发展撕破了曾经支撑福特主义积累的条件，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福特制的增长动力逐渐耗尽，利润率和总利润开始逐渐下降，经济出现滞胀。此外，经济的持续国际化，使得日渐增长的需求是从海外而不是从国内生产中得到满足，国家逐渐失去了控制利率和汇率的能力，作为经济控制目标的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日益遭到破坏。在福特主义积累的有效循环被打断、福特主义增长模式日益受到限制的情形下，福特主义增长方式和与之相关联的建立在规模生产、规模经济和规模消费基础上的积累战略范式逐渐转向灵活生产、创新、范围经济、制度租金和更为变化和多样化的消费模式；在财政金融上，由于经济滞胀、发展动力不足，失业率高居不下，这一方面减少了社会保障支付的税收基础，同时危机又增加了用于收入保障方面以及其他福利服务开支（住房，医疗和家庭政策）；更重要的是，国家在技术创新、经济重建的支出以及征税的减少，更限制了其可用于社会支出方面的资金来源，从而导致财政金融危机；政治上，新的冲突或斗争形式如合作主义的危机以及新社会运动不断兴起，它们无法被整合到战后的妥协方案中；新问题如污染和新的风险种类在旧的形式中也不容易得到控制和治理；最后，福利国家自身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合理—合法的福利供应导致官僚主义、社会关系的司法主宰化、中央集权、庇护主义以及个人依赖性的加强。反映在社会领域，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同时遭到生活世界两类倾向的瓦解：一是市民社会的去国家化，这反映在世界主义和部落主义（一种原始、情感性认同的再度复兴，从而牺牲了自由个人主义，以及公民对于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忠诚）的发展上；^[49]跨越民族边界的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则削弱了民族认同感和力量的联合。二是社会倾向则涉及更具体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认同以及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它们拒斥社会民主主义或大西洋福特主义对阶级基础上的平等主义的支持，以及相伴随的阶级基础上的再分配政治，主张多元认同和差异政治，强调相互尊重，真诚和自主的重要作用。^[50]

就其作为民族国家而言，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民族特征或民族层级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随着所谓超载“大政府”的发展，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不断遭到质疑，并导致破坏福利国家基础的财政金融危机，以及由于国家无法保障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出现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冲突的增长，以及由于战后在美国霸权下得以组织起来的国际规制的危机（使得其难以确保民族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有效运行的条件）而加剧。（2）由于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越来越难以满足公民的经济和政治期望，也使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不断降低。国家越来越难以动员公民支持其积累策略、国家计划和领导权方案，从而使得民族国家难以达成诸如充分就业、稳定价格、经济增长等官方的民族经济目标。（3）地方和区域经济越来越认识到它们具有自身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不能通过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微观政策得到解决。这推动了地方与区域开始实行自下而上的经济政策，中央对地方或区域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减弱；（4）移民不断冲击并威胁到国家公民权和福利权利的边界。（5）以执政党、商业工会主义和资本家联盟为基础的政治代表制形式也出现了危机，公民普遍对政治参与和政治选举缺乏热情，甚至拒绝战后形成的劳资妥协关系；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则对福特主义与福利民族国家的逻辑构成了挑战。（6）领导权斗争的民族—大众维度已经从经济繁荣和福利权利的扩展向下述趋势转变：一个是更为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威权主义的话语；一个是在一个更开放经济中的更为世界主义的、需要“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话语。^[51]

不过，杰索普指出，危机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客观的现象，危机是客观上多元决定但主观上是不确定的。作为潜在的路径塑造（path-shaping）要素，危机既在物质上得到中介，也在“互为话语”（interdiscursive）的领域中得到展现和解决。危机会鼓励符号学和策略的创新，常常可以促进根植于旧的以及新的符号体系和符号秩序的替代性视界的增殖，其中，一些视界将重复或重新接合已经得到确立的类型、话语和风格，其他视界则可能发展出一种充满新的可能性的“未来之诗”（poetry for the future）。^[52]换句话说，在重大的社会重建期间，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叙事将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试图对过去的失败和可能的未来作出新的解释。通过这些叙事，新的可见的、积极的力量出现于危机中，参与到扩展的政治话语领域中来。他们提出替代性的调节模式和社会范式，加入到新的政治斗争，以此确认他们的认同和利益。此外，一旦新的发展模式在新出现的政治话语领域中变成支配性的，那么它就会为辨识行动者、界定利益制定新的规则。^[53]从而也为确定的策略干预创造了空间。因此，话语媒介的作用极其重要。^[54]就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转型而言，不同社会力量围绕着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危机的性质、危机的解决方法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和方案——其中包括对福利国家的浪漫主义拒绝（如新保守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重组和削减（如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供给和公共产品输出的重新私有化（如撒切尔主义），等等。这些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叙述试图赋予现存问题以意义，试图借助于大众媒介和知识分子，使其叙述成为支配性的叙述，从而为其行动提供一种合法性。多种叙事的交织以及由此引起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后福特主义语境中的国家型构显得极为复杂多变。

【注释】

[1]［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参见郑秉文：《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世界经济》2002年第6期。

[3]［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4]Chris Pierson，Marxism and the Wel fare State，in A.Gamble et al.（ed.），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Basingstoke：MaCmillan，1999，pp.178-179.

[5]James O’Conner，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St.Martin’s Press，1978，p.7.

[6]Ibid.，p.2.

[7]参见李青宜：《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3期。

[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10]同上书，第66页。

[11]C.W.Barrow，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Wisconsin，1993，p.105.

[1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3]同上书，第99页。

[14]参见［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5]［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1—62页。

[16]J.L.Talmon，TheOrigins of Totalitiarian Democracy，London，1952，p.71；转引自［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页。

[17]参见［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8]［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1页。

[19]F.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Freedom，Routledge and Kegan Paul，London，1944，p.23.转引自［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00页。

[20]［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7页。

[21]同上书，第6页。

[22]同上书，第28—29页。

[23]吴惕安、俞可平主编：《当代西方国家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24]［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绪论第7页。

[25]同上书，绪论第20页。

[26]同上书，第27页。

[27]同上书，第27页。

[28]吴惕安、俞可平主编：《当代西方国家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29]参见莱斯利·赫佳利：《新自由主义、新右派与性政治》，［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戴博拉·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0]［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2页。

[31]参见杨雪冬、薛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21页。转引自徐大同主编：《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32]Colin Hay，Re-Stating Politicas，Re-Politicising the State：Neo-Liberalism，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mpetition State，in Restating the State，Edited by An-drew Gamble and Tony Wright，Blackwell，2004.

[33]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40.

[34]B.Jessop，The Future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

[35]仰海峰：《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36]这里取其狭隘之义，广义而言，福特主义指称一种历史形态，在美国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西欧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参见张世鹏：《二十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7]［英］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9页。

[38]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56.

[39]Joachim Hirch，“From the fordist to the Post-Fordist State，”in B.Jessop eds.，The Politics of Flexiblity，Edward Elgar，pp.67-70.

[40]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58-61.

[41]［英］B.杰索普：《紧随福特主义的是什么？关于资本主义分期与管制》，载［加］罗伯特·阿尔布里坦、［日］伊藤诚等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张余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

[42]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71-72.

[43]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48.

[44]B.Jessop，The Crisis of the National Spatio-Temporal Fix and the Tendential Ecological Dominance of Globalizing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nban Regional Research，Vol.24，2 June，2000，p.335.

[45]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49.

[46]Ibid.，p.18.

[47]关于福利体制的分类，最具影响力的分类是由艾斯平·安德森发展出来的。不过，杰索普认为，艾斯平·安德森的分类方式，主要奠基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定义之四个核心的其中一个维度——并仅仅奠基于该维度中的一个方面，也即国家在将男性工资劳动者予以去商品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杰索普指出，新颖的福利体制的分类体制，必须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其他维度整合进去。See 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62-64.

[48]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64.

[49]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彼得·德鲁克认为国际主义、部落主义和地区主义构成后资本主义政体的三个矢量。参见［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傅振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50]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80-90.

[51]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174-177.

[52]B.Jessop，Critical Semiotic Analysis and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1（1），2004.

[53]B.Jessop，Narrating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State？Remarks on Remap ping Regulation and Reinventing Governance（http://www.comp.lancs.ac.uk/sociology/papers/Jessop-Narrating-the-Future.pdf）.

[54]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话语媒介在危机叙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杰索普提醒我们注意，它们并不纯粹是话语的，而是有着制度物质性的支持。See 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