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

第二节　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

毫无疑问，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来临，经济和技术范式的转换、新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的重构，对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构成巨大挑战，并促使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重构以应对上述挑战。概括地说，杰索普认为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下，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正经历一种结构转型，即向一个理想—典型形式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转变。

在由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向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转换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是涉及全球化，以及它转化成各种压力在不同的领土层级上优先考虑“结构竞争”的地缘经济（geoeconomic）元叙事的出现，其中，重要的话语是企业文化、企业社会、创新氛围、网络、策略联盟、伙伴关系、治理等等；第二个重大系列的元叙事在性质上则主要是地缘政治的，涉及冷战的结束、苏东的剧变，以及来自东亚民族复兴的经济威胁，这些叙事和其他的叙事结合起来强化了这样一种主张：民族国家的边界已经遭到破坏，所有的国民经济现在屈服于难以逃避的全球竞争，由此对非生产性公共支出施加压力，且引发了寻底竞争。^[8]“熊彼特主义”这一称谓表明，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国家竞争力取决于个人和集体在资源、科技、生产、组织或市场中的创新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包含狭义的经济因素，也包括广泛的超经济因素。“竞争国家”则意指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国家旨在确保国家边界内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的竞争优势，以及确保国家在边界之外的竞争优势。“竞争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试图独自或结合（包括其他国家）其他力量去规划超出它们政治边界的力量，从而塑造与资本积累和再生产有关的跨边界的或外部的经济空间。因此，在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形成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试图通过介入供给方来推进相对开放经济中持续的创新和灵活性，并通过在超经济条件和由其产生的经济条件之间的重建联系来强化后福特主义经济的结构性或系统性竞争。”^[9]也因此，在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国内的充分就业不再被优先考虑，以支持国际竞争；福利权利的重新分配现在让位于一个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民族国家的首要性也被剥夺特权，以支持其他层级的特定国家行为；最后，相对于混合经济中的统治而言，一个协商的网络社会中的治理受到更大的关注。这样一些努力旨在试图重新塑造、重新链接不同的社会力量，发展新的统治和治理形式以解决国家和市场中新出现的问题。

表2　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体制

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252.

如果说福特主义是一种规模经济的话，那么后福特主义则是一种范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和网络经济（economies of networks），更是一种知识经济。知识培育和技术创新在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系统和结构的竞争性在各自经济领域的竞争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一个普遍的熊彼特主义的定位（即关注创新和竞争）是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必然关注的主题。就知识领域而言，国家必须妥善处理根植于知识作为一个虚构性商品性质的矛盾：一方面，知识共享对于知识的生产很重要；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积累的主要基础。国家在此起着两方面的作用：它必须促进知识产权以利于知识的商品化（通过专利、版权等形式）；它同时又必须保护作为整体经济竞争优势基础的知识共享。除此之外，创新和企业家的能力在后福特主义中的重要性也在新的国家战略中得到反映，竞争国家必须不断地参与技术情报的收集，帮助创造独立的技术能力和提高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和技术转换，以便于许多公司可以尽可能地从由特定部门承担的研发活动所创造的新的技术机会中受益。竞争国家还必须通过创制直接支持企业的机构和（或）支撑企业氛围的机构和结构，以及通过风险资本的提供、补贴、商业园的建立、技术转化机制和技术帮助等措施直接参与到有利于资本的技术租金的追逐中来。^[10]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向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政策逐渐从属于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社会工资面临向下调降的压力，这种向下调降的压力以多种形态表现出来；集体消费也由混合经济体制的国家提供集体消费，转变为更趋市场导向或者第三部门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变化使得充满危机的“福利取向”体制正在被一种新的“工作福利取向”的新体制替代。借用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的表述，一个“积极的”或“主动的”福利体制正在替代传统的福利模式。在工作福利主义调节体制中，国家更多的推行一种责任福利，倡导“福利和责任义务的统一”。通过教育、培训等积极政策的制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工人的就业能力，将就业参与者培养为有进取心的主体。此外，随着不断地依赖于公私合伙制、多部门的合作以及第三部门的参与，集体消费管理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不断地从集体消费的供应中退却，把一些公共责任移交给市场和第三部门。随着国家服务的分权（decentraliza-tion）和分散（deconcentration），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黄金时期来说，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行动空间和自由。

不过，上述转变决不是一个机械的自动化过程，而是积累策略、国家计划和领导权计划经由话语和政治媒介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此而言，这个转换本身乃试错、探索和进行广泛斗争的过程，这些斗争包括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围绕特定的积累原则本身发生的斗争，以及抵制经济系统对其他系统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斗争，等等。因此，从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到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转变充满着偶然性，而不是一个结构上事先决定的必然过程。也因此，基于各国制度遗产、政治力量平衡以及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经常展示为如下变体（或者说策略形式）：（1）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旨在通过一个市场导向的路径向新经济和新社会制度转变，强调劳动力的再商品化，国有企业和福利服务的再私有化；对公共部门而言，它包含私有化、自由化和将商业标准强加给剩余的国家部门；对私人部门而言，它包含解除管制以及为市场解决之道提供消极支持的新的法律和政治框架。（2）新合作主义。这个策略依赖于对经济主体的经济策略、决议以及行为进行持续的、协同处理的制度化。其中，基于它们自身私人经济利益与社会嵌入的、社会调节的经济稳定性的集体协定重要性之间联系的一个反思性理解，卷入新合作主义的经济力量试图去平衡竞争和合作。新合作主义的安排范围反映了与创新驱使的增长方式，以及劳动力和劳动市场的不断异质性相关联的政策共同体和网络的多样性，其安排也越来越直接地和明确地适应于创新，基于知识经济的扩展、结构性竞争的重要性。（3）新国家主义。它试图调度它自身的强制性协调力量、新的经济资源和活动、它自身的知识基础和有组织的智能，来支持都市的、地区的、国家的和超国家的积累战略以及结构性的、战略性的竞争能力，同时也考虑和鼓励在地区或当地层面平行的和补充性的活动。（4）新社群主义。与经济中的资本积累逻辑向社会生活扩张相对立，它反对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霸权，也反对生活领域中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并试图证明以挑战资本主义一般意识形态来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可能性。^[11]此外，不同的策略在欧盟以及欧洲民族国家的内部也能发现，比如，在对欧盟的分析中，杰索普就注意到了欧盟既存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又存在新国家主义和新合作主义的策略。即便在欧洲内部民族国家中，比如在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中，其他策略也并没有完全被排斥。^[12]

与大西洋福特主义时代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相比，后福特主义时代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另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层级的相对化和层级的激增，一个所谓的多层级和多中心的后民族秩序正在出现。在大西洋福特主义战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主要的层级是民族的，国民经济在大西洋福特主义中是理所当然的经济管理目标，社会—空间的权力关系主要围绕这个层级来展开斗争，妥协也主要在这个层级得到协调，地方政府只不过是作为传送带或微观层次的调节机制。随着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的到来，民族层级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比如，由于移民的不断增长，种族的同质性、文化的同质性和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在不断削弱；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则不断挑战大西洋福特主义的工业逻辑和凯恩斯福利主义的国家主义逻辑，从而支持另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而霸权斗争的民族—大众纬度也已经从福利权利的扩张逐渐向一个更为世界主义的话语转换。如此一来，杰索普指出，这引发了国家组织和政治中的新变化：第一个趋势是国家的非国家化。伴随民族国家机构逐渐的空洞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被地区或当地的层级以及一些正在出现的水平权力网络所分享，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以及跨地方的层级上进行地域性的和功能性的重建。其次是政治制度的去政府化（destatization）。如果说非国家化涉及民族国家活动领土的分散，那么去政府化则包含公—私划分的重新绘制和任务的重新分配。换句话说，某些以前被国家执行的特定技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现在已经完全转移到（或与之分享）某些其他的行动者（如非政府，私人的或商业的）和制度安排中，在处理经济、社会等诸多关系时，官方的、半官方的和非政府组织间伙伴合作关系形式的重要性正不断得到凸显。第三个趋势是政策规制的国际化。国家自身行动的国际背景已经扩展到包括超领土的或跨国的因素和过程，对于国内政策来说，它们在策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政策规制的主要参加者也已经扩展到包括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源泉的国外代理人和机构。不过，尽管在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中，层级的相对化和层级的不断增殖正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景观，企业城市和地区的悄然兴起、跨边界地区的增长、三位一体经济集团的出现正不断挑战民族尺度的传统地位，但由此而裁定民族国家正失去作用则似乎过于匆忙。事实上，杰索普认为，对立于国家状态（statehood）的非国家化是民族国家试图保留对不同空间层级连接的控制。国家状态的非国家化是与民族国家通过管理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尺度间的关系去拓展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尽管自主的丧失使得超国家的合作和次国家的复活得以可能和必要，但它同时为民族国家自身去调解不断增多的超国家和次国家行动尺度拓展了空间。与政策体制国际化对立的则是民族国家试图塑造国际政策规制和发展的斗争。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杰索普提醒我们注意，国家的重新出场所包含的既不是民族国家的逐渐衰弱，也不是基于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简单转移。事实上，只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侵蚀，而不应该误认为民族国家的普遍退却。相反，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边界的后退，民族国家其他方面的边界正在推进，其他的政治形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说，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和重新设计以回应这些挑战。^[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