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结论　走向一种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风气的转换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政治、文化领域的日益边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停滞不前。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其他学科也对国家理论产生了兴趣，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比如福柯的谱系学和规训研究、话语分析、新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受到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家的挑战，新的议题如国家能力和政治体制的内部动力、地缘政治学议题、战争、国际关系成为新的关注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过分关注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而言，这些议题起到了纠偏作用。^[1]

最近十年，伴随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作为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心的民族国家遭遇严峻挑战，有关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正日益凸显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以及凭借不同的理论资源，左中右三派围绕“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这个论题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诊断，并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展开了新的角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对国家提供的基本社会价值如安全、福利以及国际秩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事实上几乎成了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关心人类政治命运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它们常常化解为全球资本与民族国家、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等诸多具体论题，成为新历史处境下国家理论复兴的新表达形式。^[2]因此，近年来国家理论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理论正由抽象的理论研究日益转变为对于各种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实质性研究。按照杰索普的理解，当代国家理论的五个主要论题是：国家身份（或者国家状态）的历史可变性；国家所具有的相对实力或者弱点；民族国家在所谓的全球化和地区化时代所具有的未来；有关规模、空间、领土权以及国家的争论点；最后，各种治理机制及其明确表达随着政府而兴起。新的历史语境无疑需要我们建构新的理论“坐标系”，以便对新的历史现实作出新的解答。因此，就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言，它必须介入全球化政治并对全球化政治作出自己的解释。^[3]

“也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过去十年间，当自由资本主义似乎达到一种全球顶峰的时候，国际关系研究却见证了与马克思以及他的诸多不同解释者的遗产相联系的知识传统的复兴。”^[4]2002年由马克·鲁珀特（Mark Rupert）和黑兹尔·史密斯（Hazel Smith）编辑的论文集《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检视和探讨诸如阶级、帝国主义、国家等概念的历史适用性。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可以更好地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学和它的轨迹，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或“全球化”。

论文集的大部分作者认为，就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依然重要。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的无情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竞争和好战的性质；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平衡性质以及这种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在世界范围的再生；这种世界范围的结构、权力和财富不平衡的产生不仅在经济，而且在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的领域中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产生了抵抗和反帝国主义运动。^[5]哈利迪进而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遭到合理的批判，但其中的某些见解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资本主义仍是不可或缺的。批判性地重新阅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等级化、剥削的特征，这些特征常常在全球化的流行标题下被简单地归约和模糊化处理。鲍勃·萨克利夫（Bob Sutcliffe）也认为，全球化并不完全是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形过程。当前的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国际活动增强的阶段，它保留了先前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些特征和矛盾：民族国家的资本之间的冲突仍然重要，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结构中剥削、控制和许多国家的边缘化仍然严重存在。^[6]

当然，论文集作者对全球化时代国家形式与职能变迁的讨论更值得我们关注。汉内斯·拉彻（Hannes Lacher）在《理解国际体系：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希望与陷阱》一文中指出，国家体系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是否仍采用这样一种地域政治形式是一个开放的、未决的问题。相同的问题在威廉·I.鲁宾逊（William I.Robinson）那里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述。在《资本全球化和跨国国家》一文中，鲁宾逊指出，全球化正在将世界整合到一个单一生产方式和单一全球体系中，并且把不同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空间障碍的消除和地理逻辑对生产逻辑的服从史无前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重组远远滞后于其经济重组，结果是经济虽然全球化了，但全球化所展开的社会关系却没有政治制度化。鲁宾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关于国家的概念并非必然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随着人类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其制度组织迟早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其结果便是跨国国家的兴起。跨国国家包括全球社会的制度和实践，这些制度和实践维护、捍卫和发展全球资产阶级的霸权。当然，跨国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并非是敌对的和互相排斥的，民族国家并没有“萎缩”和边缘化，只是其功能发生了改变，民族国家的功能正在从制定国家政策转向执行超国家机构制定的政策。民族国家已经被纳入跨国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了推行全球资本主义战略的积极工具，成为跨国资本统治的传送带和过滤器。

与前述论文相对，在《全球资本，民族国家》一文中，伍德指出，尽管国家并非资本主义所创设，现代国家连同领土和主权这些现代概念，出现在一种与资本主义毫无关联的社会关系中。但是，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和民族国家的进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那时起，这种紧密联系就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在全球化时代，阶级仍然在民族国家中构成，“全球经济规则需要经由民族国家的地方干预”。因此，尽管承认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相互联系正在不断增长，伍德认为仍然没有理由相信全球化资本主义使得地域国家必须被一些超国家的主权所取代，也没有理由相信由这些政治实体所型构起来的民族国家经济空间必须被取代。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事实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全球经济，全球经济仍然由国民经济的实体构成，资本主义的一般法则和全球资本的力量主要还得依靠特定的民族和地区形式展现出来。全球的经济动力要继续依赖国民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力量来推动。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国民经济和民族国家的现象，不考虑国民经济中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竞争性和不承认民族资本主义中为争夺统治权而在国际联合和斗争中的经常性冲突，是无法弄清楚全球化的。即使存在着真正的联合运动，它更多的也是采取区域化的形式而较少采取全球化的形式，而且即便是在区域联合的层面，民族国家的离心力量仍然在起作用。比如在最富雄心的跨国联合欧盟中，合作和竞争之间，一体化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也是极其明显的。伍德还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经济扩张主义与资本主义赖于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治再生产的政治权威的地域性限定形式之间的矛盾激化。这一矛盾展开的地方，正是人们反抗资本主义的地方，是希望之地。

显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效资源。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依然受资本逻辑的支配并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正是在于要在全球范围开发经济，把政治和意识形态置于经济需要的从属地位。”^[7]并引发了新的剥夺和压迫，加剧了权力、财富、自由、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公正分配。更为激进的看法甚至把全球化视作“新帝国主义”的代名词，直接指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利用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新的剥削，通过经济力量而非军事扩张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边缘和弱小国家展开新的“殖民”。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有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力图在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来确认全球政治模式，分析变化的世界权力分配，以及描绘人类能够逃脱无情的经济政治竞争过程即资本主义的政治轨迹。^[8]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伴随研究客体的变化，它的构成总是处于运动之中和历史的重新安排之中。”^[9]就国家理论而言，我们同样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也需要随着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情景加以修正和推进。

我们的第一条结论是，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要成为有生命力的学术资源，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实现方法论的自觉转变。因为，一旦从各种决定论和还原论解释所造成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就“不可能有满意的、总的分析。适当的研究对象是各有其历史的和国际特征的一些民族国家”^[10]。而恢复其复杂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使得从任何一个单一纬度的观察都必然是不充分的，要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作出充分的解释，需要我们结合源自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假设和解释原则（“接合”方法），从而要求我们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分析和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寻求“与当代最好的社会科学的严肃的——虽然是批判性的——接触”^[11]，才能真正谈得上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事实上，按照阿克塞尔·范登博格（Axel Van den Berg）的分析，如果仔细加以辨析的话，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从“工具主义”的国家理论、“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到“阶级斗争”国家理论，其实就是一个缓慢而逐步地向自由多元主义的“民主政治”的描述和理解“投降”的过程，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国家争论远没有提供一种替代自由多元主义的理论，而只不过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它。^[12]而在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析中，一些关键的论点是：国家不是明确地为一个单一阶级利益行使职责；国家并不是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治行动者，它是由完全对立的利益所形成或分裂出来的“斗争舞台”；国家不可能被征服，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消亡，它对任何发达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并不必然是邪恶的，但它必须得到严格的控制；代议制议会民主和在这种民主下获得的许多权利和自由是真正的、虽然是有限的人民的成就；任何以单纯的直接民主来代替一切形式的代议制民主的企图，都将导致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13]这样一些关键的论点表明，维护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同时大大拓展社会的民主监督和个人的自主已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题。

作为这种对话的范例，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及其具体运用，他所提出的“接合”方法，以及以后学科的方式利用社会科学家广泛的学识和研究的学术主张，可以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参照和借鉴，并正日益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的高度重视。一如戴维·马什所说，杰索普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任何未来的发展都可能是基于对他著作的一种批判”。^[14]此外，我们还有必要提到墨菲。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墨菲试图结合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等理论资源，通过和主流政治学的不断对话，来探讨当代的国家理论问题。^[15]在墨菲看来，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性理解，虽然为个人自由留下了极大空间，但它由于把国家视作没有伦理性的工具性实体，从而缺少甚至完全排斥了共同善问题；社群主义批判绝对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主张恢复德性以及公共精神，并强调以共同善为基础来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基础，但却因此混淆了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合理界分，从而又倒退到了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理解。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克服，墨菲试图寻找一条“第三道路”。概括地说，墨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的批判，赞同社群主义在国家中恢复公共精神，但却摒弃了社群主义对实质性共同善的理解，认为共同善“始终只会是一种潜在性聚焦点，我们必须时时参照它，但它不可能有一种实在存在”^[16]。因此，在墨菲那里，尽管国家具有伦理—政治纽带的理念，但由于共同善只是作为潜在聚焦点，因而通过这一纽带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就不是最强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弱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17]

其次，要成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活生生力量，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仅必须深化抽象的理论探讨，还必须实现从抽象的理论探讨向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转变。就国家理论而言，这需要更多比较的经验和历史研究。或者如杰索普所说，对国家的分析和理解需要更具体的、历史特殊性的、制度主义的、活动取向的研究。例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受新制度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组织现实主义流派，就放弃了抽象的宏观理论研讨，认为以前的国家理论只有在产生有关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可能关系的研究问题、分析概念和因果假设上才是有用的，并诉诸制度研究和政策分析来发展中间层次的问题和假设，试图利用比较性的政策形成和国家制度发展的历史个案研究来重建经验的普遍性。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著作有一大部分都耗费在一些抽象的理论论争上，以至于在一些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可以被简化为一系列概念的二元对立：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国家的资本决定和阶级斗争决定的对立、形式和内容的对立以及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对立。^[18]这些理论论争虽然澄清了一些问题，但过多地纠缠于这些论争最后往往只能损害这样一些概念范畴的解释力。比如，作为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国家和作为行动者阶级之间的关系上，普兰查斯就以“相对自主性”的概念绘制了这场接踵而至的争论的“地图”，同时也播下了混乱的种子。^[19]“相对自主性”这个概念尽管解答了一些问题，但进一步的追问则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国家自主应该怎样才能相对？而相对自主的国家又如何自主？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显然无法仅凭抽象的理论辨析得到解决。也因此，杰索普认为，一直以来的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讨论，往往是以一种引向死胡同的方法提出来的。^[20]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争论无非是教条式地坚持了如下主张：国家服务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21]一些自由派的理论家也指出，由于坚持一种反经验的立场，当代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多见。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退回到对前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研究，因而总是倾向于从分析自由民主政治的复杂性中脱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Marxist historiography）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却极为薄弱，而且倾向于批判（通常是攻击多元论），而不是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研究；^[22]并在“自由”、“民主”等领域打了败仗。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要占领“民主”、“自由”高地，争取成为这样一些政治价值的先锋，而不只是任由右派“操控”和占据统治地位，就不仅要在和主流政治学的对话中拓展其理论分析，更要结合变化了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加强对紧迫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对话能力。在全球化时代，要对国家、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公民资格等概念作出深入和批判性的重新说明，就必须与一个决定性的转换阶段相一致。“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没有一个警觉的、系统的指涉对象，那种转换将是不可能的”^[23]。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围绕国家而构建的一种理论叙事，国家理论往往和各种价值，如对人性的看法、各种核心道德价值、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24]各种国家理论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包含着价值选择和政治含义。通常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都倾向于和一个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没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批判社会理论来说是一个奇怪的目的地。”^[25]不幸的是，如博比奥所说，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替代性选择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却依然付之阙如。^[2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可能性还在于，它还必须在规范研究和实体研究的结合中，有能力提出一种“可执行性策略”^[27]，以弥补长期以来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战略的贫困——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28]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通常是作为夺取或改造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提出的，目的在于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国家、阶级和生产方式。如今，尽管伴随现实存在的一些社会主义的不光彩的失败，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而来的全球资本统治，资本主义似乎全面击退了来自其他制度或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威胁，成为了“都市里的唯一游戏”。但历史远没有终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也决不可能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把伴随全球资本疯狂扩张逻辑而来的世界秩序称作帝国主义的新版本——它以跨国公司等形式进行经济剥削。与借助于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殖民统治的传统帝国主义版本相比，新版本的帝国主义“对于经济施压与敲诈手段的运用更隐蔽也更阴险”^[29]；还是把它视为“帝国”这样一种新规则的逻辑和结构——它以生态统治形式生产和控制着帝国版图中的大众。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30]。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景都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黎明，而不会是一条通往人类福祉的康庄大道。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当代世界依然困境重重。比如，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资源争夺和国与国之间的寻底竞争，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民主赤字、生态恶化在日益加剧，“文明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具体地说，德里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犯有如下十大“恶疾”：新型失业；对无家可归的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大量剥夺；经济战争主宰一切；在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方面控制矛盾的无能；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军火工业和贸易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核武器的扩散；种族战争加剧；黑手党和贩毒集团全面渗透；在国际法面前国家的不平等。它们已经构成不可胜数的特殊的苦难的现场，“任何一点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饥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字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31]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论是民族的还是全球的——是由某些系统的法则和逻辑所推动和主宰，它们包括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资本积累原则，“这些原则必然要求把‘交换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先，把‘利润’置于‘人民’之上。即使是最为善良恭和或‘负责的’公司都不可能逃避这些强制性法则，都必须服从市场规律以求得生存——而这意味着不论一件事情会有怎样浪费、会有怎样毁灭性的后果，都要把‘利润’置于首位。”^[32]这些矛盾和灾难无法简单地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因此，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还必须提出社会组织方式的替代性规则和价值观，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应“提供一个他们赞成什么的连贯回答，”“没有一个不同社会的远见，事情不可能有任何基本的改变。”^[33]换句话说，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不能仅仅局限于“抓住资产阶级的手”、竭尽全力以赶上或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步伐，而是应该发展自己进行广泛和有效的动员能力，以此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利润逻辑。从而在资本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建立一种平等、协作、民主的社会秩序。^[34]当然，这样一种社会图景的绘制并非简单地兜售一些抽象的价值，或者脱离现存社会运动和政治现实而建构一个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根植于当前的历史、经验现实中，而不能是孤立的幻想。历史也表明，一旦站立于超历史的视点上，“它也就再也不能公正地对待历史存在中的不完满性，再也不能公正地对待具体的人类存在。”^[35]也必然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民主潜能的忽视。或因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而导致“理智上的危机和崩溃”^[36]。因此，这需要我们仔细地分析社会运行的各种实际过程，并进而指明这些过程前进的方向。诚如萨克利夫所指出的：“要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可能应该颠倒马克思的著名格言。许多人想改变世界，可是，重要的是去分析它。更确切地说，关键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分析它，从而可以澄清它在其中可以得到改变的方式。正是这种结合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所在。”^[37]

【注释】

[1]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3.

[2]参见郁建兴、徐越倩：《复兴国家——国家理论的新形态》，《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

[3]郁建兴：《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现时代》，《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4]Mark Rupert，Hazel Smith（ed.），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Routledge，2002.

[5]Fred Halliday，“The Pertinence of Imperialism，”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ed.），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Routledge，2002，p.80.

[6]Bob Sutcliffe，“How many capitalisms？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Debates about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ed.），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Routledge，2002，p.57.

[7]［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载［英］罗纳德·H.奇尔科特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施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亚力克斯·卡利尼克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治理》，载［美］戴维·赫尔德、詹姆斯·N.罗西瑙等：《国将不国》，俞可平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Fredric Jameson，“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in Saree Makdisi，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Karl（eds.），Marxism Beyond Marxism，New York：Routledge，p.92.

[10]Christopher Pierson，New Theorie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ty Recent Development in Post-marxist Analysis of The State，Sociology，Vol.18，No.4.

[11]［英］Patrick Dunleavy、［美］Brendan O’Leary：《国家论：自由民主政治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43页。

[12]Axel Van den Berg，The Immanent Utopia—From Marxism on the State to the State of Marx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484-489.

[13]Christopher Pierson，New Theorie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ty Recent Development in Post-marxist Analysis of The State，Sociology，Vol.18，No.4.

[14]David Marsh，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ories of the State，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eds.），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276.

[15]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16]［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17]同上书，第74页。

[18]Raju J.Das，State theories：Acritical Analysis，Science＆Society，Vol.60，No.1，Spring 1996，pp.27-28.

[19]Goran Therborn，Karl Marx Returning：The Welfare State and Neo-Marxist，Corporatist and Statist Theorie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No.2，The State and The Public Sphere，1986，p.135.

[2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21]Axel Van den Berg，The Immanent Utopia—From Marxism on the State to the State of Marx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489.

[22]［英］Patrick Dunleavy、［美］Brendan O’Leary：《国家论：自由民主政治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83页。

[23]［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24]［英］Patrick Dunleavy、［美］Brendan O’Leary：《国家论：自由民主政治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72页。

[25]Chris Pierson，Marxismand the Wel fare State，in A.Gamble et al.（ed.），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p.194.

[26]Norberto Bobbio，Which Socialism？Polity Press，1987.

[27]在邓肯·凯利（Duncan Kelly）看来，尽管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受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在其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解放政治理想却明显消失了。进一步，凯利认为杰索普似乎很少关注政治的可能，或者说系统转变的可能。Duncan Kelly，The Strate-gic-Relational View of the State，Politics，1999，19（2），pp.114-115.我们部分地赞同这种指责，但同时也需要指出，凯利所谓的政治仍然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政治。事实上，对政治的关注并非意味着我们仍然可以简单地承诺一种解放政治学，尤其是基于阶级基础上的解放政治学。

[28]［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列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29]［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全球化与政治策略》，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30]［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2页。

[3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21页。

[32]［加］埃伦·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3]Michael Cox，“The search for relevance-Historical mater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ed.），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Routledge，2002，p.71.

[34]《全球化和社会国家》，载［美］戴维·赫尔德、詹姆斯·N.罗西瑙等：《国将不国》，俞可平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35]A.Wellmer，Endgames：The Irreconcilable Nature of Modernity，Esssays and Lectures，MIT Press，1998，p.14.转引自汪行福：《现代性与民主—批判理论的自由主义转向》，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36]Goran Therborn，Karl Marx Returning：The Welfare State and Neo-Marxist，Corporatist and Statist Theorie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No.2，The State and The Public Sphere，1986，p.136.

[37]Bob Sutcliffe，“How many capitalisms？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Debates about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ed.），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Routledge，2002，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