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看政治文化的功能

二、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治文化的功能，特指政治文化从总体上能够对一个社会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政治体系是人组成的，政治过程是人的行为过程，政治文化又是支持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同时政治文化是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去影响政治体系存在的状态、运作的方式以及发展演变的道路和方向。所以，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其功能。

（一）对社会成员的影响

1．价值层面

价值之于人，是关于利弊的判断，确定人们行为选择 “应当如此”的方向。人们在从事政治实践的时候，总会基于自身以及所属阶级和集团的特定利益，对进入政治过程中的各种事件和对象，作出关于有益或者有害、利有多大，弊有多少的判断。如果是有益或者利大于弊，便会受到肯定性的价值评价，从而获得认同与支持；反之，则会受到否定性的价值评价，从而招致不满与反对。这种价值判断，反映了政治行为主体的好恶取舍，而其形成过程，也就是人们的政治意愿、政治态度和政治动机的孕育与成型过程。它通过分辨善恶、好坏和优劣，来表征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就此而言，价值评价作为一种理想期求，在政治实践中直接规定着“应该如此”的目标定向与行为抉择。

2．认知层面

认知之于人，是关于真假的把握，解决人们行为选择 “是否可行”的途径。 任何有目的的政治实践活动，都不仅仅是选择方向和确立目标，还必须看实现的可能。正确的方向和有利无害的目标也许很多，但实现的条件也许很高，你不一定具备满足条件的能力或成本。这就要在“应该如此”的范围内，把握真假，去伪存真，解决“是否可行”的问题。要对此作出回答，政治行为主体就必须承认既定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态势等等的客观性质，要对其固有特征、运作机制和发展方向给予合理的认识与把握，将追求政治价值实现的行为选择建立在客观可行的基础之上。

3．情感层面

情感之于人，是关于美丑的体验，支持人们行为选择“做得最好”的努力。任何政治行为主体都会对相关的政治环境产生某种情绪化的体验与反应。这种体验与反应，通常都表现为好恶之感、爱憎之感、亲疏之感、信疑之感等等。事实上，从古到今，人们都是带着热爱、忠诚、眷念、忧虑、愤怒、紧张等多样化的情绪介入政治生活的。从深层次上看，政治情感是特定价值取向和认知方式通过实践在人们内心长期积淀的结果。当人们对某种主义、信仰、学说、理论的仰慕尊崇内化成一种心理本能，其外在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坚定的政治信念支持下执著的政治行为。因此，情感层面是在解决了“应该如此”的方向和把握了“是否可行”的途径后，支持“做得最好”的强大动力。

（二）对政治体系的影响

1．政治文化构筑政治体系存在的合法基础

政治体系能够维持和延续的重要保证，是具有相应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心理上的自觉认同。这种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把自己的利益预期同现存政治体系的存在和维持捆绑在一起。有了这种政治文化层面的认同，社会成员才能在政治活动中自愿地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政治体系存在的合法基础才得以建立并不断扩大。比如：中国历史上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之后，立即就开始统一文字、法律、货币和度量衡，就是通过文化、经济、政治的各种机制向社会成员灌输和渗透对统一的中央权威的认同。任何政治体系的存在和维持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一旦这种和谐的关系被破坏，就可能导致体系的生存危机，甚至是解体。比如中国的袁世凯复辟。

政治体系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稳定。这需要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中政治角色、政治结构的地位以及行为规则形成比较稳定的认识和态度。在这方面，李泽厚先生分析中国传统时有过深刻的见地：中国古代从孔子开始创立的，以血缘为基础，以礼、仁等观念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关系、习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并积淀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结构。⁽⁹⁾这种文化一心理结构对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导致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两千余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政治文化不改变，传统的政治关系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新文化运动才在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过程中有那么高的地位。

2．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模式选择的特定形式

政治制度特指政治体系内各种结构之间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这是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应当肯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政治制度的模式的根本原因。但选择什么样的具体形式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政治文化发挥的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会存在差异。这种政治制度差异具体表现的例子是，在各种政治机构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同样是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联邦德国的总统在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没有实权，是一个“虚位元首”；而美国的总统不仅掌握着国家的行政大权，还可以通过否决法案或任命大法官来对国会和最高法院进行制约，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国民对于总统这个政治角色认识上的不同。德国历史上的魏玛宪法中曾经设置了一个与议会处于平行地位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但这一体制却为后来希特勒上台推行法西斯专政提供了便利条件。出于对重蹈法西斯独裁统治覆辙的恐惧，波恩制宪会议的代表竭力主张削减总统的权力，以议会内阁制取代总统制。而对于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是他们改变邦联体制下中央政府的软弱地位，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保证国家统一的必然选择。

3．政治文化影响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

特定的政治过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将会产生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效力。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对政治体系的决策和执行的过程及方式都要发生作用，从而影响整个政治体系的功能。英国和美国是两个较早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所不同的是英国至今仍保留着世袭的君主作为国家元首，而美国的国家元首则是民选的总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英国人的政治文化中，对君主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一般的英国人心目中，君主是英国国民性的象征，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君主的存在赋予了政府以尊严和正统性，并能保证英国政治制度的延续和稳定。而对于曾经饱受英王专制统治之苦的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来说，英王却是残暴统治的象征，因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没有效法它的宗主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是建立了总统制共和政体。

政治文化的类型和发展水平对一种政治制度的运行效力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残留在人们观念中的封建政治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负面作用己是有目共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与市场经济发展格格不入的“等级壁垒”，“官本位”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封建专制社会遗留下来的“纲常伦理”、“官贵民贱”等传统文化垃圾散发的污染。

4．政治文化制约政治体系的变革发展

政治体系是动态的系统，它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总是由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人去推动和完成的。因此，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变革的目标、方式的认识水平和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制约着政治体系变化的进程极其结果。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政治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但是，二者的变动速度并不总是同步的。按照历史的逻辑，一种新质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应该先于政治变革的实践。那些率先感受到新的生产方式内在要求的先进阶级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方式渗透于广大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它又反过来成为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政治文化与政治变革的这种关系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突出。那些反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思想、理论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广泛传播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它成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反过来说，一种超越现实的政治主张，尽管可能是合理的，但没有相应的文化整合，得到大众的拥护，就会失败。比如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就深切认识到，国民陈旧的心态是建立新制度的最大障碍，因此开始大力倡导要以新思想造就新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