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含义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政治学的研究者特别关注西欧和北美的政治发展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发展的学术研究开始涉及前苏联的冷战、美国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存在。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学者们的研究内容已经包括政治发展的意义、途径、顺序、危机、原因、结果、模式、范围、组成部分和理论，初步形成了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
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政治学的“行为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研究政治发展的第二股潮流，深化了政治发展研究的路径，扩大了政治发展研究的规模。其特点是把理论的严密性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研究相结合，对多个国家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通过运用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等诸多概念，比较分析不同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政治结构，尽可能总结出政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性。如阿尔蒙德、科尔曼1960年出版的《发展中区域的政治》，卡尔·多伊奇1961年发表的文章《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体现了使用多国总体数据的方式。
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各个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有：体系功能方法，强调体系理论要素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社会进程方法，强调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式的定量分析并把政治行为和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等社会进程相联系；比较历史方法，突出了传统方法与系统方法严密性的结合。对于政治发展的内涵，由于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角度不同而理解各异。
路辛·W·派伊把政治发展设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公民的平等原则和法治观念得到加强并成为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主体。其二，提高政治体系的运作能力，能够令行禁止，解决社会的种种分歧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其三，完善的政治体系要求各项功能专门化，各机构之间实现高度一体化。
阿尔蒙德把政治发展看做是角色分化、次级体系的自主化、文化的世俗化三个方面的变化。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加入了公共政策极其过程的研究内容。
塞谬尔、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较高程度。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政治发展应追求的目标。
詹姆斯·S·科尔曼是比较历史的重要代表，他认为：其一，从历史学分析，政治发展指16世纪在西欧社会发生的，内容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二，从类型学分析，政治发展指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过程。即政治体系不同类型的转化过程。其三，从演进的角度分析，政治发展是政治生活模式制度化的过程并强调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创造力的发挥，即社会政治变迁的进程。
罗伯特·∫·杰克逊和米盖尔·B·施塔因把政治发展确定为政治体系有机体的变迁过程。其一，强调政治体系的结构分化和角色专门化；其二，强调传统政治生活模式向现代政治生活模式转化；其三，强调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变迁的不固定目标。实际上是表明政治体系变迁有多种路径，不可能形成一种模式。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西方政治学》从四个的方面对政治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其一，地理的。实质是从地缘政治研究政治发展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水平低、工业化水平低的国家的政治不发达。如关于公民对政府的态度的调查，在坦桑尼亚被称之为政治发展的研究，而在发达国家则不是。其二，派生的。从派生的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指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的后果，政治发展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三，目标论。政治发展是指一个或更多目标或代表政治体系的状态的运动。主要包括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当一个目标只有在实现其他目标的过程中作出某种妥协才有可能实现的条件下，政治发展就成了包含若干固有矛盾的概念。其四，功能。从功能的角度观察，政治发展是指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政治发展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保障。
上述分析可见，由于学者的研究方法不同，对政治发展内涵的揭示，彼此之间有较大差异。在政治发展实践上，普遍认同政治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机构、政治一体化和政治变革等。而核心内容是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我们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政治发展是一个从古至今并向未来不断延伸的政治进步过程。人在政治统治关系上的彻底解放是这一进步过程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测中，由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自治社会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政治发展最终要实现人在政治统治关系上的彻底解放，即消除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新型的政治社会中，政治对任何公民来说，都是一种责任，一种自觉的行为。至于政治发展的高级形式，列宁讲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的政治性质消亡，政治国家消亡，那时，用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温·托夫勒的话说，每一个人都将从依靠代表转为依靠自己。
（一）政治发展的性质和特点
政治发展的性质是指在以人在政治统治关系上实现彻底解放的社会政治过程中，按照历史发展规律，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一般来说，社会政治变化是一个不能超越和离开于社会发展之外的过程。衡量这个过程的根本尺度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代表时代进步意义的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政治过程，是政治发展，反之则是政治不发展或政治倒退。
应该看到，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政治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政治发展实践中面临的任务、目标选择以及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力度是不相同的。因而，政治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发达国家现阶段政治发展实践中呈现的特点
（1）如何完善使民主的理论和现实更紧密相结合的制度。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的论述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20世纪以来，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化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以精英民主论取代人民民主论，二是以参与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
精英民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莫斯卡、帕累托、德国的米切尔斯、奥地利的熊彼特、美国保守主义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他们的研究不同程度的证实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是一种虚构的神话。现代民主制是靠政党政治来运行的，政治则是由少数领袖人物来领导的，政治是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治。民主是政治精英的民主，民主政治运行是人民有机会通过选票来接受或拒绝某些政治家的统治，竞选的精英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在竞争中取得决定权。
主张参与式民主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柯尔，帕特曼和麦克弗森。他们认为代议制民主是确立在一个人能够代表另一个人或许多人的理论前提上的。而在现实中代议制最多是公民在投票时参政，一旦投票完成，自己则丧失参政的机会。无论精英民主论者，还是参与式民主论者的理论观点，都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运转的现实。现代政治学对政治参与的有效性特别关注。通过政治参与确定社会目标，才能实现最大限度地分配社会利益并符合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在这方面，政治参与具有独特的功能作用。政治参与是确定目标、选择优先项目和决定动用何种资源、财力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对公共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意愿及选择，有利于矫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及选择之间的矛盾。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形式与政治稳定有密切的关系。
政治参与是公民的一种教育手段。这种教育包括：增强对政治的归属性；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不仅仅是一种手段，从民主是一种目的的理论和实践的逻辑中，可以认定，民主的政治参与并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总之，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参与行为模式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以充分发挥政治参与的有效功能。如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民运动”、“商议民主”、“协商民主”等形式。
（2）重建“契约主义”政治的合法性。西方公共政策运行中的政治悖论体现为：理论上的原则政治与现实中的利益政治相悖。詹姆斯·M·布坎南在其著《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中明确指出：现代政治并非原则政治（politics byprinci-ple）。因为，只有当政治行为适用于所有人，而不受某种具有支配地位的联盟或个人有效的利益群体成员资格的限制之时，这个标准才得能实现。在精英主义与特殊利益集团并存的前提下，“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利益政治’（politiss byinterst），不论是以明显具有歧视性的形式对待（奖励或惩罚）公民中的某类特定群体，或以某种精英论——基于预先预定某类人在有关对于我们所有人真正有益的事情方面具有高人一筹的智慧，而将公民划分成为该受奖赏和不该受奖赏之类”。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实行“利益政治”的社会。关键的区别在于“在只有一小部分选民或潜在的利益集团可以影响或控制政策的情况下，这些相对有力的群体会更喜欢由窄到宽的方案（narrow-to-broadprograms）。”(1)这些公共政策方案使他们“获得高于平均值的收益而承担平均值或低于平均值的方案成本。”(2)在这些政策方案中，“利益集团可以将财富从不具备政治效力的群体转移到自己腰包里。”(3)这些做法违背了普遍性原则。
这是西方福利体制过分扩张所导致的结果，属于国家成员的所有人，本应都享受到公共物品的利益，但在赤字财政体制下，却产生了净纳税人和净受益人，前者是指在政治上被强制纳税而不能反过来受益，后者是指通过行使政治权力，通过净纳税人负担费用而从中获得不同利益。如政府债券、政治选区的成员在通过放债而获得收益被实际消费，用掉或占用的时段内，不同程度地剥削处于必须纳税来支付债务利益和分期还债务的时段内的政治选区的成员。这种财政制度违反了普遍性原则，人们处于非平等待遇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通过歧视性待遇来解决财政危机，公众并不支持。即通过增加逃税，通过经济补助的方式，得到不增加纳税指标的低财政负担这样的平衡来加以解决（如美国取消遗产税等等）。政治学家认为，这种政策削弱了最低限度的共同体观念，没有这个共同体现点，任何体现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都不能长久。
西方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与利益冲突的现实，促使西方政治学家重新审视契约主义政治思想。正因为如此，以詹姆斯·M·布坎南、罗杰·D·康格尔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公共政策运行的政治实践分析中提出了未来变革的方向性问题，即在契约主义原则上重建政治的合法性。
契约主义观点认为，个人在他们作为自身价值的责任创造者和作为自己行为的选择者的潜在能力上必须平等。在契约主义基础上重构政治的合法性，无论是通过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意识，通过楷模中的领导，还是最后通过某种共同体观念——在这个观念中，对人的待遇虽然因人而异，但作为集团活动负担的分担者和利益的分享者的地位来说是平等待遇的。所以，任何接受非契约性、非个人主义、非宪政主义观点的政治制度，其脆弱性似乎很明显。任何这种制度在新的世纪里都没有什么贡献。如果接受这个结论，具有指导性的相应变革就必须朝着普遍性原则，而不是背离这个原则的方向进行。
重新审视契约主义原则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八世纪提出的契约主义原则。西方学者在公共政策伦理价值和利益冲突的政治现实中，提出重建契约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则显示了社会契约理论可观的持续力。
重建“契约主义政治的合法性”与“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相对立。按照“后现代”理论家的说法，“利益”概念具有解释现实世界的“优势”，任何意识形态的“杰出的观点”都无法合理地解释现实社会。“后现代”理论家将研究重点放在寻找知识与利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层面上，但是，后现代理论家仅局限于对不公平世界的叙述性论述，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因此，在西方政治现状下提出“重建契约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具有革命性意义。
2．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政治发展实践中呈现出的特点
（1）完善现代政党制度，强化政党的内聚力。政治不稳定常常出自政党的脆弱性和政治动员能力的衰退以及政党自身的离散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由于政党内部分裂而出现的政治危机。反之，如果一个政党的内聚力强，其政治动员能力和效率就高。这个政党就能在社会变革中推动政治体系稳定发展。政党的内聚力突出的表现在其政党指导思想的内聚力以及组织结构的状况如何，是否具有坚强的领导核心，稳定的领导集团和有威信的革命领袖；是否有一套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动员能力等。
（2）理性的政治共识。人民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具有的共识，以及公民和领袖对政治体系所赖以建立的传统和原则所持有的共识，是政治体系凝聚性的又一体现。从内容上分析，政治共识既是对政治体系各部分组织和制度的一致性认识，又包括对其政治规范、政治意识的一致性认识。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和多维性决定了变革必然引起人们对各种政治现象的价值的认识和不同的评价，并由此产生新的价值观。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使社会成员彼此的价值取向时常发生矛盾和对抗，引起价值冲突，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直接原因。所以，统一的政治共识，必然通过有效的政治整合来实现。在整合过程中，政治领域中各个相离而又相联系的单位，通过相互顺应，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而达到团结一致，形面一个均衡的体系。
（3）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治体系能否稳定的又一尺度。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与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紧密联为一体，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偏低，政治权力负效应相应提高。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地位使其具有自我滋长的特性其极端发展会产生破坏社会系统或阻碍社会发展的能力。因而，必须在民主法治基础上，对其合理配置、限制和监督，是政治体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低，就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其政治状态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政治动荡；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低，政治参与水平很容易相对超前，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所以，政治参与的较高期望或离开合法渠道表达政治愿望对政治稳定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在社会变革中，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
（4）提高政治体系的适应能力。政治体系适应社会经济变革能力的强弱，是政治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体系的适应性表现为能够创新政策，即用国家行为来推行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能力。它包括制定和执行改革政策的能力和政治协调能力。制定和执行改革政策的能力。它包括选择改革的时机，决定改革的优先顺序，实现局部的渐进变化而不是全局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不适当，就会遇到反对改革的力量和极端改革的力量并使社会力量分裂。因此，政治体系在制定和推行改革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上述因素，并有效地控制社会变化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与政治改革达到均衡。政治协调能力。在社会变革中，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社会势力。政治体系必须具有将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势力成功地吸收进政治体系中的能力，从而克服社会环境变化对政治体系产生的骚扰和压力。政治体系为了减少这种压力，就要调节和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政治体系应动员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并将因现代化而兴起的社会力量吸收进体系中。
（5）强化政治体系的变革能力。政治体系的变革性，是政治体系稳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一个国家以现代化为其发展目标的改革，政治体系必然应随着社会经济变革而相应地发展，这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自我变革能力。历史证明，从经济发展到政治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要追求稳定和有秩序的政治发展，往往需要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变革对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主动变革。通过政治体系采纳新的要求和适应环境变化意义上的政治变迁，实现稳定的、有秩序的政治发展，是由政治体系强有力的自我变革能力决定的。如果一个政治体系不具有内在的自我变革能力，那么，在通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将照例会导致一个不能维持自身存在的政治体系而被迫解体，从而被别的政治体系所取代的结果。此外，政治体系的自我变革能力还取决于完备的政治功能和高效行政。完备的政治功能意味着能够有效地适应一个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特定社会千变万化的要求，而不在这些要求面前无能为力，以至落后于社会要求的步伐。高效行政既包括有条不紊、快速有效地处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事务，又意味着政治体系能在整个系统范围内有力行政，是体系有秩序的、有计划的实现连续变革的重要条件。
总之，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发展，有利于稳定政局，推动经济发展，取得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的效应，提高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降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抑制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使民主化逐步走向较为成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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