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的理论渊源及内涵分析

第一节　统一战线的理论渊源及内涵

一、统一战线的内涵

在我国古代，以统一战线所体现的战术和策略，广泛存在于外交、军事联盟之中，既含有对同盟的联合协调之意，又含有对敌对一方的分化与瓦解之意。《周易》就有大量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周易》研究者认为，周易中涉及统一战线的篇章有《坤》《屯》《蒙》等二十多篇，约占整个篇章的三分之一；其中讲到了周武王率众诸侯伐纣得胜的统战策略。战国时期的“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之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之术，三国时吴蜀结盟抗曹等等，都是古人运用统战策略的智慧结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它的建构既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又糅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并在现代政党政治的环境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概括地讲，统一战线，就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一定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阶级联盟或政治联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统一战线就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是将社会政治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一体化的机理。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它日趋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之一。

二、统一战线的理论渊源

（一）传统和合文化是统一战线理论的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和合文化，由它产生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特色以及“和而不同”、“和为贵”、“求同存异”的原则，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把它们卓有成效地运用于现代中国各个建设阶段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了革命与建设的辉煌成就。

1.“大一统”思想

世界各地区和国家的文明在起源与发展初期，多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华文化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采——“大一统”的民族意识。所谓“大一统”的民族意识，是指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的民族认同和情感归属心理。这种情感归属和民族认同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并逐渐发展为一种理性的民族自觉意识，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共同的民族心理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意识和思想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理念，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历尽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艰难曲折，但追求统一、反对分裂、民族共和、天下一统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种统一观念，是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所不曾有的。这种“大一统”观念所形成的民族意识保持了中华文明大国的统一和强盛，使得中华文明延绵不断、代代相传。这也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及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倍加赞赏的原因^[1]。中国共产党人组建的统一战线，其背后是“大一统”这一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无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提出，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成功，抑或新时期统一战线所承担的历史使命，都以“大一统”为依托，以中华民族的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而且始终承担着中华民族统一富强的历史任务。可以说，把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振兴的历史使命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大一统”观念，已经作为中国文化的积淀因素，成为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文化因素，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对人们行为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2.“爱国”的核心价值理念

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核心和优良传统。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和兴邦富民的责任心方面。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思想意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追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等等，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和美德。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一次次反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这与谋求团结统一，顾全大局的统一战线中的民族意识不谋而合。新时期，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旗帜（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融为一体的），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国家统一，是增强统一战线凝聚力的核心，是贯穿统一战线的灵魂与主线。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建立了以“爱国”为核心理念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奋斗目标，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3.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

任何国家的存在都是以“和”为前提的，没有“和”，就不能将冲突限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之内，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和而不同”，也是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国“和”文化最早见于西周至战国时期思想史上出现的“和同之辨”思想中。“和同之辨”思想关注各种不同事物的和谐共生与整合，是“和合”思想的最初表现。到了西周晚期，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和”是万物生长和发展的根据，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可以发展为新事物，而相同事物的结合则不能产生新生事物，在明确认识“和”与“同”的基础上，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发展思想。所谓“和而不同”，意思是首先要承认“不同”(差异)，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和”是目的，是不同事物的统一和和谐，不同事物和不同因素的结合必须保持一定的度和量。“和”不是要求同一与一致，而是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存在，所以，“和”的前提是“不同”，没有“不同”，没有多样性，就无所谓“和”，也即承认事物的差异矛盾，要求各事物之间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而不同”经多个朝代发展和丰富，成为成就人生智慧的最高境界，并且被历代为政者作为政治智慧的追求境界。如在处理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方面，要求统治政策要体现宽容、中庸之道，善于调节政治矛盾，要求统治者把握防范贫富矛盾的度，推行仁政，勿与民争利。“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度制》）”，“和而不同”思想等内容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粹成分，影响着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

中国共产党统战思想积极地吸收了传统文化的这一精华。在长期的统战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为指导，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努力寻求与自己有着显著不同的党派和政治力量的利益共同点，与之结成同盟，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如在建党初期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就是“和而不同”思想的结晶。最高纲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的共和国”。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同当时国内人民大众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现实利益取得了一致，实现了利益共同点的“和”，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也出于同样的“利益一致”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组建并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也是以“和”为前提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和而不同”，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在这个前提下，允许和支持统一战线内部各种成分谋求各自的合法利益。这不仅不会削弱统一战线，相反繁荣和发展了统一战线，增强了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古人说“有容乃大”，即是这个道理。

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涵盖不同的党派、阶层、民族、宗教、社会团体，讲求“求同存异”，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既是对爱国主义的深层次理解和实践，也是对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精神主旨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文明发展中多样性的理解和认识。“求同”是首要任务，“存异”是重要问题。“求同存异”就是承认统战对象之间的差异，在“存异”的基础上把握统战对象“同”的核心、“和”的因素。“同”主要是统一战线成员基于共同利益而确立的共同目标和要求。“异”主要是统一战线成员在信仰上、世界观上、具体利益和要求上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别。这种差别又表现为党派之间的差异，信仰之间的差异，民族之间的差异，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异，等等。而他们之所以成为统战对象，主要是因为“异”的存在。所以，统一战线是“求同存异”和“和而不同”思想的具体运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有所作为，就要求有统一的意志和步调，就应传承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以爱国主义为主旨，使海内外及国内外广大中华儿女跨越思想观点、政治面貌、阶级属性等藩篱，跨越地域和国度的界限，积极支持并进一步投身于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建设中。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是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

1.无产阶级只有建立统一战线，才能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马克思还指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2]1883年，恩格斯在为德译版《共产党宣言》所做的序言中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3]毛泽东高屋建瓴地将其概括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指出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战线，以“解放全人类”、“解放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只有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联合本阶级以外的一切进步阶级和社会力量，才能最终求得自己的解放与胜利。也就是说，一国之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敌人的同时，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应当结成国际的世界的大联合，共同对抗压迫和剥削。这是“统一战线”理论的最初萌芽，是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建构在当时深刻的政治社会土壤之中，建构在当时国际社会的矛盾当中。

2.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与之联盟的阶级和社会力量

无产阶级必须首先联合农民。无产阶级能否与广大农民结成联盟，始终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教训时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中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动摇资产阶级制度的。”^[4]相反，如果获得了农民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5]相似的经济地位和共同的政治要求是工农两个阶级结成联盟的基础。

无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首先面临的敌人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比资产阶级落后反动的封建阶级。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先要联合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一开始并不是只有矛盾和冲突，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敌人也是无产阶级要反对和反抗的敌人。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才有结盟的可能性。在欧洲早期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其实受到封建贵族的压迫，后来其利益又受到国内和国外其他一部分阶级的压迫和盘剥，而无产阶级同样受到二者的压迫和剥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有共同反对和反抗的封建贵族和外来敌人，需要在斗争中结盟。在这种斗争中，资产阶级要向无产阶级求援，无产阶级自然也可以联合资产阶级。正是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阶级之间存在着统一性，使马、恩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结成统一战线。马、恩在上述分析中所指的资产阶级，就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中国，则是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进步势力。

无产阶级必须努力与社会的中间阶级和革命力量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刻分析后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必须要与这些阶级联合起来。马克思还指出，矛盾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时代各种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内部会发生分化，其中的一部分有可能会转到无产阶级这边。这正如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所讲的“相反相成”，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相反”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统一性。无产阶级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利用社会矛盾分化出来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夯实自己的社会基础，是建立统一战线的一个基础性工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科学分析，为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3.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在统一战线的联盟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马克思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理论中特别指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同其他阶级的政党联合行动时，必须保持独立性，包括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以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改变，这样它即使在联合其他阶级、政党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斗争时，也始终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不坚持其领导权的独立性，就容易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使革命毁于一旦。第一次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就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妥协退让，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独立性不强而导致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指出，一定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对历史教训的铭记。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理论，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运用，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三）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理论

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命运，建立了俄国社会主义。而且，“直到苏联解体，世界历史天空最夺目的旗帜是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升起的”^[6]。十月革命建立的俄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第一次彻底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具体运用。革命的胜利与革命力量的强大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统一战线理论在其中发挥了逆转性的作用。

1.无产阶级要尽最大的努力联合同盟军

列宁十分重视联合同盟军的问题。列宁认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有两种同盟军，一种是直接的，即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种是间接的，即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无产阶级在争取自己的同盟军时，要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条件采取必要的妥协，提出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必须善于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对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等等，“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7]

马克思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统一战线口号，列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进一步细化了这一口号所团结的对象，他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结成最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阵容，强调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关注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他们一起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列宁预见性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同盟者，无产阶级要充分利用这一民主革命所蕴涵的力量，与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2.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和建立工农联盟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和建立工农联盟的思想，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践发展了这一思想，将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对于资产阶级政党，必须吸收代表其他劳动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党参加。但在联盟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领导地位，坚持组织和阶级的独立性，坚持理论、纲领、旗帜的独立性。强调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再像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那样只起助手的作用，而应当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导力量。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以及统一战线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和根本保证。

建立党与非党的联盟，主张多党合作。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与非无资产阶级等阶级力量的不同与悬殊，提出无产阶级要与人数较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多种形式的阶级联盟。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结盟是绝对必要的。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起用了大批旧知识分子，包括科技专家和军事人员，并给专家以较高的报酬，发挥他们的建设作用。尽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不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但是，“要做到让他们跟工农政权一起前进”^[8]。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一直主张多党合作，认为苏维埃政权不只是无产阶级一个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级联盟的政权，因此，它应该吸收代表其他劳动阶级或者阶层利益的政党参加政府。社会主义事业要最大限度团结和调动群众，充分调动积极力量，就必须对那些有一定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并愿意合作的政党采取团结的态度。而且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时刻有阴谋颠覆，为了巩固革命的政权，就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改造经济结构，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经济条件。列宁认为，由于俄国当时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并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胜利后不能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而必须运用渐近、迂回的战术，为实现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为此，无产阶级和国家政权要与资本主义缔结成同盟联盟，支持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能够对其加以限制，规定其活动范围，然后由国家向他们“赎买”，变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为社会主义，以巩固和壮大新生政权的经济基础。列宁“赎买”的统战政策，为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继承和运用，并初创了在新的条件下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为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树立了榜样。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具有警示作用：当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指导社会发展实践的价值观、成为人类的希望之所在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因地制宜地做出某种本土化调适，才能焕发出其原本的持久的生命力。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意义不仅仅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更是从方法论上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典范。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观察社会、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只有与本国的实践相结合，和时代特点相吻合，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