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整合的内容和机制
从人们理解社会整合概念及如何有效进行社会整合等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我们发现，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在于，人们共同的利益以及在广义上对人们发挥控制、制约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可见，社会整合是一个国家运用多种整合手段和整合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抽象出几种社会整合的内容，即结构整合、功能整合、价值整合、制度整合、文化整合、利益整合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又以特有的方式创造和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整合方式，最突出的是组织整合，因为这些方式最能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因此，本书关于社会整合的研究，将涉及以下几种。
一、社会整合的内容
（一）社会结构整合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不断调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为使社会一体化的社会整合，必然要从社会结构方面入手，对社会结构进行整合，使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相适应相协调。因此，社会结构整合是社会整合的一个方面。
1.社会结构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所组成的统一体，社会就是在这两对矛盾、四个层次的互动中形成和变迁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系统中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关系的总和，其核心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系统。
在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是对社会系统进行解释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在他的理论思考中，社会结构是社会系统维持生存的根本动力，或者说，社会系统通过社会结构分化解决了自身的整合问题。帕森斯把社会结构定义为社会体系内的各种成分的稳定布局，它不受外界强加于它的变动影响。因此，帕森斯将社会结构理解为一个具有自我融合、自我平衡能力的动态结构。
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按照他的理解，社会结构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如社会的人口结构、族群结构、阶层结构、利益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乃至社会组织结构，等等。按照这种理解，社会结构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组成。
社会结构表现为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分层关系，或者说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最能反映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以，在我国，有学者也将“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结构（阶层结构）”视为“社会结构”。[57]
社会发展追求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将促进社会发展。这个平衡过程就是社会由异质性、多样性向依存性和互动性转变的过程。由此，我们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结构是由特定社会时空中社会主体的关联性行动构成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模式系统，是社会主体间关联性行动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之间的依存性和互动性所构筑的社会统一体。而社会主体是指个体、集体、整体社会及国家等构成社会行动的诸要素。
2.社会结构整合的内涵及整合实质
社会结构分化所导致的社会非稳定性将产生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结构在其他社会要素如社会规范、制度、价值观念等适应性滞后的情况下会影响社会结构重新达到均衡和稳定的时序和效应，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出现。所以对社会结构的整合就成为必然。社会结构整合是针对要素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规范而提出来的。对社会结构整合意味着对影响社会结构动态平衡的诸要素进行整合，也就是说使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谐性，从而维持社会结构系统的均衡和动态稳定。所谓社会结构整合，是指通过运用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和谐运行的程度。
社会结构整合总是与社会结构分化相关联。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分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因为社会结构分化会孕育出新的社会系统功能，促成新的系统、新的功能及新的角色及其专门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如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分工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加强了社会各结构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社会的有机团结。正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产生了对社会结构的整合需要。所以社会结构整合是对社会结构分化所产生的异质性成分进行消解和同化以至接纳，整合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包容性，促使良性的社会结构的生成。
但过度的社会结构分化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过度的社会结构分化使得原来构成社会结构各部分之间的均衡协调关系打破，社会产生大量非稳定、非和谐因素。这些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如果整合滞后，将会引起社会失序问题，动摇原有社会的稳定性。而且，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新的社会组织、新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会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进一步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序。
此外，与社会结构分化所对应的一个问题是社会结构日趋定型的负面影响。一般而言，社会结构的稳定有利于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但社会结构整合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即一方面是社会分化，另一方面是对分化的部分进行整合。但如果分化不足或停止，或者整合不足或停止，社会结构就会日趋定型，将会阻碍正常的社会流动，社会的底层愈加难以挤入上层，社会各个层次和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受阻，融合困难，产生影响社会团结的社会隔离，不利于社会动员和社会凝聚力的产生。同时会抑制社会创新，不利于社会发展。所以社会结构整合遵循分化—整合—分化—再整合这样的动态整合机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社会结构整合会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社会发展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要求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建构、重组和解构的冲突与融合中来推进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马克思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结构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力量，正是由于大工业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广泛的分工，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嬗变，西方从此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因此，社会结构整合的实质在于，一是通过社会整合，把社会结构变迁中各种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纳入并整合至政治体系中，形成一种新的有序结构，使之产生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二是通过社会整合，解决社会变迁中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的不对称现象和滞后现象，保证社会的均衡与稳步发展。
（二）利益整合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列宁也指出，“必须到生产关系中去探究社会的根本现象，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社会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关系。因此，从研究领域看，利益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它凸显的是人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利益作为人们追求的东西，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分工协作才能实现。分工协作促使整个社会追求利益的成本减少。但分工的发展必然引起利益分化，一方面，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引起利益分化，另一方面，制度安排也将引起利益分化。
利益整合是相对于利益分化而言的。合理的利益差别和分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如果利益分化超过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所承受的能力，就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加剧利益矛盾或利益冲突的程度，引起社会价值分化，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需要对利益分化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整合，使利益分化服务于社会发展。
由于利益的本质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利益整合的实质是对人们以利益为核心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利益整合重在强调利益关系的均衡、和谐和秩序化状态。利益整合关注的不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的差异性，而是利益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在社会整合中，共同利益和利益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是社会一体化的基础。通过利益整合形成社会共同的利益目标，可形成社会一体化的基础。利益整合包含了对利益冲突的缓解、对利益矛盾进行协调以形成认同度较高的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利益整合，从狭义上讲，仅指对社会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和综合过程；从广义上讲，是指通过多种方式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正确处理利益矛盾，最大限度降低利益冲突，使不同利益群体合理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形成社会统一的、共同的利益追求目标，从而维系社会的一体化。
现代社会，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是协调整合社会利益的最主要力量。政党之所以是社会利益整合的主要力量，是由政党特殊的政治属性决定的。“政党是把政府形式上的结构与社会中的各种不同成分联系起来的‘纽带’，这些成分包括个体公民和由他们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宗教组织及其他组织。所以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具有两种功能，它们一方面向社会做出反应，代表某种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它们又向社会施以控制，力图贯彻或推行政党的某种政策和主张”[58]。因此，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首先在于政党对社会某个特定的利益群体或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在发展中国家，政党的社会整合作用更明显。政党在未取得政权之前，会尽最大可能团结、凝聚各种社会力量，有时甚至会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动员凝聚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成为执政党后，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与政府的宏观协调功能、国家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利益整合功能更加突出。
与其他政党相比，无产阶级政党以广大工人阶级为其阶级基础，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整合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
（三）价值整合
价值，在哲学意义上体现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换言之，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由于主体有某种需要，同时客体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相应的属性、结构等等效能，并对主体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这时，主客体就产生了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现实的价值关系。而价值观就是人们对客体围绕主体发生价值关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价值观之于个体，在于其产生的价值意义，人们视有用为价值无用为没有价值，是对价值观的一般表达。价值观之于共同体，在于对共同体的维系作用；之于社会，在于对社会所起的凝聚团结作用。
价值共识或共享价值是维系或形成社会秩序的深层因素。在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中，共同的价值观是社会整合的深层要素，在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中被称为“集体意识”。涂尔干认为，如果社会缺乏集体意识或是没有社会共识，社会就会陷入一种“失范”状态。“集体意识”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在保持社会的一体化、实现社会团结方面（不论是机械团结还是有机团结），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中，社会系统始终有一个约束的、集体共有的规范范式与价值范式，也就是说，社会整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观念、共同的价值起到了更为长远的影响作用。
哈贝马斯在其所建构的“生活世界”理论中，一方面承认权力、金钱对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和干涉，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为现代社会建立起一个生活世界的图景，认为现代社会还有某种确定的统一性，还存在着某种意义上整合全社会的规范或者共识，即共同的价值观。
尽管卢曼在社会系统理论中认为，功能分化社会不再可能有某种超越各种子系统的占据全社会中心位置的、能将各功能子系统加以整合的机制——无论是某种道德共识还是价值共识，抑或是宗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否认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在分化的各功能子系统中以及在人们平常的互动情景中，各种形式的共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维持了各功能系统的功能的正常发挥。
由此看出，不管是社会大系统，还是分化的社会各子系统，一定的价值共识是社会系统维持运转的基本条件。
从微观方面讲，价值共识表现为某一组织或某一行业的职业伦理道德、行业技术、行业文化、行业社会责任等等有利于培养社会信任、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集体意识。比如涂尔干在其有机团结理论中，指出基于分工基础上的职业伦理道德将使分工的社会联系更加紧密，是克服整合危机的方法。根据这种理解，我国学者李强教授提出培育新的社会共同体以推进中国新的社会整合[59]。
从宏观方面讲，价值共识又表现为一个国家占据核心位置、能反映全民共同价值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反映的是人们所需求的诸如目标、爱好、祈求的最高最后的精神观念，它是人们心目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的事物的决定性理念。经历史沉淀、由文化传承、并且不以社会或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改变的核心价值理念，构成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体系的内核，是支撑国家与文化发展的内在的、持续的精神力量。”[60]一国核心价值能统合、引领多元思潮、多元价值，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引导社会积极健康发展。诚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1]
因此，在社会整合概念中，共同的意识、共同的价值观是社会整合的深层要素。所谓价值整合，是在对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达成共识基础上的认同性整合，也就是将社会上多元分散又相互竞争的纯粹个体的价值观，统合凝聚在一起成为一套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普适信仰和普适理念。这种普适信仰和普适理念即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在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
现代社会价值整合的关键是建立核心价值共识之基础。价值的发生、完成过程包含主体产生价值需要并确定客体的价值目标，经过主体的价值判断及选择及一系列价值实践活动，直到主体获得利益，满足需要等过程。价值过程将涉及主体的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客体的价值意义、主体的价值实践活动等要素。价值整合过程就是用社会主流（核心）价值去统合多元价值，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换言之，价值整合就是寻求或达成价值共识的过程，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共同的主导价值观始终贯穿于其中，统合多元，凝聚由于分化所产生的各种离散因素，明确社会发展方向，统一社会意志和行动，引导社会发展。
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是创新，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而创新就是要打破从体制到思维的常规性和守成性，它要求人们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话语表达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和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多样和务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功能没有得到整体协调发挥，风险性、实用性就会成为个人生活的理性考量因素。以至于使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其结果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产生对立冲突，进而对以往占有主导地位的解释系统产生质疑，挑战并冲击其权威性，特别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所包括的真理事实成分产生疑虑，甚至质疑其所表达的社会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势。
因此，在现代社会，价值整合就是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不断冲突、不断较量并博弈的过程。如何有效地整合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内在观念冲突，并寻求社会价值共识之基础，始终是价值整合的关键。这里所谓的价值共识并不是要人为地制定出价值判断的统一标准与最终依据，而主要是提供一个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能反映社会科学发展的规范性基础。从整合的角度讲，就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社会奋斗目标以及为达到目标所制定的科学指导思想。换言之，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不可能涵盖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但是必须要成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和方向。所以价值整合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求得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扩大“同”的共识基础，缩小“异”的分歧程度，是价值整合的一个准则。
（四）制度整合
“制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商君书》中就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汉语中“制”的本义为“裁”、修剪枝条，引申义泛指裁断、裁制、节制、限制、控制、约束等等；“度”本义为伸缩两臂量长短，引申有尺度、标准的意思。这两个字结合起来，表明制度是节制人们行为的尺度。按《辞海》解释，制度的第一要义就指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
制度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许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何谓制度”做出了解释。制度是“社会关系的组织体系，包括某些共同价值和秩序，以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所谓共同价值，是指共有的观念和目标；所谓共同秩序，是指团体标准化的行为模式；所谓关系体系，是指角色与地位的结合，透过这种结合，行为目标得以实现”[62]。罗尔斯对制度的理解源于他对正义的理解，在他看来，所谓主要制度，“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主要制度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63]由此看，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政治结构；二是经济和社会安排；三是个体与制度的关系。而且“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政治制度及宪法和法律体系的目的是确保公民的自由平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制度必须以“合乎每个人的利益”为前提，且机会和地位必须向每个人开放，“以便使每个人都获益”；个体负有对制度正义的一定义务与职责。而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其分析框架，普遍接受“制度是行为规则”这一定义，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解决人们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经济学家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动不仅是对个体行动的控制——它通过控制个体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体行动的解放，使其免受强迫、威胁、歧视、或者不公平的竞争。”而且，“……集体行动还不仅是对个体行动的抑制和解放——它是个体意志的扩张，扩张到远远超过靠他自己的微弱的行为所能做的范围。”[64]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游戏（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65]诺斯还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66]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制度是任何社会存在的基础，“制度是各社会赖以存在的人们关系的载体”，“是各类社会的属性，在文明和前文明社会所共有”[67]。
上述经典学者对制度的理解都突出制度的规范、调控和整合、激励作用。制度在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良好的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正是制度的这些作用，使制度在经济和政治发展史上始终得到人们的关注。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制的，具有强制力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它通常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也可以由有关各方协商制定，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政策条例、公司规章、经济合同等。它体现着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包括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
制度所具有的规范、调控和整合的作用，使制度具有维持社会秩序、降低费用，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作用。帕森斯非常重视制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在他看来，所谓制度化，是指“一定地位的行动者之间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当一个组织成功地吸纳了成员，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赖，能富有效率地实现其目标，能被更大的社会所接受，它就通常能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在一整套目标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有序地运作模式。简言之，它就制度化了。”[68]这其实就是以组织为载体的制度的整合作用。所谓制度整合，是指“通过社会的制度体系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个整体，它包括原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的协调，也包括新旧制度的对接。制度整合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完全放弃既存的制度去追求一个完美无缺的新制度，而在于谋求基本价值观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兼容性，以构成制度间相互支持，尽量减少制度冲突导致的内在制度耗损”。[69]制度整合不单单是用制度来调节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要用科学理性的制度来维护社会生活的有序与和谐。因此，制度整合往往包括了制度变迁、制度完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等制度构建内容。
从学者们对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一些功能。社会学认为，制度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强社会信任，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使世界更加有序等等。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已为人们所认识。在经济学中制度被作为“制度资本”用来降低交易费用，确保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诺斯认为，在历史上，人类制度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秩序，以及降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并为经济行为的绩效提供激励。在政治领域，制度保障了人们的物质资源和精神价值。前者如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等物质，后者如自由、平等、民主和权利以及尊严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君主制”的评价——“君主制”是约束个人的自利行为、防止社会落入自然状态的重要手段，就是政治领域内制度的典型功能。博弈论制度分析有效而直观地解释了人类社会中作为博弈结果和规则的制度对于维系道德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制度还具有凝聚功能。一个得到贯彻的良好制度，本身就反映着社会共同体成员对某种价值观念的承认与尊重，共同的制度精神及其价值观，会强化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从而起到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特别是能大大增强社会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的应对能力。可见，人们对制度的肯定基于制度本身所内含的规范、导向、公正、凝聚、协调、约束、保障等特质。制度的这些特质，使制度具有了整合作用。如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调节利益冲突，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保障人们合法权益，增强社会凝聚力等等。
制度的整合作用，始于制度实践。所谓制度实践，是指社会和组织用制度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核心价值观去模塑其成员，成员通过自身的行为去认识、验证、实践这些行为模式和核心价值观，当成员接受了这些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并付诸实践，可将这种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在社会层面广泛化。可见，制度实践的过程，就是制度发挥整合作用的过程。通过制度实践，个人加强了对组织的认同，个体整合于集体之中，组织确立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也得以建立健全。
（五）组织整合
1.组织及组织整合
“组织”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指将“丝麻织成布帛”，即“组合编织”的意思。在西方来源于“器官”，意指自成系统的，实际上是指由相互依赖和作用的各个部分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组织本身是一个系统，它是由具体目标、内在秩序和外在形式以及人、财、物等要素构成的整体，具有汇聚、转换和释放功能，它能汇聚个人能量并转变成一个具有新的能量的整体，即凭借整体的力量去实现个人力不能及的目标。
组织具有整合、协调、维护利益、实现自身目标的功能，其中整合功能是组织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实现其他功能的前提。组织是维系现代社会的重要政治资源。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客观需要。所谓组织，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所结成的各类具有一定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社会群体。现代社会的组织一般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且把组织效率作为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结合。组织遍存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卢西恩·派伊认为：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都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能否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70]。卢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组织在所有的功能系统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作为包括所有具有相互关系的交往的社会体系，社会的特征是随着功能系统产生的功能性差异，在几乎所有具有功能性差异的社会次系统中，组织是实现功能的主导性的有效形式。[71]
当我们探讨“组织与社会是如何联结的”这一问题时，就涉及组织整合问题。组织整合问题，就是“社会是如何被组织的组成要素所影响”的问题。组织整合也指利用组织系统对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整合以获取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整合方式。组织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将特殊的行动过程加以固定。人们只要进入组织就必须按组织规定的义务行动，因而，对于成员和非成员来说，行动过程就变得可以估算。由此，通过组织可以协调解决个人动机、意向和执行某些任务的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组织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序化、统一化关系，具体表现在组织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有形的、无形的）对组织成员的约束、激励，从而使组织成员的活动互相配合、步调一致。二是功能各异的组织之间通过沟通、协作分工而达到协调一致。通过组织整合，一方面可以使组织成员的活动由无序状态变为有序状态，另一方面，可以把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新的强大的集体，把有限的个体力量变为强大的集体合力。
组织整合尤其是政治组织的整合是维持变革社会秩序的最有力的手段。正如西方学者亨廷顿所言，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性依赖于可以进行利益调整的、具有“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的制度[72]，而在多层次的参与和调适过程中，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组织起着主导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落后，现有的政治体系还不能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以实现利益表达的畅通无阻。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利用自身的优势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而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空间极为狭小，这就使组织化成为国家最基本的调控手段。组织为政党整合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政党通过组织上传下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增强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认同，避免了不正当的利益表达。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强大的组织性，使中国共产党将一个处于整合危机当中、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塑造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在建设年代，组织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以贯彻和执行。在当下的国家治理中，执政党的组织化调控依然是最基本的整合方式。国家政权建设确保执政党和政府力量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组织性力量的存在来实现国家力量的“在场”，近年来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送法下乡”、“干部下乡”、“扶贫制度”乃至近年来的“社区警务”活动，都试图在一个国家缺乏制度性整合手段的条件下，通过国家力量的“间歇性社会控制”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维系。[73]2012年，甘肃省政府所实行的干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活动，也是组织整合的一个方面。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社会、整合社会和调控社会的重要资源。
2.组织整合的三种类型
根据政府、企业、社会三足鼎立的框架，大体可把各类组织区分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是反映公共领域内具有政治目标的各类政府组织，如政党组织；处于市场领域内的组织被称为经济组织；介于政府和市场二者之外，面向社会提供某个领域的公共服务的其他组织为社会组织。简言之，政治组织主要在政治领域内发挥作用，经济组织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内发挥作用，社会组织主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第三领域发挥服务沟通作用。
其一，政治组织的整合
现代社会以平等、公正为价值追求，以长久的社会和谐为治理目标，而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国家的秩序功能来保证。国家的秩序功能首先表现为组织化程度。政治组织是国家行使秩序职能所凭借的主要组织，是赖以维持社会秩序并减少社会动乱的手段。
政治组织的整合作用主要体现为与其属性相关联的秩序维持和政治稳定方面。作为国家意动的行使者，政治组织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表现为适度有效的社会控制、广泛的社会服务以及核心价值观引导等方面。权威性使得政治组织具有了调动政治资源、调控社会基本秩序的强制性力量。只有借助于政治组织的强制性调控，经济发展或社会转型所释放出的各种新力量、新因素才能被有效地纳入到有序化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秩序的维持才有可能。权威性还意味着各种政治组织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权威，这是政治组织得以协调发挥国家强制性权力的核心，是维持社会基本政治秩序的主导力量。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就承担了这一使命。所谓广泛的社会服务，是指政治组织尤其是行政组织必须努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及各种公共福利事业，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广泛的社会服务是政府进一步强化其政策绩效、充分满足民众需求的有力作为，通过这一作为，政策获得了政策受惠者的“特定支持”，提升了社会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巩固了社会政治秩序，维持了社会的政治稳定。除了必要的社会控制和全面的社会服务外，政治组织还具有塑造社会核心价值的使命。政治组织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向社会灌输共同的政治理念，对社会进行价值引导及核心价值的塑造，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责任感，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并由此赢得社会成员的“散布性支持”。
政治组织的整合力受到政治组织适应环境的能力限制，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要具备不断对环境做出反应和应变、适应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的功能。不但各政治组织之间要形成协调一致的政策输出行为，而且要使政治组织网络与社会新生组织有机互动融合。此外，政治组织所组成的官僚体系具有不断膨胀自我、无限度发展的倾向，所以政治组织体系面临着如何在发展完善自身的同时，激活社会自主性，实现组织化调控和制度化调控、国家治理和社会成长的良性互动问题。
其二，经济组织的整合
经济组织是指经济体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是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经济结构基础，决定着经济体系的生产要素配置过程、生产过程和产品分配过程的基本方式，因而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运行的效果。经济组织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各类现代企业、营利性经济实体都是典型的经济组织实体。经济组织的整合作用首先表现在由于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社会团结和稳定意义。首先，经济增长增加了社会财富，从而在理论上使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平均财富增加，个人用于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资源也随之增加。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其次，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就业，促进了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相反，一国经济衰退将导致就业下滑，长此以往，劳工市场的衰退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社会团结。第三，社会财富的增加也意味着政府用于调节的税收资源也相应增加，使得政府应对、处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增强，更有利于社会团结。最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有利于增进民众对当前社会的认同感，使其成为社会政治稳定的积极促进者和维护者。
经济组织对社会整合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经济的单纯增长效应，更重要的是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各类经济组织是构成社会大系统中的有机组件，它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社会，必然与整个社会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发生大量互动关系。经济组织不仅仅是“经济人”，它同时也是“社会人”，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就是一个社会活动的过程，其利益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实现。当一个企业通过自己回报于社会的行为，拥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道德上的正当性时，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才能立足于社会更好地发展。所以积极回报社会，投身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每一个经济组织的立身之本和发展所需。然而，现实中很多企业表现出的自利性，往往背离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经济人”的社会理性、“经济人”对社会的贡献只有通过制度约束和监管，才能约束隐藏在“理性假设”中的机会主义，激发其“社会理性”。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的行动才可以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更加理性，使其尽可能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强化经济组织或企业的社会责任。
经济组织尤其是现代企业对社会的整合意义还在于社会与资本的相互渗透与联合所带来的社会和谐和团结。现代企业尤其是大型成熟的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经营运作模式，使企业的社会化程度日益增强，企业资本运作、管理模式和分配制度日益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表现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众化，员工持股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劳资对立；企业管理的社会化可使企业的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员工可以参与决策从而影响企业决策过程；而分配的社会化将使社会分配趋于公平和合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增强了社会和谐。这表现为政府与工会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程度逐渐增强，工资由原来的资方单方面决定改为双方谈判。除了工资收入外，员工还可持有一定股权，这有利于形成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和谐。
其三，社会组织的整合
社会组织是一种介于政府与社会的中介性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发挥调节功能，主要是一些独立于国家的各种非政府（NGO）和非营利（NPO）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学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互助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等。成员加入社会组织是出于信任、自愿和互惠等。
从学理上看，社会组织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化结果。当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对政府能力的有限与不足、市场失灵的反思之下提出的“第三种机制”。公民社会的组织化有利于社会产生自发秩序，是社会自我整合机能的发展。“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调节会失灵，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而旨在弥补市场不足的政府，却受到公共决策程序、公共成本效益等条件的限制，产生低效率的制度，仍然无法完成最佳资源配置。社会组织凭借自身优势，比如专业化、民间性和公益性等特色，从资源配置效率、公共服务供给、公共危机管理等方面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先天不足。现代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以旨在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三足鼎立框架之下的社会治理结构，所以体现了社会在公共秩序中的自治力。
从现实看，社会组织确实发挥了政治组织（国家或政府）和经济组织（市场）所不能发挥的整合作用。从社会组织的作用领域看，社会组织涉足的领域多是政府和市场所无力涉足的领域，如各种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等被政府和市场“遗忘”的角落；从其价值取向看，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价值取向。很多志愿性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无偿、服务他人、回报社会等价值取向，旨在弘扬社会公平、正义，弥补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的个性所导致的社会疏离，增强社会信任感，促进社会和谐，所以社会组织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促进社会价值的理性回归；从社会组织的“组织”特性看，社会组织能够把成员分散的、单个的政治参与聚合起来，为成员表达、整合利益诉求提供利益聚合与利益表达机制，具有利益整合的功能；相对于传统体制下行政控制的垂直社会联系，社会组织的发展构建了社会的横向联系网络，有助于社会自治机制的形成和社会自治秩序的构建。各种社会组织的联系，加强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会信任。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提高穷人的社会团结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很多研究表明，社会组织介于国家与公众之间，对国家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起到缓冲作用，有利于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社会组织还具有社会化的功能，有助于提高社会成员与社会规范及国家价值目标的整合性。此外，基于自愿性、互惠性的社会组织的兴起，构成了民间自律管理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增强社会自治能力，而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就是社会整合的一个效果。因此，社会组织兼具了价值整合、利益协调（整合）、制度整合及完善社会结构的功能。
尽管社会组织是另一种整合力量，但是，社会组织的兴起会削弱和降低政治组织的权威和整合能力。一方面，社会组织挤占了国家管理社会的空间，原来的国家全面管理社会所形成的一元化模式将面临由于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导致国家权威的下降；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崛起则意味着社会自主性、自由度的日益增强，增加现有社会秩序的压力，这种压力表现为社会组织自身的规则和价值又会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相冲突。社会组织在价值方面与政治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张力。因此，社会组织会削弱和降低政治组织的权威和整合能力。为此，必须存在一种将社会组织以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串联起来的类组织体系，以消解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结构性张力。
二、社会整合机制
社会整合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机制才能实现，任何社会整合机制都内生于当时的社会系统。
社会在自身发展中特别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逐步孕育出的一些调节和处理社会分化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社会秩序、社会团结，并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与一体化的方法和机制。从某种角度看，这些调节机制究其实质就是社会整合机制。艾森斯塔特曾将社会整合机制分为两个基本类别，“一类是建立某些比较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能够调节它们的组织，并提供充分的行政服务与指令来调节不同群体间日益增加的冲突。另一类是拟定出为维护产生于这个制度框架之中的各种规章和指令的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价值观与象征。”[74]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社会整合机制细分为法制体系（民法和契约法）、科层组织、社团组织和专业组织、市场机制以及政治组织和政治过程。我国学者朱力指出，社会整合机制就是能够协调各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稳定的关系模式与活动力量。社会整合机制通过社会的管理中心(政府)的推动，利用政策、规范、制度、机构、意识等因素，协调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并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运作。[75]吴茂朝指出社会整合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整合、制度整合、组织整合、职业和专业共同体整合等几个方面相互作用的途径和方式。[76]就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而言，社会的整合并不单靠市场机制或者社会组织等某一个方面就能维系社会的一体化，而是由一整套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机制和制度共同维系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机制发挥整合功能的空间就比较大。同样，在公民社会成熟的多元主义社会中，社团组织的整合功能就更为明显。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公民社会尚未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整合作用更为迫切需要。就我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社会整合任务日益紧迫，市场整合处于正在形成的阶段，行政整合趋于弱化，单位的整合功能不断减弱，经济、法律的整合功能日益增强，社区的整合功能逐渐凸显。由于公民社会尚处于理论研究范畴，社团组织的形成空间较小，其状态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才走出万里长城的第一步。社会的整合更多是在执政党的调控下进行的，所以社会整合机制亦是以国家力量为核心协调、规范和重组各类社会资源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规律和稳定性的社会整合的具体模式。
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涉及社会制度重组与构建，涉及到社会组织的分化与整合、涉及价值体系的再构建，也涉及执政权威的重塑、政治秩序的巩固，所以现代社会的整合是由制度、组织、价值体系及权威要素等若干个整合子系统共同协调整合以实现社会一体化目标。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发展一种新型的整合机制系统。这一整合系统应具有以下整合目标：促进社会结构的正面分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一种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型社会结构关系；通过制度创新构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保障社会各阶层的民主政治权益；通过组织化的力量，规范和发展中间组织，将日益独立的社会新生力量纳入到体制中，实现新的社会力量的组织化，使新的组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建设资源；通过积极的文化塑造和文化繁荣，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不断提高文化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扩大文化的影响，深化文化对公民精神和心灵的塑造，创造国家共同的理想和精神；通过权威的生成以提高文化的整合水平及其核心价值的影响力。因此，这种新型的社会整合系统是将制度、组织、文化及政治权威有机结合起来的，共同促进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发展及权威巩固的四位一体的整体机制。
【注释】
[1]转引自贾绘泽：《社会整合:涵义述评、分析与相关概念辨析》，载《高校社科动态》2010年第2期。
[2][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92页。
[3]N．莫塞利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赵晓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7年第3期。
[4]罗满妹：《解读哈贝马斯社会整合思想》，湖南社会学网，http://www.hnshx.com/A rticle_Show.asp? A rticleID=807，2007年10月18日。
[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26页。
[6]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8页。
[7]程美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合体系的演变》，载《学习与探索》2004第1期。
[8]杨健华：《分化与整合——一项以浙江为案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9]《社会学简明词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10]《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11]杨信礼，尤元文：《论社会整合》，载《理论学习》2000年第12期。
[12]朱进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执政党社会整合》，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
[13]朱力：《我国社会整合机制的转换——兼论“和谐社会”的理念》，载《学海》2005年第1期。
[14][俄]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3～144页。
[15][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2页。
[16][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4页。
[17][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57页。
[18]秦文鹏：《社会团结与统一性的社会学探问》，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6期。
[19]王邦佐，谢岳：《社会整合：2l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版，第193页。
[2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页。
[2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8～339页。
[2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3页。
[2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9～260页。
[2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0页。
[2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6页。
[2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1页。
[2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0页。
[29]杨建华：《分化与整合——一项以浙江为个案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3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页。
[3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0页。
[3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0页。
[3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0～251页。
[3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0页。
[35]仇立平：《阶级分层：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基于学理层面思考的中国阶级分层》，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37][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4页。
[38][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5页。
[39][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4页。
[40][美]帕森斯，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6页。
[41][美]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0-536页。
[42][美]帕森斯，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6页。
[43]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4][美]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册），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9页。
[45]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46]参见周志家：《社会系统与社会和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整合观探析》，载《福建省社会学2006年会论文集》。
[47][美]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册），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48]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49][美]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册），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50][德]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变》，刘锋、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论卢曼的宗教社会学”第31页。
[51]参见周志家：《社会系统与社会和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整合观探析》，载《福建省社会学2006年会论文集》。
[52][美]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0～531页。
[53]徐行，薛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的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4]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载《社会》2006年第4期。
[55]徐行，薛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的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6]仇立平：《阶级分层：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基于学理层面思考的中国阶级分层》，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57]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58]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59]李强：《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载《学术界》2006年第3期。
[60]任剑涛：《核心价值理念凝聚全民共识》，载《南方周末》2007年7月12日第31版。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62]龙冠海：《社会学》，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
[6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64][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7～91页。
[6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66][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5～226页。
[67][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68][美]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69]杨明佳，邹军娥：《从断裂到整合:和谐社会的制度分析》，载《理论导刊》2006年第8期。
[70]转引自许晓平：《现代化过程中的组织问题的思考——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71]转引自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72][美]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5页。
[73]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74][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75]朱力：《我国社会整合机制的转换——兼论“和谐社会”的理念》，载《学海》2005年第1期。
[76]吴茂朝：《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机制》，载《武汉学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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