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整合危机与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二节　近代社会整合危机与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近代社会整合危机

从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的视角看，近代社会处于全方位的整合危机当中。人们习惯用“总体性危机”来形容近代社会的危机。为全面透彻地了解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整合危机，分析统一战线形成的社会基础，分析其产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本节将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严重的政治危机

任何一个国家，其社会整合必须依靠强大的政治中心的力量，对外能够强有力的抵御和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能统合人们思想及不断兴起的社会政治力量。而近代社会以来的整合危机就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整合中心，从而使国家政权遭受来自国外和国内两种势力的分割。

1.主权危机——主权不独立

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渗透和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主权威胁。尽管清政府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大厦而试图对陈旧的制度进行改革，但是，衰败的局面似乎无可挽回。各方外国势力趁火打劫，一边是西方人要求特权和让步的压力，一边是日本帝国侵略的加剧。1897年—1899年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屈辱的租借和割让条约。20世纪的初期，中国的领土控制力大大被削弱，香港割让给英国侵略者，澳门割让给葡萄牙，台湾割让给日本，国土支离破碎。不仅仅如此，外国列强还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保留了其军事势力，肆意践踏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经济。这场灾难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受制于侵略者，而且在政治上，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践踏。这个时候的中国实际上已经沦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这一段历史，恰如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毛泽东用“半殖民地”来描述当时中国政治整合面临的主权危机。主权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基础，对内是最高统治权，对外则是国家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它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家通过主权，可将一定的民族聚合在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内，建立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一体化的社会认同基础。

2.政权危机——政权被分割

辛亥革命以后，国家政权面临被分割的危机。一方面，晚清政权受到外国列强的瓜分，外国特权肆意染指中国内政，不仅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构成了威胁，而且控制了中国的大片势力范围，并在这些区域享有特别的经济和军事特权，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调控能力大大削弱，同时，外国宗教在中国的传授不受任何限制，整个中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渗透性危机。

另一方面，国内地方政治势力兴起，对统一造成危害。对于超大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整合的难度主要来自于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差异性和无视中央权威的地方势力。但是，在传统社会，后者所造成的社会整合难度远远超过了前者，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是影响社会整合的最主要的破坏力量。特别是晚清以降，地方势力的膨胀对当时的中央权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则镇压民族主义运动，政治权威下降，政治控制能力无从谈起，清王朝的中央权威急剧弱化，集权系统之内的分裂离心趋势已然形成。

辛亥革命即是挑战晚清政权的地方势力。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尽管彻底摧毁了晚清政府的权力，却未给继任者提供政治团结与统一的时机，而是进一步导致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地方势力的兴起，使国家产生了进一步分裂的政治真空，使得国家治权进一步分裂。此后在国民党的统治时期，也未能彻底解决地方势力对统一的危害。这一割据状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结束。

（二）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全面崩溃

经济对于社会整合的意义在于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的建立及形成所带来的社会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的形成，是消除地区、族体间壁垒，促进社会同质化，将全体国民整合为一体，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的基础。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11]。

但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方面，由于主权丧失，中国经济受到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政府、社会日益贫困化。由于主权丧失，政府的关税自主权亦丧失，这为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工业生产原料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西方列强除了强加给中国人民赔不胜赔的战争赔款外，还凭借种种自身优势与在华特权对中国新式工商业进行压迫和摧残。加之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本来生产力就很落后的中国小农经济进一步受到重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将本国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同时向中国倾销大量廉价的工农业过剩产品，严重摧毁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市场。李大钊有深刻的认识：“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12]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主体的乡村经济日益衰落直至破产崩溃。晚清以来，清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汲取能力逐渐下降。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既是乡村经济危机的结果，又是进一步导致乡村经济衰落的根源。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并没有采取以往统治者所惯用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政策，而是为“求强求富”加大了广大农村的税赋，特别是为大兴洋务从农业生产中攫取巨额资金。这一举措并没有缓解社会问题但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危机。最终的结果是乡村危机为军阀割据及军阀混战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农村起义者。有学者总结说：“北洋时期的乡村危机构成了军阀割据及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北洋时期的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政局，从根本上说是乡村危机的结果。”^[13]国民党在统治时期为缓解乡村危机，出台了一系列减少乡村税赋的政策，然而由于无力深入执行而不了了之。加之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乡村经济全面崩溃。而中国的乡村危机是关涉到民心向背的最大因素，解决乡村危机，是20世纪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政治整合问题。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发现农民、重视农村、解决乡村危机、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没有乡村危机的解决，民族危机难以消除，乡村危机的完全解决又以民族独立为条件，但双重危机解决的起点是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使耕者有其田。”^[14]这一问题，最终由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国情，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路线，有效解决了乡村整合的危机。

（三）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解体

社会解体指的是处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组织所构成的“中间社会”的解体，使得国家直接面对个体。在西方的现代化中，社会解体主要表现为现代化过程中个体主义兴起、传统社会中间组织被破坏和拆解。但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解体首先表现为从“乡土和谐”到乡土“散沙化”的解体危机。

传统中国尽管国家组织的力量较弱，但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国家—民间精英（乡绅）—乡土社会”的三级社会结构。通过这三级结构，传统社会实现了官僚体系、民间精英和乡土社会的连接，形成了社会的控制体系，达到了社会均衡和谐状态。

但是，自1840年以来，列强的入侵造成国家力量衰退，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下渗，作为中介和上下缓冲的绅士阶层发生剧烈分化与蜕变，这种情况使乡村政权逐渐蜕化，原先由“国家—民间精英—乡土社会”三层结构力量所维系的社会平衡机制被彻底打破，根本上瓦解了乡土社会自身的权力组织网络，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散沙化^[15]。广大的劳动阶级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是与上层完全脱节，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言：“经济虽有大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从而无法将社会财富组织为国家效力，人民非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参与这种发展、保证这种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结果反而在近代为外国和外部的金融资本和武力、为内外特权利益集团之勾结所控制。”^[16]随后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使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的士绅开始分化裂变，最终失去了原有的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的社会整合功能。美国学者罗兹曼指出了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中国社会断裂的几种整合问题^[17]。孙立平教授认为：“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18]此外，随着后来列强的侵略政策同中国的地方农业经济、各种亲缘族际的宗法文化的结合，造就了多阶级、多阶层、多帮派、多割据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这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秩序，动摇和颠覆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社会整体上处于体制性的断裂状态。

这一断裂预示着：新的社会整合必须彻底重组和改造社会结构。这一任务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共产党彻底打破了旧的社会结构，并将组织力量从上到下依次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级，顺利完成了社会整合任务。

（四）文化认同危机

从整合的意义讲，社会的一体化还表现为一种主流价值在整个社会上占有主导地位。许多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外国学者将中华帝国长久保持一统的原因归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指出：正是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和认同，共同成为个人与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从而使文化成为团结、维系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统一的根本力量，反过来说，就是使国家这个“政治单位成为带有价值的一种文明”^[19]。几千年来虽然中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此起彼伏的政权更迭，但那属于社会周期性的治乱循环，而非文化的彻底颠覆。

但是，近代中国不仅仅是主权被践踏、政权不统一、经济被盘剥，更为严重的是陷入在文化危机中，对自身文化产生迷茫失去自信。当向来以“王道”求“大同”的“天下主义”的中华传统文化遭遇到西方列强以“霸道”谋自存的霸权主义的强大冲击时，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之势引发了国人对自有文明的怀疑和不自信，面对西方的强势，国人要求移植西方权威模式以改造中国的心态日益急切。他们从自恋本土文化转变到反思传统文化，并发起声讨传统的行动，促成了一次次“打碎旧世界”的革命运动，出台了大大小小的“救亡图存”的文化改造方案和工程。从自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求富的洋务运动，从维新运动到最终废除科举制度等，都说明了国人以改造传统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急切之情。当时的中国处于深深的文化迷失中。

文化的认同危机一度也使民初政治制度的创建徘徊于传统政治与西方民主自由之间而失去方向。以往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均能一以贯之的儒家价值体系，在应对政党政治及其现象时，却无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和支持因素。“中国传统的帝国坍垮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崩溃了，而中国传统文化如北风中的烛光，摇摇欲息”^[20]。最终的后果是，由儒家思想为主构建的社会价值系统被彻底打破，知识分子救亡思想徘徊于“保守主义、全盘西化、中西合璧”之间，急切间将西方政党政治及民主自由作为挽救中国的一种方案。中国最终走上了以政党政治救国的漫漫探索之路，并以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解决方案。

正是文化迷失所带来的警示意义，使20世纪的国人重新审视传统对现代的积极作用。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在被迫现代化时无所适从，对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以至于淡漠了民族意识，那么，20世纪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时，则在社会改造中加强了先进文化教育运动及“文化”的民族观念认同，这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中，也表现为在新时期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中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尊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领导和促进抗战文化运动，密切配合了抗日战争；新中国以后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创建，也是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上进行制度创新。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即是一例。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还开展各种形式载体的文化活动，提升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团结和联合大批海外华人。正是“文化”的观念熏陶了不同的民族，使不同民族有了共同的皈依感，使散布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中华儿女有了“中华民族”这一认同感。这里，我们借用美国学者费正清对中国人崇拜自身文化的评价来概括文化传统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不同影响：“19世纪的中国人进入现代世界时，在他们的一个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特别显得落后；然而，在他们的20世纪的革命中，他们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21]

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一个国家在借助外力发展的同时，必须自力更生，善待传统，挖掘传统中有益于现代化的因素，将传统变为动力。今天，整合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基础，整合和协调多样化的社会，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和动力，并将此作为支持现代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而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关系到党的执政兴国，关系到多样化社会的协调与整合，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和谐发展，关系到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发展。因此，新时期统一战线有必要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挖掘和寻求动力，并不断开拓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新领域、新空间，使其更好地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的功能。

总之，近代社会危机表明，新的社会整合必须与当时国家的民族危机与摆脱落后局面、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任务联合起来，这将涉及政治合法性秩序的重塑与重建、以反帝救亡启蒙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等整合问题。中国人在化解社会整合危机时，经历了清末政府的政治改革、辛亥革命、民初政党政治的兴起、国民党政权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社会整合的代表者和主宰者。

二、统一战线的产生

一种思想的兴起源于对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和社会为解决问题对这种思想的急切呼应。“统一战线”的提出和构建根源于现实社会，是对现实问题的应答和对现实问题的解困。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解决“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性课题，而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产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实行的政治革新思想和方案，以及国民党政权等，均没能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的“整合危机”，至少不能提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且适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方案。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对外处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之中，对内处于军阀封建主义的分裂割据之中。20世纪初期面临的整合危机只能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来解决。“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22]。而且社会革命的发起者只能是能领导和动员社会多种政治力量、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力量，尤其需要将如土豆般散乱的小农社会组织团结起来的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和政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以响应并解决“人心归一”的政治心愿，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统一战线就是在这种政治期盼中产生的。

（一）政治危机促使政治整合力量——现代政党的产生

1.“立党救亡”思想的产生及政党政治的前期探索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政治的分裂，使近代中国处于总体性危机之中。一贯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博大精神的中国人开始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发现“王道”的文化传统已无助于应付西方“霸道”的军事力量的打击。于是，一种以革命的方式构建西方式的“民族主权国家”、“现代政府”及其相应的国防，应对西方的霸权主义的“立党救亡”的政治观念随之产生，国家、政党、阶级等概念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特别是政党政治，被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方案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确立的中国共和政体进一步促成了“立党救亡”思想，加强和凸现了政党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正如学者所论述的：“原有政治体系受到重创而无法恢复功能时，政党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在那些传统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不仅仅是辅助性组织，而且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23]

辛亥革命以后，仿效西方议会民主政体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的普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初年冒出了三百多个竞争性的政党。但是民初兴起的政党政治从一开始起就具有破坏社会统一的特性，呈现出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而且，“热烈的政党竞争掩盖了当时革命任务中极为重要的对民族的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宣传，彻底扫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开辟崭新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任务。而且更为可惜的是，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加剧了民初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内耗，削弱了各自力量，为封建势力左右政局、倒退复辟客观上增加了可乘之机”。^[24]不具有凝聚团结社会力量的品质。而且，从政党政治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看，这一政治体制无法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中获得对自己的支持^[25]。从经济基础看，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总体上还是宗法家长制与小农自然经济，它们无法像西方市民社会那样，为议会民主提供支撑作用；从政治文化看，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通过建立中央集权，完成外争民族独立，内谋经济发展、国家统一与社会进步之历史使命，然而却舍本逐末，放弃历史任务，盲目追求英美式的分权的、竞争性议会民主模式。其结果必然是“淮橘为枳”，“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不得不乱”。这表明任何一个以党建国的国家，政党政治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变迁道路，以完成现代化国家的主权独立政权统一等历史任务。

2.国民党威权政体对现代化的探索及社会整合的实践

民初政党试验虽则昙花一现，却直接影响了后续的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组党理念与制度安排。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深刻反省民初政党的失败的原因，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来统一中国，动员组织团结中国，以改变中国社会涣散无序之状态，并在强势政权整合下发展实业经济。在列宁组织模式的指导下，孙中山成功地把国民党从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脆弱的议会竞争性政党改造为集权组织模式为基础的新型的权威主义体制。国民党的威权政治模式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前期探索。

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在于两个关键任务，一是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二是建立中央集权制，用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来解决封建割据问题，维护国家法令、政令的统一，以确保政治核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是国民党政权既没有能力完成民族独立这一历史重任，也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凝聚社会力量，完成中国内部的社会整合任务。国民党在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主权问题上所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使国家党一开始就失去了凝聚人心、树立政治权威的最佳时机，没有根本上建立吸纳民众的权威，无法在较大范围和规模内吸纳普通民众，而这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

国民党威权政体对现代化的探索及社会整合的实践表明，要想完全将散沙化的中国社会动员团结起来，必须有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力量——现代政党，能将全中国的积极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与革命的合力，完成主权独立、国家统一及社会整合等历史任务。这一启示直接影响了后续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及其社会整合思想。

（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社会思想和阶级基础已经具备

1.马克思主义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政治危机问题远远无法依赖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加以解脱。近代中国洋务派的自强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民初政党政治、辛亥革命等等，尽管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希望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大同的理想社会，但均未能找到走向大同世界的理想之道。相反，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外则国土沦丧，内则流民四溢，社会整合任务无从实现，大同理想遥不可及。严酷的现实需要实现最广泛而充分的社会动员。而这需要有整齐划一能够充分激发民众的一种类似于宗教式狂热情绪的意识形态或指导革命行动并具备实现政治整合的意图和相应举措的理论。

1919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分水岭。这一年，受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此，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获得普遍认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其所倡导的利益能与当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切合，也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相切合；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具有相似性，这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建立了连接。

特别重要的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化界还发起了新启蒙运动，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化界的贯彻执行奠定社会的思想认同基础。正如余英时先生认为的，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一种‘新启蒙’运动来执行党的新‘统一阵线’的路线”^[26]。所谓启蒙运动，“旨在从权威、迷信和偏见中解放人的理性，并将其贯彻运用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变革运动中”^[27]。“新启蒙”运动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的，它是于1936年9月由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提出和倡导，闪耀着理性、爱国救亡的思想，提倡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其主要对象在于普通群众，其意旨主要在于通过在文化界发动一场思想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以达到“唤起全民族的自我觉醒”，“组织全民族的抵抗来解除国难”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所作所为，是推动人们发起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原因。新启蒙运动，是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新启蒙运动”提出后，在文化界掀起了孰是孰非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是明确的，就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启蒙运动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之旅，成功地解决了当时文化界在思想认识方面的分歧，为各政治力量、各阶级的联合动员获得了文化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救亡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认同，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化领域内得到了贯彻和执行。^[28]

2.建立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已经具备

首先，近代以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其次，前期政党政治的探索经验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未能完成民族独立、社会团结的政治经验表明，中国革命的关键就是将社会蕴涵的革命动力资源汇聚成革命的实际力量。再次，当时组成统一战线的工农阶级基础已经具备。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革命的胜利，主要取决于农民的参与和支持。所有这一切革命的积极因素和力量，需要通过统一战线动员和团结起来。而且中国共产党主观上也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使自己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领导全民族的核心力量。

早在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分析了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的阶级基础：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因遭受极大痛苦，也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而资产阶级则会为反对经济上的压迫，“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工人阶级“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1940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29]这些深刻认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局势的准确把握及组建统一战线的必然性。

（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组建并领导统一战线的向心力

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这样才能保持其革命性和战斗力，才能完成其“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生政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的政党，先于任何政党担当起了挽救民族的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革命立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相互争夺，是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的主要根源，要想达到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国民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性，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成为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根本不可能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而民族资产阶级则附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旗帜，先于任何政党担当起了挽救民族的历史大任，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发布的政局宣言中，明确地表现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决心和政治立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心甘情愿地“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此后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经济政治的遗毒”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中共六大更是旗帜鲜明地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作为党的工作重心之一。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主义，引发了“一二·九”运动，自此，各地掀起的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一个政治大变动的前夜，各种抗日的力量处于走向联合、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的关键时刻。只有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借助于全国范围内的“新启蒙运动”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并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新统一战线的路线，初步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

其二，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践行“天道”，具有实施政治统治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正当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30]参照传统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获取之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统一战线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大团结和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秉承“天道”而为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出发，“代表全民族利益”，领导人民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的领导者。与此相反，作为中国重要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其代表利益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脱离了广大的农民阶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村的社会整合仍然满足和局限于依靠传统绅士地方名流等已有的地方势力去维持，而此时所谓的传统绅士地方名流已蜕变为土豪劣绅，丧失传统社会整合中的积极成分，而且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对象，因而未能对农村进行有效的整合、调控和动员。

中国共产党因得“道”而获得了凝聚团结社会力量的道德基础。同时，也因载“道”而肩负起危难关头重振国威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知先觉者。诚如毛泽东所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31]。所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32]。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践行天道，具有实施政治统治的利益代表的正当性，理应成长为新型的政治领导精英。

（四）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是整合社会力量，成立统一战线的组织优势

中国在现代化的历程中经历了维新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等政治救亡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对内四分五裂，各种政治力量并存，对外则丧权辱国，社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以统一集中全国的政治力量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罗兹曼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中国政府在开创治局和维系社会方面，更多地凭借意识形态而非正规组织，凭借基层稳定而非地方、区域或者全国性的整合，中国的统治者……渗入低层次地方事务的程度很低”。“政府一方面放弃扩大地方官员的设置，另一方面又采取措施以防范县以下地方本籍精英分子势力的发展，并设法分化瓦解规模庞大或具有潜在强大势力的组织。甚至继续存在的那种十户连坐的保甲或里甲制度，亦因其活动范围如此之狭小，几乎什么事都做不成，也不足以被认为是社会组织严密的征象。中国社会的主导组织原则是分散化而不是动员化^[33]。尽管传统社会的这种分散式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保持了传统社会的一体化。但是，这种稳定只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它无力应对外力入侵和时代变迁所引发的问题。相对于传统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过程中，组织资本和组织能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于有效的组织结构进行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把各项社会活动组织起来，把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散乱的要素综合起来，把积极的力量调动起来，把有利的条件利用起来，把丰富的社会资源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得到了世界上普遍的认可和赞赏。亨廷顿总结说，“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34]一个社会要完全团结整合起来，求得主权独立和政权统一，除了社会具备一种宗教狂热的意识形态外，还必须有一个先进的政治组织，通过与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力量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将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组织、整合到执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民族独立任务。正是中共强大的组织能力，才成功组建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整合了各自为政的社会政治力量，将传统政治秩序瓦解所释放的各种冲突的政治势力的博弈控制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历史正义中。以至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感叹，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较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行为示范的先进性和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