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的整合任务分析介绍

第三节　统一战线的整合任务

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整合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立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统一战线”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整合作用。统一战线从产生到发展，其整合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民族独立

从近代中国社会整合的危机看，“独立”和“统一”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独立”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则意味着结束长期以来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完成政权统一。中国人民要求得民族独立，必须调动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力量，以确保自身在争取主权的战斗中具备足够的国际对抗力。民初政党缺少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以远未能完成民族独立的任务。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也未能彻底完成这一任务。国民党1928年的全国统一只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平衡而已。^[35]

相反，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整合和团结问题首先是从民族独立、主权独立开始的。在主权的独立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号召一切爱国的民众、团体联合起来，成功组建了第二次统一战线，将主权独立的思想与广大爱国人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结合起来，将主权独立、建立公正民主富强之国家的革命目标传递给广大的革命力量，从而调动广大的受压迫、受剥削阶级的劳苦大众的热情和力量，充分调动他们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和信念，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解决了主权独立的问题；在政权的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建立新中国、党的建设和广大人民“耕者有其田”的呼吁结合起来，调动广大民主人士及农民的积极性，打败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中央权威，彻底结束了一盘散沙化的整合危机和分裂的政治乱象；在社会整合及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相结合，将先进的价值理念同现代政党组织架构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仅为社会整合提供了中心载体，同时也提供了文化发展上的动力。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其意义是双重性的，它不仅调动和领导一切积极力量，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了民族独立，而且通过广泛联合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将现代国家的新政权建立在民族广泛团结的基础之上，保证了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任务的实现。正如美国学者汤森所指出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同国民党的有意义的合作，而在于它对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影响。统一战线是共产主义战略的声明，这一战略把通往政权的道路建立在广泛可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而不是狭隘的或严酷的阶级路线上。”^[36]这正是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整合要点。

二、完成现代国家政权的建构任务

中华民族在求得民族独立后，面临着重塑政治秩序，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政权的问题。新的政治秩序的重塑必须既要克服千百年来的专制问题，又要克服自辛亥革命以来困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克服专制需要民主，克服无政府主义则需要政治权威。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新中国才能真正团结起来，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经过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政党制度洗礼的中国，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是进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尽管中国社会仍然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但社会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民主共和的理念已深入到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当时的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深受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迫害，因此，坚决摒弃和反对一党专政制度。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和前途命运有他们自己独到的思考。比如民盟曾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主张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由此看，新的政治秩序的重塑有赖于各种政治力量在政权内的平衡。经过中共长期的酝酿及高超的政治智慧的指导，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在政权建设上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1949年10月，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民主人士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构建了新中国的合法政权。新政权实质上是统一战线的政权，达成了各种政治力量在政权内的平衡。它以民主的形式调动国民参与国家管理，实现了国民的大团结，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其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很早就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并决定了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属性”^[37]。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以及1946年政协会议倡导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都为中国共产党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和认同争取和团结了各方面的积极的民主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也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中国构建新政权的早期探索与实践又进一步为其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创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指导能力和民主党派政治觉悟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新政权的实践基础上，坚持中庸之道，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优势结合起来，创建了既具有领导核心，又兼具现代民主特色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社会、新政权的政治实践逻辑来看，只有通过统一战线，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实现人民的自主与解放、联合与团结。也就是说，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任务必须落实于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因此，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得以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机制。

三、巩固现代国家政权，培养新的国家认同

新政权建立以来，还面临着如何将新生的政权平稳转型到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新政权的巩固是在两个维度上进行的。一是在新的政治体系内中共权威的重塑，二是国家制度的理性化建构。

从历史看，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的联合与团结，将传统政治秩序瓦解所形成的各种冲突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控制在统一战线的目标原则内，使自己获得了主导性和主动性，“自然”保持了在统一战线中的核心权威，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基础秩序，稳固了社会整合的政治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联盟（统一战线）的集体行动的历史正义性、正当性和有效性，也使中共的政治权威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得以散布。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政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由中共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处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定历史阶段。历史的经验表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一种超越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权威与共同利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并不可能通过彼此之间自由讨论与讨价还价达成妥协。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建立必须确保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以权威重塑政治秩序，整合社会。为此，通过恰当的途径，塑造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领导权威，巩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要素就成为必然。社会主义改造即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这一过程率先在统一战线工作领域内展开。

社会主义改造既包括经济领域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也包括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改造。其实质和目的是改造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塑造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树立新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培养新的国家认同。这一过程亦是中共自身权威的重塑过程。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执政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适当的统战政策，政治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经济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过渡政策，并在政治待遇生活工作等方面对其做出妥善安排，使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政策成为大势所趋。改造的结果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全面革新，随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及1954年《宪法》的出台，新中国政权体系内的各政治力量被重新分配，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领导担任，联合政府的色彩开始淡化，“党政统一”的政治体系模式初步形成，中共主导全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领导地位从此确立，新政权完全体现了工农联盟的阶级属性。

新政权建立后，还必须依靠理性化的制度，进一步巩固新政权，保持社会的一体化。新中国创建国家理性制度化的过程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工作紧密相关。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改造完成后，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团体，执政党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的理性认识开始回归，认为党外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统一战线政策也由此发生调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被提到制度建设的历程，执政党提出要给予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和工作生活上的妥善安排的政策。但这一理性认识及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前期建构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全面停顿。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制度建设回归至理性发展阶段，统一战线的制度创建之路再次被开启，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的参政党，与其他先进的社会力量一同被聚合容纳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成为政治体系的支持者、拥护者和执政基础的建设者。

四、实现社会的团结与联合

团结与联合始终是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统一战线在完成新政权的建设巩固任务后，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团结大联合。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统一战线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呈现出深厚的阶级斗争意识，尽管如此，团结和联合一直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理念和主题。1954年至1955年期间，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考虑，统一战线工作围绕“解决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展开工作，重点突出了“改造、使用”。1957年，基于“反右”的政治需要，统一战线政策又重回阶级斗争的失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良好开端被打破，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边缘化”，完全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其建设性的作用被破坏殆尽。1959年至1962年9月，是一个短暂的国民经济调整期。随着执政党对大跃进时期“左”倾错误的逐渐认识和纠正，阶级斗争告一段落。尽管“左”的倾向未得到根本扭转，但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及相应政策再次由失误回归调整至理性层面。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团结、改造、使用”的总政策的前提下，比较强调团结和使用，强调落实政策。政协全国委员会贯彻“弛”的方针，积极参与并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推动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调整关系、加强团结，活跃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生活，促进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发挥了统一战线组织特有的重要作用。“由于人民政协在许多活动中运用比较自由、氛围比较宽松的‘神仙会’的方式，贯彻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力图使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而大大缓和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以及党外人士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帮助国家渡过了难关。”^[38]此后，统一战线政策虽有短暂的调整期，但阶级斗争充斥于统战工作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的整个统战工作停止运转。“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迎来全面建设的新时机。统一战线被赋予更加重要的工作任务，即“调动一切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政党出台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侨务政策得到较好落实，大批党外知识分子重新回归岗位工作，妥善解决了一系列影响社会团结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使得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的范围空前扩大。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的任务更加重要。

总之，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只有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体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社会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