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的整合要点分析介绍

第四节　统一战线的整合要点

一、在组织效应中凝聚整合分散的社会力量

近代社会以来，面对社会整合危机，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手段去动员和组织社会上的各种资源以求得民族自强国家统一。从中国社会得以统一和团结的视角看，组织动员起来是社会得以整合的最佳路径。在共产党诞生壮大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去动员和组织社会。尽管国民党作为一个强势政党组织，提出了“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的整合目标，也对社会进行了组织和动员，但由于其组织的无力，使其政治意图的渗透力不强，对内不能真正统一各政治力量，国民党政权与地方政治实力的博弈依然存在，对外又不能集中民族主义力量讨伐帝国主义。钱穆曾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缺乏政治中心以至散乱的局面作过精辟的分析：“政治失却重心”。“社会并没有力量去影响政治。政治脱离了社会，没有安定的重心，社会脱离了政治，没有集中的领导。政治动摇，让社会没有力量控制。内部是军阀，外面则仰赖帝国主义之发踪指示。帝国主义的力量，又远超在本国军阀力量之上，于是不论学术、政治、军事，也全形成一种次殖民地的买办姿态，举国重心，都不由自主地外倾了。”^[39]。

长期的无组织状态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原因。毛泽东针对中国人民如何取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胜利时，曾明确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40]而能将中国社会的各政治力量和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的，除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组织体系外，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体系。汤森指出：“对中共精英来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者行政管理，而是在危机形式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41]为了在中国社会形成强大的磁场效应，中国共产党推行了两大战略，即领导战略和统战战略，在这两个战略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轴心创造大外围”的“轴心——外围”结构，并由此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向心力整合效应。^[42]从而动员和组织了中国社会的各政治社会力量，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解决了近代社会以来的整合危机。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就无法集中和调动全国的政治力量，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中，组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组建统一战线调动人民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有益尝试。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激起了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农村激发了农民运动。但是，这股革命的力量均未能被国共两党组织起来。国民党之所以不能，是因为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当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城市工人运动和农村发起的农民运动都威胁到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基础，国民党并不希求工农运动力量的壮大。而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的影响，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未能认清如何真正团结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因此，也未能承担起这一重任，未能领导和团结农村中发起的农民运动的力量。为此，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将此总结为“政治领导缺失”。由于政治领导的缺失及组织的不力，“结果，起义群众在准备镇压他们的、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面前束手待擒。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无人领导”。^[43]这说明，“组织起来”结成强有力的同盟者，同时保证同盟军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次真正动员了分散自足的社会力量，动员和组织了被马克思称之为“土豆”的中国小农社会，将四分五裂的中国团结统一起来，第一次填补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真空，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的组织能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为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响应抗日民族政策，支持志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动员和唤起了亿万民众的力量，沉重打击了反动腐朽势力，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组建时，毛泽东在当时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发出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中，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将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精英人士等社会力量纳入到国家治理结构中，使其成为现行体制的构成部分，成为政权建设的后备队伍，对于稳定社会、巩固新生政权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整合意义。

新政权建立后，中共根据革命时期形成的“轴心——外围”结构，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党委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统一战线组织结构，确定了各级党的统战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构建了严密的统战组织体系，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个社会的组织轴心。中共还采用革命时期的组织整合方式，将亿万个分散的农民整合到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整体体系中，将分散分离的乡土社会与政党国家联结在一起，全面实现了党对社会的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新生力量层出不穷，这为开辟统战工作提供了新的领域。如何在基层发展统战组织，发挥统战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就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问题。作为执政党外围组织的统战组织，还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变迁的问题，如何有效处理执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成为党的整合体系中最关键的问题。

二、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交往理性整合社会政治力量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交往理性，是指交往主体在社会交往中以实践的、科学的、理性的方式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对话与交锋，建立不同主体、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对话、合作和交流，在此基础上加强各主体之间的理解和交往，以使社会在保持多元化同时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是对世界、对社会的总体把握的一种方法。从党的统一战线的发展看，统一战线本质上是一种互动模式，一种政党交往的平台，一种使同盟者在“冲突”与“合作”的交互式条件下实现的“理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交往理性，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思想、组织、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克服了以往统一战线的两个极端性错误，使自己站在中华民族的全局角度，正确处理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对抗日战争中有利的革命因素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最大努力建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民族解放。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交往互动中，由于坚决坚持民族大义的气节和理性，形成了在统一战线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提高了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从而可以更好地掌控变化多端的局势。“由于中共的优越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心，自然容易使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成为领袖人物”^[44]。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交往理性在中国实践中的初次运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系统分析当时社会矛盾的能力，不能驾驭当时的复杂局势，不能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有机结合起来统合社会各政治力量，而是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从而使革命在遭受国民党的破坏时束手无策，应对不及，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中国革命逼迫转入农村后，组建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国政治力量至此之后，开始分化，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蒋介石为主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站在其对立面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大革命时期有过合作的两大政党，此时已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阵营，成为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政治势力。而在国共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政治空间，生存着一个非常广泛的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目标乃至国内外政策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的政党，这些政党都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其社会阶级基础多为中间阶级，其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主张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因而又被称为中间党派。这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种政党模式并存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政治交往理性就体现在与国民党、中间党派开展统一战线既斗争又联合的理性策略中。

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转入农村后，认识到工农力量的重要性后，建立了工农民主联盟。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交往理性的进一步提高。但由于革命依然受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同时又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端策略，反对城市资产阶级、农村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带有革命的倾向性，完全可以成为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不断遭受国民党的打击和破坏，最终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失败。

正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革命中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能力、政治觉悟逐渐提高，政治交往理性日趋成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抗日政治力量如果不能结成强有力的同盟军就无法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发挥能动性和历史实践理性，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逐渐认清革命的统一战线所反对、争取和发展的力量，正确认识和区分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国民党内部的阶级派别，针对其革命性和非革命性，采取了不同的统战策略。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交往理性在实践中运用的结果。

我们就中国共产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政治交往理性作一分析。所谓进步势力，是指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都是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发展进步势力，就是中共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中，深入发动以农民为主的人民群众，成功地“将农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基本思想感情转化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广泛地发展了武装抗日力量，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国思想，逐步扩大了共产党的权威影响力。中间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力量较小，但是，他们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可以影响其他中间势力的政治态度。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具有两重性，他们幻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革命敌人有妥协性。鉴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国共产党需要争取他们，争取在这个阶级影响下的其他群众和其他中间势力，壮大革命的力量，孤立反对阶级，同时还要同其革命的妥协性进行斗争。毛泽东分析指出，争取中间势力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使中间势力看到进步力量的强大、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前途和胜利希望；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政治诉求，吸收他们的政治代表参加统一战线政权，听取他们的合理建议，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抗日期间的“三三制”政权实践、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争取积极力量的创举。在经济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支持和保护他们发展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三是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遏制其动摇、妥协和离散。同时，中共还通过批评和教育，在恰当的时候还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统战口号，逐渐使中间势力放弃对顽固势力的幻想，放弃对中间路线的幻想，从而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投向了革命。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交往理性，针对革命有利的部分和不利的部分，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统战策略，巩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转“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以至后来的“联蒋抗日”，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基础的，联合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45]

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民族复兴战略，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战略。从马克思的政治交往理性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交往的实践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弥合不同阶级阶层的分歧，在抵御外侮方面达成价值共识，以一种政治理性精神，合理地利用政策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抗战的方针政策，使其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作用”^[46]。其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极高的政治智慧与组织规则。学者刘绍卫将这一理性原则概括为：“坚持原则的理性精神”、“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交往艺术”、“求同存异下的变通策略”、“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统战工作思路”^[47]。作为一种互动模式，统一战线的政治交往理性使共产党与国民党、各中间党派、普通民众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当前任务的共识，“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级、阶层在民族危机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国共两党的阶级对抗性、自发性在民族性框架之下达到了一定的均衡”^[48]。从而有效整合了社会各政治力量，扩大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交往理性，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巩固积累了深厚丰富的政治资源，树立了政治权威，为其后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建奠定了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而且，从制度创立的意义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理性认识及开展的统战策略和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共同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期的社会交往方式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交往理性的进一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共在解放区组建的除国民党顽固派以外的包括国内各阶级阶层、各民主党派和港澳同胞、海外同胞在内的广泛的政治联盟。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组成多党派的联合政府，对民主党派，共产党发挥能动性和交往理性，用民主联合政府的理念与各民主党派开展理性的对话、沟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探索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与民主党派交换意见，并相互承诺，以便相互配合，促使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合作和协商不断深入，最终促成了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李维汉说：“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对第三方面，特别是对民盟，做了许多工作，双方合作的很好。民盟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是我党提出来的。对国府委员、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们也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相互配合。”“即使对青年党，我党也不采取排斥的态度，仍把它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与之交往，一方面对其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心中有数，一方面又采取积极争取的方针，直到它最后宣布参加伪国大，公开暴露其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为止，这是我们党对青年党以及同青年党具有相同立场的人们十分灵活的政治斗争策略。”^[49]这段话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交往理性。尽管这一成果被国民党专权者抛弃，但延续下来的协商性民主理念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继承，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1948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政治智慧的引导下，以政治协商会议为形式的包括工农兵学商等长期以来受压迫的各社会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以及包括华侨在内的其他爱国分子等联合起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功建立，它赋予新中国的政权以合法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既孤立了国民党专制势力，又团结了广大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将政治上摇摆不定的中间党派争取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同盟军，即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各民主党派从主张‘中间路线’到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从幻想独树一帜的政治力量，到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参与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变化过程，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感召，是民主党派坚持反帝爱国、追求民主，反对独裁，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民族进步的结果。”^[50]这个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结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实世界的巨大解释能力和对中国政治建设的巨大指导能力。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在社会阶级构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从政党之间相互制衡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之目的出发，提出了“两个万岁”，党的“八大”制定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遗憾的是，反右扩大化及“十年动乱”，使政治理性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执政党提出要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一表述第一次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提到政治制度的高度来认识。至此，遗忘在历史角落中的政治理性重新回归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实践中。

三、以协商建构国家政权，开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起点

协商，在西方学者看来，是基于“公共理性”的政治沟通和基于“交往理性”的公共对话与商谈，在此过程中，公众通过实践推理、论辩、协商来实现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偏好转换。“协商”并不仅仅是对话与交流，它强调多向度的力量的“调和”与“沟通”，协商过程包含着协商主体之间特别是政治主体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商性、合作性和寻求共识的行动。协商不是简单接纳彼此的价值标准，而是包容尊重双方的价值判断。为了达成最终的共识，协商各方要在诉诸交互理性和视域融合的基础上，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价值共识。协商的整合功能即在于此。而且，“公共协商”作为“交换理性的对话性过程，目的是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51]。这说明，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协调整合，需要理性协商；社会系统的整合，建立在行动者的相互交往、相互沟通基础上。

“协商”出现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是在1945年8月至10月的国共重庆谈判关于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时确定的^[52]。抗日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用新的体制维持既有的整体和统一，以免国家分裂与社会散乱。这就意味着合理安排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权体系内的权力平衡配置，以实现政权的统一。新政协会议召开前，为号召各民主党派参与政协会议，提高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中共不辞辛苦地与各民主党派协商、沟通，共同探讨建国方案，主动与社会各界、各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协商和沟通，高度重视和礼遇民主党派及当时的社会贤达，作了大量的、艰辛的统战工作，从而使中共的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新政协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一系列建党立国的政治主张。因此，协商是中国新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来源。

与此同时，新政权的建构必须解决好权力配置这一问题，以维持和谐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从社会得以整合的角度看，政治和谐是社会得以团结并维持和谐的前提。政治和谐有赖于有效的政治模式，而有效的政治模式需要首先解决好权力配置问题。因为“政治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围绕国家权力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和进行的社会活动。”围绕国家权力的政治活动必然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各政治主体的政治利益。所以，一个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特别是在组建政权时，为巩固既有的政治成果，必须妥善处理不同政治利益在国家政权内的分配问题，如果这些利益冲突处理不好，便会引起各种矛盾，甚至会激发一定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到政治和谐、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新政权是在中共政治协商的运用下，以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形式，完成了新政权在国家权力体系内的合理配置。在政治协商中，中共不但依赖于劝说参与者反思和改变其观点，而且还通过高强的政治指导能力和政治解释能力，使协商的对方信服其政治主张。

新中国协商构建国家政权的实践也开启了中国式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起点，并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开展工作、协调整合社会政治关系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统一战线通过协商沟通处理党与人民团体、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实现了对全国人民、对整个社会的整合。

以上分析是对统一战线发展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整合理念和整合方法的描述和总结。可以看出，统一战线的整合理念及在微观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方法，与当时社会一体化的整合理念、方式在内在精神上具有契合性和一致性。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社会整合的需要，也为统一战线的发展拓宽了领域，丰富了内容，创新了工作方法，使统一战线肩负起多样化的社会整合与协调的重要功能。而且，从执政的视角看，统一战线是执政党获取执政资源的重要手段，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但是，新时期的社会整合基础，又面临着从同质向分化转型的挑战，这将为统一战线的整合提出新的要求和思路。

【注释】

[1]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日第13版。

[2]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日第13版。

[3][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4]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页。

[5]贺雪峰：《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载《文史哲》2006年第4期。

[6]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7]龙建刚：《复活“乡绅”力量护航村民自治》，载《南方日报》2009年8月17日第7版。

[8]尹冀鲲：《小村谋自治自建“元老院”》，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6日第7版。该文记载了葛岸村“智囊团”的事迹。2005年9月，顺德乐从镇葛岸村聘请25位精英组成智囊团，为村中公共事务建言献策。智囊团成员涵盖村里工商界的精英、德高望重的人士，以及一些老党员和退休老干部，村里一些重大的事项交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之前，先交由“智囊团”审议。4年来，民主协商的运作模式改变2700人小村落的政治生态，村民民主参与意识也在发生微妙地改变。葛岸村从当初远近闻名的“上访村”蜕变为国家级的文明村。

[9]龙建刚：《复活“乡绅”力量护航村民自治》，载《南方日报》2009年8月17日第7版。

[10]秋风：《社会自治有待新绅士阶层》，载《南方周末》2008年4月9日。

[11]转引自张建军：《民族国家研究综述》，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最新注释本，第143页。

[13]张福记：《乡村危机与近代百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嬗变》，载《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4]张福记：《乡村危机与近代百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嬗变》，载《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5]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化状态作了解释，认为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从而使中国团结力只体现为对宗族和家庭所特有的保护和牺牲精神。而对于国家，则没有具备这种巨大的牺牲精神。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

[16]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绪言第16页。

[17]美国学者罗兹曼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把中国人探索社会问题的答案的方向转到向外国寻求知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由此产生；二是割断了已经被削弱的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的联系，使中国行政管理进一步腐败，军阀随之蜂起；三是导致了地方资源的再分配，原来掌握地方资源的是具有责任感和公益心的人士，他们有切身利害去寻求外来帮助以造福乡里，现在掌握资源的是一批只有个人和局部利益之徒；科举制度的废除还鼓励许多人去寻找与国家利益无关的职业；四是摧毁了现在社会的等级制度，使城乡和农村的界限更加固定，这对城市和乡村的整合能力造成了长期的消极影响；五是大大改变了教育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中断。参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433—434页。

[18]孙立平：《中国六十年之变：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载《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2月27日。

[19][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20]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2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版，第94页。

[22][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23]转引自尚红娟：《民初政党政治与民主思想》，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1期。

[24]赵晓呼：《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25]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26][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27]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8]参见陈亚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语境》，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2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8～159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6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4页。

[3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54页。

[34][美]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96页。

[35]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36][美]詹姆斯.R.汤森：《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37]林尚立：《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

[38]林尚立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协》，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68页。

[39]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11～512页。

[41][美]詹姆斯·R·汤森：《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第76页。

[42]林尚立：《轴心与外围——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与中国社会整合》，载《中国民主的制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6页。

[43][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44][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4页。

[46]刘绍卫：《中国共产党与广西抗战——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47]刘绍卫：《中国共产党与广西抗战——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9页。

[48]刘绍卫：《中国共产党与广西抗战——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40页。

[4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33页。

[50]黄小荣：《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历史考察》，载《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51]［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和民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52]1945年8月至10月的国共重庆谈判时，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认为谈判重点就是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便提出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不同意“党派会议”的名称，赫尔利提出“政治会议”名称，各方接受。张治中在9月10日会谈中为充分尊重各方意愿，提出在“政治会议”中加入“协商”二字，中共默认接受了这个建议。10月，毛泽东、蒋中正谈判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及其任务便正式确定下来，并写进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