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分化社会及其整合
一、分化：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整合背景
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9]社会分化的程度和状态，被斯宾塞、帕森斯、卢曼等功能主义论者用来标示社会具有了所谓“进化”或停滞的可能性，换言之，一定的社会分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基础，而分化过度整合不足，将会使社会发展处于停滞。
本文对分化概念的理解也是建立在这一理解之上的，即分化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体现。无论是结构分化还是利益分化、功能分化，均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但是，过度的分化，将打乱原有的社会联结和已有的社会秩序，危及社会的均衡和谐发展。比如，社会力量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价值多元化等这些分化因素，将增加社会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的可承受能力，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国际上造就了一个新的概念——中国模式，并有可能赋予世界政治学研究领域以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现，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的问题，社会分化已与社会冲突相联系。为此，需要整合任务去应对分化问题。
社会分化包括社会结构分化、利益分化、阶层分化、社会组织分化、社会功能分化、价值观念分化等内容。社会结构分化、利益分化、价值分化及组织形式分化将对统一战线的整合功能提出一些新要求。
之所以将“分化”作为社会转型期统一战线的整合背景，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朝着高度分化的结构和高度成长的经济及高度整合的社会演进的，分化社会的产生，是基于同质性社会基础之上的市场力量介入的结果，从同质到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同质性社会相比，社会分化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自身不断的演进进程和进步程度。如果我们将1978年以前的社会称之为一个政治社会的话，那么，从1978年以后，社会将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社会”，而是国家、市场、社会在资源配置中“三分天下”形成的一个全新社会。以往同质性社会所形成的单一的、垂直的、受支配的社会关联被多样的、横向的、平等的关联与互动所取代，呈现出一个不同于过去“政治社会”的全新的创新的社会。因此，与同质性社会相比，社会分化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自身不断的演进进程和进步程度。分化使得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合作和依赖不断加强，社会的横向联系在社会关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平行关系、平等关系、协商关系、合作关系”等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特点。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分化程度，也给我国社会整合带来了新的启示。1978年以来，市场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层次，市场机会和市场力量激励和影响着各个社会行动主体，社会的活力被大大激活和释放，资源配置由国家独断走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分天下”的趋势。我们可以用“个人多样化”和“社会复杂化”来形容日趋分化的社会。从个人看，单位对人的控制能力弱化，个人身份多元化，自主性增强，可以在法律所允许的社会范围内参与和开展社团性的组织活动。从社会整体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大系统分化出很多子系统，突出表现是分工专业化和社会阶层化。而且，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是，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的自主性日益加强，社会中间组织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量产生。分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社会由低度分化向高度分化发展。这给社会整合带来新的启示。帕森斯指出，高度分化的社会总是先进于低度分化的社会。涂尔干认为，低度分化的社会整合是依赖于集体意识基础之上的机械团结，而高度分化的社会整合呈现出有机团结，社会高度依赖和联结。而且，随着社会的高度分化，社会角色高度分化，社会共有的价值将越来越抽象，社会的团结不再依赖于集体意识，社会的团结和联合表现为由专业化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职业道德的需求所带来的合作和依赖。社会从机械性整合向多元性整合发展。分化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水平是反映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因此，着眼于社会分化的事实，寻求社会的有机团结，将是我国社会整合的新任务。
再次，从分化的角度分析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变迁”、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社会变迁其实就是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替进行的过程。市场力量的兴起是引发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这种变迁表现为市场力量充足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社会加速分化。而且，在政府所主导的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化与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等同性，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社会分化现象。社会分化既是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涂尔干第一个将社会分化与现代性等同起来，并希望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找到解决现代社会整合问题的方法。在社会整合视域中分析统一战线，意味着统一战线必须正视这一变化，把握团结联合社会的规律，拓展统一战线的职能，发挥应对社会分化的功能效应。同时，社会分化也是统一战线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不是要消除社会分化或者否认社会多元，而是要正视社会分化事实，以发展的视角认识社会分化的复杂性，分析和揭示社会分化的实质，以及社会分化对社会整合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积极寻求有效途径以应对社会分化对社会整合提出的新问题、新矛盾，避免社会分化所具有的分裂与破坏性倾向，实现我国社会多样化和一致性的有机统一。因此，统一战线必须围绕“和谐”、“团结”任务，立足于社会分化的事实，把握社会和谐的规律，充分发挥其应对社会分化的团结整合功能，推动社会进步。
二、分化社会的整合：有机团结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分化社会的整合与有机团结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性。社会分化必然带来社会整合问题。“整合”是一个与“分化”相对应的概念，社会要发展，必须在分化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分化后的“整合”，即指“找到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以便协调那些新分化了的子结构，使这些子结构相互协调和整合或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协调和整合”，从而使社会系统实现新的均衡。分化使得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合作和依赖不断加强，社会的横向联系愈来愈在社会关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而且，随着利益的分化，价值观念也日趋多样化，一元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统合力逐渐下降，社会的团结和联合表现为由专业化分工之间的依赖合作与功能协调。社会需要“有机”地团结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战线整合理念也将发生转变，从机械团结转变到有机团结。
机械团结是基于同质性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结方式，与此相对应，“有机团结”则是基于分化性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团结类型。“有机团结”，既指涂尔干所论述的分工与整合的兼容，也指基于自愿、自由、主动而与他人发生正面联系的性质，因为“有机”是指灵活应变的生命机制、持续的再生性、自主调节的适应性。“有机团结”这个概念倾向于突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社会中社会结构整体联系的客观性，是承认社会差异性的功能性团结。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社会，其团结基础既可以建立在共有情感体验、共有道德情操和共同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上，也可以建立在因为分工引起的功能依赖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上。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和各种政治力量在这两种团结基础上进行沟通、协商以达成社会共识和合作。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的，“有机团结”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社会联结的新机制、新品质、新趋势[10]。基于这种变化，统一战线整合社会的理念亦应从转型前的“机械团结”转向转型期的“有机团结”，在发挥团结整合作用时，应该着眼于社会“有机性”实质，尊重包容社会的多样性，突出协商、沟通，减少行政命令式的控制，以协商方式明确集体行动。
（一）以协商创造有机团结
以协商展开统战工作，协调社会关系，创造有机团结，“协商”本身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交往主体的社会关系特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言之，现实的人是“生产的人”，而生产的永恒性和协作性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交往”的必要性。作为“生产的人”，其社会交往过程强调参与者的协商合作，通过协商合作构建出可以共同分享的前景。或者说，协商是参与协商的各主体的一种相互交往理性，符合人性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沟通的渴求。
同时，以协商原则协调整合社会关系，既是统一战线本身所具有的协商品质所决定，也是回应现代社会发展对“治理”的需要。现代社会讲求“治理”，追求“善治”境界，寓意通过“善治”建构社会和谐的基础。一段时间内，“善治”曾被一些学者作为中国政府转变统治风格的一种设想而提出，其寓意在于通过善治达到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冲突的治理效果。但是，对于我国目前来说，由于政府治理尚处于转型状态，政府治理的领域不可能涉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方面。这五大关系重在协调，而非“治理”手段所能解决。这就需要一个介于统筹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组织或非行政性的途径来弥补国家和政府工作在调控市场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的某些不足。统一战线领域内的“协商”，是与政府“治理”相呼应、相补充的一种社会整合方法，协商民主作为对时兴的“治理”与“善治”理论的一种反应，它将社会与政府、政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将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合作的建构建立在对话商谈的基础之上，在理性的沟通对话和商谈中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整合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团结和和谐。通过协商，统一战线努力营造和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因此，基于协商协调整合社会关系，将有助于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在协商原则的运用上，还存在一些障碍，最重要的是在行政文化上，缺乏现代理性精神，“官本位”意识严重，市场经济的契约观念难以植入以取代传统社会的“主仆观念”。当前，基于统一战线的协商沟通原则和社会发展的理性要求，一方面要将官僚制的专业化与协商民主的参与要求结合起来，通过公开听证、民意调查、专家咨询等形式使公民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构建参与型官僚政府，以此来疏通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将统一战线的对象扩张到新的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以协商为各种社会力量缔造一种建设性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使统一战线成为连接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纽带。
（二）在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中开拓统一战线的包容整合空间
在哲学范畴中，“一致性”和“多样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所谓“一致性”，是指事物的共同特性，与事物的同一性、同质化和总体性相一致。所谓“多样性”，亦称差异性，是“表征事物相互区别和自身区别的哲学范畴，又称差别”。多样性或差异性，不同于“矛盾”，但同样包含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差异不是直接的矛盾统一，而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实践交往在彼此的协调和认同中达成一种包容共存的状态，通过交往中的宽容和相互包容精神走向和谐统一，通过相互认同而达到理想的共生共存。
各种不同和差异的存在，是社会文明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差异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差异是有价值的，或者说差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当差异成为人的历史活动的自然前提和社会结果时，差异本身转换成为一种价值要素或价值存在方式就具有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因此，差别意识或差异观念上升为一种思想原则并被不断强化就具备了价值发现的功能”。[11]然而对差异的价值认同，却使哲学家利奥塔对差异问题、对个体性、异质性等现象给予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和重视，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统一的共识是一条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12]，因此，不应该再追求“共识”而应强调的是差异性、多样性、非同一性，那“已经付出了高昂惨重的代价”[13]，并呼吁“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14]这种极端性否认了多样性差异性之中存在着达成一致共识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在差异多样与总体共识之间寻求一种协调和平衡，发展一种包容精神。因为差异多样的事物具有的同一性、共通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互补和差异并存，并在相互包容中不断自我完善。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在于差异性、多样性的事物在包容共存、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包容精神，也就是说，多样性、差异性的事物彼此通过交往沟通，创造出事物差异共存、和谐发展的“一致性”。
“一致性”在统战理论中是指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一致性”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一个集体、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合力，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现代中国，这个合力体现在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中。统一战线的“一致性”可以理解为：一是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是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三是在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四是在奋斗目标上，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5]。除此之外，一致性还包括大陆范围外的一切热爱祖国，拥护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共识。
“多样性”，在统战理论中是指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由于在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导致所持有的政治态度、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差异。多样性、多元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体现在多个层面，在国家形态方面，体现为民族的多元化；在经济发展层面，体现为地区与城乡的差异性；在社会层面，体现为阶层、群体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多样性；在文化层面体现为信仰、观念和习俗的多样性。[16]多样性和多元性是社会分化的结果，既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活力，也引发了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而社会要创新，要有活力，就必须要尊重其多样性、多元性，容纳多样性，使其相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就要求统一战线要在多样性、多元性中理解和把握其整合理念、整合逻辑，求得多元化、多样化社会在一致性中的和谐共存。
反思统一战线的发展，重要的一点是统一战线必须在一致性与多样性中开发拓展其政治包容空间。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把握这一点，就会导致认识上和理解上的误区，使党对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发生失误。比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度曾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民主党派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时，却仍将民主党派视为异己力量。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统一战线内部过于强调矛盾性、对立性和阶级性，过分强调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忽视甚至否定了统一战线的协调性、包容性和公共性，忽视了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和谐，也就是说，过于追求一致性，忽视甚至否定了多样性”[17]，由于过分追求一致性，过分求同而忽视了“存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和“右倾”两种思潮，使统一战线的积极效应得到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凝聚了力量、争取了人心。这说明，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及其整合功能发挥，与如何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密切相关。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因为统一战线与一致性、多样性的社会相联系。
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成为联系国家与社会多元力量的桥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这就意味着，在分化社会下，统一战线要从多样性角度理解社会发展，开拓其包容整合空间；同时，以一致性基础上达成的共识为目标，增强统一战线联系国家与社会多元力量及动员多元社会的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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