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的整合功能分析介绍

第二节　参政党的整合功能

在西方学者的理解中，政党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均是“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政党要维护所代表的阶级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就要同其他政党展开博弈、斗争、讨价还价，以实现所代表的利益。因此，政党是冲突的力量。同时，政党又是联合、组织的工具和力量，政党总是负有特定的社会目标，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的社会目标，政党会想方设法把各种有用的社会政治力量组织调动起来。因此是整合的工具，政党的整合作用使得一个超越融合小团体和帮派的全国性的政治体系得以建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非竞争性的，尽管参政党代表其所联系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但最终目的是协助执政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参政党非但不是冲突的力量反而是整合的力量。

一、对多元价值的引导整合

在统一战线内，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而民主党派则以自己的进步性和广泛性引导所联系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从思想上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行动上融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一方面，参政党通过党派组织将成员的政治行为约束于党派党章和党纪规定的范围内，成员不能超出党派党纪的规定从事政治活动，这就将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的政治活动、政治言行严格限定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范畴内，保证党派各级组织及成员与执政党在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开展的“政治交接”及其他组织活动的持续性，有利于承传党派优良传统，保证民主党派的“进步性”。此外，民主党派可以在其所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中，贯彻其进步性的立场，现身说法，言传身教，维护和传播核心价值。

由于参政党政治联盟的特性，参政党内部成员来自于社会的不同领域，所以参政党吸收成员的范围更加广泛，成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差异范围也会更广泛，这使作为政治联盟的参政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表现出社会基础的广泛性、思想认识的差异性、价值观念的多元性，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注入了活力。换言之，民主党派在坚持核心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履行基本职能，传播、贯彻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同时又提供满足社会不同需求的、未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层次的价值观念，为国家意识形态注入真理性、时代性、民族性品质。所谓真理性是指意识形态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能够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所谓民族性是指意识形态解释和解决并化解国家在发展实践中的任何挑战性的问题和难题的能力。所谓时代性是指意识形态能把握时代脉搏，用先进的思想、价值观丰富意识形态的实践课题。统一战线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引导整合多元意识形态，只要能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导地位，对一些有助于社会发展、思想解放、转变落后观念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应该以包容性开放性的姿态对待，并吐故纳新，不断将先进的价值观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纳入到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范围内。这有利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建设，它至少使执政党认识到要以包容性、开放性态度建设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统合多元社会思潮的能力。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整合作用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开放性和创新性，吐故纳新，提高了核心价值的解释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党派从政治、经济发展到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全范围的建言献策，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了道德和正义的基础，对社会成员对于中国共产党合法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认同和情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9]

参政党的价值引导作用还表现在成员对“政治美德的追寻”方面。所谓政治美德，是指政治参与主体或者说参与政治生活的人所具备的、与其正当的政治使命相称的政治品德。美国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指出，政治美德是真正的政治生活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30]，是政治合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政治美德由来已久，它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中都能找到。从中国先秦的孔子到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美国的政治学家阿伦特，都无一例外地把政治美德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理所当然的主题之一加以强调。一定的政治美德是参政党参政为民的道义基础。这既遵从了传统文化崇尚圣贤的情怀对人们心理的预期影响，也体现了民主党派实现其历史使命的价值正当性要求，是参政党参政为民对其政治素养的基本要求。我们的调查访谈结果也从侧面论证了这一问题。当被问及“你加入民主党派的原因和目的何在？”时，虽然有部分成员是受党派纲领党章的魅力吸引或追求功利性利益所致，但类似于“受本党派中一位前辈的影响，他是个好人”的价值喜好也是相当一部分成员的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它虽然不能从深层次说明党派代表性人物的道德感召力对引领社会成员的巨大影响，但至少说明了对“美德的追寻”亦然是成员内心深处的期待，能左右和影响成员的政治选择行为。因为当道德崇敬感与自我道德尊严感在个体的心理层面发生某种共鸣时，道德的价值整合作用也就由此产生了。

因此，民主党派通过一定的政治美德，可增强自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引领社会，整合多元社会，引导社会价值观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轨道之中。未来参政党应该以此为切入点引导社会价值观建设。

二、利益整合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承担着最基本的利益表达和最主要的利益综合功能。但是，执政党及政府不可能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求都能做到全盘的兼顾和考虑，其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难免会有所疏漏。而且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也要求政治体系在输入利益诉求时要充分考虑其他政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政治体系的利益输入尚需要其他利益主体的表达。我国的参政党联系着特定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代表着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因而也承担着特定的利益整合任务。

（一）利益表达功能

首先，利益代表是参政党的首要功能。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民主党派主要作用归结为“参”、“代”、“监”、“改”，即参加国家政权建设、代表和反映所联系的群众利益、互相监督、思想改造。^[31]这说明，民主党派的代表作用早已被中国共产党所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属性在中央相关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多次得到确认。1989年《意见》指出：“中共支持民主党派……维护本组织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进入新世纪以后，利益分化的客观事实使执政党日益关注和重视各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功能。2000年年底，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负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的责任。”2005年《意见》则从扩大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出发，重申了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功能，明确指出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因此，代表并反映特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是民主党派的政治特色和政治任务。

从参政党利益代表的具体情况看，当前各党派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发展范围和分工活动重点，确定了与相关阶层的对应关系，因而有利于较为及时、准确地了解社会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体担当利益表达代言人，向执政党和政府传输区域之间，个体之间，阶层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存在的利益结构不合理信息^[32]。比如，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以经济界人士为主体的政党，在参政过程中提出解决原工商业者生活待遇问题、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等建议；中国民主同盟会主要代表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领域内的阶层利益，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提出了“要大力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工作”等代表性建议；中国农工党则发展成为以医药卫生行业为主体的政党，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提出了“因地制宜、规范管理解决西部地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不足”、有关人口发展问题以及“重视光污染”等建议。其他各民主党派也围绕自身的分工重点提出了反映自身特色的建议和意见。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对于“利益代表”问题，在认识上还不十分统一，在参政议政实践中，反映的社会利益问题具有趋同性，自身特色不明显。这会影响参政党利益代表功能的发挥。

作为政党组织，参政党可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即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具有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高层次性，各参政党可以直接介入利益综合和利益转换过程，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而且，相比其他社会组织团体，参政党具有组织性、政治性，其经常性的调研和利益表达更易受到各方关注与重视。

其次，参政党还具有形式丰富多样的组织化、法制化、制度化表达渠道。尤其是在党派组织内部先行对汇集表达的民意进行内部的凝练整合，将局部性的利益转换成为整体性的利益，从而提高了其利益表达的采纳效率。各党派将不同阶层的利益凝聚集中到参政议政活动中，通过有效的整合，可以转化为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动力。目前，参政党已经形成的利益表达渠道有：以提案和专题调研报告为基本形式的参政议政渠道——参政党及其成员可在“两会”期间及平时的经常性工作中向政府部门提交提案和各种专题调研报告；以高层会议为形式的政治协商渠道——参政党主要领导人通过参与高层谈心会、协商会、座谈会，向中共高层领导直接反映问题、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在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会议上，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无党派人士可与中共主要领导人围绕将要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协商，提出意见和建议。比如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出台，民主党派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也吸取了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目前中央层级的民主协商会议的程序已经基本形成，即在协商之前执政党向民主党派提供协商议题，民主党派就这些协商议题在内部先行讨论，形成意见，然后再与执政党相关领导进行协商；在正式文件出台前，中共中央相关领导人就正式文件内容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譬如，中共中央关于政绩工程问题的协商，就是在先行听取民主党派领导人如许嘉璐、成思危等人的意见后，最终形成对政绩工程“不讲科学、不讲民主”等诸多弊端的共同看法。

参政党的这些利益表达形式，能够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地反映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将社会中的各种政治资源多渠道地引入权力的核心，成为可供支配利用的利益整合资源；能够使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有的放矢，从而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奠定广泛的民意基础。

再次，从利益表达的内容看，既有涉及国家宏观大政方针政策的意见和建议，比如2010年甘肃省政协《关于将河西走廊规划为风能产业带的建议》《关于实施保护与恢复黑河流域湿地项目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引洮工程建设的建议》的提案；也有涉及微观性的、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利益诉求，如甘肃省政协2010年《关于进一步整合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提案》《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建设的几点建议》等提案。这些提案内容集中体现了民主党派作为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们往往是站在全局高度，提出事关社会整体利益的意见建议。因此，有学者指出：“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代表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社会群众的具体利益；二是协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服务。”^[33]

（二）参政党还具有利益综合的功能

“中国公共政策的出台，很多情况下是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进行民主协商，经过意见整合后最终化作党和国家的公共政策”。^[34]从结果上看，近年来党派中央的一号提案^[35]促使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就充分反映了参政党的利益综合功能。2006年，民建中央提出了《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提案，建议要尽快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提案建议被采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两法合并，并于2008年开始执行。2007年，民革中央提交了《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该提案呼吁政府加快构建住房保障体系，使“居者有其屋”，促使当年房地产重大调控政策出台，连续上涨多年的房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2008年，民建中央提交了《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该提案在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税收政策六个方面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应该“建立起多层次、多环节、协调征管、体现公平的资本市场税制”，有效促进了股市的平稳健康运行。2009年，致公党提交的《关于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就业问题的提案》，在就业形势急剧严峻时，可谓正当其时，围绕“就业难”问题，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大大缓解了就业压力。2010年，九三学社提交了《关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提案》，随后，低碳经济开始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11年，农工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建议》，九三学社提交了《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议》，这些提案着眼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利益实现不均衡等问题，提出了可行性对策，其实施可有望带来社会的均衡和谐发展，促进社会的一体化。

从程序上看，党派提出意见建议的过程包括党派内部的初审和最终交付于政协或执政党后的审议和汇总两个环节。党派成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是原始提案和信息）首先在党派组织内进行讨论、分析、研究，必要时进一步调查核实，经过党派组织内部的协商整合后，达到与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对接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搞清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民众各自具体的利益，更要搞清楚联系对象的整体利益，乃至社会的整体利益；既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众的眼前利益，更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的长远利益，在参政议政时能做到把握全局”。^[36]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本党派的政策主张和建议，由党派组织提交到政协或直接向执政党反映。而政协和执政党会进一步对党派提交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讨论分析、凝练、整合，最终形成正式的提案、信息和政策等。民主党派组织内部对提案、信息的整合，使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党派的意见和建议，凸现了民主党派的代表性，而且，与其他界别相比，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质量较高，采纳率高，被列为“重点办理”的比率较高。就此看，党派内部的利益综合环节完全可以作为加强参政党能力建设的一个切入点。

由上也可以看出，参政党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并没有明显的分界，有时一个意见、建议的提出往往是集表达与综合为一体。比如与执政党互动的各种协商会议，既是一个利益表达过程，也是一个利益综合过程。

（三）加强利益协调汇总能力

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具体利益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并不能完全通过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予以整合消解，必须借助于各种方式方法加以协调汇总。以达到社会思想层面的利益认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全民一致的公共利益，只有通过利益分配环节的调节、博弈、利益主体的相互让步、妥协，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到对现在利益结构的认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不仅取决于利益的实际分配情况，而且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利益分配方式和利益分配结果的认可程度。^[37]从这一事实出发，民主党派在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代表和反映所联系阶层和群众的合法利益及合理要求，另一方面还必须从全局出发，从维护人民总体利益出发，引导其成员和所联系和群众全面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把各种具体利益要求汇合成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动力。^[38]因此，加强利益协调能力将成为提升参政党利益整合能力的一个突破点，参政党自身能力的建设和提高亦应从此着手。

民主党派参政为民，表达社会利益、反映社情民意大多是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内介入的，他们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或提出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报告，或者参与政策过程，围绕执政党和政府已经创设的议程建言献策，向执政党和政府提供有利于问题解决的相关建议，在表达所代表的利益时，对原始利益进行必要的综合、协调与加工，使所代表的利益与人民的整体利益相对接，体现参政党参政为民的境界，而不是简单复制所联系的社会群体利益。民主党派的利益协调与汇总，基本体现以民生为导向的趋势、以民生为导向参政议政，展开协商发扬民主，以协商来寻求民生问题的解决，因而具有实质性。正如学者所概括和总结的，“从实质上说，像现代西方的政治一样，现代东亚的政治首先是与经济相联系的——换言之，它直接地关系到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过程”^[39]。

就利益整合的实效看，参政党参政议政对公共决策的影响程度最具有直接的整合效力。表现为参政党参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监督等环节的程度。从实际情况看，参政党均能在这三个环节展示自身优势，施加影响^[40]。如建立政策议程，参与政策规划，促使政策合法化，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建言献策，进行民主监督，间接参与政策实施。尽管我国的参政党主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出建议意见，发挥了重要的利益整合功能。但总体而言，参政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案例是较少的，参政党参与公共决策还面临诸多挑战。

三、以社会服务团结社会

社会服务功能是民主党派面向社会的一个窗口，也是民主党派彰显其社会存在、展示其社会影响力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实践和工作总结中，社会服务功能是其重点和亮点^[41]。民主党派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密切联系了社会，促进了社会的整合与团结。

众所周知，乡土中国是一个“亲情社会”，“亲情社会”的历史传统使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官民一体性”的特色，而不是西方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对于基层这个几乎毫无国家强力资源可用的工程而言，唯有充分有效地利用“亲民”，方能有效促进社会团结。民主党派服务社会的社会团结效应就在于此，即用统战的“亲情”魅力，服务社会，联系社会、亲近社会，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团结效果。近年来，民主党派依据自身联系的广泛性优势，为基层社会送技术、送资金，送温暖等，这些“亲情”奉献，向社会展示了民主党派的亲情魅力，使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公共生活感受到政党组织的亲和力，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了道德和正义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社会的效应。以甘肃省民主党派为例来说明。2011年，甘肃省九三学社举办面向社会阶层“科普进乡村入学堂”活动，鼓励成员参与甘肃省图书馆开办的《周末名家讲坛》宣讲活动，面向社会大众，进行科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的普及。民盟甘肃省委、民盟兰州市委与甘肃省劳教局、兰州市司法局、兰州市劳教所联合开展“监狱帮教”活动，定期选派盟员心理专家为劳教人员作心灵疏导专题报告，开展戒毒人员“戒断毒瘾、重铸人生”演讲比赛，向劳教人员赠送学习生活用品，使劳教人员对吸食毒品的危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劳教人员戒断毒瘾重新生活的信心，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甘肃省民革动员各级组织开展智力支边扶贫、咨询服务、“三下乡”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办学。尤其是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党派组织成员积极投身玉树抗震救灾活动。民革省委会迅速向青海玉树捐赠款物30万元，农工党甘肃各地方组织、广大党员为舟曲灾区捐款共计62.96万元。民建中央和省内外民建组织为舟曲灾区捐款220万元，并将价值8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紧急送往灾区。民革、九三学社等党派还组织成员参加医疗救援队，冒着危险亲赴玉树和舟曲，全力抢救医治伤员，开展心理咨询活动，为社会送去“亲情”扶持。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滋润了社会心灵，弥合了社会裂缝，维系了社会的共同体式的公共生活。可以认为，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活动将面向民间的亲情资源纳入到了主权国家的凝聚力中，同时，又将国家和社会的物质财富转化为民间的共享资源，有利于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大合唱”。

民主党派现有80多万成员，其中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属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阶层。在传统社会，文人阶层在皇权不下乡的地方基层，有效发挥了内圣外王的整合作用。然而，随着旧的封建王朝的颠覆，传统社会的文人阶层也随之消失，其整合作用也消失殆尽。历史转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期。文人阶层（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面临新的理论解释，成为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的对象。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尚不是一个问题，但经过列宁的论证，知识分子就成为影响新政权建设的重要因素，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教育、帮助、团结和利用的力量。^[42]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外知识分子就成为执政党重要的统战对象（那时候，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尚未成长壮大），其政治属性、政治定位及作用发挥受到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执政党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政策经历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之后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转变。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被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及统一战线组织统合到党政官僚体系中，社会上基本不存在类似于传统社会的独立文人阶层了。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系了。有学者指出，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本身很难对付自身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官僚体制往往是矛盾的根源。但有一点是庆幸的，民主党派成员、作为政协主体的政协委员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现代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这种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使他们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往往不局限于各自所联系对象的具体利益，而是会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为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建言献策”^[43]。他们在参政议政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良知、社会责任使他们仍然保持了类似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精神，他们应该是新时期的文人阶层。未来中国文人阶层的成长，有待于在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中寻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