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各类组织的功能性合作

第一节　创建各类组织的功能性合作

组织在现代化的整合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未来社会的有效整合治理，要不断变革传统的组织形态，修复、活化组织细胞，进行组织创新，建立富有活力的社会有机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成就’与组织变革有关系。同样，‘中国问题’与组织变革不足以弥补旧组织的退缩和新组织体的发育之间形成的巨大的组织真空有直接关系。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充分发挥执政党和政府等传统组织的支撑作用，同时不断把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吸纳进国家体系，在调控中实现合作，不断发育组织体系，为社会转型提供坚实的组织支撑。”^[1]对于统一战线而言，应该从以下方面拓展、开发其整合功能。

一、拓展已有的组织体系并构建新的组织体系

就已有的组织体系而言，我国执政党和参政党形成的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组织网络体系无疑是最具组织力的资源了。这在前面已有所论述。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党制度组织网络的延伸要突破传统的领域。一是除了大力关注新的社会阶层外，还要密切联系社会弱势群体。二是面对方兴未艾的结社革命，政党组织网络的延伸发展要努力衔接新的经济、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努力引导其组织模式和组织行为趋向主流化、健康化。三是政党组织网络的延伸要平衡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或行业之间的差距。四是政党组织网络的延伸还要向互联网虚拟空间进军，以一种不间断的、始终在场的方式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

除了政党组织体系外，政协也是统一战线重要的组织资源。政协自建立以来，就作为一个政治联合体，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载体而存在的。政协的发展经历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变化，1994年明确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2004年又丰富增加了是“我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协“三位一体”的组织属性的发展，见证了人民政协从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稳定，到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乃至推进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所发挥的政权机关难以发挥的特有整合功能。人民政协的组织机构呈现科层化发展^[2]。从纵向上看，政协组织体系已经形成了全国、省、市、县四级，当前政协组织已覆盖到县（区）以上行政区域。截至2007年，全国、省、市、县四级政协组织共有3161个，各级政协委员60余万。^[3]从内部组织看，人民政协形成了九大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分工明确，在经济性工作方面形成了高度的专业化。从横向上看，人民政协体现为三大结构主体的调整与变化：党派、界别、政协委员，吸纳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作为基层政协，其“吸纳”兼具了传统意义上“民间精英”参与社会治理和现代意义上公民有序参与的双重功能。它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巩固了基层政权。比如，杭州市政协自2009年以来，就积极探索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的有效形式和途径，在条件具备的乡镇、街道，尝试建立了政协工作委员会，创设了“民主议事会”，将基层政府领导和居民代表召集于一起，就群众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民主协商，畅通了民意渠道。其中，政协委员发挥了较好的沟通协调作用。通过政协工作委员会，“基层民意找到了表达渠道，可以有序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政府了解了群众意愿，并且收获了群众的理解与支持。”^[4]可以说，“政协组织正在日益成长为紧密联系执政体系、国家与社会并介于其间的重要组织体系。它十分有利于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沟通与合作，十分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十分有利于执政体系发挥对社会的影响力，从总体上说，政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功能的最为有利的组织形式。”^[5]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将人民政协组织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体系的开发重点，特别要加强基层政协组织建设，并使政协上下层级之间形成有机地整合体系。

就新的组织体系的构建而言，应该就特定整合对象构建新的组织体系。比如，新的社会阶层是统一战线的重点关注对象。由于当前新的社会阶层分布于大中城市社区、各种企业、各种自发性建立的民间组织和商会中，因此，必须根据新的社会阶层的分布领域构建组织体系，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整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疏通渠道、搭建平台，寻求新的社会阶层的组织依托。比如，党派、社团、社区、企业均是新的社会阶层的活动领域，这些组织都处于党的政治领导范围之内，都与新阶层人士有着内在的关系。因此，依托这些组织来开展新阶层的统战工作就相对容易点。对于已经参与统战口径的组织，如党派、一些设有统战工作部门的社团或参与统战系统的社团，应该侧重于落实协调机制、理顺工作关系、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来拓展统战工作。对于自发组建并参与民间自治性组织，如以行业为单位的各类行业商会、公益性社团、自由职业者组织等，由于统战工作尚未介入其中，那么，应该在这些组织中开通工作渠道、建立工作联系或者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新的组织，将上述社会组织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性人士吸引过来。这方面，重庆“新专联”的建立应该是一个示范。2008年在重庆成立的“新专联”，是专门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一个民间组织，是新的社会阶层参政的制度化突破。在重庆市统战部门的领导下，如今的新专联，以“智商”为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出谋划策，为实现共同富裕尽职尽责。

此外，要面向城市社区、农村乡镇拓展统战领域。由于现在不少大中城市的小区开发面向特定地位和收入的群体，处于相同或相近层次的人群集中居住在一个小区或社区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些人群既然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也包括政府廉租房建设而形成的广大的低收入群体，具有一定的群集效应。社区还具有与“单位”同等的功能，征兵退伍，环境卫生，治安管理，扶危济困，社会保障服务，就业指导、基础教育等等事务，都关乎社区，是继单位体制后构成社会调控体系的有效治理形式。社区还是一个业主自治的“组织”。这使得社区综合法理和政治空间的重要性日益彰显。随着单位制的松懈及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兴盛，社区的成长对重构传统的以“单位体制”为核心的社会调控体系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执政党的社会整合的重心，也将实现由单位向社区的转移。”^[6]社区的群集效应和社会治理为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整合资源和便利条件。因此，以社区为组织依托进行整合，就成为统一战线发挥整合功能的新领域。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广大的农村乡镇，也涌现出许多可用统战方法和理念协调的新问题，基层乡镇由此也成为统一战线的新的“用武之地”。因此，依托基层社会，开展新的社会阶层和低收入群体的统战工作，以统战的亲和性化解社会紧张，以统战的民主性增强社会的团结，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团结，创造出与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媲美的现代社会的“多方互助合作格局”。一旦社会形成了这种文化自觉与精神，在国家“抓大放小”的宏观整合理念中，或者即使国家政权全方位收回调控整合触角，社会也能避免陷入混乱而保持协调、有序、稳定、和谐的一体化状态。因此，今后统一战线应该面向基层社会，构建新的组织体系。

统一战线组织体系的整合是政治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整合。社会整合不是抑制社会自主发展，而是从发育社会、协调多元、创造一体化的国家出发，追求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和国家的一体化建设。因此，统一战线拓展组织体系并构筑新的组织时，必须以激发社会组织的整合力为原则，从发育社会、协调多元、创造一体化的国家建设出发，将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整合到国家的主要治理体系中。除了完成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聚合和吸纳等传统任务外，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社会组织，参与和联络各类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聚合多层面、多类型的组织，借助社会化的组织网络，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整合。

二、寻求各种功能性组织的合作

所谓功能，一般是指具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其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能力和作用。^[7]

现代化是以分工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分工促进了各系统的分化。在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的视野里，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子系统联结而成。在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之间还存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而且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子系统）都履行着特定的功能，进而在功能上相互依赖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功能分化将使社会子系统之间变得不协调，以至于不能满足社会整体大系统运行的需要，这有可能打破系统的均衡性稳定性，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危机之中。功能性合作正是相对于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不协调而言的，是消除系统由于功能分化所造成的破坏性倾向的过程。社会分化越复杂，整体社会就越难保证所有子系统都以同样的结构、形式和规范来运作，就越需要各个功能性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有着特定功能的多种组织的诞生，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技术”，社会的团结合作，不是靠单个的子系统的运转来维持的，而恰恰是拥有各种“社会技术”的各子系统之间的沟通协作和良性互动维持了社会的有机团结。如果分工的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并不和谐，那么，社会就不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彼此的依赖和团结。我国向来强调理想信念的认同整合，社会的团结和整合，既有赖于分工的相互依赖，更有赖于全民在共同理想、信念的激励下形成的众志成城的目标整合。因此，功能性合作完全可以达成。试想，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政府部门能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合作，并在共同的理想的激励下形成万众一心的团结局面，就能在整体上促成社会的有机团结。如果横向合作能使不论城乡的各种组织建立联系，能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成员所组成的社团突破单位、行业、区位的局限，那么，被各种部门性、地方性制度（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所分割的社会就被功能性组织或部门的横向合作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协同发挥作用的整体。这样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将具备更好的组织能力，更大的活力，以及更大的缓解内部矛盾或外部冲击的灵活性和效力。基于中国政治体制对社会资源的调控优势，各个功能性部门的合作组合，既可以部门分工为基础，又可以超越部门分工的局限，发挥更大的效用。

基于以上思考，统一战线要在构建的组织体系中寻求各种功能性的合作。首先，“统一战线必须重视各类社会组织的能量和作用，有计划地积极联络其中的一些正规组织，并将其整合进入统一战线的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发挥这些组织在聚焦精英、联系群众、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方面的独特作用，做好联合和团结的工作”。^[8]其次，统一战线要为各统战组织提供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并创造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政治格局与发展空间，使各统战组织在统一战线中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理想有机结合，加强共同理想宣传教育，有共同理想的引导下，将各类统战组织与执政党的领导整合为一个有效地整合社会、服务社会、协调社会和治理社会的各种功能体系，促成各类统战组织功能性的团结合作。

某一整合效应和目标的达成是若干个组织共有的职能，只有各个功能性组织共同合作履责，目标才能实现。比如，对非公有制人士的整合，工商联、行业商会和工会均是各种功能性团体，均服务于非公有制企业及其代表人士。其中，工商联作为以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承担着执政党所赋予的五大职能；行业协会本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原则，通过协商经营活动，制定行规，保护同业者权益，向党和政府反映意见，从而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力量；工会作为执政党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其整合作用在于融洽劳资关系，及时反馈利益需求，协调私营企业主与员工、各级管理部门的关系，保护业主的正当利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化解潜在的冲突、构建和谐合作的劳资关系。同时，工商联、行业商会和工会具有塑造各类职能共同体的作用。在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理论中，职业共同体是创造社会有机团结的群体。职业共同体的整合作用，在于职业伦理。“作为一种职能，必然有其相应的职业伦理。存在于职业群体之间的职业伦理可以减少雇主和雇工之间冲突，减弱和调节他们彼此的竞争。”工商联、行业商会和工会的统战工作应该以此为切入点，在使会员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发挥“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功能，将各会员发展成为职能伦理道德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加强与社会的互动，创造和谐团结的整合效应。因此，应建立工商联、行业协会、工会的功能合作，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将它们功能性地重新聚合在彼此关联的社会治理空间中，更好地完成“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过程中的协调作用”的任务。同时，和谐劳资关系的建构，还有赖于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作用。各级工商联应当与同级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功能性部门建立功能性的合作，建立三方协调机制，共同构筑和谐劳资关系。因此，积极整合对经济生活与社会和谐关系有直接影响的行业组织、各方面的功能性组织，应该是新时期统战整合资源战略的重要方面。

此外，某一功能性部门的分工以另一个组织部门的分工为前提。只有在前一个部门完成职责的基础上，后继者才能按分工履职发挥其功能。推进这些互为条件的功能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是保证实现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条件。这需要建立以执政党为核心的部门协作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