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龙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历史

第六节　河谷风云——贡山的解放

独龙族历史上长期遭受封建土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到了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又侵入到了独龙族的家园。为了民族生存、自由和反对侵略，独龙族联合兄弟民族，多次发起过反抗封建土司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暴斗争。

一、反抗封建土司的斗争

清嘉庆元年（1796年），笃信佛教的康普女土千总禾娘为了给她早死的儿子“超度”“转生”，将其领地贡山北部和独龙江中上游地区赠给了西藏喇嘛寺，喇嘛寺通过门工（察瓦龙）土千总来收取“超度费”。贡山成了叶枝和西藏门工（察瓦龙）土千总分段管辖地。土千总对贡山“管民不管土”，通过各自委派的“伙头”“甲头”，每年按期向人们苛派贡赋，贡山各族人民除交纳名目繁多的贡赋外，还要给土司服无偿的劳役。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贡山各族人民每年担负各家土司的贡赋有：一是维西土千总的“俅贡”“怒贡”。户银一钱，黄蜡半斤、麻布一丈。所有贡物以黄蜡、黄连折合抵交。二是西藏喇嘛寺的“超度费”。黄连十二斤，麻布四丈五尺，麻布毯一床，刀子一把，麂皮一丈，背绳四根，酒四瓶（筒），鸡九支（只）。三是贡山菖蒲桶普化寺“香火钱粮”，每户粮食四升。

在这些封建土司的统治中，西藏门工（察瓦龙）土司压迫、掠夺独龙族人民时间最久，手段也最为残暴。自清嘉庆初年，西藏喇嘛寺取得贡山北部和独龙江中上游统治权后，门工土司就视独龙族居民为其农奴，除每年定期强征实物贡赋外，还同时兼做大宗的极不等价买卖，用以牛易人、掠人为奴等残酷手段欺凌百姓。每年十月秋粮收获季节，土千总就下达木刻指令，派出管事率背夫将盐巴、茶叶等货物送往独龙江各地，在收缴“超度费”的同时，强做交易，贷放盐巴、茶叶债，待次年加倍来索取，无力交还的，就以人抵债，被拉去为奴。

西藏驻门工喇嘛寺神翁（土官）还经常带领兵丁到贡山北部丙中洛和独龙江一带山林打猎作乐，向当地独龙族、怒族群众强征“打猎口粮”，开始一户交粮一大木碗，后增加到一口袋，以至最后每户要付出一囤箩的粮食。当时，独龙族、怒族地区生产落后，收入微薄，群众本来就半饥不饱，哪应付得了如此变本加厉的盘剥？但是，谁违抗这些神翁，谁就要遭受土司兵的捆绑毒打，甚至是割耳、割舌、断足等酷刑。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相互串联，揭竿而起。

大约在19世纪初的一天，反抗斗争首先由独龙族村寨头人学弄·达巴、肯定丁桑、朵欧丁真三人，与丙中洛怒族头人皮久当马不、甲生甲耐格、贡卡贡米若等秘密聚会，商定了起义大计。起义时，独龙族和怒族起义队伍各几百人，结绳为期，沿独龙江、怒江北上向门工进发。出乎意料的是，怒族队伍首领把会师进攻的日子算错了一天，未能按期到达。为不贻误战机，独龙族队伍当机立断，立即向门工寺发起进攻。战斗中，土司兵和大小僧侣闻风而逃，来不及逃脱的被起义的独龙族人民乱刀砍死。最后，起义群众用长藤条拴住寺庙柱子，几百人齐心协力将这座欺压和剥削独龙族人民的“魔窟”拉塌了。第二天，丙中洛的数百名怒族起义队伍也赶到了门工，两支队伍汇合，立即向另一个寺庙阿日寺发起攻击，并将这座寺庙彻底捣毁。两天后，两支起义队伍胜利返回各自家乡。这次独龙族、怒族联合反抗，沉重打击了西藏门工地区的封建土司、僧侣统治阶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藏喇嘛寺再也不敢到独龙江和丙中洛两地来收取“超度费”，独龙族和怒族人民争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宁日子。

20世纪初，西藏察瓦龙（门工）土司重新恢复了对独龙江和丙中洛两地的统治。1932年的一天，有个怒族农民到独龙江山林挖贝母，被土司管家遇见，遭一顿无理毒打。几个独龙族人上前劝阻，也被管家指使兵丁毒打一顿。消息传开，群情激愤，独龙族群众纷纷赶来支援怒族兄弟，愤怒的群众将土司管家及其兵丁捆吊在树上痛打，狠狠教训了这个骄横跋扈的家伙。管家被放走后，向土司诬告独龙族和怒族联合起来反抗土司。于是土司下令加重税收，以示惩戒，不仅养鸡、犬、牛、羊、猪要上税，连人的鼻子、耳朵也要上税。土司加税的木刻所到之处，更加激起了独龙族人民的怒火。

独龙族各个村寨立即串联起来抵制这种无理的要求，各村寨组织青壮年在独龙江上游通往察瓦龙的“迪斯柔”渡口，筑起石垒，砍断溜索，弯弓搭箭日夜监视土司兵。冬季高黎贡山大雪封山，交通被封锁，这时队伍暂时撤回，到第二年消雪开山，继续把守。如此坚持了三年，土司未能渡过独龙江一步。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彻底根除土司对独龙江的统治，但贪婪、残暴的土司慑于人民的反抗，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被迫取消了鸡、猪、牛、羊、鼻子、耳朵等荒唐无理的税收。

独龙族人口当时只有2000多人，而且还处于原始落后、弱小的社会，使用的也只是砍刀、弩箭、长矛等原始武器。面对的统治者封建土司，光兵源一项就超过独龙族的总人口，使用的都是钢枪、火枪，经济已经是农奴社会经济。在各方面条件相差极为悬殊的条件下，独龙族要彻底摆脱土司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封建农奴制政权，不仅对本地广大农奴实行野蛮、黑暗的统治，对邻近少数民族，也往往实行残酷的霸权统治。独龙族地处边远边疆，清朝和民国政权都不能对西藏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是独龙族长期遭受苦难的根本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和解放，西藏察瓦龙土司的势力才被彻底赶出了独龙江。土司政权也在后来的西藏民主改革中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白哈罗教案

白哈罗是贡山北部今丙中洛乡的一个村子名，位于怒江东岸、碧罗雪山脚下。“白哈罗教案”是由法国天主教神父任安收的罪恶活动引起的，当地怒、藏、独龙、傈僳等各族人民发动的一次驱逐洋教士的反帝斗争。

任安收1885年来到中国，先后在云南德钦先和西藏察瓦龙等地传教，因遭到当地喇嘛教及群众反对，一直站不住脚。1888年曾到过贡山丙中洛，同样被当地群众驱逐出境。1895年，任安收再次来到贡山，用送礼、交朋友的手段收买了丙中洛喇嘛寺（普化寺）的喇嘛，买下了白哈罗村的一块地皮修建教堂。短短几年，就建起了一座三坊法式大洋楼，接着又要圈占土地继续扩建，各族人民不断反对，冲突屡次发生。

1900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明文规定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传教权。任安收通过法国驻昆明领事馆，要求清廷派兵保护，清政府不敢不从，于1902年派出一哨（80人）官兵驻扎贡山，专门保护洋人传教。任安收有了清兵保护，更加为所欲为，禁止当地百姓信奉喇嘛教，诱骗和强迫人民信仰天主教，还规定，教徒与不信教的不许通婚，肆意挑拨群众关系。

任安收倚仗特权和清兵的保护，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不断占地，修起一处又一处的教堂。1907年又来到中丁村，不经中国政府同意，不顾当地人民反对，强行勘测，强令祖居当地的百姓迁居，准备在此修建更大的教堂，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愤慨。当时，有一个怒族青年，被任安收派到澜沧江边背东西，遇雪崩死亡，同伴们回来要求任安收给一点安葬费，任安收不但不给，反把群众骂了一顿，这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丙中洛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推选藏族青年高玛昂珠和怒族青年甲旺楚匹为首领，要求普化寺（喇嘛寺）大管事出面驱逐任安收。普化寺和天主教堂矛盾由来已久，在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喇嘛也勇敢地站了出来，一连向任安收下了三道驱逐令，但任安收有恃无恐，置之不理。

一天凌晨，200多名愤怒的怒、藏、独龙、傈僳等族群众冲进了白哈罗教堂，却没发现任安收，就一把火焚烧了白哈罗教堂。原来，任安收提前得到风声，在两名清兵的保护下，逃进了山林。第二天借雾罩钻出山林，溜到了迪麻洛河溜索渡口，守候在这里的甲旺楚匹发现了他，举起火枪瞄准射击，可惜火药被雨水淋湿打不响，任安收乘机掏出手枪杀害了甲旺楚匹，溜过迪麻洛河逃走了。

这一时期，维西、德钦的多所教堂相继被愤怒的各族群众烧毁。任安收逃出贡山后，先到维西厅告状，后又到昆明通过法国领事馆向云贵总督锡良抗议，要求赔偿和派兵镇压，并威胁若不答应立即请法国政府出兵。软弱的清政府封了任安收“三品道台”官衔，赔银15万两（其中5万两用于重修白哈罗教堂），并派大队清兵前往贡山镇压。反抗的各族群众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在达拉村的下面，凭借天险河一口，封锁住悬崖，依靠弩箭、擂木滚石与官军对峙，击退了官军的数次进攻。一次，一群官军冲了上来，反抗队伍中有个叫斯纳曲匹的独龙族青年，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刀砍下了官军小头目的脑袋，这群官军吓得抱头鼠窜，阵地始终在起义群众手里。这样相持半个多月，双方都有伤亡，官军只得撤退到腊早（贡山南部）。

官军随后收买了一批亡命之徒打头阵，官军也增加到三百多人，并调来几门大炮卷土重来，猛轰反抗群众把守的山头。反抗群众经过三天三夜浴血拼杀，终因力量、火力悬殊失败，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这就是近代震动滇西北的“白哈罗教案”。

三、夏瑚巡视边疆

夏瑚，祖籍湖南，清末任丽江知府彭继志的红笔师爷（秘书长）。1907年，“白哈罗教案”发生后，夏瑚以“阿墩子（德钦）弹压委员兼管怒俅两江事宜”的身份处理了“白哈罗教案”之后，即巡视了怒江流域一带，随后又巡视了独龙江流域。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府官员身份巡视怒江和独龙江流域的人。

1908年，夏瑚提出并经丽江知府批准奉命巡视俅江（独龙江流域）。阴历七月二日，夏瑚从德钦出发，翻越碧罗雪山经白哈罗至菖蒲桶（今贡山县城一带），在那里购买了米粮、糌粑各五十背，并为慰问独龙族百姓买了盐、布、针线等物若干背，带领随员、向导、背夫100多人翻越高黎贡山前往独龙江。沿途先发木刻，以示公文通知。夏瑚先到了独龙江北部的“剌卡塌（今迪正当村）”，西藏察瓦龙土司代理人“连布（土司官名）”逃入山林不敢见面，夏瑚当众宣布独龙江一带从此停止一切对土司和喇嘛的贡赋。随后，夏瑚率领随员南下，一路沿江散发盐、布匹、针线慰问独龙族群众，并逐村委派原来的头人为伙头和甲头，发给委任状一张和清政府红帽一顶，以示所任官职由朝廷委任。

夏瑚巡视完独龙江下游以后，又翻越担当力卡山脉西行，越过许多崎岖山路和激流，行十余日，到达“坎地（今缅北葡萄县城）”。当地木王是傣族，为各民族领袖，接到通知，木王即派人牵大象一头出寨迎接。夏瑚在入寨之前换了朝服，会见仪式极为隆重。夏瑚赠木王朝服一套、马褂一件、朝珠一副、九子枪一支表示委任。木王赠送象牙一对，自称“赵百宰之后，剑川人”，说“盐自东方来，人心向东方”，言语极表对中华的倾心。

随后，夏瑚由木王派向导巡视了坎地上下各地后，东返折回内地，于冬月二十四日回到德钦，历时5个月。夏瑚后来将所有查得的各处要隘以及风土人情写成《怒俅边隘详情》一文逐一陈述，在详情禀报的最后，提出了“宜建设长官以资分治；宜添兵驻防，以资保卫；宜撤退土司，以苏民困；宜筹费设学，以广教育……”等十项建议，并具体提出在“江心坡（即今独龙江下江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设四府一道十三县的计划。可惜的是，当时清政府已是摇摇欲坠，朝廷昏庸腐败，对外屈辱妥协，独龙江“江尾”及整个“江心坡”最终被英帝国主义侵占，不复为中华国土。

夏瑚在独龙族和贡山各民族心中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形象。解放后，独龙族中仍有很多老人对夏瑚过境记忆犹新，称他为“夏大人”“夏师爷”。据说夏瑚右耳后有一大瘤子，也有人因此戏称他为“纳坡累累”，独龙语意思是“夏大瘤子”。夏瑚的巡视减轻了贡山各族人民所受的土司、喇嘛寺“贡赋”的负担，此后两年，土司不敢再到独龙江来收缴贡赋；贡山怒江两岸各族百姓则从此停止了对土司的贡赋。夏瑚的巡视也加强了独龙族人们的祖国观念，后来，英帝国主义曾试图染指独龙江，头人们拿出夏瑚所发委任状，声明自己是清朝的人，迫使侵略分子退了回去。以后侵略者历次入侵，独龙族人民都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四、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大门，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把侵略的魔爪从中国内地伸向边境。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英国完全吞并了缅甸，中国的领土江心坡也随着缅甸的沦陷落进了英国的虎口。江心坡位于缅甸北部，北接西藏，东临担当力卡山脉和独龙江，独龙江下江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两江南北走向分流其境，北部重镇就是坎地（今缅北葡萄县城），1908年夏瑚巡视怒江和独龙江流域，曾到达坎地。两江流域的居民很大一部分是历史上从中国境内迁移过去的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景颇、傈僳、傣和汉等族。

英国占领江心坡后，侵略矛头便直指独龙江和怒江，帝国主义分子纷纷披着宗教、生物学家、地理学家等外衣衔尾而至，刺探中国边疆各种情报，为其政府侵略政策出谋划策。例如，1911年，英国著名的殖民主义者华金栋，打着“生物学家”的招牌进入怒江、丽江和西藏昌都等地，进行了长期的间谍活动后，于1914年在伦敦出版了《缅甸的极边》一书，书中毫不掩饰地说：“本人的工作即与英国政府经营片马（1911年被英国占领，1961年中缅划界回归中国）。托角（现为缅甸领土，与我国德宏州毗邻）的目的完全一致，本人的使命便是充先锋、探虚实。”

1911年的一天，英军上尉布里查带着10多个全副武装的侵略军，带着翻译和背夫，窜入独龙江，企图到西藏去进行间谍活动。他们一进入独龙江就四处拍照、测绘地图，抢东西，抓背夫、向导，探访通向西藏的道路。到了独龙江北部时，当地独龙族群众大多都躲进深山老林里了，布里查抓来丹且古鲁和江勒奎等8个独龙族男子，用麻绳将他们拴成一串，逼迫他们当背夫带路。丹且古鲁和江勒奎是当地有名的猎手，在被抓的路上，暗地里组织同伴不把侵略者引去通往西藏的马必力河谷，而将他们引向另外一条西向的科罗洛河谷，然后设法逃跑。

即将到达科罗洛的那天晚上，丹且古鲁和江勒奎等人趁黑夜看守的英军熟睡，搓断捆在身上的麻绳悄悄鱼贯逃走，最后逃离的江勒奎因夜色漆黑不慎碰响做饭的锅盆，又被抓了回去。第二天，布里查发现被引向相反方向时，恼羞成怒，他把江勒奎拉到河边，把江勒奎的头按进水里，严刑拷打，威逼他带路去西藏。倔强的江勒奎怒目而视，既不说话，也不带路，最后被布里查野蛮杀害。

布里查一伙的暴行很快传到了丹且古鲁的耳朵里，他邀约了一起逃出虎口的独龙族青年，准备找机会为江勒奎报仇。一天，丹且古鲁从乡亲们那儿听到布里查一伙已发现了去向西藏的道路，准备从迪斯柔溜索渡口东渡独龙江，便带领几个伙伴在东岸渡口埋伏下来，不一会儿，这支侵略军果然来到了渡口。穷凶极恶的布里查首当其冲，双手抓住溜索爬了过来，这时，江东溜索桩边射出了一支支利箭，独龙族青年布尔木松的一支毒箭正中布里查胸口，布里查一声惨叫掉落，被滚滚独龙江吞没（也有一说是砍断了溜索）。剩下的英军见头目已死，一个个心惊胆战，从原路仓皇地逃了回去。英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一次间谍活动，在独龙族人的反对下，遭到了破坏而失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滇藏侦查队云南交通队队长谭志伊率队员30余人，于年底由“怒俅总管”和定安为向导，开进独龙江江尾的拉达阁（现属缅甸），一边守边，一边开采金矿。这一片地方本来就是“怒俅总管”和定安的管辖区，是中国的领土。但英国人突然出动100多人的军队无理阻挠，于是双方交火，“怒俅总管”和安定殉职，另有一位班长牺牲，由于寡不敌众，我方最后失败。这场战斗虽然失败，但独龙族人民给予了我方军人热情的支援，我方大部分人员撤回到了独龙江，逐个由独龙族人护送回内地。解放后，很多独龙族老人回忆起此事，依然情绪激动。

清末和民国初年，英帝国主义对我西南边疆步步进逼和蚕食，边疆各族人民纷纷拿起简陋的原始武器奋起抵抗侵略、保卫家园。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独龙族居住地地处边境前线，始终英勇地站在战斗第一线。

五、反抗国民党设治局的斗争

1912年国民党云南地方政府派出“怒俅殖边队”武装开发边疆，进入怒江，在贡山建立了“菖蒲桶殖边公署”。怒江各地“殖边公署”推行“开笼放雀”政策，解放了大批奴隶，并在贡山开道路、办学校、兴商旅。随着“殖边公署”的建立，内地的一些汉、白、纳西等族商人、手工工匠和农民也相继来到贡山，对贡山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16年，“菖蒲桶殖边公署”改为“菖蒲桶行政委员会公署”，这是贡山历史上第一个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单位。1933年改为“贡山设治局”，隶属丽江行政专员公署。国民党贡山设治局建立后，推行保甲制度，还专门设立了民团，常备队40余人。随着国民党统治机构的日趋完善，其军阀政权的反动本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历任国民党设治局官员为中饱私囊，巧立税收名目盘剥各族群众，设有田赋、政费、门户钱、学捐、烟捐、兵费等30余种税款，甚至官员“下乡”也要向群众索取“辛苦费”和“草鞋费”。仅“门户钱”一项，每户每年就要交纳黄连五斤、黄蜡十斤，再加上其他赋税，每户就折合420多斤包谷（玉米）。当时，贡山生产方式落后，各族群众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端困苦，这样的苛捐杂税，对贡山各族百姓造成的灾难可想而知。

在独龙江地区，设治局为增加“门户钱”的收入，还强迫大家族分户，而对独龙族遭受的察瓦龙土司的盘剥、压榨却不闻不问。对于国民党设治局的无理摊派，独龙族人民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有一年，一架盟军（美国）飞机飞过独龙江，设治局竟然向独龙族群众征收“看飞机款”，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抵制，“看飞机款”最后不了了之。

1942年，贡山设治局强迫独龙族人每年每人交纳贝母2斤折兵款，这是无法完成的摊派，独龙族群起反对，派茂赛做代表到县参议会请愿，最后停止了摊派兵款。

1944年，一架盟军飞机在高黎贡山上坠毁，几个独龙族群众发现飞机残骸，捡了两支枪和一些子弹，上缴了，但国民党乡长诬赖他们隐藏了飞机上的东西，对他们吊打、拘禁。群众于是群起向设治局请愿，委托刚从内地读书回来的独龙族学子孔志清写告状书，国民党乡长最后被撤职。

整个民国时代，云南军阀政权，国民党怒江地方政权官僚及其亲信，很多是地痞、流氓出生，近似于土匪，这些人当政后倚仗权势，种大烟、开赌局、强霸民女、抢杀耕牛、抢劫群众财物，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怒江沿江各县都发生过攻打设治局的流血斗争，各族人民或群起请愿，或手持弩箭、砍刀，那些罪大恶极的元凶，都被人民怒而处死。

1945年3月20日，贡山发生了各族群众包围设治局，杀死设治局6人的所谓“民变”。早在1940年李绍杭任局长时，就和流氓出生的县常备中队长和汝谷强迫人民偷种大烟，开赌场聚赌。种烟的事情被上级发现，屡次派人来查办，查办之人又借此对李绍杭敲诈。李绍杭就把禁烟罚款按户摊派，种烟和不种烟的都要缴罚款，群众对此早已愤恨不满。1944年李绍杭调走，赖汇生接任，赖汇生一到贡山就迫不及待地召集各乡、保长开会，以清铲烟苗和清理各乡积谷为名，向各族群众摊派各种款项，强令每户交银圆8块。之后，他又借给自己做寿之名，向各乡、保摊派贺礼。赖汇生的亲信，常备中队长张云先霸占民女为妻，其部下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甚至公开抢劫群众财物，任意宰杀民间耕牛。赖的侄子，是一个衣冠禽兽的花花公子，他每次下乡都要向群众勒索“辛苦费”“草鞋费”，而且在大庭广众下公然调戏妇女。各族群众忍无可忍，终于自发组织起来，暗中串联。

1945年3月20日凌晨，几百名各族群众突然包围了设在茨开教堂的贡山设治局，抓住赖汇生的常备中队长张云先、赖的侄子等6人，当场砍杀。赖手持驳壳枪据室顽抗，秘书刘贞元平时颇得民心，此时出面大呼双方讲和，由赖缴枪投降，群众饶其性命，赶出贡山。群众接受这一条件，事态才没有扩大。之后，一致请乡绅杨绍宗为代表向上级呈报事件经过，实属官逼民反，要求上级不必派军队来，一切由当地群众和平解决。此后，新局长到任，赖交省法办，对群众没有追究，贡山人民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事后，关于贡山各族人民这场反抗斗争的原因，当时国民党云南省第七行署督查专员在他向省府呈交的调查报告中说：“赖接任后……随从太多，嗜好过甚，盘剥民众，见缝插针，手段毒辣……”

六、贡山的解放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大进军。活跃在滇西北的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七支队，首先在剑川举起红旗相应，宣告起义，不久进入怒江峡谷。同年7月，边纵七支队维西四大队三中队在教导员和耕的率领下进入贡山，接收了国民党贡山设治局，结束了民国政权的统治，成立了贡山人民政府办事处，贡山宣告解放。

当时，独龙族聚居的独龙江河谷有高黎贡山山脉阻隔，到县城要翻越雪山、攀缘悬崖、渡激流步行路程六七天，但贡山解放的整个过程，与独龙江息息相关。贡山解放后，新任的人民政府设治局局长和文龙曾写信给独龙族知名人士、原任旧乡长孔志清，请他到县城商量工作。孔志清接受了邀请，但临行之际，德钦、中甸反动土司武装突袭贡山，和文龙局长以及县常备中队长和位成等六人牺牲，国民党残余势力也乘机作乱，到处烧杀掳掠，孔志清因此未能成行。等到肃清匪患，高黎贡山已经大雪封山了。

解放军进入独龙江

1950年4月，新任贡山县县长和耕又给小学同学孔志清写信，但大雪仍在封山。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进驻贡山，准备配合昌都方向解放军沿怒江北上解放西藏。7月初，孔志清接到和耕的信，便急忙翻越雪山赶到县城。和耕县长和解放军一位姓高的团长为孔志清开了一个座谈会，耐心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并送了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委托孔志清回独龙江向独龙族同胞宣传。孔志清随即返回独龙江，从江尾到江北，走村串寨，向各村头人、群众讲述贡山解放大事，宣讲《共同纲领》精神。独龙族同胞相信见过世面的孔目松旺（孔志清的独龙族姓名），相信从此不再受土司、民国官员的欺负，人心安定，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独龙江河谷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