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间区域行政的兴起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货物与资本开始越境流动,进而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各类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流动。世界大市场开始形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过程呈加速趋势。
然而,全球化也给世界带来了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缺少法治道义。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3)刺激追求差异。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这一系列问题远远超过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迫切需要各个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主体协调与合作,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然而,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至少在当前一定时期还必须依赖民族国家政府及其相关国际组织来解决。一方面,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解决全球化相关事务的能力,使国家行使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正如奥尔森所说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性或其他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1]在全球性公共事务管理方面,民族国家囿于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考虑,往往坐视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存在,致使大量全球性公共问题难以解决。这种全球化悖论式的发展,在客观上催生了区域一体化和区域行政的产生。
区域一体化是指地理位置相临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以获取区域内国家(地区间)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互补效应为宗旨,为促使产品和生产要素在一定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而建立的跨国性经济区域集团。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区域合作的加深使得部分国家自愿地约束自己的部分经济甚至相互对等的分享或让渡一部分经济主权,以实现区域内的规模经济,提高成员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这样,一系列的超国家机构得到建立并逐步强化权力,从而引发一列国家间区域行政问题。区域合作的加深使得更多的区域事务产生,如何解决这种逐步涌现出来的各种公共事务成为各成员国日渐关注的一个问题。国家间区域行政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
主权目前全球成型的且比较有影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有100多个,不少国家成为多个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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