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主要问题
在目前,我国公共危机决策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23]:
一是公共危机决策意识不强。“决策者是决策中枢系统的核心,是决策系统主观能力的集中体现者,决策者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决策水平的高低。”[24]在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的现实过程中,危机发生后组织很难做到在高度紧张和压力之下,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进行决策,控制危机事态的蔓延,同时决策者也往往不能从发生的危机中吸取教训,危机决策意识薄弱甚至缺失,致使政府危机情境下决策时没有足够可支配的财力、物力、人力、信息及其他各种资源,严重影响着决策资源的有效供给,影响和制约着决策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是公共危机决策机构存在缺陷。目前,我国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建立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常设性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订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在地方各级政府层面上也没有设置相关部门,明确具体的组织形式及职能。总体而言,我国缺乏专门的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高效的公共危机决策核心机构。当今权力的部门化和利益的部门化引起了决策的部门化,把决策变成维护本部门权力、谋取本部门利益的手段,从而影响了决策功能的有效发挥。体现在上下级危机协调机制方面,容易出现“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的现象。
三是公共危机决策的公开性和可预测性较差。目前,我国危机管理各部门进行公共危机决策时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自行决策,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核心协调机构;与此同时,我国在行政规定公布程序上目前也还缺乏统一有效的法律规则,导致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化程度不够,影响政府公共危机决策的效能。而且公共危机决策时缺乏统一及时和权威的信息流通媒介支持系统,这就导致危机发生后各种报道和传说众说纷纭,各家媒体的报道和官方公布的事件伤亡数字可能大相径庭。更有甚者,地方政府往往抗拒舆论监督并殴打新闻记者,为封锁、控制信息,不惜动用警力对记者围、追、堵、截,甚至非法拘禁记者,阻止记者采访。我国公共危机决策可预测性较差主要表现为决策的执行效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级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往往在下级很难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导致危机频频发生。
四是公共危机决策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公共危机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危机情境下,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危机事态的发展处于转折关头,即时决策效能成为一个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非凡的决策能力,比如:适应性、灵活性、权威性、自信心、协调能力等。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很多危机决策人员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一是这些决策者中的一部分从未接受基本的危机技能培训,缺乏起码的危机决策知识;二是危机决策者结构单一、知识片面,缺乏综合型、高技能的危机决策人才”。[25]这种评价非常符合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实际情况。
五是公共危机决策工具缺乏创新。我们正处在决策过程的技术革命中,科技与社会进步带动决策手段和工具日益朝程序化、自动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的一些公共危机决策者不了解和有效利用各种先进的决策技术和方法,并在实践中灵活、合理地运用。比如:各种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运筹学、规划论、对策论、系统分析等决策技术和方法。现代信息社会,决策者往往拘泥于传统的“拍脑袋”决策,单凭个人或少数人的阅历、知识和智慧进行决策,实际上还停留于一种经验水平的决策,难免会有失误。一些公共危机决策者缺乏善用“外脑系统”的艺术,决策时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固执己见,排斥或干预各类智囊机构对公共危机决策的参与,或是越俎代庖,或是求全责备。决策者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智囊机构具有相当程度的依附性,不可能相对独立地进行工作,很难提出不同看法、不同方案,或不敢直言相谏。公共危机决策机构往往倾向于以简单化的方式处理复杂的互相依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
在公共危机决策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多内部决策,少公共沟通机制;多经验决策,少科学分析机制;多随意处置,少规范应对机制;多部门决策,少协调行动机制;多权力行使,少责任追究机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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