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方官府的财政窘境
由于上供中央的财赋比例很大，行省留用自然降低。而且，留用财赋行省也不能任意支配，一些数额较大的开支往往要禀报朝廷获批准之后才可动用，擅自动用官府财赋者会受到责罚[6]。与行省相比，路府州县在财赋支用方面的权限就更为有限了。路府州县官署办公经费的使用受到财政制度的严格管理和限制，可机动支配的经费数额甚少且不得擅自动用;需要支出时，又要向上请命于行省及中央，几乎没有自主权。因此，元代路府州县甚至包括行省一级地方官署，日常办公经费通常严重不足[7]。
财政窘迫的状况使一些政府职能无法正常有效的发挥，许多地方事务无法得到处理和解决，甚至连办公官廨也无法独力修缮，境遇实在难堪。试看几例。
江阴总管府治，由于“岁月深矣，栋宇雕落，新者日趋于故，故且摧压，江风飒来，屋瓦皆震，雨骤至，泥潦没踝，吏抱牍褰裳以登”[8]。可见府廨破败到了一定的程度。新任官员欲作修缮，招僚属共谋之，僚属皆曰:“役不可不兴，而费不可强取也。”费用不可强取显然不是针对政府财政来说的，官吏所指实际上就是地方精英力量，只有他们有力量承担修缮的费用。于是官员“集州之豪右大姓觞于庭而告之曰:吾为若主，若等皆有阖庐以避燥湿寒暑，而吾覆压是惧，不可以居。今为此役，非以奉己也，代至辄去，岂长享此。顾不如是，不足以待后之贤者而牧汝民尔”。为了让民间力量承担工役，官员设宴款待他们，此可谓“智取”而非“强取”。这一手段很奏效，“觞半，坐者皆起，顿首曰:愿尽力。于是木植金石之具，髹彤黝垩之工，一日毕集。畚者、甓者、斤者、圬者，主给其直，官无所预”。可见，官廨修缮，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给予财政支持，所用料、工、费皆本于“大姓”。成效如何呢?是役“创始于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之春正月，夏四月堂建，秋八月厅建，役三时而民不告病。既成，广深$长视昔加倍，基厚础博，楹桷丰硕，巨丽突兀，真百年未见之伟观也，经营之力可谓勤矣”。前后情况对比如此明显，效果不言而喻。
袁州路府治，久未修治，官廨多是“东拄西蝭，徂厥门庑，上漏傍穿”，“或倾欲隳，或危欲压”[9]。于是地方官员召见父老、富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修治任务，并给予“进而爵之”的奖励。经过官员的一番“劝励”，“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讫饮酒罢而与期”。经过共同努力，工役完成，“土木金石、埏埴垄断，工费若干，鸠集众力，不会于公，无从稽”。修缮费用由民力承担，官府又没有记录，故而无从稽考其具体数字。
湖州路录事司初草创，“始即亡宋南絬厅事之址，易圯就新”，然其“位置卑仄，材木琐细，浸淫穿漏，大不克称用是”。而历任官僚“积十余政，率以偷安搜猎为能，苟且岁月，隳而弗图”。至大戊申(1308年)，历山苏君某“负时能声，适被斯选，至之日，环视栋宇，怃然叹曰:嗟乎，政由人举，官以治称。今兹室之陋若是，殆非所以昭示令宪也，易不云乎”。遂刻意修缮，“公为出已帑三百千，及其长佐达鲁花赤某、录判某、典史某，共捐俸入之半以为之助”。看来录事司厅的修缮，官府亦未给予财政支持，修缮经费存在缺口。此时，地方士民感念苏某的善政，遂“相与聚而谋之曰:吾侪小人，朝不及夕，今天惠贤宰，使煦育吾民，获遂盖藏之私。今视事之署，梁木倾颓，危焉将压，卒有倾仆，则吾民之罪，曷所逃哉?乃共裒余力以陈于公”。由于地方士民的鼎力支持，加之苏某的尽心筹划，不惮为劳，录事司厅“不逾月而落成”[10]。
永春县衙署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毁于兵火，“寇平，官曹即他所理公事，民复业者往往依村落以居，市井萧如，过者叹息”。时卢琦为永春尹，“耆老数十人踵门告曰:公署所理，民望所属也，久废可乎?且自君失之，自君复之，不亦善乎?予(卢琦——笔者注)喟然叹曰:事有废兴，是固当为。然民病未苏，恐未可为。今旦夕当代，恐不及为。父老请弗置，遂许之。于是富者输财，贫者输力，九月兴功，木石陶冶之匠各执其技。命邑士颜希道督之。乃作厅事后堂，总为间十。厅事之西为江、黄二公祠，东为幕所，翼之以吏舍，表为仪门。堂故卑湿，爰积土而增崇之。前为亭，后为轩，左右为房，凡深浅广狭之制，阴阳向背之宜，一仍其旧，而高明稍胜。人咸谓其规模之伟也。时县尉赵居仁、陈岩寨巡检方纯亦各以其所宇来白余，念其役不可辍，因以邑民所输力者分给之，居无何而尉司之署亦成矣”[11]。永春县经历兵火之余，官府似乎无力重建衙署。而当地耆老请命于官，主动承担起了修筑任务。工役的进行应该就是由耆老具体领导和实施的，而监督工役的工作亦是由“邑士”来负责。地方官府始终依靠着士民的力量完成了官廨的重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