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海堤的意义是什么？,海堤的修筑

一　海堤的修筑

江浙行省东临大海，数路与海相接，故而经常遭到海潮的侵袭，损失很大。嘉兴路海盐州，泰定元年十二月海水大溢，毁坏堤堑，侵蚀城郭。其后，泰定三年八月，海水又溢，捍海堤崩，广三十里，袤二十里，徙居民以避之。泰定四年，又遭潮水侵袭崩坏，有司发民夫二万人修筑，不止。致和元年再崩，政府无力捍水，只能求助于神灵庇佑，造浮屠像二百一十六尊，“用西僧法压之”^[1]。可见，没有坚固的海堤作保护，当地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便会受到巨大威胁。

不仅海盐如此，其他沿海地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绍兴路余姚州，“北枕大海，其地曰兰风，东山、开元、孝义、云柯、海川、上林者，皆潮汐之所争也”^[2]。所处地理位置不佳，使余姚时常受到潮水威胁，因此堤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自宋开始，地方政府就不断修筑海堤，“庆历七年，知县事谢景初自云柯至上林为堤二万八千尺。庆元二年，知县事施宿自上林至兰风为堤四万二千余尺，其中石堤四，计五千七百尺，余尽累土耳”。我们注意到，宋代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来承担对海堤的修缮维护了，“施令以土累者易败，当)岁劝民集财，乃请于其上之人，置堤田二千亩，以得于田者时其败而治之”。这说明，海堤的维护费用主要来自堤田收入，堤田的设置者不是官，而是民众之中财富居“上之人”，即是富民，他们承担着几乎全部修治费用。尽管如此，由于海堤多为累土，面对凶猛的海潮依然显得十分脆弱，“宝庆中，民沦于海者殆百家，土堤虽谨治不足恃也”。入元之后，余姚由县升为州，本来“州视县得展其所为，然未有能除民所甚病者”，海潮继续肆虐，致使“咸流入港，遂达内江。田失美溉，故连岁弗获”。尽管地方屡屡给予修治，但往往是“四月方成堤，六月复大坏”，“殚民力、堕农功与风涛抗而卒不胜，盖四十年矣”。地方无力抵抗潮水频繁来袭，几十年间屡遭侵害而修治亦无实际功效。海堤主体为累土，极易受到潮水侵蚀崩塌，所以，以石筑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新到州判叶恒抓住了问题症结，决定筑石堤以捍海潮，但是，又一个难题摆在面前——修筑经费。前面提到，宋代修缮海堤的费用已经本于民间了，元代地方财政情况我们已有论述，多半也是捉襟见肘，连官廨也无力修缮，何况是修筑海堤这样巨大的工程。事实也确实如此。判官叶恒沿用了宋代官员的办法，“遂与其乡老人议为石堤宜”。叶恒认为，修筑石质海堤费用巨大，本来应由官府承担。但是，巨额经费的支取需要申报上级审批同意方能动支，“当烦文书，迟岁月，比得请州，其沼矣”。灾情紧急，既然官府不能及时支付修筑经费，那么只能费从民出了，叶恒召集民间代表——老人商议也就是如此用意^[3]。其理由“今费虽巨，常岁之费则省，而若与子孙，奠居无虞也”，也就是想一次解决问题，省得每年空耗修缮费用，徒劳无功。由于海潮之患久未解决，民众已受其祸害数十年，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彻底整治修缮，故而很快与官员达成一致意见，“闻者咸曰:民志则然”。当然，这种结果是地方政府希望看到的，所以叶恒向上级报请，“白于府，府亦听民所为”，且“又请于府，免民他科徭，得以悉力是役。宣阃亦下书，毋以他事使叶判官辄去州”。由于上级政府不能在财政上给予海堤修缮以支持，只能免除民间科徭来鼓励民间力量积极参与修筑工程，体现政府的“关切”与支持。“于是有田者愿计亩出粟，或输其直。至者以力，亦喜于服役。君属民高年与正于里者掌出纳以率作”，“用民之力而民不知其劳，赋民之粟而民不以为费”。经过官民的共同努力，石堤修筑成功，“堤高下视海地浅深，深则高丈余，浅则余七尺。长则为尺二万一千二百十有一也，其中旧石塘之危且阙者亦皆治完之”。海堤得到彻底修缮，受益最大的自然是普通民众，役成“往往喜而言曰:余姚自今其有州乎。吾岁困于御海，自今其遂休乎。因运石以治川泽，遂得沃吾田，浮吾舟乎”。海堤的修筑改变了每岁被动防御海潮的局面，身心交瘁的民众可以腾出精力来专心致力于田亩躬耕。

与余姚相似，温州路永嘉县海堤的修筑同样依靠地方大家支持才得以完成。永嘉海堤数为水毁，至顺二年(1331年)秋，江水暴溢，被郡境，并与海水相辅为害，“堤倾路夷”^[4]，地方的盐仓、亭损毁严重。水患未已，“且将破庐舍、败城郭”。永嘉盖郡之治所，县尹意识到问题严重，“是不可缓，急议兴作”，但“缮治之费，公私交以为病”，如何筹措修缮经费的问题摆在政府面前。县官仍采取取之于民的做法，“俾大家之役于官者分任其事，或输以财，或荐以力”，而官员则是“经画劝相则身亲之”。经过一番努力，海堤修治告成，“费不益于旧而功倍焉”。永嘉修堤，民间力量依然是工程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既出钱又出力，贡献巨大。